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站在歷史高度上評價毛澤東？特別是如何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如何評價？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如果看待毛澤東，如何看待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前二十八年的革命事業，這些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評價值得看一看。

　　宋任窮如此說

　　“最近這麼高調(指1993年毛誕辰100周年時，中央大規模的宣傳活動)，

　　有幾人是真心的呢?

　　我看不多，群眾真心的多，越往上邊越少。

　　這陣子風，多往軍事上刮，

　　不錯，主席在打仗上是傑出的，這個你承不承認，都是事實。

　　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後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

　　就不只是軍事上的事情

　　……

　　主席在建國後，幹了三件大事：

　　一是徹底剝奪文人群體的特權，打破他們對輿論的壟斷;

　　二是堅決摧毀敵方宗族勢力與家族經濟割據，讓國法完全取代族權、族規

　　三是堅決打掉黨內的資本集團，誰拉起山頭來就整誰。

　　這三點，是主席區別於歷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

 　不宣傳這三點，卻去糾纏於軍事問題，

 　可笑啊

 　……

 　如今路走得不穩了，

 　需要主席這面大旗撐腰了，

 　等哪天又站穩了，

 　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徹底丟了?”

 　——宋任窮，原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團長，原東北局第一書記，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原中央書記處書記，1993年5月《在老幹部座談會上的發言》

　　丁盛如此說：

 　“主席(指毛)去後，我們就開始翻舊賬。

 　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個年頭了，還沒看到頭。

 　有些人，越翻越起勁，越翻越有奔頭兒，好像要靠這個吃一輩子!

 　我不評論翻舊賬對不對，畢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頂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話，送到鄉下去改造的。

 　要說翻舊賬，我比三四十歲的年輕同志，更有資格翻!

 　我只說一句，眼下是什麼時候?我們應該幹什麼?幹什麼最有意義?

 　主席從來知道什麼最重要：

 　他把我們送到鄉下，三線挖洞就沒停過;

 　他把書生們送到鄉下，原子彈、導彈也沒停過;

 　他把秀才們送到鄉下，鐵路、大壩還是沒停建過。

 　他要是只知道折騰，不知道幹事，我如今第一個罵他!

 　可他老人家一邊折騰一邊做事，這一點我服氣!

 　如今的一些人們，你們學老人家的折騰，卻學不到他的做事。

 　我這個老頭子，看不慣!”

 　——丁盛，原廣州軍區司令員，原南京軍區司令員，1985年4月《一個待罪之人的妄言》

 　陳錫聯如此說：

  “咱們黨內有淵源，軍內有山頭，這個不用迴避，是客觀存在。

 　如果沒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會大動干戈地整軍、整黨，自然也不會把人得罪光(全場笑)。

 　有山頭，但不能唯山頭論，這時原則，否則我們就變成了軍閥。

 　宣傳的時候，刻意避重就輕;

 　但做戰例總結，咱們必須實事求是，不能為尊者諱，也不要為死者諱。

 　就拿東線(指1979年中越邊境反擊戰的東線戰場)來說，現在說許瘋子(指許世友)是胡鬧，是昏頭，有沒有同志反對?

 　三個軍，十幾個師，六成機械化行軍，大縱深突破，連人家一個完整的防區集團軍都沒兜住，最後搞了個交叉火力線(指東線停戰時，雙方火力接觸區的情況)，讓人家打了幾個反擊。這打得什麼仗?

 　爛仗、蠢仗、糊塗仗!

 　說句不好聽的，當年和印度人也這麼打，直接火線槍斃，也沒人去喊冤!

 　許瘋子人沒了，咱們不是揪住不放。

 　只是拿來做個比方，讓同志們知道，黨內軍內要民主，要實事求是，不要搞虛的。

 　該怎麼說就怎麼說，該怎麼罵就怎麼罵。

 　不讓說，不讓罵，都成了悶嘴葫蘆，將來打起仗來，是要吃苦頭的!“

 　——陳錫聯，原人民解放軍炮兵司令員，原瀋陽軍區司令員，原北京軍區司令員，原國務院副總理，1988年1月《黨內要讓人說話，說真話》

 　李學智如此說：

 　"這兩年，我們放回了許多老貴族(指少數民族舊上層)和他們的後代。有些同志說這叫‘寬以待人’，還有人引經據典，說這是‘遠懷夷人’。

 　我只想問在座的同志們，我們的民族政策原則是什麼?

