我在勞改單位二十多年，見證的死者無法計算，但卻沒有自殺的一例。大概是人落到這番田地，見證了太多的苦難，反而激發了求生的欲望，再痛苦再艱難也要挺下去；反而是我在落難之前經歷過一些事例。至於在運動中，尤其是文革那樣的浩劫，被迫自殺的就不勝枚舉了。這裡我只回顧當年的一些事情。

      好友的輕生

   我原來的愛人胡君在西南軍區保育院工作時,有一個最好的朋友,名叫黃代玉。黃代玉那美麗的微笑,我曾多次在胡君那本珍貴的相冊上看見過。巧合的是,黃代玉的父親和胡君的父親一樣,都是在五十年代初的鎮反運動中被槍斃的,有了這一背景的巧合,他們同時由部隊轉業到地方,顯然是同一政策執行的結果，而並非巧合了。這位比胡君大一歲多的美麗女孩被分配到成都某單位， 而胡君到了南充專區陰錯陽差成了我的妻子，

   需要說明的是,西南軍區保育院的保育員是專門給軍區高級首長（上至賀龍，鄧小平等）帶孩子的； 而每到周末或節假日,他們還有個陪首長們跳舞的“第二職業”。後來她們伴舞的範圍又擴大到蘇聯專家和著名戰鬥英雄等級別的人。要知道，這批保育員的身材臉蛋等外觀素質條件，不言自明的非同一般, 而黃代玉更是這一批年青漂亮的女孩中的佼佼者。從參軍開始，她對胡君幾乎是無話不談,親如姐妹一般，所以分開之後仍然書信不斷。

   從信中知道，黃代玉在某次伴舞中,結識了大名鼎鼎的西南軍區戰鬥英雄劉子林,當年劉子林三個字的顯赫度甚至不會低於今天的成龍，李小龍。就像古今中外流傳的愛情故事一樣,英雄和他摟着跳舞的美人也一見鍾情；而出於對英雄的仰慕,黃代玉也接受了他的愛，他們逐漸打得火熱。

戀愛到了一定程度，就需要明確關係，而在“明確關係”的程序中,當然男女雙方當事人都得向組織上匯報。不久,為了對戰鬥英雄這四個響噹噹的字負責,組織部門找劉子林談話,告訴他黃代玉的家庭出身等背景情況,認為這種關係不宜發展下去。戰鬥英雄的組織觀念肯定高於凡夫俗子,毫無疑問會接受黨組織的安排,於是黃代玉便從甜蜜的情網中墜入了失戀的苦海。這裡面唯一的原因是她身不由己地出生在那樣一個家庭,有那樣一位無法選擇的父親，且不說那個死刑的正當性。

   黃代玉過了一段失戀的痛苦生活。後來, 又有一位白馬王子出現了， 這是是他們單位的保衛幹事。 我們都知道,搞保衛工作的在政治上肯定是打了保票的。小伙子對黃代玉體貼入微,黃代玉沉浸在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之中。我們結婚時,黃代玉也曾寫來一封熱情洋溢的賀信,並寄了一床紅緞子的花被面表示祝賀。

   在大鳴大放的日子裡,很難刊登負面新聞的《人民日報》,也許是為了“引蛇出洞”的需要,偶爾也出現了些非正面新聞。那天我突然發現人民日報駐四川記者李策寫的一篇約兩千多字的報道。在那個年代,這篇報道的題目就是非同一般的七個字：《他們為什麼自殺?》, 題目似乎是在向社會質問，讀下去其內容竟是報道黃代玉和她的未婚夫相擁着在成都東門大橋投河自盡的事。原來他們二人申請結婚,組織上認為黃代玉家庭出身不好,不宜與干保衛工作的共產黨員結婚,否決了那位未婚夫的申請。黃代玉的感情生活一再受挫,其痛不欲生的程度便可想而知, 而這位保衛幹事也是個情種，寧可背叛組織也不願放棄愛情，結果他們便演出了一幕現代版的《梁山泊與祝英台》。

   胡君讀這篇報道時淚如雨下,我只感嘆了一句：“紅顏薄命。”現在想來,用這個陳詞濫調來概括黃代玉的死,只證明當年的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糊塗蟲。

