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演義二七：密謀倒彭毛澤東批轉“萬言書”   不明究里高幹們支持彭德懷

巴山老狼  著

第四篇： 中華民族第二次大劫難―― 瘋狂的大躍進、廬山會議、五千萬農民活活餓死    

第二十七章   密謀倒彭毛澤東批轉“萬言書”   不明究里高幹們支持彭德懷

七月十日，毛澤東召集六個組的組長談話，再次強調總路線、多快好省根本不會錯，承認缺點錯誤從全局來講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從總形勢來講就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關於經濟建設確實有得不償失，但從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取得經驗總是要付出學費的，全國大辦鋼鐵賠了二十多億，全黨全民學會了煉鋼，算是付了學費。

毛澤東的講話在各小組傳達後，慣於見風使舵者轉變了態度。不敢或不願再談大躍進的缺點和教訓。小組會上響起了一片歌功頌德的聲音。偏這彭德懷不明事理“感到會議上一些人對問題認識不夠，‘左’的思想仍然對人們有壓力，因而非常憂慮，覺得問題如果得不到糾正，計劃工作迎頭趕不上，勢必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這些問題由我在會上提了來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些問題就容易得到糾正。”遂想給毛澤東寫信。周小舟勸他不要寫信，親自找毛澤東去談為好。

七月十三日晨，彭德懷到毛澤東住處要求見一面，可惜毛澤東昨晚舊情萌發，趁江青還沒上廬山，叫隨從找來了前妻賀子珍。直至凌晨時分才睡下。警衛員自然把老彭拒之門外。

據說歷史會因一些偶然的細小情節而改變，倘若毛澤東這一次與彭德懷見面了，中國的歷史是否也會發生變化？蘇曉康先生在其著名的《烏托邦祭》一書中流露出這樣一種觀點。對此筆者難以贊同。讓我們假設毛、彭會唔的某種情形：一種是毛澤東和彭德懷大吵一架，雙方話明氣散，毛澤東大度地接受了彭的意見徹底糾正大躍進的錯誤――但以毛澤東的就是錯了也要錯到底的性格來看這沒有一點可能性；另一種情況是毛澤東不動聲色假意應付彭德懷，讓彭滿意而歸，再悄悄地積蓄力量，時機一到對彭一個突然襲擊打他個措手不及，逼得老彭也象周恩來一樣一把鼻涕一把淚地作檢查，再繼續大躍進――這倒符合毛澤東的性格和一貫手法，因此這第一種情況出現的概率是不大的，而第二種情況是必然會出現的。

退一步來說就算是這天晚上毛澤東和彭德懷握手言和，避免了一場餓死幾千萬人的大劫難，然上天既生下毛澤東這樣的魔頭，那麼中國人民就註定要遭曠世之劫難，所謂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躲過了大躍進，還有另一場什麼名目的劫難在前面等着。

彭德懷見毛澤東不成，當晚便起草信稿，十四日晨，叫參謀抄送給毛澤東。

彭德懷的信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之一，也是關繫到五千多萬農民的生死存亡的歷史文獻。全文如下：

 主席：

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組有幾次插言，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

但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

根據國家計委幾個核實後的指標來看，一九五八年較一九五七年工農業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六點一，農副業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糧棉增產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三點五。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特別是象我國經濟基礎薄弱，技術設備落後，通過大躍進，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不僅是我國偉大的成就，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將長期的起積極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對這點體會不深，認識過遲。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但這些建設，終究是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在今後一兩年內或者稍許長一點時間，就會逐步收到效益的。現在還有一些缺門和薄弱環節，致使生產不能成套，有些物資缺乏十分必要的儲備，使發生了失調現象和出現新的不平衡就難以及時調整，這就是當前困難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年）計劃時更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面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面的被動局面難以擺脫，將妨礙今後四年趕英和超英的躍進速度。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予決斷。

一九五八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混亂情況基本上已經過去，已經逐步的走上按勞分配的正常軌道。