 　主席曾說過，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階級問題。

 　我黨處理民族問題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階級化，化民族衝突為階級鬥爭。

 　我們就是靠着這個方法，團結XI藏、XIN疆的少數民族勞苦大眾，推翻了貴族奴隸主統治，維護了國家統一與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完整。

 　如今，我們卻要放回那些曾經的奴隸主和宗教頭子，寄希望於他們來’念我恩惠‘!

 　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

 　丟了階級鬥爭這件戰無不勝的武器，我們必將陷入歷代王朝與少數民族尖銳對立的怪圈，永遠不得解脫!"

 　——李學智，原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原寧夏軍區第一政委，1984年1月《大膽向中央建言幾句》

 　註：1980——1986年間，中共先後釋放超過9000名各少數民族原上層統治者與其家族後代人員，陸續返回本民族居住地，並返還其部分被沒收的財產。同時，不再要求少數民族聚居區地方黨組織、群眾組織，再進行“反壓迫、反奴隸制”的宣傳活動。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發生了什麼你懂的，因為當時支持他們人很少(要是很多就不會搞那些，開個會大家同意怎麼搞就行了，因為大部分人不同意，只好搞那些鳥事)，於是找同盟軍，穩定局面，於是做了幾件事情，一是分田到戶，然後把糧食收購價提高3-4倍，收買農民的的心，二是知青回城，收城市人的心，三是平反，收被清算着的心，連餓死很多人的省份責任人都平反了，四是把原來被鎮壓的新和西的老爺們和其後代搞所謂的平反和和解，退原祖產，補償損失等等。當然後面的情況大家都知道了，除了第三第四類人真正的重新開始掌控中國外，第一類和第二類人的下場大家都知道，10年不漲工資沒有任何保障的農民工和下崗工人嗎? 第四類到了邊疆地區就出事了，你把人家的土地，財產全分給當時的農奴們了，現在把人家請回來，人家就不恨你了?!於是熱比婭出來了，西藏也開始有事了。特別是你把這些人請了回來，那麼那些當時分到土地財產的人怎麼想，於是兩邊不討好。這就是1986年的事情。至於第三類人，就開始挖TG的根，現在網上很多怪論，就是第三類人掌握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輿論後製造的結果，當然，這是題外話。

 　姬鵬飛如此說：

 　“關於(毛)主席搞的對外援助的問題，有些同志意見很大，甚至說怪話，說勞民傷財等等，我要說兩句。

 　在那個時候(指1960、1970年代)，我們先後完成了兩件大事：

 　一是通過援助東南亞、非洲國家，讓他們反殖民，鬧共產，拖住了美英法等國的步子，讓他們頭疼;

 　二是通過和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交往，拖住了蘇聯的步子，讓他也頭疼。

 　就這麼一拖二拖，給我們拖除了搞原子彈、搞衛星、搞三線的時間。

 　現在，我們其實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

 　至於當下我們跟美國人挨得近，跟蘇聯人搞緩和，個人意見，這是權宜之計。

 　終有一日，這兩方依然是大禍患。

 　到那年月，為了爭取發展時間，我們大概還會搬出對外援助的老辦法。

 　那時候，我們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姬鵬飛，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原國務院副總理，原外交部長，1987年3月《對黨內一些思想問題的意見》

 　呂正操如此說：

 　"這些年搞得很紅火嘛，百貨大樓蓋起來了，洋貨也進來了，好像如今都是對的，過去都是錯的嘛。

 　我這個人，不合群，當年跟不上主席(指毛)的步子，如今也跟不上小個子(指鄧)的指揮棒。

 　年初，我去了趟廣州，很好嘛，大產業都姓葉(指葉劍英)了!

 　中央沒給他留位子，就用下面的產業補償，很有手腕嘛。

 　去年去南京，軍區也是一個鐵桶，姓許(指許世友)了嘛。

 　再往北瞅，山陝那一片，王鬍子(指王震)給自己劃拉了多少?