   若干年後,有一個老態龍鐘的勞改犯對我說：“說到底,世界上的罪不外乎就是兩種,死罪和活罪。”黃代玉用勇敢地殉情承受了她的死罪,卻把那漫長的活罪留給了我們。

                倒在溪流里的他

         六十年前,也就是1950年6月下旬,我正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三分校四總隊當一名學員,住在四川省合川縣,那時我不足17歲,身上還殘留着一些孩提時代的習慣,例如貪玩好耍。

   我們住在合川城外一座舊軍營里,房子背後是一座小丘,小丘下面有一條小溪,為提高水位灌溉農田,小溪上築着一個三米多高的水壩,這顯然是一個十分理想的游泳池。我和五、六個和我年齡相仿的貪玩好耍份子,在那天午休時間,邀邀約約地跳到這個“游泳池”里嘻哈打笑,玩得十分痛快。

突然間從這溪流的上遊方傳來一聲巨響,那分明是一枚炮彈或者一枚手榴彈的爆炸聲,這突如其來的聲音中斷了我們的嘻哈打笑,幾個人站在水中面面相覷,似乎都想從對方嘴裡求得對這聲音來源的解答,一分鐘過後,我們幾個人中並沒有出現一個能判斷這聲音來源的智者。因為都是剛從戰場上下來的“老”兵,一聲偶然的爆炸只是一碟小菜。雖然當時四川地區土匪多如牛毛,敵情也確實存在,但真正要對一座縣城形成威脅的實力似乎也並不具備,我們沒有理由為不存在的威脅而中止在水中的嘻哈打笑。

    正因為這是幾個剛剛從戰場上下來的“老”兵,幾分鐘後,我們幾乎同時聞到了一股熟悉的血腥味,和這股血腥味一同到達的是水面上漂浮着的血絲和肉渣。這些流來的異樣物質告訴我們,在上遊方向肯定有什麼異乎尋常的事情發生。

   我們趕緊穿上衣服,兵分兩路,分別從溪流的左側和右側向上遊走去,我跑在前面。 剛剛轉過一道彎，還沒走到100米,我發現在距我只有幾步遠的溪水裡正躺着一個軍人。1950年夏季以前全國軍人的服裝並未統一,幹部和戰士的服裝樣式和顏色也有區別,從露出水面的半截衣服可以判斷,他是一個進軍大西南來到四川的排級以上的幹部。這位20多歲的年輕人的整個身子浸泡在溪水中,他臉色蒼白,目光凝滯,一支手攀附着溪邊的一株小灌木。當他的目光和我對視後,便從水中伸出另一支手,不斷地用食指指着他前胸的衣兜(他攀附灌木似乎也是為了不讓他的衣兜浸入水中),當我俯下身去準備拉他的時候,他卻擺手示意，叫我不用拉他,隨即從上衣兜里取出摺疊成一個小方塊的紙塊遞交給我,我伸手接過裝入了我軍服的口袋裡,隨後我和幾個戰友拉的拉扯的扯，終於把把他拖上了溪岸。

溪邊是一個緩緩的斜坡,加上我們都是年輕力壯的小伙子,拖他也不十分費力。只是當眼看他整個身子都要離開水面的時候,在場的我們全都目瞪口呆。原來他沒有了雙腳,腳變成了兩尺多長的巾巾吊吊的肉渣,上面還沾着些大小不一的碎骨肉渣,其景象令人毛骨悚然。

身邊一個殘留着硝煙味的土坑,加上這一雙變成肉渣的腳告訴了我們,他是刻意來到這裡站在一枚手榴彈上執行他的自殺計劃的。他為什麼要自尋絕路?帶着這個疑問,我打開他先前遞給我的紙塊,我看到的是滿紙密密麻麻的鋼筆字,其書法娟秀流利令我羨慕不己,這顯然是自殺者寫下的一封遺書,我看見開頭第一句是：

黨委：  你們又要說我在鬧情緒了……

這時我猛然警覺,因為中隊指導員昨天才找我談了話,批准我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並被告知,等幾天到7月1日黨的生日那天,我將履行入團的最後一道宣誓手續,我作為一名光榮的青年團員, 沒有權利私下裡看別人寫給黨委的信。想到這裡,我立即把信折回原樣裝入衣兜,只是對那娟秀流利的鋼筆字,仍舊羨慕不已。

