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道：“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民国领袖孙中山即如此。1915年老孙挚友日本人宫崎寅藏调解孙、黄矛盾无果，遂致函在上海的宫崎民藏，直言不讳地对其兄说：“孙氏曰，‘支那人皆废物也，唯吾独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从吾命者来矣！’对此，就连一直追随孙文始终奋战、最终逃亡的李烈钧也产生了反感。”“黄（兴）氏曰，‘孙文疯子也！还自鸣得意地谓其神降人界，此乃最善！’可见孙、黄二氏并非固有敌意。”

反清义士徐锡麟早就“鄙逸仙为人”。孙中山逝世次日，即3月13日，《晨报》以《孙文的价值》为题发表梁启超谈话录，称：“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胡适先生也评述说：“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以倒行逆施以求达到他的目的。”

梁、胡二公皆不愧为中国当年伟大的思想家，其分析不但精准，而且具有预见性。“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是近代革命党之传世宗旨，毫无例外。所有的革命党最终都把“本来目的”化作噱头，而“一时过渡的手段”却反客为主，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不变之策。朝廷明杀，革命党暗杀，已成为清末民初一道风景线。孙中山对于暗杀亦有高论，胡汉民记有孙的谈话：“暗杀须顾当时革命之情形，与敌我两者损害孰甚。若以暗杀阻我他种运动之进行，则虽歼敌之渠，亦为不值。”“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动摇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耳。”据此可知，孙赞同暗杀行动须有利于“革命进行”以及“我根本计划”，但无针对者之属性，也即可理解为不分敌我阵营，凡“动摇我根本计划者”皆可暗杀以去之。

很显然，老孙前段话系有明指：1911年4月8日，革命党人温生才(财)暗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导致广州当局加强戒备，使得孙筹划的广州起义也即“黄花岗之役”失败。此论成定论已经百年，但臆断成分极大。谋划此役之前孙领衔之筹款面极其广泛，到处演说几乎都得夸夸其谈他的广州起义计划，导致在新加坡已成公开的秘密。就连北洋军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加入同盟会这等本该绝密之事，老孙也拿来说道；温刺杀孚琦同日，还有几名义军人员携武器在广州被捕；上海的报纸甚至刊登了两广总督致军机处电奏，叙说了广州已采取措施严防即将发生的暴乱；日本输予的一船军火以及美国、东印度等地筹款皆不能按时抵港。根本在于老孙急功近利，从不遵循“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古训，总是先决定举事，再四出筹款，拿温之暗杀说事不过推诿罢了。

颇有规律的是：老孙自夸的“十次举事”，几乎全是因钱款、武器不能及时到位而失败；而老孙所有“革命活动”恰都是筹款寻械，并无责任，只有功勋。1908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写文章讽刺老孙：“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一语激怒汪精卫，跑去暗杀摄政王未果而被捕，在肃亲王力劝下，清廷一反株连九族惯例，判了他无期。肃亲王甚至亲自探监，那些辩词，即使今日读之亦不失大家风范，就连汪本人也评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后段话意味着孙主张有利于“我根本计划”时就须采取暗杀手段。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黄远庸被刺案。黄是民国初年与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人物，号称“新闻界钜子”，所写专栏《远生通讯》在当时政界影响极大。他不管袁系还是孙党，凡政界丑恶现象及各种内幕，一律予以披露并笞伐有加。得罪人多遭恐吓故于1915年远避美国，当年12月27日仍被暗杀于旧金山。此系暗杀记者第一案，一时舆论大哗，众口一词谴责袁世凯指使，因黄远庸抨击袁世凯称帝十分厉害。前有宋教仁案，又到黄远庸案，袁世凯百口莫辩。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年的杀手刘北海临终前在台湾道出真相：刺杀黄远庸竟是“国父”孙中山命令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也即后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干的！刘当时是林森卫士。老孙要暗杀名记者黄远庸，因其报道不但抨击袁世凯，也对孙之暴力革命亦冷嘲热讽；尤其是黄的文章说孙中山只是国民党挂名领袖，实际主持者乃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钝初一人主持”；宋“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之中心”。正刺中老孙痛处。以黄远庸文笔及影响，老孙不仅面子里子都丢大了，且直接影响其对国民党的操控权，甚至可能引起对刺宋案的联想，故必欲去之而后快。袁世凯则为老孙背“黑锅”达60余年，若刘杀手至死不言，史书还将继续讲述袁世凯暗杀黄远庸的故事。

在暗杀黄远庸几乎同时，1915年11月，孙派居正到日军刚占领不久的青岛，受日军庇护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当司令，许崇智任参谋长，萱野长知为顾问。居正感到吃力，电邀黄兴赴鲁，遭谢绝。与黄兴一并发通电拒绝宣誓效忠孙才能入中华革命党的辛亥元老柏文蔚代黄抵鲁。孙得知后即密电居正：“（柏氏）果到青岛，请当日人面与之会见，叩其服从弟（孙自称）命令否？如彼唯唯，则兄应以总司令地位临之，使就范围。否则当托萱（野长知）兄设法去之，毋使纷扰。”不惜借日本人之手除掉辛亥革命元勋之一柏文蔚，老孙此电令应属冰山显露之一角。

清末那些革命党暗杀清廷官员的故事很多，我们不在此详说。可以理解的是，处于清廷暴政的压迫下，弱小孤独的革命党人也只能如此，他们毕竟没能耐绑了朝廷的人到菜市口去问斩，暗杀可以视作以暴制暴的手段。但那怎么说也是敌对阵营之间的斗争手段，暗杀革命阵营内之异议人士，堪称老孙及其死党之专利。上述两个坐实了的案例（已遂之黄远庸及未遂之柏文蔚），就足以证明老孙卑鄙阴暗之心理。更何况，还不止这两个案例。

老孙主张暗杀要“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我们似可循此逻辑分析民初一些案例。辛亥首义初成，黄兴10月28日抵汉，指挥起义军队与来袭的北洋军开战，旋即败北丢失汉口。袁世凯为胁迫清廷让步，令冯国璋按兵不动并要求谈判。这给义军方面足够的时间，辛亥谋划时受命回湘组织起义的焦达峰在长沙得手，然后派精兵两协（旅建制）援汉。11月16日，黄兴贸然出击，企图收复汉口，大败；冯军反攻，26日攻占汉阳。史家如冯自由评述说黄兴虽败，抵挡旬月令各地得以举义，期间15省以上宣告独立，这才有辛亥革命胜利。其实荒谬，那时间是袁世凯给的。冯国璋取汉阳后获清廷褒奖，急欲乘胜收复武昌，被老袁调走，扑灭革命军不利于袁胁迫清廷。黄若不头脑膨胀发兵攻汉口，而是接老袁之招谈起来，更有时间助各省光复，也不至于损革命军军官137人，士兵2693人；伤者500余人，武汉居民亦不至于遭如此惨烈荼毒。