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度里，能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煉鋼中，多辦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的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補貼二十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僅從上述幾點來看，成績確是偉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這次會議，到會同志都正在探討去年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並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通過這次討論，將會使我們黨的工作得到極大好處，變某些方面的被動為主動，進一步體會社會主義經濟法則，使經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現象，得到及時調整，正確的認識“積極平衡”的意義。

據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三十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繫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躍進的關鍵所在。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沒有象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另一方面，客觀形勢是我國一窮（還有一部分人吃不飽飯，去年棉布平均還只有十八尺，可縫一套單衣和兩條褲叉）二白的落後狀態，人民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其次是國際形勢的有利趨勢。這些也是促使我們大躍進的重要因素。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適應廣大人民要求，加速我們的建設工作，儘快改變我們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創造更為有利的國際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

一、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這恐怕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起因。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蹟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面的報告材料來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志的腦子發起熱來。在糧棉高產、鋼鐵加番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着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計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形勢真象。產生這種浮誇風氣是有其社會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這也與我們有些工作只有任務指標，而缺乏具體措施是有關係的。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沖天的革命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志所領會，我也不例外的。

二、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係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高產、多收”、“十五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於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鑑定就貿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在這些同志看來，只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記了政治掛帥是提高勞動自覺、保證產品數量質量的提高，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加速我們的經濟建設。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切有效措施，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廢。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現了一種空氣，注意了反右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觀主義左的方面。經過去年冬鄭州會議以後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既教育了全黨同志，又沒有損傷同志們的積極性。

現在對國內形勢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別是經過最近幾次會議，黨內大多數同志的認識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務，就是全黨團結一致，繼續努力工作，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的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屬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等問題的不熟悉方面，經過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實踐和探討，有些問題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問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摸索，也是可以學會的。屬於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已經有了這次深刻教訓，使我們較易覺醒和體會了。但要徹底克服，還是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所指示的：“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後四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四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順致敬禮！        

                                 彭德懷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

彭德懷的信，字裡行間透出了強烈的憂國、憂民之心，雖然其中言詞直接針對了毛澤東的錯誤，但還是在千方百計地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和地位，並且對毛澤東進行了不恰當的吹捧，決無絲毫篡位之意。若毛澤東當年採納了彭德懷的意見，不但中國人民將少受無數災難，毛澤東也會免於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然毛澤東事前既有“釣魚”之預謀，那麼彭的意見正確與否就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得趁彭自己主動跳出來之機把他從中共最高層清洗出去，為日後建立毛澤東的家天下打下基礎。所以要組織力量，不擇一切手段，不顧一切後果，堅決擊退彭德懷的挑戰！

七月十五日，中央辦公廳通知會議延長，日期不定。

七月十六日毛澤東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三位常委找來，專門講了彭德懷寫給他的一封信，並漫不經心地說：“我建議要大家評論這封信的性質。讓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等同志上山來參加會議。如果林彪同志身體可以，也請他來。”

 毛澤東說話時神情輕鬆平靜，面帶笑容。三十年後蘇曉康先生在其《烏托邦祭》中就此事評論說：

安子文是中央組織部長，負有考察幹部之職責，安子文上山後，彭德懷及其支持者們的烏紗帽已經“浮”了。林彪上山來是準備接替彭德懷的職務。黃克誠是總參謀長，與彭德懷私交很深，毛澤東在廬山整彭能不防帶兵的黃克誠在京搞政變？雖然從可能性來說幾乎為零，然作為一個精於權術的卓越政治家必然會把可能性為零的事件當成必然會發生的事件來對待，防患於未然。彭真上山後接替周恩來主持工作，目的就是看周恩來在未來的反彭德懷鬥爭中態度如何，因周恩來曾有一筆“反冒進”的舊帳，這次彭德懷言行與周恩來當初無異，甚至有過之無不及，周恩來若再次對彭的觀點表示出一點讚同，或稍有一絲曖昧，即將周與彭一鍋燴！

