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人和事

我在博客里發了一篇回憶文革期間我在大學裡種菜的經歷，沒想到居然引來一個大學同班同學，而且是一起勞改過的難友。看到那片菜地，遇到當年的同學，四十多年前那個特殊年代的特殊的大學生活，一點點地浮現在眼前。

1968年7月，軍宣隊（全稱是：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校後，終止了兩派分區而治，互不來往的局面，北京高校進入了毛澤東指示的“清理階級隊伍”，“斗，批，改”階段。那些熬過紅衛兵，造反派批鬥的高級知識份子，卻被軍宣隊當成“階級敵人”從肉體上消滅了。1968年，北京各大專院校和科研部門被軍宣隊迫害致死的教授，研究員，遠遠超過文革初期被紅衛兵害死的。

我們學校的軍宣隊在“清理階級隊伍”時，當然不會放過我這個“歷史反革命”。讀者也許會奇怪，一個22歲的青年，怎麼就成了“歷史反革命”？1964年，大學裡組織了學習毛主席著作。那年我十八歲，是大學二年級學生。我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別的出版物都是簡體字，橫排版，惟有《毛澤東選集》是繁體字，豎排版，這不是搞毛主席的個人迷信嗎？就這麼一句話，一頂“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反革命帽子就給我扣上了。

我的另一條罪狀是攻擊毛主席大國沙文主義。1964年，人民日報刊登了一條新聞：毛主席接見馬里總統凱塔。我看了隨口就說，國無論大小一律平等，毛主席怎麼可以接見外國總統，應該是會見，不然外國會說中國大國沙文主義。當時，三輩貧農出身的班級團幹部就高聲斥責我說：“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怎麼就不能接見一個小國的總統？”

就因為這兩條罪狀，從1964年起我就被劃入另冊，作為反動學生被內控起來。從文革後期對我批判看來，從1964年起，我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監視匯報，而我還完全不自知，還在那裡傻呼呼的要求進步，爭取入團。所以直到我出國，我唯一加入過的政治組織就是少先隊。我是1966年6月底才從農村四清回到北京，一進校就被國防科委的現役軍人工作組打入另冊，準備拿我開刀。只不過工作組壽命太短，還沒來得及整人就被趕走了。

血統論猖獗的時候，我在班裡公開反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教室黑板兩側貼出對聯“英雄好漢須經革命實踐考驗，反動渾蛋並非幾人能下結論。橫批：晚點再說。（現在人也許會以為是炒作，但那時候是需要勇氣的）班裡的紅衛兵就招開對我的批判會，並在全院範圍內貼滿了批判我的大字報，壓的我抬不起頭來。

軍宣隊最拿手的就是鎮壓反革命，一進校就把我列為打擊對象，新帳老帳一塊算，對我實行群眾專政，由貧農出身的班領導對我宣讀勒令，要我低頭認罪，老實交代，交出全部日記和書籍。召開班級批判會，每天交一份檢查（這些檢查在1980年全部退還給我了，保存至今）。毛主席在7月28號招見北京高校五大學生領袖時有個講話說，北京的大學生不管有什麼言論，讓他們說好了，不要抓。自從這個指示傳達到學校後，對我的批鬥基本停止了，軍宣隊則忙於應付六八屆的畢業分配。1968年12月，我們這一屆全部分配完畢，只留下幾個挨過批鬥的不予分配，其實就是軍宣隊為自己留面子。如果把我分配了，就等於說他們整錯人了。公開的理由是留在六九屆參加“斗，批，改”。而且我一分配，工資就46塊，比工作20年的三級工還高，出於嫉妒，他們也不想讓我逮這個便宜。

六八屆一共留下五個人，我一個，還有一個就是看見我博客找來的同班同學，蒙古族，中農出身。學校軍樂隊首席小號手。因為開會的時候隨手在報紙上亂寫字，被階級覺悟高的學生發現，對着光一看兩面的字合在一起就是反動標語。第三個是譚震林的兒子譚淮遠，老紅衛兵司令。他老爹在台上時，他是“老子英雄兒好漢”。他爸爸被打倒了，他就成了“老子反動兒混蛋”。再加上此人什麼都不吝，不把軍宣隊放眼裡，怪話多，也給關了進來。第四個是個軍隊子弟，叫章盾之，文革初期也是紅衛兵，破四舊神氣的很。他知道很多內部消息，散布不少反對林彪言論，被打成反革命。他是我們之中唯一在全系批鬥會上被押上台的。最後一個叫王作強，出身於北京工人家庭的紅衛兵，運動初期本校的紅衛兵在北京抄家出了名，被中央文革派到上海抄家。他抄出資本家的金元寶後見財起意，裝在褲兜里。沒想到褲子太破，兜里有個洞，元寶掉出來了，給中央文革丟了臉，也被勞改。他自持出身好，是經濟問題，總要表現的比我們這些政治犯優越。