我們飛快地跑回住地,找到了政委,把我們見到的自殺者的情況向他作了報告。政委打開遺書,匆匆地掃了一眼便向我發問,態度十分嚴肅：“你看過沒有?”我說：“沒有。”我其實希望政委能多說幾句有關傷員掄救措施或者自殺者自絕於人民的相關情況,但是他的言詞十分吝嗇,只給了我們三個字：“下去吧。”

在我已過古稀之年的今天回憶起來,我在那十六歲的年齡段上,接觸戰爭,接觸這類血淋淋的自殺場面,似乎略早了一點。而當時的歷史條件,卻迫不及待的賦予了我們早熟的使命,把我和許多同齡人推向嚴酷的鬥爭舞台,我們來不及思考,也沒有學會真正意義上的思考,因此我的悲劇命運從那時起已埋下了伏筆。

也許出於好奇,也許是對他流利的書法產生一種欽佩的感情驅使,我對這位自殺者產生了進一步了解的願望,為這事幾乎還將我捲入了一場“初戀”,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為了紀念7月1日黨的生日,我們這個大隊正排練着一部名叫《闖王進京》的大型話劇,這個劇的劇情因為和共和國新近成立的國內形勢緊緊相扣,因而在那個年代十分流行。劇中有幾位女角,而我們全大隊都是男性學員,便從文工隊借來了幾個女演員,她們只是臨時性的參加排練和演出,住宿和學習仍在原單位。在全大隊挑選演員的時候,把我也選了進去。同在一個劇組,少不了和這幾位女演員有些接觸交談,又因為我後來得知這位自殺者以前是這個文工隊的一位區隊長(相當於排長),少不了同她們多說幾句,打聽一下這位書法流利的區隊長的方方面面,也可以認為是滿足一下好奇心。根據我當時的發育情況,雖然對女孩也有朦朦朧朧的接觸願望,甚至在我參軍前的學生時代,也和某些熟悉的女孩有過來來往往的經歷,但從來沒有真正進入過戀愛的進程。

這些女演員中,有一個大約也是十六、七歲的女孩,除了具有一般四川女孩身材比較矮小的特點外,模樣也過得去。她一有空就來到我身邊,絮絮叨叨地說些至今我一句也回憶不起來的話,能記得的也就是有關那位自殺了的區隊長的點點滴滴。有一天她悄悄地塞了一張小紙條給我,並且小聲叮囑說：“別讓旁人看見。”學校早有學習期間不准談戀愛的規定,部隊裡按互相關心的傳統進行的互相監督也十分嚴密,她不叮囑我也會小心謹慎。我躲在廁所里偷偷的看完了這封“戀愛信”,實際上用的全是那年代最為流行的革命詞彙堆砌而成的決心書,內容我一句也回憶不起,但有一個令我哭笑不得的字卻讓我終生難忘,在信中她把鬥爭的斗字的左邊的兩點點在了右邊,這足以證明,她和我一樣都還是“未成年人”。我沒有給她回信,除了軍紀的原因以外,這“左點右點”的兩點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使我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到戀愛的感覺,事實上換一個女孩,我也並不一定會找到那種感覺。因為年紀小膽子也小,最怕犯錯誤,談戀愛就是犯錯誤。

不久,我從軍政大學畢業分配遠走高飛,以後的四、五年時光,不論在軍事院校和部隊機關,也曾有過類似“險情”,但是為了偉大的革命理想,我們都“自覺地”壓抑着那些原始欲望,從來未敢越過雷池而涉足愛河。因為戰爭才剛剛結束,許多團級以上的老同志40歲都沒有解決個人問題,營級以下的可以說是清一色的“單幹戶”,怎會允許我們這些剛剛參軍的年輕人加入競爭行列(這些剛參軍的連幹部都還沒當上),偏偏部隊裡的女同志又是那樣的稀少。所以我真正的初戀也是在1954年離開部隊才發生,緊接着就結婚生子,一副美滿幸福的樣子,結局卻仍然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是後話。