 　好嘛，主席這個錯，那個錯，我看最錯的，就是不讓你們一個個占山頭、當財閥嘛!

 　小個子為了坐穩位子，封官進爵賞產業，把這天下都分封了，很好嘛!

 　他老人家(指毛)在天有靈，不知會不會氣得醒過來!"

 　——呂正操，原東北野戰軍副司令員、原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原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部長，1987年3月《讓不讓老同志說話？》

 　歐陽斗如此說：

 　“現在的危險，在內部，不在外部。

 　外部的反對者，有些是敵人，有些僅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志。

 　但在內部，在我們當中，在這個屋子裡，有些同志卻有變成敵人的傾向。

 　他們對組織的限制不滿，對組織賦予的權利終將失去不滿，對利用職務獲取的利益可能無法保住不滿，甚至對不能把國有資產正大光明變成個人產業不滿!

 　他們希望成為中國的資本統治者，成為中國的財閥領袖，成為中國的洛克菲勒。

 　他們認為組織礙事了，認為只有藉助自由、民主的名詞，才能獲得真正的權力。

 　一句話，他們眼紅了!”

 　歐陽斗——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市長助理，1988年9月《請各位同志們認真思考》

 　劉西元如此說：

 　“階級鬥爭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為它的涵蓋面太廣，很可能成為一種形式主義的面子工程;

 　階級鬥爭需不需要搞?需要，因為無論你承認不承認，社會存在階級分化，有階級分化就必然有階級鬥爭。

 　其實，這不是我們搞不搞的問題，而是你敢不敢、願不願面對它的問題。

 　為什麼過去我們敢搞?因為過去我們是被壓迫階級，我們反對統治階級，反對統治階級利用資本所有權進行資本鎮壓與掠奪的行為;

 　為什麼現在有的同志不敢搞?因為他們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鎮壓者與掠奪者;他們已經、或正在背叛無產階級，轉而向資本壟斷者靠攏;他們已經在內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資本體系，開始為了家族與個人而進行資本積累……

 　總之，他們已經越來越接近新的資本統治者，所以，他們不敢再搞階級鬥爭了!”

 　——劉西元，原全國青年聯合會主席，原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原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1988年1月《在當前形勢下的一些感受》

 　李學先如此說：

 　“現在有人覺得，當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該搶他們的土地，更不該殺人。

 　對這種看法，同志們應該怎樣理解?

 　首先要承認，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國中央財政弱勢，地方上很多修橋補路的營生，都是地主鄉紳出錢做的。有些地主，說是大善人也不為過。我們要實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與地主階級是好的，有因果聯繫嗎?沒有。

 　地主作為一個階級，代表着舊土地所有制度，是一個禁錮流動資本、抗擊大工業化進程的反動的集團，是一個占有不動產產權、收窄不動產資本流轉的落後的階級，從整體上講，是必須消滅的。

 　個人的善惡屬性，與其所屬階級的進步或落後，沒有必然的關聯，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核心，也是階級鬥爭的根源。

 　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進式大工業化的障礙，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資本家們，沒有本質的分歧。”

 　——李學先，原廣東省監察廳廳長，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1983年《與青年同志的座談》

 　賈靜如此說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個刻板模劃。

 　三十年的主要成績是什麼?

 　表面上，是大工業體系的創立與完善，是黨政體系正式買入現代國家行列;

 　實質上，則是有計劃、有步驟地剷除地方家族體系、dang內壟斷集團以及忠孝等級秩序觀。”

 　現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對後者，實質上是似褒實貶，完全否認新中國的成績。

 　這裡的原因嘛，看看當下諸公的斑斑事跡，想想日後為政者將會至何地步，就可明了。

 　一句話，前三十年的功績，正砸痛了後來者的神經!

