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一  達賴說1959年3月10日的叛亂是藏人的“和平抗暴”。事實的真相是那天西藏軍區邀請達賴看戲，噶廈就散布謠言，說軍區要綁架達賴，煽動起三千多藏人包圍達賴住地羅布林卡。他們打死了時任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委員的藏族僧官帕巴拉·索朗加錯，他的屍體被持槍的康巴叛亂分子捆在馬尾巴上，頭着地倒拖着遊街。達賴在其第一本自傳《吾土吾民》裡說：“我懷着極大的悲痛，聽說一個叫帕巴拉·索朗加錯的僧官受到憤怒的人群凶暴的虐待，最終被石頭打死。這個人由於他與中國占領軍的密切合作而聞名於拉薩……這一暴力事件使我極為苦悶。我讓噶廈告訴中國將軍，我不能去觀看表演。”連達賴自己都承認這是叛亂藏人針對與中國政府合作的藏官的“暴力事件”，天下有這樣的“和平抗暴”嗎？接下來的事眾所周知，達賴麾下的叛軍進攻西藏軍區，軍區還擊，叛軍望風披靡，達賴逃亡印度。

謊言二  1959年3月10日前的西藏是“自由的西藏”。讓我們來看看，那時的西藏如何“自由”。達賴曾告訴法國記者董尼德：舊西藏的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都是封建制。美國藏學家戈茨坦因與戈侖夫都說：舊西藏的社會政治制度是與歐洲中世紀驚人相似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然而達賴集團卻頑固堅持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反對任何改革。正如戈侖夫指出的：“這些叛亂絕不是農奴和牧民發動的群眾起義，它們是部族的頭人和富有的商人挑起和領導的。這些人如果沒有暗地得到外界勢力的援助，也一定得到了它們的鼓勵。”“西藏原來的寡頭政治集團認為漢人發起的改革是對他們的權力和特權的直接威脅，因此他們大力阻止這些改革。”他說得很清楚，達賴所謂的“和平抗暴”就是農奴主反對中國政府廢除農奴制的暴亂。時至今日，達賴仍在百般美化舊西藏的農奴制，把農奴主的叛亂叫做“和平抗暴”，可見他所謂的“西藏事業”就是要在西藏復辟反民主、反人權的農奴制。這就是“人權鬥士”的真實面貌。

謊言三  達賴說08年的“3·14”事件是“和平抗暴”。他忘記了BBC記者問他怎樣看待藏族示威者襲擊漢人和商店時，他曾表示：這是錯誤的。他還說：如果局勢失控，那麼，他的選擇就是完全隱退（見BBC中文網）。可見他當時也不敢否認“藏獨”暴徒的暴行，並承認他自己是暴徒的領袖。這就是“和平使者”的真實面貌。如今他出爾反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他還在《法蘭克福評論報》上說：08年“3·14”事件是中國軍警自導自演，目的是嫁禍給藏民。有人目擊3月12、13日兩天有卡車載藏民到拉薩，可是沒人認識這些藏民，緊接着這些人就放火焚燒建築。中國官方媒體3月14日報道漢人房子被燒和藏人丟擲石塊，此刻包圍現場的軍警卻沒有出面干涉，顯然中共自導自演這場騷亂，然後將畫面傳送到全世界。

達賴輕輕一句“有人目擊”就倒打一耙，把“藏獨”暴徒的罪行推得一乾二淨。但他沒有提供這個目擊證人的姓名與身份，當時與現在的位置，所以他的指控完全是信口雌黃的無恥讕言。

CCTV在“事件”後曾播放過燒死以純服裝店5名青年女店員（4漢1藏）的3名藏族青年女兇手痛哭流涕懺悔的情景。時至今日，達賴集團不敢否認她們是藏人與兇手的事實，難道她們也是中國軍警扮演的嗎？中國政府應該公審她們，請西方記者採訪，向全世界說明真相，駁斥達賴的無恥謊言。

謊言四  在今日西藏，“世代相傳的宗教、文化、語言、民族特性等瀕於滅絕”。任何不懷偏見的外國人到今日西藏去，都會發現西藏到處是修整一新的寺廟，有眾多僧尼與信徒在轉經拜佛，哪有什麼“宗教滅絕”？達賴完全是在睜眼說瞎話。

他們在西藏隨處可見藏文的報刊、電視、招牌、海報、文件、書籍、路標，隨處可以聽到藏人說藏語，以及藏語的廣播。哪有什麼“藏語滅絕”？誠然，由於古老的藏文缺乏科技詞彙，離口語太遠，中國政府不得不在西藏的中學裡用漢語教授數理化，同時開設藏文課。由於同樣原因，達賴自己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的中學裡也不得不用英語教授數理化。

世界上沒有永遠不變的文化，我不知道達賴所謂的“西藏文化”指的是什麼，因為他從未做過任何說明。如果達賴所謂的“西藏文化”就是和平解放西藏以前西藏固有的文化，那麼達賴自己早就帶頭改變了“西藏文化”。

首先必須弄清什麼是文化。學術界對文化的定義多如繁星，一般認為文化有三個層面，一是物質文明，二是制度規範，三是意識形態。讓我們先看物質文明。舊西藏沒有電話、電視、自來水、廣播電台、飛機、轎車、火車、西醫、教授數理化與外語的現代學校、電腦、家電、互聯網、銀行、公路、鐵路、機場、加油站、輸電網等等。如今不僅西藏有了這些東西，而且達賴集團自己也在境外享用這些東西。舊西藏只有一個由英國人修建的水電站，它發出的電只供達賴一人享用，所以只有達賴一人享用電燈與電影放映機。舊西藏只有一輛汽車，是從印度搬來的，只屬於達賴一人。