 那位鮮血淋淋的自殺者就是把雷池誤認為是愛河,不過,他的初戀並不是從部隊開始,關於他的往事也都是我那位“前衛女友”向我轉述的……

這位自殺的區隊長是江蘇人,參軍前是南京某大學的學生,在學校里他思想進步,在當年以“反飢餓反內戰”為主題的學生運動中,以他出類拔萃的領導才能在同學中很受信賴,同學中有一位低年級的漂亮女孩和他很快地墜入情網。南京解放後,他倆並肩攜手地參加了解放軍二野軍政大學文藝大隊,嚮往着在革命的烈火中進一步錘鍊他們的青春和愛情,後來又隨學校進軍大西南,來到了四川,分配他倆同在一個文工隊。漂亮女孩不論唱歌跳舞演戲在隊上首屈一指,我也曾多次看過她的演出,對她也有幾分崇拜。常言道樹大招風,她很快地被上一級單位的文工團調去,雖然一對戀人依依不捨但服從組織分配是每一個革命軍人應該遵守的原則,他倆也就只好互相安慰殷殷惜別。

分別才四個月,一個晴天霹靂砸向了區隊長的頭頂,漂亮女孩很快就要結婚了。原來軍部的一位老領導在舞台上發現了這位漂亮女孩,按照五十年代初流行的婚姻程序,“老領導”表示了自己的“意向”,組織部門取出漂亮女孩的檔案,看一看女方的出身經歷家庭背景社會關係,如無大礙,便由幾位“成員”“碰碰頭”,基本取得一致後,就把這件事定了下來。再由一位“下級”出面代表組織找“漂亮女孩”談話,指出這位老同志為革命奉獻了自己的青春,現在全國解放了,老同志也應該解決個人問題了,組織上經過研究,認為你各方面的條件都符合,可以和“老領導”結為革命伴侶。這有關終身大事的組織決定對“漂亮女孩”同樣是晴天霹靂, 由這位和自己的父親年歲不相上下“老領導”來充當白馬王子,在思想上毫無準備,在心理上更難接受。“漂亮女孩”便用目前不準備解決個人問題的藉口加以搪塞,雖然經過幾番談話,談話的規格也不斷提高,雖然獲得些進展,但始終未能得到關鍵性的突破。這時二號首長便親自出馬面談,“漂亮女孩”的重重防線終於被一一攻破,最後她只好說她早已有了意中人,戀愛了兩年多並一起參軍,首長的回答簡直令她大吃一驚：“這些情況我們早已知道,你放心,我們會給他作工作。”最後首長教育說：“我們有些青年同志口口聲聲說為革命願意犧牲個人利益,一遇到具體考驗,問題就出來了……”

“漂亮女孩”終於接受了組織安排,在那種情況下，也由不得她不點頭同意。

區隊長引爆手榴彈自殺的那一天,正是“漂亮女孩”結婚的日子。

1954年部隊決定我轉業到地方,按慣例在離開部隊前,部隊的有關部門將對轉業幹部作一次談話,為這事我去到了幹部部,說明來意後,一位年輕軍人將我帶到一間辦公室門口,並很禮貌地請我在門外的一張長藤椅上坐下,他說：“請稍等。”便踅身前去敲開了房門,一位穿便服的女青年抱着一個一歲多的小孩走出,那女青年迴轉身對着孩子說：“兵兵,給媽媽說再見。”那孩子舉起小手擺了擺,房間裡傳出一個清脆的女聲：“再見。”他們便匆匆離去。年輕軍人進到屋內,不過一分多鐘便出來對我說：“周科長請你進去。”我走到門邊,喊了一聲：“報告!”清脆女聲說：“請進。”進門以後這位科長正在看她辦公桌上的一摞材料,她頭也不抬地用手指着正前方的椅子說：“請坐。”這時通信員進來給我沏了杯茶後退下。

周科長抬起了頭,一看見她,我的心就跳得咚咚地響,這位周科長不就是漂亮女孩嗎?四年不見她似乎變成了另一個人,那樣成熟那樣端莊,甚至令人敬畏,但我仍然在她的眉宇之間,捕捉出幾分憂傷幾分愧疚。她用很熱情的語氣說：“你辛苦了。”顯然她知道我是從剿匪前線回來的,接着她就講起支援地方建設的重要性,轉業後要繼續保持部隊的光榮傳統等等例行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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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後悔,那天我完全可以告訴她,我是區隊長臨死前見到的最後一個人。我沒有說,是因為我覺這種種語言對她太殘酷了,因為她同樣是個受害者，而且，可能是受害更深的，需要終身背負着愛情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