 　——賈靜，原江蘇省委宣傳部社情採集員，原新加坡《聯合早報》國際版編輯，1987年《否定了什麼，又肯定了什麼》

 　安春山如此說：

 　“我們和匪軍自然是有區別的。區別在什麼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點：

 　首先，我們進到城裡，就出不來;匪軍進城出城，滿身輕鬆。我們的軍人，進到城裡，就和商人、士紳、學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納小的、應酬的，骨頭很快送下去，哪裡出的來?反觀匪軍，進城找工人，出城找鄉民，越是底層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剛健。這就是差別。

 　再一個，我們越打越少，匪軍越打越多。我們給闊老爺闊太太們保家護院，又徵召窮家子參軍，召一個跑兩個，勉強拉來，人在心不在;匪軍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讓泥腿子入伍護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來投，打掉一個召來兩個，殺不盡，斬不完。

 　就這兩條，這戡亂要勝利，也難!”

 　——安春山，原國民革命軍暫編第3軍軍長，原國民革命軍第104軍中將軍長，1948年《各軍事長官通氣會上的發言》

 　張厲生如此說

 　“我黨有許多幹部，不如共黨，甚至差得很遠。

 　這不是長他人志氣，而是大實話。

 　周部長(指周恩來，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在重慶時，他手下那些共黨是什麼樣子，我想諸位應該都親見過。

 　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辭平和，內藏錦繡，出入寒暄，往來交際，便是最敵對的人，也說不出他們的不是來。這些，我想在座諸位，還不至於不敢承認吧。

 　我可以告訴諸位，我去過陝北，進過共黨的老巢，見多了他們的普通幹部。

 　如周部長手下之人，共黨何止千萬!

 　這是可懼的啊!

 　我們的幹部，要正視人家的優點，要善於學習，而不是學那些過氣文人的嘴臉，一概以所謂‘’泥腿子”斥之。

 　那些文人士什麼嘴臉?他們家裡的不義之財被共黨奪取，自然一腔殺親之仇。

 　我們是革命同志，是黨國精粹，怎麼能學那些個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臉?”

 　——張厲生，原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原行政院副院長，原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1945年11月《要對得起革命同志的稱謂》

 　劉宇如此說：

 　“毛推行的男女平權運動，不是資本權利意義上的*平等，但確實中國在近百十年裡，最具有進步意義、也最應該保持的運動。

 　毛式的婦女能頂半邊天：

 　其根本目的是為了解放蘊含在女性群體中的勞動力，增加進行大工業躍進的勞動力基數;

 　其更深層次的內涵，則是為了打破傳統家族式忠孝觀，打破地方壟斷性質的族權觀與父權觀，確立符合激進化大工業改造的意識形態觀。

 　這種由男性統治階層強制推行的男女平權運動，並非出於女性自覺的權利爭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樣’為標準，其本質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內涵。

 　但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可能會花費100年甚至更長時間建立大工業體系的國家，這種毛式男女平權運動，確實最佳的處理方式。

 　它比西方的女權解放運動，更符合中國的實際國情，並將產生持久的社會正向作用。”

 　——劉宇，原台北婦嬰維權會研究員，1983年《婦女地位的再申論》

 　李斯翰如此說：

 　“大陸搞文化GM，最近兩年，被海外中外媒體批判的厲害。

 　大陸搞這個東西，為什麼被批判?

 　我個人看來，並不是它破壞了多少自由，也不是它害死了多少人。

 　最根本一點：它顛覆了知識分子心目中的‘秩序倫常’!

 　在大陸搞的這場運動里：

 　體力勞動者被宣傳置於腦力勞動者之上;

 　不修邊幅的群氓分子被置於知識階層之上;

 　新進的青年幹部被置於開國元勛之上;

　　沒有資歷和背景的社會流民被置於書香門第之上;

 　等等。

 　這種顛覆倫常與秩序的舉措，在知識階層看來，就是一種原罪。”

 　——李斯翰，原悉尼華人報業聯合會幹事，原洪門澳洲分舵幹員，1969年《有話大聲說出來》

 　于右任如此說

 　“我們這些人，被人成為革命元老、革命元勛，很光耀嘛。

 　其實啊，我們老是老，老而不死是為賊嘛。

 　這不是自貶，這是說實話。我們不就是投機革命的賊嗎?