然后便是鄂省与江浙革命党争夺胜利果实，相持不下谁都不愿也不能做联合军政府之首脑，只能虚位以待；而且，以革命军力绝无可能战胜朝廷大军，各方代表在武汉作出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老孙得知武昌首义胜利之后，自知无寸功可言，自己一贯阻止中部举事的，那些获胜的反对派未必买账。例如焦达峰早在1908年就告诉黄兴：“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遂不改变其原定计划继续访欧。一则是“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华侨已经不再信任他，在美、加募不到款项，只能到欧洲挟国内形势巨变之条件，多少得弄到点钱；二则赴欧时并不能断定武昌首义可否保住胜果，之前他曾判断内地举事必败的，赴欧可静观待尘埃落定；三则玩点外交，获得些列强支持的资本。行至12月下旬，国内局势革命党已经无再败之虞，且得知各派相争大总统之位无人能坐，机不可失遂拒绝胡汉民留粤之劝，急吼吼奔上海圆其总统梦。

但他未料到取得辛亥革命胜果出力最大的竟然是立宪派，他们在1909年到1911年之间，共发动了四次国会请愿远动，参与的民众多达上百万人。后来就连清廷的19位总督、巡抚、将军都联名支持他们的行动。至辛亥时，朝廷命官反正者得以居次席，并非偶然。而孙的忠实拥趸仅有陈其美这一拨，是为最弱，上海都督位置还是窃得的。陈其美有话：“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首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光复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南京、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诸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乎？”可见孙党一开始就是私心重重的，发展为祸心势所必然，不择手段亦顺理成章。

为达此目的，陈氏背弃约定抢先率一伙青帮弟兄攻打制造局，妄图一举定乾坤。岂料乌合之众根本不是守兵对手，陈本人冒险劝降亦被擒。李燮和闻讯，不计原先划定负责区域之限迅速调兵遣将猛扑制造局，不但救了陈一命还拿下上海，因功勋卓著被推举为上海革命军的“临时总司令”。陈得救不思报恩，反倒玩弄伎俩自立为上海都督。李燮和未与其争，扫清清兵残余后其部下另立吴淞督府，邀李任吴淞都督。李拒绝了，只任吴淞军分府总司令，积极筹备军务，随后率其光复军参加南京战役，为夺取南京又建奇功。陈其美原拟建立之功业，皆又成光复会人战绩，黄兴任命李为援鄂联军总司令；孙出任“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又授予“光复军北伐总司令”关防，李率军北伐攻至山东，南北议和告成，清廷下野，遂止。堪称革命军中最锐利的军队。一心干革命，无意谋权力的光复会，其誓词中就有“功成身退”之句，极轻易便遭孙党构陷，“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很快成为现实。

李氏随即解甲辞职，1912年4月，在黄兴苦劝之下李氏始就任长江水师总司令，却不领军职。黄兴辞南京留守时李亦辞职。袁世凯欲委任其出任长江水师总稽查，坚辞不就。李氏转入实业、教育界，并办报于上海，后举家迁居南洋。当时报刊普遍夸赞其高风亮节，老孙也肯定其功勋然后夸赞“功成身退”之美德。殊不知，此乃陈其美暗杀李氏之成效，李本人侥幸躲过，卫士却被击毙。兼之恩师及挚友陶成章被陈其美派遣蒋介石暗杀，李所欲避者实乃孙党之毒手而已。

有时颇显可爱的蒋介石，后来在1943年7月26日日记里写道：“看总理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这段日记里尽管有为老孙开脱之意，却也道出孙“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之本意，还暗自揣摩，认为自己之所以受到老孙器重，皆因替他除掉陶成章之缘故。杨天石教授还查得南京档案馆藏老蒋另一篇自述刺陶文字，不赘述。但如老蒋没有不打自招，史书上又会有“袁世凯暗杀陶成章”的故事！

陈其美为老孙效忠堪称自觉，攻克南京刚十日，立下大功的镇江军政府总参谋、江浙联军参谋长陶骏葆就被陈以莫须有之罪名刺杀于上海都督府；陈之计划一并诱杀的镇江军政府都督、北伐军临淮总司令林述庆，幸陶之车夫报信及时，陈之卫队长杀陶后追至旅馆林已逃遁，未几即通电下野。这些暗杀行为极有效地摧毁了革命党内非孙系实力，做到“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光复会会长章太炎经两次暗杀恐吓，也知趣淡出江湖，尤其是不再跟老孙叫板。同盟会内部孙之心腹大患光复会从此销声匿迹，不再构成对其地位威胁了。现在读史料，不难看出，不仅辛亥首义，就连江浙一带武装斗争战果皆系以光复会为核心之革命派成就，老孙自己也曾明言：“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于天下。”仅靠陈其美一伙帮会杀手，孙党即血腥地摘了“桃子”，为老孙成功窃踞“临时大总统”立下了汗马功劳。

1916年5月8日，张宗昌收买陈的部将程国瑞将陈其美刺杀，报了陈暗杀上海守备使郑汝成之仇。孙扶尸痛哭，悲痛欲绝，并誉陈为“革命首功之臣”。陈之“首功”还能立在哪里呢？只有暗杀同志攫取权力，使“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这一项了。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也是被陈其美所策划暗杀，可知暗杀对于孙党靠篡夺辛亥革命荣耀何等重要！

1927年5月18日，蒋介石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在陈其美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演说道：“上海之所以有革命如此之成绩者，为陈英士先生首倡革命之功也。若无陈英士先生，即无今日之中国国民党，并无今日之国民革命。”老蒋之言确凿无疑，辛亥初成，革命派从武昌军政府到华东军政府，推举首脑时根本无人涉及老孙。要不是陈其美开杀戒摧毁光复会势力，并恐吓其他，老孙窃取“临时大总统”怕是没可能性的。彼时只有马君武在报纸上为老孙张扬，仍无甚响应，却引起陶成章翻出《孙文罪状》等加以反驳，愈加被动。陶还翻出赵声案来，声称赵声系被胡汉民秉承老孙旨意毒杀的。

赵声乃文武兼备之帅才，江苏丹徒人，先后在江南陆师学堂学习军事，1903年任三江示范学堂（今南京大学）教习时创作《歌保国》。这是一篇民谣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言书，不但堪与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及邹容《革命军》相媲美，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革命文献；还因其琅琅上口，词义浅近，极易为兵丁俗民理解，比其他文章更为普及。当时，章士钊秘密印刷了十数万份《歌保国》，由曹工丞装入大口袋，沿长江步行千里散发，引起了极大反响。《歌保国》因通俗易懂而流传广泛，对争取民众投身反清革命起到最有效的鼓动作用。

