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巨匠巴金被稱為中國文人的良心，晚年所寫的《隨想錄》、《真話集》等文章，處處可見這位老人晚年對歷史深刻的反省，對自己無情的拷問，其發自肺腑的懺悔之言讓後輩難以忘記。巴金晚年的懺悔名言“對自己在那個時代的表演感到噁心”，不僅令人深思，對一個依然扭曲的時代來說，更是具有強烈的警示意義。

李悅在《一個時代的終結》中表示，巴金的晚年是懺悔的晚年也是說真話的晚年。有人發現，中國的大多數民眾在一個政治運動到來的時候，會集體下跪說：我懺悔！但在那個運動結束之後，又集體昂首站起來說：我控訴！但巴金卻在十年動亂結束後，仍然跪着說：“我懺悔！”這才是巴金的可貴之處。

在《隨想錄》《一顆桃核的喜劇》中，巴金最初責問自己：“我常常這樣想：我們不能單怪林彪，單怪‘四人幫’，我們也得責備自己！”在《懷念非英兄》一文中，巴金直接拷問自己，對自己隨大流撰寫的批判文章表達了深刻的反省：“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寫過這類不負責任的表態文章，說是劃清界限，難道不就是‘下井投石’？”

巴金的好朋友胡風去世後，巴金寫下了《懷念胡風》的追思文章。文中巴金對自己為了“過關”而寫下批判胡風的文章，表達出無以復加的痛悔之意。

巴金坦言：當他重讀自己當年批判胡風的文章時，“我好像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審判官。究竟對什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30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

李悅認為，“一個具有懺悔意識的作家才是真誠的作家，沒有懺悔意識的作家是沒有良知的冒牌作家。”巴金去世後，很少有文人對過去的謊言進行懺悔，更多的文人仍在盡情歌頌，說真話依然是很一件奢侈的事情！

無論是文人墨客，還是政壇中人，晚年說真話，都值得晚輩們敬重和反思。有媒體披露，當年的愛國港商霍英東晚年也留下一段難能可貴的“臨終遺言”，這位晚年活躍在京港兩地的大佬，耳聞目睹了許多扭曲的社會亂象，到了最後，也發出了自己清醒的聲音。

“要提的問題，也是社會上都在議論的：政府部門、幹部都在搞‘私’的，影響很不好，黨風、政風、社會風氣日漸沒落，國家的前途就會多事。我常常自思難解：我們不怕西方制裁、封鎖，不怕軍事威脅，為什麼怕依法治國、依法治黨，怕社會、怕人民、怕輿論監督？黨和政府要到社會中去、到人民中去，多聽人民的聲音，多了解問題，要讓人民政協起到參政議政、監督黨和政府的作用，我看這樣有百利而無一弊。”

前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卸任前，向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頒發聘書時，也一再強調要“講真話”，“聽真話”，“知者盡言，國家之利”，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要有一批心憂天下、勇於擔當的人，總要有一批從容淡定、冷靜思考的人，總要有一批剛直不阿、敢於直言的人。”

講真話，拓視野，重道德，有膽識，身為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在晚年為說真話而感慨唏噓！足以說明，在這個時代說真話、聽真話是多麼艱難！

導致中國人不願意說真話、不願意聽真話的原因很多，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輿論氛圍，人們都習慣了說假話甚至為謊言辯護，都在鼓勵人們說假話、聽假話，一些政壇中人甚至社會名流，也不屑於說真話，甚至反對說真話。於是，從上到下，我們看到的、聽到的更多是虛假的謊言。

在一個不敢說真話，不許說真話，害怕真話的時代，謊言其實比真話更受歡迎甚至更有市場，因為我們每天所看到、所聽到、所接觸到的，都是形形色色的欺騙和謊言，當一個人或者一群人被謊言所包圍甚至環繞時，謊言就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

說真話本是一個人最基本的特質，也是是茫茫黑夜裡的吶喊者，更是一個時代開民智去愚昧的引導者，倘若一個時代，不再有說真話的人，全是沉默的羔羊，甚至是奴顏卑膝的侏儒和犬儒，那麼，這個時代，必定是惡者橫行的沃土和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