再看制度規範。如前所述，舊西藏是政教合一與農奴制，還有《十三法典》，該法典規定：“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達賴﹑活佛和貴族為上等，商人﹑職員和牧主為中等，農奴和奴隸為下等，鐵匠﹑屠夫和送屍者則是下等下級人。“尊者滴血值一錢，卑者滴血值一厘。傷人上下有別，民傷官，視傷勢輕重，斷傷人之手足；主失手傷仆，治傷不再判罪。主毆仆致傷無賠償之說”。“卑賤與尊貴爭執者拘捕”。“不受主人管束者拘捕”。“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價也有高低”，“上等人命價按屍量黃金”﹐“殺鐵匠﹑屠夫等，賠命價草繩一條”。“打家劫舍﹑綁架破壞﹑偷盜殺人﹑持械行兇﹑平民造反，當施肉刑：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水﹑處死等，量刑判處，以儆效尤，而杜後患。”這種對酷刑的濫用連上層人物都不能倖免，十三世達賴的藏軍總司令龍廈1934年在權鬥中失勢後，竟被剜去雙眼。

如今在西藏，政教合一、農奴制與《十三法典》都已被中國政府廢除；達賴在印度的流亡藏人中還在堅持政教合一（達賴既是流亡藏人的宗教領袖，又是“流亡政府”的“元首”），卻不敢在流亡藏人中實行農奴制與《十三法典》，不敢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水了。

再看意識形態。舊西藏的意識形態是藏傳佛教與《十三法典》表達的森嚴的等級觀念，雖然兩者是互相矛盾的——佛教主張“眾生平等”，而《十三法典》卻說：“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如今在西藏佛教還有眾多信徒，否則怎麼會有大量藏人到寺廟轉經拜佛？就此意義上說，“西藏文化”並未滅絕；但森嚴的等級觀念卻不復存在了，如果說這就是“滅絕西藏文化”，那麼這是天大的好事，否則還有什麼自由、平等、博愛、民主可言？

至於“民族特性”，那麼舊西藏藏人都穿藏袍藏靴，如今無論是西藏的藏人，還是達賴麾下的“流亡政府官員”都有許多人西裝革履；舊西藏“下等人”見了“上等人”必須彎腰吐舌表示敬意，如今無論是西藏的藏人，還是達賴麾下的流亡藏人都不行吐舌禮了。

謊言五  達賴說：“公路、機場、鐵路等基礎建設，表面上是發展的形象，但本質上是同化西藏的政治需要，並對西藏的自然環境和風俗習慣都有嚴重的破壞。”照此邏輯，世界各國建設公路、機場與鐵路都是對各國的自然環境與風俗習慣的嚴重破壞。那麼達賴為什麼還要乘坐汽車、火車與飛機周遊列國呢？

誠如達賴所言，公路、機場、鐵路是發展的標誌。聯合國1986年的《發展權宣言》說：“確認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達賴要西藏不建公路、機場與鐵路，豈不是要剝奪西藏人民的發展權這一不可剝奪的人權嗎？

謊言六  達賴駭人聽聞地說：“西藏民族在境內如同判了死刑的囚徒”。如果今日藏人真的像奧斯維辛集中營里的猶太人一樣，那麼西方的領袖、議會、媒體、名流、人權組織與人權活動家，還有聯合國安理會與人權理事會早就吵翻天了。然而洋大人們卻並無指責中國政府在西藏“種族絕滅”的言論。

早在達賴流亡之初，就大叫大嚷“中國要消滅藏族”。聯合國派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去印度流亡藏人中調查後發表報告說：沒有證據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消滅藏族。

謊言七  達賴自吹自擂說他的“流亡政府”具備“憲政”，“已經成為一個高度民主的政府”。讓我們來看看他發布的《西藏未來政體與憲法特徵要旨》。“西藏國”的“憲法”規定，西藏的政治必須遵循佛法的指導，“西藏國”是自由民主的、政教合一的“國家”。把自由民主與政教合一併列，可謂對自由民主的莫大諷刺。

謊言八  達賴說：“中方一再要求我們承認歷史上西藏就屬於中國，這是不合理的，也是沒有道理的。”既然西藏歷史上不屬於中國，為何至今沒有一個國家承認西藏獨立、沒有一個政府與“西藏流亡政府”建交？達賴把中國政府稱為“中方”，還說“藏中對話沒有實質進展”，言外之意是說西藏是與中國平起平坐的獨立國家，“西藏流亡政府”是與中國政府平起平坐的政府。既然如此，他為什麼還要求什麼“真正自治”呢？宣布完全獨立不是更好嗎？

達賴還要求“藏民族生活在一個行政區域”，其實就是要建立“大西藏”。按照達賴自傳《流亡中的自在》裡的地圖，他的“大西藏”把大片自古以來就是漢人與蒙古、回、東鄉、撒拉、裕固、羌、彝等17個非藏少數民族的家園劃入了“大西藏”，從而使“大西藏”內的藏人不足其總人口的一半。而根據“西藏流亡政府”的地圖，“大西藏”還包括了整個河西走廊與新疆的一部分，達賴集團的野心何等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