赵声因此不得不逃避官府追究，后于1906年充任南京新军第33标标统（团长），同期加入同盟会，并在新军中发展力量，冷遹、李竟成、柏文蔚、林述庆、倪映典、巴泽宪、彭大松、熊成基等一大批革命骨干皆赵声所植育。该组织蔓延沿江之苏、皖5省后，赵声被推举为同盟会的“长江盟主”。亦因其军事才干与组织能力突出，1906年6月孙中山派专人请赵声去广东担任军事领导工作。1911年“三二九起义”赵声被推举为总指挥，黄兴副之。却不料义举失败，化作惨烈的“黄花岗之役”，赵声带来的家乡弟子宋建侯、石经武、华逐电、阮德山、徐胜西、封冠卿等六人均阵亡。赵悲愤欲绝，认定继续孙氏偏重两广边地起义不可能成事，遂决计回归中部同盟会另谋发展，却忽然暴卒。陶成章认定是胡汉民请赵吃饭时下毒，以阻止其北归壮大中部同盟会势力，甚至说黄兴也脱不了干系。陶氏确实已成老孙心腹大患，陈其美不遗余力除掉他对于孙氏“我根本计划”确有大利。

老孙虽窃得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虽迫于革命派内部压力不得不认可鄂州集会时便订立的、袁世凯赞同共和即就任临时大总统职的决议，孙甚至亲笔致函老袁明确此意，却极不情愿。除了玩弄一些政治花招之外，最佳办法莫过于暗杀老袁。炸死老袁，也就无须让出“临时大总统”头衔了。就在孙宣誓就职之第16天，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等到北京暗杀袁世凯，连投四弹轰炸居然都被老袁躲过去了。显然老袁没有老孙那等气魄，自己侥幸躲过暗杀却没有兴师讨伐孙党，还继续南北和谈玩共和。老孙仅以宋教仁被刺为由，便大兴无师之兵，折腾“二次革命”，毁掉中国“走向共和”的一线生机。

其实，去暗杀老袁的还有彭家珍，彭临行前可是在上海亲聆老孙耳提面命的。但可惜老袁遇刺后被吓破胆，深居简出再也不敢招摇过市。美国公使芮恩斯写道：“从我到达北京直到他去世的两年半时间里，袁世凯只离开过他的宫殿两次。”老袁如此深居简出，日后被儿子印假报纸骗得颠三倒四也就不奇怪了。彭家珍找不到机会下手便退而求其次，于26日炸死良弼。据介绍负责组织四人暗杀团的系“民国女侠”郑毓秀，汪精卫行刺摄政王就是她输送炸药，后为中国第一位女博士、律师，民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之夫人。1912年8月9日，老孙亲自主持刺杀袁世凯的彭家珍、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四烈士迁葬仪式，并留下照片，绝非无由之举。

1914年老孙告知好友邓泽如：“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不由弟主张。”可见孙文对此耿耿于怀，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恰是宋教仁、汤化龙为核心的宪政民主派。从2月17日到3月8日，临时参议院三读通过了由宋教仁起草的《临时约法》，共7章56条，于1912年3月11日正式公布。从动机上看，它是南方各派为制约袁世凯专权的谋略，恰好应验了反对党对于国家政权文明化不可或缺的作用。其非同凡响的意义在于：此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公认的三权分立的宪法性文件，依据此约法将形成宪政民主之国家政权体制。而《临时约法》之蓝本《鄂州临时约法》，草稿虽出自宋教仁之手，却是宋教仁、汤化龙两人宪政思想的融合。宋、汤合作不但为中国宪政时代之滥觞，也彰显了宋、汤两人对于宪政民主模式之深刻理解，远不是孙大炮那些夸夸其谈的“主义”或“学说”得以望尘的。

宋、汤二氏之政治立场是“分享”政治权力的，而老孙孜孜不倦于“专享”，两者貌合神离且双方皆知彼。宋氏反孙之公开言论甚多，例如1908年11月23日宋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1910年12月宋与日本人串户真左树的谈话：“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直至遇刺前不久，1912年12月13日，宋借评述日本人根津一之演说时仍说：“无论是孙的势力或是康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架空而后取代老孙，宋氏言辞已经表露无余。章太炎甚至在《神州报》著文，称“钝初有总理之才”。而老孙也是心知肚明的，无奈“利剑不在掌”只得隐忍不发。但无论有无孙氏操纵，似陈其美、戴季陶等忠实拥趸则未必忍得，使出革命党的看家本领暗杀手段是符合逻辑的推理。戴季陶后作《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直言不讳道：“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可见史家说宋系孙党实在可笑，小宋临终前想起给老袁致电却没给孙留片言只字，亦可见其牵挂何在。

一件佚事：宋教仁被刺那天，老孙的心腹陈其美在送行宴上对宋说：“遯初（亦作钝初），你不要快活，仔细他们会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宋哈哈大笑，道：“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宋君坦然于后半句，却未惦记前半句，当晚果然遇刺。扑朔迷离的刺宋案，主持人应桂馨早就是陈其美的至交兼副手，他家基本上就是陈记革命党的据点。老孙回到上海时，陈委派应氏护卫并照料老孙，足见其地位之重要程度；孙之所有衣食住行乃至其他用度皆由应氏支付。又担任护卫队长，一直护送老孙至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然后做了孙政府的庶务长。为此辩护者们着力扭曲说孙不满于应氏低劣而免其职遣去兵站，实际上是政权移至北京，南京临时政府一切机关解散，应氏才转去兵站就职的。只因国民党谋权时有赖青洪帮，事成后只顾弹冠相庆，遗弃了那些鞍前马后效力过的帮会成员，应氏这才组建共进会收拢这些人自成一系。1912年8月15日，袁、黎杀辛亥功臣张振武引发抗议潮，应氏趁机在武汉搞兵变遭黎元洪通缉。后经江苏都督程德全活动而撤销，推荐并获得北京认可担任江苏驻沪巡检长，此后可算作“双面间谍”。