 　起初跟着季直公(張謇)搞立憲，為了什麼?根子上是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勢力，是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權;

 　後來跟着先總(孫中山)鬧革命，不過是清廷不肯放權，我們就要推翻它，找一個肯放權上來;

 　再後來，跟着中央倒軍閥，又為什麼?蓋我等之鄉土，皆在軍閥之手。不倒軍閥，則家族不能施為，族人不得掌鄉土之權柄也。

 　而後輔助總統(蔣介石)殺共黨，這個簡單，共黨分我等之田，沒我等之財，奪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

 　如此種種，就是我等老賊之畢生所為，卻無一處可配得上元勛二字，不過滿堂守財奴罷了。”

 　——于右任，原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執行委員，原中華民國審計院院長，原中華民國檢察院院長，1961年4月《和老友們的心裡話》

 　鄭道儒如此說：

 　“土地改革不是列寧主義匪幫的專利，更不是赤色政權的專利。

 　　土地改革，是落後農業國向工業國快速轉變的必由之路，是不以傳統道德觀為轉移的。

 　　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無所謂善惡，其本身，對於工業化轉變，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須執行死刑的，是不可饒恕的。

 　　無論對傳統田園生活與鄉紳美德多麼留戀、多麼讚美、多麼仰慕，也不能做為毀滅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的理由。

 　　土地所有權的強制有償轉讓，乃至部分無償轉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經濟的條件下，大工業文明碾壓小農經濟的必然政治覺層。

 　　它不應承擔道德評判。”

 　　——鄭道儒，原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原中華民國外交部顧問，1974年《自由世界的“強制”掠奪》

 　　張靜江如此說：

 　　“吾之敗，非敗於時，實敗於本黨同僚也。

 　　土地之改革，並非激進黨獨有之政，亦應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

 　　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激發農民支持革命的戰力;

 　　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聚攏發展大工業的勞力;

 　　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破除鄉村族權、父權的統治地位;

 　　非改土地的歸屬權，不能打破黨內的鄉土集團;

 　　非改土地的歸屬權，遲早有一天，我們要敗亡在這個上邊!

 　　今日吾敗了，吾被黨內鄉紳們的代言者擊敗了。

 　　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後，吾黨因此而敗，敗於激進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張靜江，原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原浙江省主席，1929年《吾之敗，吾黨之敗》

 　　註：張靜江於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鄉村主持土地改革，贖買鄉紳土地，均分給農民。因與黨內鄉紳集團的衝突，導致地方鄉紳武裝襲擊國民黨黨部、刺殺土改專員等，甚至釀成叛亂。最終土改失敗。

 　　這也是國民黨在退守台灣前，在大陸最後一次土地改革嘗試。

 　　賀耀祖如此說：

 　　“面對敵寇壓境、外患臨門，我們首要的任務是什麼?

 　　我認為，是學習，像共黨學習，學共黨的土改!

 　　為什麼要學土改?

 　　因為今日我們不土改，就無法動員百千萬貧苦僱農的力量，無法搜集千萬萬凝聚在土地上的鄉紳錢財，無法獲取九成以上的無產者的民心。

 　　今日看似日寇是最大的敵人，其實最大的敵人，來自於無數無產僱農、貧農的赤裸的敵意。

 　　今日，我們尚可以以共御外辱的名分壓制這些敵意。

 　　來年，當外患平息時，我們將面臨被共黨動員起來的無法計數的農民武裝!

 　　到那時，黨國之危，將無可止息!

 　　土改在我，則我存;土改在彼，則我亡。

 　　願諸公放下一己之力，勉力為國，共赴時艱，此黨國之幸，先總理之幸，領袖之幸矣!”

 　　——賀耀祖，原中華民國甘肅省政府主席，原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兼調查統計局局長，1939年11月《當前形勢與展望》

 　　張茲闓如此說：

 　　“經濟統制方案，不是洪水猛獸，更不是赤色專制下的共產共資。

 　　經濟統制是國家資本對流通市場的主動干涉、對金融市場的善意控制、以及對微利行業的特殊校對。

 　　經濟統制與自由經濟並不牴觸，它是自由資本流轉的監控器，是私有資本增殖的地基。

 　　只有希望極端壟斷資本暴政的人，才會反對經濟統制方案，進而反對國家資本的主導地位。

 　　這不是自由與專制的對峙，而是偽善與真誠的較量。”

 　　——張茲闓，原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原台灣銀行董事長，1974年《對宣傳機構的一些建議》

 　　張繼如此說：

 　　“這些時日，諸君都看明了，我黨已經有了赤化的威脅，這是定了的了。

 　　鄂省的鄉間，已經是盲動者掌權，下田人做主了。咱們世代傳家的士紳，或被殺了，或逃了，好好的書香之家，要被糟蹋盡了!