六八屆都離校後，我們五個就集中在一間寢室里，每天起來面對毛主席像認罪，早請示，晚匯報（就是對着毛主席像，手捧紅寶書，念毛主席語錄）。白天掏糞種菜，晚上不許出門，離校要請假。

我和譚淮遠雖然同系同屆，卻不同班，他原來比我高一級，因病休學一年。以前從來沒什麼來往。第一次在公共場合看見他是8月18號晚上，他帶領本校的紅衛兵上天安門城樓與毛主席見面後，回校代表紅衛兵向全校師生匯報的歡迎會上。當天我也在天安門前擔任標兵，就是用人把廣場分成十條通道，每十米站一個人，群眾遊行隊伍分成十列縱隊，從這些通道穿過，防止有人越過標兵線湧向天安門，造成擁堵混亂。從建國以後，標兵一直由我校師生擔任，北京市民學生年年遊行，訓練有素，標兵線只不過是個路標，從來沒發生過遊行隊伍越線的事。然而外地紅衛兵接受毛主席檢閱時就全亂了套。毛主席一露面，廣場上所有的人一起湧向金水橋，走過去的往回返，沒進來的往前擠，檢閱後光鞋就運走好幾卡車。

毛主席檢閱遊行時，有時候會離開城樓，或者休息，或者會見一些人。觀禮台上的紅衛兵看不見毛主席，就會揮動語錄高呼：“劉主席，我們想見毛主席”。可是晚上譚淮遠帶隊匯報時，只說“我們想見毛主席”。加上新聞報道中，劉少奇排名從第二降到第八，我都感覺中央可能有什麼變動了。當遊行隊伍走過我面前，碰巧毛主席不在主席台，有些人就會問，毛主席在哪。我回答了一句：“毛主席下台休息了”。碰巧被10米外的另一個同學聽見，就又成了我一條“惡毒攻擊”罪狀：“要毛主席下台”（別笑，這事在外地可能就是死罪）。

從那以後，我和譚淮遠在一間宿舍住，接觸機會多了，對這個階層的人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時候，八級部長級以上才算真正的高幹，有專車（一般是吉姆牌）不像現在，當個縣長就覺得自己是土皇上。那時候的高乾子弟大多學軍工，集中在我們學校和哈軍工，以研製新武器，保衛國家安全為己任。不像現在的官二代，整天就想發財，玩女人。我們學校的校友早期的有李鵬，我入校那年曾慶紅剛畢業，葉選平還在校。譚淮遠在高乾子弟中並不特別顯眼，省部級幹部的孩子連名字都排不上。

譚淮遠最大的特點是隨和，沒架子，和誰都是嘻嘻哈哈的，侃起來雲山霧罩。而且出言幽默，毫無忌諱。他身體不好，但幹活總挑最髒最累的。掏糞時，他把糞桶從糞坑裡提上來倒入糞車，糞湯濺在身上也不躲，如果糞桶里有磚頭什麼的，他伸手就拿出來。拉糞車他總是架轅，我在一邊拉。如果挖開一個新化糞池，他會興奮見人就大聲嚷嚷，好像發現了一個金礦。不過那年頭勞動光榮，沒人覺得有什麼奇怪。

高校的“斗，批，改”，就是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改造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排在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後面，行第九，簡稱臭老九。不過當毛主席重複了樣板戲坐山雕的一句台詞：“老九不能走”，知識分子的日子就好過點了。為了改造臭老九，工宣隊的一個頭頭整天給我們做報告，又臭又拽。每逢開會，譚淮遠帶個小馬扎一坐，就開始織毛衣。這傢伙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學來的本事，毛衣織的相當有水平，還有一套一套的經驗介紹。一個大男人，留着鬍子，歪戴帽子，叼根煙捲，專心致致在在那裡織毛衣，誰還聽報告啊，全場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工宣隊頭頭干生氣沒轍。全場的女人都在織，總不能只管他一個吧，可是女人織毛衣誰在乎啊。譚淮遠織毛衣，是那個時代我們最開心的小品。

從譚淮遠抽煙，就可以看出他的經濟狀況。剛住在一起的時候，他抽牡丹，5毛一包，後來改群英，4毛7，然後是大前門，3毛6，，飛馬，3毛。最後是沒牌子的白皮煙，9分一包。最慘的時候是把平時留下的煙頭剝開，用煙斗抽裡面的煙絲。然而他很坦然，經常帶一盒煙頭去開會，當大家面剝出煙絲抽煙斗，我猜他是故意的。無論吃，穿，煙捲，他是有什麼算什麼，我從來沒聽他抱怨過。我試着用他煙頭裡的煙絲捲菸抽，難抽極了，可從來沒聽他說白皮煙不好抽。

他從不炫耀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是經常談一些烹飪技巧和方法。那年頭，能吃飽肚子就不錯了，也只有他有研究廚藝的條件，他父親有特供，家裡有廚師。他不僅會欣賞美食，也跟廚師學習烹飪。估計現在家裡有廚師的高官子女，只會挑剔口味，沒有人會下廚當學徒。譚淮遠不光會動手烹飪，還有理論。他有句話我記得非常清楚，他說做魚一定要放酒和醋。酒是乙醇，醋是乙酸，一起加熱發生化學反應，生成乙酸乙脂，是一種芳香醇，所以特別香。