细读当年宋案庭审资料，简直就是“满纸荒唐言”。且不论身为刑事检查长的应氏，怎么会留下如此丰厚的“证据”，连凶器也保留完好？且从举报到辑凶缴证，国民党犹如神仙指路，巡捕房不过其执行工具而已。以及应氏法庭上答辩，称其手下会员中有的是玩命高手，根本犯不着如此这般找外人来行刺。仅说从谋划、提供凶器到指认宋教仁再到掩护武氏藏匿的陈玉生、吴乃文，陈虽被捕却未受审；而陈其美的人吴乃文居然能挽同王阿发至巡捕房举报应氏后人间蒸发。显然他俩是比武氏更重要的嫌犯，整个抓捕人犯等事皆陈其美担纲，个中猫腻昭然若揭。尤其是作为“铁证”的事关“梁山匪魁”函电，应氏在第六次审判被质问时已辩解说那是宿州发生士兵哗变，令“马队”剿灭之军事行动，因涉密不宜对簿公堂。这是极容易核查的事情，倘若应氏撒谎，戳穿后无疑大有利于判其罪，却没了下文；只能推理为确有其事，故意不宣是为了让人们遐想到无限坏的地步上去。

芦笛、张耀杰等几位先生都有专文分析宋案蹊跷，不另赘言，获益最大者非老孙莫属。欲补充说明的，宋之遇刺身亡，孙不但夺回国民党之操控权，还借口发动“二次革命”，把宪政局面扼杀在摇篮里，对于“不动摇我根本计划”简直就是量身定制。黄远庸的评述极贴切，彼时宋已经是国民党的操盘手，且极受老袁赏识。3月22日老袁得知宋之死讯，怅然自语：“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若宋进入国会再同老袁及其他各派互补议政，孙恐怕只能满世界游荡筹款修他那“二十万里铁路”去了，这将与“我根本计划”背道而驰。事实上，老孙是没脑的，“一根筋”；小宋是有脑的，“大主脑”。“一根筋”取代“大主脑”，国民党必成“乱党”。老袁之根本利益决定他更乐意宋氏活着，至少能消解或淡化国民党的破坏力。

对孙及其“我根本计划”构成直接、紧迫威胁的泰斗级人物宋教仁首先罹难。另一位泰斗级人物汤化龙1918年9月1日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人王昌暗杀。汤化龙系辛亥首义的重量级人物，若非他于首义次日即出山，黎元洪未必肯附义；又劝得其弟汤芗铭率领北洋舰队反正，击溃了冯国璋第一次渡江攻打武昌，否则辛亥革命局面根本不可能维持。还与宋教仁合作制订民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鄂州约法》。老袁称帝后，仍是汤化龙奉劝时任湖南将军的汤芗铭于5月29日通电反袁，据称老袁获悉后顿脚叹息道：“完了，完了！”随后死于6月6日，时人赠雅号“送终汤”。一介远居加拿大小城的剃头匠，何识已经下野多时的汤化龙？值得以己命拼彼命？内幕已无可探知。

颇显端倪的是，孙中山立即电令旅加华侨殓以玻璃棺，并派专员二人赴加把灵柩运回广州，停放在永胜寺。然后把灵柩运返石岐，在原城隍庙（即前石岐镇委会地址）举行追悼会，并换上等棺木收殓。既毕，又由庆云舰把棺柩运回广州，在中央公园开会追悼。会后，以党礼葬王昌于黄花岗左侧，建立石坊墓表以旌其所为。王昌是国民党党葬第一人，也是孙直接关怀丧葬的第二拨刺客，上一拨即行刺袁世凯的四人团。而孙之革命启蒙导师杨衢云，都说是遭清廷谋刺的烈士，兴中会首批骨干谢瓒泰多次请求孙准将其在港荒冢（连姓名都没有）移葬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却不获准。爱憎可谓分明，事由必有猫腻。

莫道此论为乱揣测，一遇类似岔路口，老孙的心腹之患总会遭遇不测。黑幕里的东西难于取证，百密一疏的是刘北海居然寿终正寝，且未能“守节”破了黄远庸被刺之谜，给我们留下一点推理的启迪。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写道：“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兴中会实际上是辅仁文社的延续。”这话是有根据的，还在1892年3月13日杨便组织谢瓒泰等16人成立辅仁文社，堪称近世中国第一个具有民主革命性质的政治团体。值得注意的是时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孙中山并未加入其中。而孙《年谱》则记述说孙系经尢列介绍、于1891年秋结识杨衢云的，孙的感言是“相见恨晚”。多种文字资料均介绍说他俩经常交谈，皆不离忧国忧民话题。彼时孙满足于汉人称帝的君主政体，杨则坚决鼓吹民主制。孙后来回忆道：“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护……杨衢云（因而）与予大斗，几至动武，谓非民国不可”。可知非但“民国”之创意出自杨衢云氏，且老孙之革命思想亦来自杨氏启蒙，至少杨氏比孙氏先知先觉。杨氏原本已指示孙到广州组建革命性质的政治小团体，老孙在穗却只限于清谈，并无行动。

此后，1893年孙氏曾求师于康有为，只因康氏楞要孙照旧俗出具门生帖行拜师礼，才作罢。倒有点马戛尔尼被“三跪九叩”大礼驱逐之韵味。1894年老孙精心炮制《致李鸿章书》，经郑观应举荐赴天津拜谒李中堂而不得，这才一怒冲天倾向革命之路的。然而孙氏在其《有志竟成》一文，开篇即大言不惭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1885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举凡革命领袖，必具备为目的不择手段禀性，撒谎须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老孙即近世第一位楷模。

然后孙辞国去了檀香山，在那里组织兴中会，参与者号称百人左右。1895年1月孙回香港，再拜谒杨衢云，2月21日于杨氏门下修改《兴中会章程》，正式与老杨的辅仁文社合并建立兴中会总部。杨正式任总办（约定得国后即任大统领），孙屈居帮办职，已为是年10月10日。没有证据说老孙“让贤”于杨。杨不但资格老，而且此时经费八千港币亦是杨的一位拥趸黄咏商卖屋得款出资。一说据此黄氏得任总办数月，至九月自辞虚位，让贤于杨。对于股份制的兴中会，入股皆许以丰厚回报：“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老孙似无资格超越杨。尽管受到“沉重打击”，并“常感痛心”，孙亦自知故直至作《伦敦蒙难记》，始终不曾以“革命领袖”自居，毕竟还嫩了点。

需注意的是，两个《兴中会章程》都无涉推翻清朝政府，史书中《兴中会盟书》所载：“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在两个《章程》内丝毫没有体现，是冯自由等后来添加的辉煌。两《章程》仅满足于“联接四方贤才志士，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力为推广，晓谕愚蒙。”同“驱除鞑虏”之类，根本不在类似境界。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老师傅被小徒弟打败惊呆了中国知识界，当然包括杨、孙等兴中会同仁。之后一个月，兴中会才确立反满宗旨，并立即确定重阳节在广州武装起义，其时杨氏担主角，任起义总指挥，孙只是协理，不得不亲往广州安排作战。这也是老孙“十次起义”中唯一涉及风险的一次，之后九次皆老孙在远处谋划，别人上阵拼杀。