在召集了三位常委談話後，中央辦公廳就將彭德懷的信迅速趕印出來，發至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毛澤東在信的首頁上加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並批示“印發各同志參考”。

別以為稱了彭德懷一個“同志”，就表明毛澤東此時還把彭德懷當成同志。共產黨人對自己同志的稱呼歷來有規矩的：真同志稱呼時不叫姓，只叫名。如“少奇同志”、“恩來同志”、“小平同志”、“德懷同志”，以示親密無間。上層的規矩如此，下面也層層效仿。一旦尊姓大名一齊叫出來，且還加了一個“同志”，那麼此人必然就離變成“階級敵人”不遠了。

與彭德懷信件一同印發的還有七月十四日胡喬木、譚震林、陳伯達、曾希聖、周小舟、李銳、田家英等人起草的《關於形勢和任務――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廬山會議的議定紀錄》此議定紀錄與彭德懷的信內容如出一轍，可謂不謀而合。

也就在將彭德懷信件公開印發討論的同時，毛澤東秘密召集康生、柯慶施、李井泉、陶鑄等人布置在小組會上開始反擊。李井泉在後來批彭德懷時一語泄漏天機：你們有個俱樂部，我們也有個俱樂部，來對付你們那個俱樂部。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對李銳也說過：“‘左派’司令部由柯慶施、李井泉、陶鑄掛帥，他們組織人攻擊《議定紀錄》，攻擊彭德懷的信。

在隨後幾天的會議上，毛澤東組織的人馬開始了對彭德懷的反擊。

康生在小組會上發言說：“彭德懷的信是反毛主席的，彭德懷是魏延反骨，搞分裂，組織‘章羅同盟’。”

康生還私下向毛澤東進言：再不反擊，人都被彭德懷拉過去了。

康生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此人在紅軍時期到蘇聯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副團長，回國後先是搞地下工作，到延安後投向毛澤東。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以“整風”為名搞“搶救運動”，為清洗毛澤東的反對派立下汗馬功勞。整風運動一完結，此人就官升數級，“七大”時飈升為政治局委員。在中共黨內鬥爭稍為平和一點的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八年，此人無所事事。現在彭德懷竟敢公開向毛澤東提意見，正好派上用場。

柯慶施在小組會上發言說：“彭德懷同志的信有很多刺，都是針對毛主席的，這封信是反對毛澤東同志和中央領導的，寫信就是要公布他的政治綱領，要拉隊伍奪毛主席的權。”

柯慶施也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是現在中共要人中唯一見到過列寧的人。此人長期以來搞地下工作，與毛澤東淵源不深，抗戰期間到延安後深得毛澤東信任。在五八年的大躍進中，此人提出了一句名言：“相信毛澤東要到迷信程度；服從毛澤東要到盲從的程度。”“大躍進”一詞的發明人就是柯慶施。在大躍進闖下大禍後，柯慶施上廬山前因搞不清毛澤東是要“反左”還是“反右”，因而同時準備了“反左”、“反右”兩份材料。毛澤東把彭德懷的信發出後，此公意識到毛澤東是要“反右”了，立即派秘書火速下山拿早已準備好的“反右”材料。因反彭保駕有功，一九六O年底，此人也升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

李井泉在小組會上說：“彭德懷信的矛頭是針對毛主席的，說小資產階級狂熱就是說前一段路線錯了，路線錯了就要更換領導。”李井泉的推理大概是根據共產黨內幾十年路線鬥爭的經驗而來的，倒是一語中的。

李井泉此人資歷不深，憑着對毛澤東的步步緊跟，爬上了四川省委書記的寶座。他講這話時，幾千萬四川人民正在生死線上掙扎，廬山會議後，李井泉反彭有功，博得毛澤東的青睞。一九六O年底，此人升為西南局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

陶鑄在小組會上就彭德懷的信發言說：“彭總的信的問題不在於個別措詞用字的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有問題。……懷疑去年大躍進和偉大的群眾運動以及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是否可靠。”