 　　湘省同樣不堪，田主被分了地，實業家被分了產業，父一輩子一輩積下來的財貨，就這麼明白着被奪了去，給了那些個賤種了!

 　　江淮一帶我沒親見，聽過往的友人講，也是污濁不堪，泥腿當道，士人顏面喪盡，淪為禽獸出沒的野人國了!

 　　我們這是入邪途了!我們這些個慷慨節義的革命者，就要被盲動者們踩在地上了!

 　　反滿、反軍閥，如今反出個禽獸的世界來，我們何其悲哉!”

 　　——張繼，原護法軍政府駐日代表，原國民黨宣傳部長，原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1927年《在同志俱樂部的講話》

 　　王建煊如此說：

 　　“對岸搞戰備，搞三線，搞核武，是不是勞民傷財?

 　　你可以說是，並延伸到抨擊赤色邪惡，然後你可以領取反攻津貼了。

 　　事實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遺惠100年的。

 　　對岸是大國，是無論如何不會符合強權們心意的大國，是無論如何要被罵被恨被仇視的大國，是無論如何要挑戰舊秩序的大國，也是無論如何要與兩超硬碰硬的大國。

 　　大國要就要搞戰備，就要搞三線，就要搞核武。

 　　一時不搞，苟安一時;一世不搞，遺禍萬代。

 　　對岸的民生差，我們要批判，都是中國人，我們感同身受;

 　　對岸建軍工、實國防，我們要支持，都是中國人，我們同享普惠。

 　　有朝一日，我們光復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國，對岸的建設，我們也是要用的嘛!"

 　　王建煊——原中華民國財政部長，1982年《中國人應該如何想，如何做》

   　熙逢晉如此說：

 　　“北京和台北都在拆舊建築、修新建築，引來華人輿論的議論。

 　　大體而言，支持者寡，抨擊者眾，多所謂‘毀棄祖先之宇、歷史之基’雲。

 　　何為祖先之宇?祖先假設梁棟，正為了寓民以避寒，給民以安居;

 　　和為歷史之基?華夏歷史的基石，正是大規模安民生產、水利興建。

 　　今日毀棄空具奢侈觀瞻、卻無實際用途的瓊樓玉閣，

 　　修建可供國民安居、生活的制式樓房，

 　　此新時代中華治政者之大政也，正是惠民、利民、便民的善政!

 　　小撮文人、富人的觀賞心情重要，抑或勞工大眾的安居重要?

 　　這個答案不難猜!”

 　　——西風勁（熙逢晉），原洪門馬來西亞分舵“舵把”，原馬來西亞華人產業聯合會副會長，1957年《南北兩京之變遷》

 　　李煥如此說

 　　“人死了，自然不會分辯。所謂蓋棺定論，就是欺負死人的另一種說法而已。

 　　大陸這些年，對他(毛)的評價，逐漸走低。那個著名的三七開，現在看來，不過是新貴們安撫民心的妥協而已，當不得真。

 　　讓我們看看，新貴們在做什麼：

 　　在(黨組織)裡面，劃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說九大家，不管幾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來，架勢亮出來，就剩下拋骨爭肉了;

 　　在外面，大家族開始壟斷地方上的經濟，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開始形成一個個資本集團，開始分割國家資本這一道大餐;

 　　軍工無用、國防無用、大工程無用論開始出現了，聲音越來越大，開始有人系統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業體系打造，開始羨慕日、韓的軍弱民富了。

 　　從這裡看，就應該知道，人死了，為什麼會被漸漸否定掉。

 　　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後來者不好去發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

 　　等等看，或者真箇亂掉，亂成片片;或者出一個反覆，終究要全否掉。

 　　我們來打個賭吧。”

　——李煥，原國民黨組織工作會主任，原中華民國行政院長，1987年《隨便談一談，不要動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