广州起义还没打响就遭失败，老孙逃离广州抵达香港，旋即与杨衢云一起被港府驱逐，并禁止五年内涉足港地。杨一直跑到南非，即使在那里发展兴中会势力，亦属天涯孤旅；而老孙则奔忙于日、美、欧洲，尤其是写《伦敦蒙难记》，隐去跪地求饶并往陆皓东烈士头上泼污水，以及供出刘学询欲反清之情节，（详见上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P26-P29）大肆吹嘘，在海外浪得一些虚名。无可否认，他在理论上作了一些研究，杨氏显然不如。尤其是1897年孙在日本结识黑龙会干将，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亦发现老孙的利用价值，这些日本政界要人开始扶持老孙，为在中国制造混乱以利肢解而不遗余力。而老孙得此政治、经济、宣传三方面扶持，在穷愁潦倒的留日革命派中声望亦日渐高涨。

老孙翅膀一硬，杨衢云就顿显低矮，1898年杨到横滨，老孙随即也移居此地，对于会长资格的老杨抵日，孙并不高兴。谈话间即暗示杨辞卸职务，见杨无动静，便立兴汉会自任会长，宫崎寅藏还专刻会长图章亲送给孙。只能靠教习英语谋生的杨衢云为不使革命党分裂只好于1900年1月回香港并辞去会长职务。老孙遂接掌兴中会，亦不再用兴汉会行事了，可见此会之另起炉灶性质。谢瓒泰闻此讯颇激动，杨劝解道：“不久之前，我们几乎已濒于分裂为两个阵营的境地。一天，孙中山博士告诉我，长江流域诸省的哥老会党已拥戴他为‘会长’，同时暗示我，不能有两个会长，如果我不承认他的领导地位，我们就只好分道扬镳。”杨接着说了“为了事业的利益”，“不要促使分裂”，甘愿辞职服从孙的话。

老孙接着利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机会，同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暗定密约，在日军支持下，联络日本军人及浪人发动惠州起义，义军须立即转攻厦门，引起日军直接出兵福建。事成后允划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只是此举引起美英抗议，并威胁要以武力阻止日军登陆，导致日本内阁垮台，伊藤博文新内阁严令儿玉不得再插手此事，惠州起义失败。由此亦可知，所谓惠州起义完全是日本人作为后台老板策动的，老孙不过马前卒罢了。10月20日前后，清廷南海县派幕僚植槐轩协同兴中会会员陈廷威赴港联络杨衢云，洽商招抚事宜。允党人首领担任道府副将，辖五千兵马，允拨数万银遣散游勇。杨赞同议和，认为可恃合法身份辖军队以谋长远。致电在台湾的孙中山，遭拒绝。唯恐杨继续洽谈，孙即发电函致陈少白，令其坚持反清斗争，并严加防备阻止杨衢云议和。惠州失败后老孙11月14日自台湾返回日本门司，旋转至东京、横滨。

1901年1月10日杨衢云遇刺于家中，次日死于医院。时间上衔接密切。国共两党皆言之凿凿称粤督德寿命李家焯派杀手陈林到港取杨性命，酬金三万。然而颇为可疑。一是谢瓒泰不依不饶追港府出大力侦缉凶犯，迫使陈林逃回广州被李家焯缉拿处死，证据是搜得革命党文书，系革命党骨干。而革命党则宣传说是李栽赃陷害杀人灭口；二是资料称陈林受命刺杨刚到香港寓所，孙之忠实信徒江恭喜即突然造访，且力劝陈勿刺杨。如此机密的消息他从何处得到？且陈不从江劝之后厮杀出身的绿林好汉江恭喜明知陈系官府爪牙，本属不共戴天之仇敌不即时除掉，反倒跑去劝杨逃跑避难。杨不从之后江却向杨借得盘缠数十元，自己当天下午便逃离香港避祸去了。我看，刺杨更有可能系老孙旨意，弄不好江恭喜本亦受命，良心发现转向杨通风报信，否则犯不着匆忙出逃。三是广州府与杨谈议和正欢，招抚得杨衢云无疑更有利，没理由化利为害的。四是孙之最初挚友，与孙并称“四大寇”之另三位，陈少白、尢列、杨鹤龄，原本都是舍生忘死积极跟随老孙玩命的。尤其陈少白，此前堪称不离老孙左右，系老孙唯一称“吾弟”者。在杨衢云被刺后这“三大寇”同江恭喜、谢瓒泰类似，一起消沉了，没有一个再紧随孙效命，亦不敢冒犯，只是敷衍应付。乃至于成立同盟会时兴中会仅剩冯自由一人随老孙成同盟会骨干，余皆黄兴的华兴会、陶成章的光复会及其他会党人员，兴中会等于散伙。这些义士从不畏惧清廷，都是舍生忘死拼杀出来的，散伙只可能怕老孙，要么杨之死令他们看透老孙了，否则很难解释。

其实杨氏议和之见更合理。时值清廷治权旁落，东南互保诸省处于自治状态，李鸿章亦萌生两广独立之念，曾派舰接老孙赴穗洽商，孙怕死不敢去，遂派宫崎等前往故未谈成。广州督署接着联系杨衢云亦属顺理成章之举。合法统辖五千兵马编练蓄势，并可广泛联络道府及新军官兵，远胜于老孙那种临时拼凑各类流民上阵，还不必四出募饷银买兵器。责备杨氏“投降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玄妙还在于，10月下旬，就在孙禁止杨衢云和议之同时，不知是否受杨之建议所启迪，老孙却委派平山周持函联系李鸿章幕僚刘学询，说了八国联军陷北京后“清廷和战之术俱穷”之形势，然后“面托足下主持内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其余四人孙安排杨衢云当财政、李纪堂当外政、盛宣怀当内政，孙自己当军政；何启或容闳理外交。甚至请刘联系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看他们是否有兴趣加盟。条件是“即速代筹资百万交（平山）周君汇带弟处，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这就比杨衢云和议南海县衙还高一阶。惟天公不作美，平山周托故没去上海，所以此函亦未送达刘学询之手，宏伟计划无疾而终。值得注意的是，刘学询就是老孙在“伦敦蒙难”时向邓廷铿揭发有谋反之意那位“富豪”，是邓将孙之揭发抹去以掩护刘氏的。此函又可佐证清廷伦敦使馆审讯孙之笔录的真实性，并非老孙解脱后辩称的“构陷”。