雖然我和譚淮遠在意見宿舍住了8，9個月，但交往並不多，但他幫過我一個大忙。我在新疆串聯時認識一個中央音樂學院附中畢業，新疆軍區文工團的鋼琴演員，我從新疆回來後一直和她保持聯繫。我被打成反革命後，給她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的處境，我說，你是軍人，和我這樣的人來往會給你政治上添麻煩，以後別給我來信了。沒想到她給我回了信，說她相信我是清白的，是值得信任的，她願意繼續和我保持聯繫。她這封信，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給我帶來的關懷的溫暖，和堅持下去的勇氣，讓我終身難忘。1969年初，她回北京探親時給我來信，希望我去她家做客。

可是，對我來說，進城看她談何容易，來回車票4毛，而我一天的飯錢才5毛，我又沒有自行車，真是心有餘而錢不夠啊。我知道譚淮遠有輛車，可我平時和他沒什麼來往，那個年代自行車是貴重財產，一開口就找人幫這麼大的忙，有點不好意思開口。我硬着頭皮找他借車，他一聽原因，二話沒說就讓我把車騎走。她復員回北京在什剎海少體校給自由體操伴奏，我自慚形穢，再也沒有勇氣去找她。

我們的勞改一直到1969年9月底，其他的難友都分配了，就剩我和譚淮遠。最後有兩個單位願意接收我們，一個是水電部一局，就是在山溝里修水電站。另一個是首鋼遷安鐵礦，當礦工，都是苦力。但是遷安離北京近，怕我們威脅首都安全。我和譚淮遠被一起發配到遼寧桓仁回龍山修渾江水電站。那裡是水電工人有句俏皮話：“過了回龍山，母豬賽貂禪”。其荒涼可見一斑。

行前我在地圖上看了一下，離桓仁最近的火車站是通化，我想，建這麼大的電站，一定會在通化有個轉運站，輸送水泥鋼材，我就買到梅河口轉通化的車票，果不其然，那裡每天都有發往工地的運輸車隊，就把我連人帶行李直接捎到工地。我到水電站工地報到時，譚淮遠已經來了。他選擇了最短距離，坐火車在南雜木站下車，坐客運公司的車到了縣城，再轉到工地，自己搬行李，累的他夠戧。

我和他一見面，他就向我介紹工地的生活，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說，這裡食堂裝菜用碗，因為湯水多，飯裝盤子，窩頭叫餅子。一天兩頓窩頭白菜湯，早飯棒子麵糊糊鹹菜。那年代講艱苦奮鬥，越是艱苦越向前。窩頭好歹也是糧食，比四清時在山東臨沂吃曬乾的地瓜藤蔓強多了。我們都沒有抱怨生活的艱苦，而是勇敢地迎接了挑戰。我分配在混凝土澆築隊建大壩，他分配在山洞開挖隊，都是最艱苦的一線苦力。我們的工棚隔一座山，彼此見面的機會少多了。

我聽說他領了工資後又開始抽牡丹煙了，開山洞打風鑽一天還有2毛的勞保補助，他為人豁達瀟灑，出手大方，老有一幫年輕民工跟在他後面蹭免費煙抽。這一段時間我們的交往就是他借我的《魯迅全集》好幾個月不還，送回來已經又髒又破。這個故事寫在我另一篇文章《我讀魯迅全集》，這裡就不重複了。

林彪出事後，他正好在北京，回來的路上就在火車裡大談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乘客聽他這麼說，全都嚇跑了，不知道到了哪站，軍人上車把他逮捕了。那時候這新聞還是絕密，當地官員都不知道。核實他的身份後，才知道他說的是真話。只好把他放了，告訴他別亂講。他那張嘴哪是幾個地方小吏能管的住的。他一路走哪裡說到哪裡，把個小小的桓仁縣和水電局攪的天翻地覆。

後來知道他工傷失去了一根手指。聽說是因為礦車滑坡，工人階級和貧農民工一看危險全跑了，就他這個“反革命”拼命頂着，結果被礦車壓斷了手指。1971年那個電站的山洞挖完了，他們開挖隊轉移到吉林豐滿水電站，去挖一條戰備泄洪洞，一但打仗，可以把水庫蓄水從洞裡排出，聽說他在豐滿的時候水電部就要調他回北京，但他反而不肯走了，非要水電局賠償他的手指頭。我知道他不是為了那點賠償金，而是要出出在水電局受那些勢利小人的惡氣。1973年底，我也調離了水電局，就再沒聽到他的消息了。

（後記：譚淮遠於2016年8月5號在北京去世，終年73歲。他在大學身體就不好，病病歪歪的，能活到孔聖人的歲數，也不錯了。他算是典型的紅二代，但一輩子沒做官，平常人一個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