随后史坚如掘地道谋炸德寿未果，被捕遇难。孙中山称赞他“死节之烈，浩气英风，足以为后世之模范”。其遗书有话：“记得去年（1899）年冬天，我奉了孙先生的命令，来广东密谋暗杀”。并不止于此，1900年6月17日，在香港海面商船上，老孙布置惠州起义任务时，史坚如便负责在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也可凑热闹旁证老孙在关键时刻不惜取暗杀手腕以助成事，对敌尚可说道，也对自己人就太卑鄙。当所有如意算盘都落空，其本人又面临窘境时，杨氏若得手那就会“动摇我根本计划”，以孙之禀性，不择手段是可能的。

程壁光乃孙氏同乡，原为北洋水师将领，甲午海战中效命阵前。为免受朝廷治罪，避居乡里，遂于1895年入兴中会。后经李鸿章运动，得以免责回归北洋水师。武昌首义时程正率巡洋舰海圻号出访欧美，途中易帜归顺革命。而清国海军全体起义，公推程氏为海军总司令，其后官至北京政府的海军总长。袁氏称帝时，因老孙搞中华革命党惹出国民党大分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等元勋皆拂袖而去，乃至于反袁大旗被南方派高举，老孙之势力成弱旅，不得不顺从众议卷起青天白日旗跟随五色旗。袁死后，1917年5月，北方督军团变，黎元洪被迫退位，解散国会。6月，程璧光即在上海宣言护法。7月，老孙经胡汉民先期联络两广军阀，获得合作承诺，与陈炯明等由程氏率领北洋舰队护送南下广州护法，程率领之海军亦成为老孙之主力部队，取得抗衡两广军阀之实力地位。若无程氏支持，老孙恐怕只能躲在租界里画饼充饥了。

1917年11月15日，老孙下令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炮轰广州观音山，拟炸平桂军莫荣新督署遭拒绝。程指出，炮轰必造成市民生命财产巨损；并反对老孙在广州外围四乡各处秘密招募民军。程自行以海军舰队名义发告示称：海军南下目的为保护民主，将助自治政府维持地方秩序，不能让任何派系惹起动乱；某派人士，以海军之名招募不肖之徒为民军，实为不法行动。“某派人士”即指老孙。迫使老孙于23日下令除潮州、梅县地区外，其余一律停招民军。

1918年1月3日，老孙私自绕过程璧光，下令豫章、同安两舰发炮轰击观音山，导致大量民房被毁，市民死伤无数。而陆军则无视老孙命令并不配合攻占督署。程氏对炮击导致乡亲遭难怒不可遏，撤掉两舰舰长职务。2月26日程璧光被刺殒命。老孙作大悲状，隆重礼葬抚恤然后任命林葆怿接任。然而老孙之少将参军罗翼群所著《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披露暗杀事件原来是老孙指使亲信朱执信操办的；美国领事当时亦报告国内，称接到情报说程璧光被刺，孙中山事前已知道其事；之后又详报说杀程凶手名叫李安邦（LiAn-pang），在孙军的一个旅中，获升上校，曾任士敏土厂（大元帅府所在地）总管之职。香港《华字》报社论称：“孙中山当众宣言程璧光之被刺，因不奉命而宣布死刑。”所上演大悲戏实在只是猫哭老鼠罢了，程弟奎光系老孙早年至交，兴中会首次广州起义烈士，出手可谓阴狠。海军则因此分裂，闽籍官兵欲脱离军政府返归上海。

还不仅如此，老孙打着“护法”旗号南下掀起军阀混战，所宣扬维护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核心乃内阁体制。被指责违法的北京政府，即使老袁“帝制自为”，始终还有一个内阁存在；而高调“护法”的老孙，自南京登基任临时大总统起，几番上下，无论称总统抑或大元帅，却从无内阁踪影。1922年元旦，老孙独断废掉立民国时议会通过的五色国旗，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作为国旗，也算“护法”？至少北京政府走马灯似地换总统，谁也没去改南方临时政府制定的国旗的。然而两党史家仍然喋喋不休赞誉老孙“护法”伟业，真不知权力先后灌注多少糨糊进入史家之头脑。

倒是老孙自己还坦白些，1923年诠释道：“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本身基础，犹甚薄弱，一旦受压迫，将无由抵抗，恐蹈俄国1905年国会之覆辙。”“余对于临时约法之不满，已如前所述，则余对于此与革命方略相背驰之约法，又何为起而拥护之？此读者所亟欲问者也。余请郑重说明之。”“《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袁世凯毁弃《临时约法》，即为违背誓言，取消其服从民国之证据，不必待其帝制自为，已为民国所必不容，……余为民国前途计，一方面甚望有更进步、更适宜之宪法，以代《临时约法》，一方面则务拥护《临时约法》之尊严，俾国本不因以摇撼，故余自六年至今，奋然以一身荷护法大任而不少挠。”摇晃许久“护法”大旗，竟然是不值一护的劣法，革命家那种口是心非之禀性，表露无余。

再说1918年5月20日，不顾老孙强烈反对，广州国会非常会议根据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改组军政府为合议制，选举唐绍仪、孙中山等七人为政务总裁，废掉了“大元帅”职位。老孙顿失独裁虚位，顾不得一直捍卫国会之各种高调，第二天就抛下《辞大元帅临行通电》，带领朱执信等辞职奔汕头转上海去了。这边厢唐继尧、岑春煊、陆荣廷等就总裁职并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不但派人送老孙之当选证书赴沪，还不断电催其就职。老孙虽极不情愿，却不好明摆着食言，他声明“国会须享有完全自由行使其正当职权”已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只得复函接受此职，派徐谦代表之。

还在1919年7月1日，老孙对上海人王鼎的“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建议书批复道：“暗杀一举……向不赞成，则在清朝时代亦阻同志行此，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张，积极之进行，则恶人自然消灭，不待于暗杀也。”此时正是“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北京政府正处于风口浪尖上，南北和议再次提上日程表。形势可谓“一派大好”，老孙于是也颇有光明磊落之气魄。然而对照上述暗杀案例中老孙之行为，你不得不叹服革命领袖那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魄力。

和议酝酿谈判日程及概要，老孙反对和议，令胡汉民辞去南方政府谈判代表一职；并函告伍廷芳自己准备辞去南方政府七总裁之一的打算，让伍亦采取一致行动。接着辞职，并四出函件游说取消南方政府。国内各界人士厌烦内战，“联省自治”呼声渐高，赵恒惕在湖南率先实施。就连毛泽东也热衷此道，连发数文颂扬湖南自治，并认为是救国正途。陈炯明亦力主施行联省自治，这就跟除了自己当上大总统其余一切皆免谈、故而坚决反对联省自治的孙中山对立了。

经过一通混战，陈炯明率领的粤军在粤东及福建漳州等地，算是站稳脚跟了的。陈氏治闽南、粤东，“漳州新政”当时口碑极佳，蔡和森也写文章把他往社会主义那边扯，政通人和亦使得粤军发展迅速。恢复广东后继续其闽南新政，在92个县推行自治，到1921年时各县推行民选县长、县议员完成，广东省议会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施行“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陈独秀应陈炯明盛情邀请到广东自主主持教育，陈炯明全力支持排解各种干扰，使广东的公办、免费、私立教育均获得大发展。陈炯明还创立中国城市史上第一个建制市——广州市，并设了财政、公安、工务、教育、公用和卫生等专职机构。广州市还筹办了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举行体育运动会，美术展览，安装马路电灯，还建筑了新式住宅小区。各种报刊杂志也纷纷出刊。市府雇佣上千名清道夫打扫街道，疏通沟渠，散发小册子宣传卫生条例。成立广东全省总商会、广东经济调查局、股票交易所等。其禁烟令使广州的烟、赌积劣基本绝迹。随陈独秀赴粤的共产党人谭平山等甚至以此为乌托邦之楷模，谓“陈炯明治粤有功”。

陈炯明的政治抱负与老孙背道而驰，陈认为中国的改变应该是渐进的、改革的、自下而上的；主张保境安民，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和民选制度下的地方自治，反对广东介入军阀内战，力倡联省自治，尤其反对武力北伐谋取中央集权。老孙正相反。若按照老陈这一套，他的总统梦必然泡汤。然而老陈心存主从观念，虽曾抱怨老孙理想主义过甚实践精神不足，仍尊其为领袖。兼之粤军中许崇智等邀功心切，1920年11月28日迎老孙到广州。老孙其实早就不满老陈另有一套思想了，他曾在粤折腾许久一事无成还被军阀排挤走；离开后老陈不过两年许便文武兼备赶走军阀还整出一个繁荣局面来，相形之下优劣是不难比较出来的。

1920年9月，陈炯明率领粤军节节推进，10月28日收复广州，桂军撤回广西，随即广东全境收复，形势转向谋发展阶段。孙致电陈及粤军各将领：“进取广西，以为铲除根株之计。”陈炯明没那么大野心，他只希望广东民众休养生息，不能再延续战争导致的沉重负担。老孙无疑需要这块地盘作为根据地，为使老陈放心容纳，先是封陈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继而大讲他的民生主义，“惟以民治为统一方法”，“武力不过辅助民治之不及，非不得已，不宜轻用”。并向陈许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

经许崇智电邀，孙11月28日抵达广州，次日即重组军政府，给老陈陆军部长衔，套上了嚼口。接着大事声讨“联省自治”，主张“以分县自治为立国基础”。在其12月1日的《军政府建设宣言》里，大抵顺应陈炯明意见言及厉行自治，普及教育，发展实业，整理财政乃至废督裁兵等。12日，孙巡视韶关，沿途即收编民军，反“裁兵”之道而行；19日，奉孙调令李烈钧率滇军经黔湘入粤；兼之此前电令福建督军李厚基调兵开进粤东；派朱执信前往虎门策动民军以及桂军中国民党旧系响应他的讨桂，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宣布独立。老孙显然在组建一支不属于粤军的部队，但21日东莞民军与驻军火拼，朱氏中流弹而亡。

经过这些铺垫，1921年元旦纪念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日，老孙就发表演说准备废弃“护法”：“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护法不过矫正北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力。”他要“建立正式政府”，不再承认北京，称之“伪政府”。会后接见各界人士，正式宣布要出兵讨桂以及收回海关。21日即函告各国领事，宣布接管粤海关管理权；27日宣布：“北方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的民国”；接着开始筹建工作，准备对外交涉。2月13日决定四路出兵伐桂；18日改组广州市政府，宣布由军政府直辖，开始剥夺、侵削陈氏广东省权利。返粤前那个“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的承诺，以及高举了多年的“护法”大旗，都已经不算数了。

老陈治粤初见成效，请回老孙如同引狼入室。自老孙开始谋造反以来，从未品尝过如此气指颐使的滋味，陈炯明为他造就了空前可观的平台，终于得以一显“大总统”之威风了。3月，老孙请来共产国际代表亚列格塞夫与之洽谈；4月自组“非常国会”，4日老孙宴请国会议员，要求迅速成立正式政府，并许诺给每位议员1000元津贴。7日，222位“护法”议员投票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大纲》，选举孙为非常大总统。史书上著名的“曹锟贿选”案已是臭气扑鼻，殊不知此前两年老孙即贿选得“大总统”职位了，仅因国会有“非常”之前缀，俗称“非常大总统”。5月5日办就职典礼，要求各国承认其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设“总统府”于观音山，设立各部，委派部长；并电令北京徐世昌“即日引退，以谢国人”。11日，终于明白过来的陈炯明请辞所派给他的陆军、内政两部长职，认为仅有这点本钱就西征北伐纯属不自量力，只会酿成新的灾难；孙则于28日电令粤、赣、滇、黔各军准备攻打广西。

6月25日粤军攻占梧州，27日孙下令各省攻桂，“荡平群盗，扶植广西人民，使得完成自治”；8月4日粤军攻占南宁；10日非常国会奉老孙旨意通过北伐决议，明令出兵北伐，以统一全国；13日滇、粤、赣军攻占桂林。此后直至年底，以两广为基地老孙在桂林建立北伐大本营，轰轰烈烈筹划又一场内战，并在10月上旬接受“韩国流亡政府”专使申圭植“递交国书”，总算过了一回有外国承认的正式的“国家元首”瘾。

尤其是12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与孙密谈，除了提出建立一党专制和党军之满合孙意之谋略外，尚承诺援助，孙心大悦，干劲更足。次年初便放言：“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也即苏俄式的一党专制国。唯需说明的是，老孙钟情苏俄，根本在于主宰欲驱使。还在1915年中华革命党誓词纠纷中，孙即于8月4日函告杨汉孙：“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型，而在秘密时期，军事进行时期，党魁特权，统一一切，党员各就其职务能力，服从命令，此安得妄以专制为诟病，以不自由为屈辱乎？”亦应可知“三民”并非其“主义”，实为“统一一切”的工具而已。

却不料正在老孙春风得意之时，陈炯明因广东刚建立起来的和平局面又笼罩在战争的硝烟中，民众不得不再次忍受孙氏苛捐杂税所造成的沉重负担怨声载道而烦恼。为国家和平与粤省民生计，陈联系湘省赵恒惕谋求粤省自治，并表示愿与吴佩孚共倡息战裁兵。3月16日，就在孙记北伐军进入湘省之际，赵恒惕拒绝北伐军过湘；此前唐继尧已经抗拒老孙北伐令，反戈回滇，老孙亦令各省“严厉制止”。只可惜力不从心。恰在此时，张作霖、段祺瑞派人与孙联络，合谋南北夹击直系，孙便改道赣省北伐与奉、皖合作夺取北京。

美国国家档案馆1946年后公诸于世的机密文件中，有当年美国驻广州领事报告，称1922年4月中旬，孙中山因北伐军入湘不成功，改道攻赣。在梧州的军事会议上说南方有三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该予以谋杀刺死。英国领事亦有同样的报告。

老孙此话可不是说着玩的，之时已在梧州，几天后又在肇庆，便有两次暗杀陈炯明的未遂之举，一刺客供认有事成会有50万元的赏金。1924年吴稚晖企图调和孙、陈分歧，陈在复吴函中说：“惟有一事，至今为我所不解者，南宁劳军之日，即欲演烹狗之剧。事后闻之，毛发俱悚。我诚无状，然至今想不出获罪至此！”陈想不明白的是在1921年年底，老孙在祝贺粤军攻占广西的南宁劳军时，就有谋害他的企图。

谋刺陈未遂，却在1922-1923年谋杀了老陈的四位得力助手。首先就是陈之参谋长、挚友邓铿3月21日遇刺而死。国共两党史书皆言陈之死党刺杀了邓铿，台北中央大学历史学家汪荣祖经考据后认定，邓铿是被孙中山谋害。简述之：邓氏辛亥时便随陈氏出道，一直为陈氏倚重之心腹将领，官拜陈氏之参谋长。陈氏两次离穗，皆委托邓氏掌控全局。诸多事例证明邓氏对陈忠心无二，即使抗拒老孙亦在所不辞。邓与陈一样不赞同孙之北伐，孙下令调五百枪械供北伐之用，邓即不肯配发；汪文列举了孙党元老莫纪彭五十年代访谈录，否定陈刺杀邓之意见；引述了当时英、美领事致国内密电；刺邓之时机恰在陈炯明不提供部队、军饷以延宕孙之北伐，孙下最后通牒给陈炯明之时。刺杀邓氏后陈氏很快屈服让位。

不光邓铿，陈的几位大将关国雄、陈达生、陈永善均在孙、陈决裂之关键时刻遇刺身亡，另一员大将洪兆麟弃军出走，于是陈炯明惶惶然服输。特别是关国雄，陈炯明得力部将，1921年10月下旬，关即对记者说饷粮无着，不能随孙北伐。且与叶举，洪兆麟等粤军将领联名上书请孙下野，而且率第四师精兵扼守梧州，阻止滇桂军顺西江而下攻取广州的。关国雄死在1922年10月与1923年1月之间，真相不明不白。但关是亦死后其部属即受贿倒戈使滇桂军沿西江直下广州，逐走陈炯明，却是不争史实。而叶举等忠于陈的将领不肯服软，自行决定“炮轰总统府”逼走老孙的“616事变”。实际上叶举受陈炯明制约，仅向观音山发土炮三响，并事前告知，以驱逐老孙为目的，网开一面并无伤害之意。但此事却被国民党炒作成惊险万分、九死一生的闹剧。

以下辑录相关的各种文史资料，辅助说明：

孙中山曾雇用一俄籍恐怖分子，名叫德科伯（M.M. deColbert），组织暗杀团以排除异己。一九二二年十月里，广东市内连接发生六次炸弹案，所炸地点有东方旅馆，亚洲酒店，东堤桥旁，报馆等处。十九日，广州当局查获德氏为炸弹案的主要嫌疑犯。被捕时，德氏在民国医院当医生，自称为美籍公民，后改为法籍，又转为德籍。但从其住所所搜得的文件推测之，则应为俄国人。他能说俄，英，法，德四种言语。又从搜获的文件中，证实与孙中山有直接的联络。他的住所藏有两颗炸弹，和制造炸弹的小型工具。德氏承认与孙中山面晤三次，最后一次是当孙中山离开黄埔，乘舰泊于沙面岸外之时（七月十日左右）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孙政府举行庆祝夺回广东政权，及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两周年纪念的大巡行，德氏亲自参加巡行，极引人注目。美国领事曾派员去访问他，德氏说他在组织一武装力量，叫“神圣不朽的党员”（Immortal Partisan），将以恐怖的手段来对付孙中山的敌人。

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申报报导粤军调查处在广州市内查出一暗杀团的组织，冒名“南洋同侨俱乐部”，拿获谢民智等嫌犯五人，并搜获粤军将领洪兆麟，杨坤如，陈觉民，陈永善，翁式亮，钟秀南，黄强，李云复等相片十余张，意图谋害。孙中山以有组织的暴徒手段来对付“敌人”，是当年在南方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在一九二三年香港《华字》一社论里批评孙中山：“北方军阀尚讲体面，有点刚直气；南方军阀无赖而又阴狠”。

陈达生于一九二二年，“六一六事件”发生后一个月的七月十五日，在香港被凶手枪杀殒命，时陈为广东省政府的公务处处长。香港警察拿获一嫌疑犯，后因证据不足，予以释放。

陈永善于孙中山回粤重建大元帅府后两个月的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里，在香港被暴徒枪伤；十一个月后，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下旬，因伤重不治身死，年仅三十七岁。他是当过广东省长的陈席儒之长子。（陈席儒是夏威夷归侨，祖籍广东中山县，在香港经商的侨领）。陈永善在炯明主粤时任江防司令，及广州石井兵工厂厂长的要职。陈永善被刺后，香港的西报评论说：“我们应该提出严重的抗议，使南中国的政治败类，不能在这个英国的领土上，任意作出其无法无天的暴行。”上文提及要替孙中山铲除“敌人”的俄籍恐怖分子德科伯，就是于一九二二年十月里，由陈永善亲自率兵查获审问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辛亥之初摧毁陶成章之光复会、20年代初摧毁陈炯明之广东地方实力派；以及宋教仁、汤化龙为核心的宪政民主派消亡，等等，均使老孙转颓势为顺势。所有有碍老孙一统的人物，都死在老孙最需要他们死掉的时刻。孙中山的“国父”地位，与其说是反清反袁获得，不如说是除掉革命阵营之反对派而获得。北岛君那句名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不是没有根据的。惟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没让他真的坐上“大总统”宝座，可谓报应。只是中国国家与人民则付出了本不该付出的代价。

我们今日翻出这些历史故事，并无求于翻案，只求明白：革命领袖大抵只是些冠冕堂皇之卑鄙小人，领袖崇拜是祸国殃民的必由之道。那首《国际歌》里有两句歌词是可取的，“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20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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