陶鑄在紅軍時期長期做共產黨的地下工作，曾被捕入獄。抗戰開始後因國共合作而釋放。抗戰後在林彪的四野擔任縱隊政委、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之職，深得林彪的信任。共黨開國後又主政廣東省，是中共黨內少有的得力管理人才。但此人又是一個會看上司臉色行事的人物，在大躍進中是一個最會吹牛皮的省委書記之一。一九六O年底，此人升任中南局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

賀龍在小組會上發言說：“目前的主要問題是幹勁不足，而不是頭腦發熱和虛報。我們去年出現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傾保守錯誤執行總路線取得了偉大勝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點產生的，既然這樣，就談不上什麼小資產階級的瘋狂性和什麼難於克服的錯誤……我記得起彭總在火車上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這當然把問題說得更過火了。”

賀龍軍事才能平平，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戰爭中戰功不大，抗戰後的國共爭霸戰剛一開戰就在大同被傅作義打了個一敗塗地。從此就很少指揮過戰鬥。毛澤東開國後大封功臣時，因其有南昌起義總指揮的資歷而被封為元帥。因而對毛澤東懷有感激之情。現在而今眼目下彭德懷得罪了毛澤東，且不管是非如何，先報恩要緊。賀龍在彭德懷倒台後升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地位僅次於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以上幾人對彭德懷進行攻擊，但附和者甚少，絕大多數與會者都對彭德懷的信表示支持，東北組幾乎全部贊成。大會一致呼聲是反“左”。黃克誠被召上山後，彭德懷將寫信一事告訴他，並將信給黃看。黃克誠雖指出寫得不好，有刺，信有問題，漏洞很多。但對彭表示支持。七月十九日，黃克誠在小組會上發言，表示同意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同意劉少奇“成績講夠，缺點講透。”的講話，並對前段時間會議記錄中提出的缺點補充了三條：第一、對農業生產成績估計過高。第二、比例失調，第三、一九五九年計劃指標過大。認為造成了三大不好影響：一、糧食緊張是解放以來沒有的，基建原材料、市場副食也緊張。二、黨與群眾的聯繫受到影響。三、黨在國際上的威信也受到了影響。對於人民公社黃克誠說：“去年搞公社好，還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從長遠來說搞了好，從短期來說不搞更主動一些。有缺點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點不講。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有生命力的武器，缺少了就減少了生命力。”黃克誠口氣雖緩和，其立場、態度卻是非常鮮明地對彭德懷錶示支持。

同一天周小舟在小組會上發言，在肯定了總路線和黨中央領導的正確以後，強調“廬山會議是高級幹部會議，所以在肯定成績之後，應該着重總結經驗。”關於得失他說：“從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領域總的來說，是得大於失。從具體問題來講，得多於失、得失相等、失多於得我看都是有的，要分別講。比如湖南去年建了五萬個土高爐，有兩萬外爐子根本沒生火。某些地方晚稻並秧大大減產，我看只有失，無所得。”“我的看法這次會議把缺點講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彭總的信我認為總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於某些提法、分寸、詞句我認為是可以斟酌的。”“刮共產風其結果是違反價值法則、按勞分配等社會主義原則所以是錯誤的。”

七月二十一日，張聞天在小組會上作了長達三小時的發言。發言前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破例打電話給張聞天，向張透露了毛澤東要整彭德懷的意圖，並提醒他在發言時少講、不要講大躍進、大煉鋼鐵問題。胡喬木沒有毛澤東的指示也不敢向張聞天透露整彭實情的。毛澤東也並不希望當年大度“禪讓”的前總書記捲入這一政治旋渦。但張聞天對此並沒理會。還是無所顧忌地把自己的看法講出來。張聞天的發言共講了十三個問題：一、大躍進的成績，二、缺點，三、缺點的後果，四、對缺點的估計，五、產生缺點的原因，六、主觀主義和片面性，七、政治和經濟，八、三種所有制的關係，九、民主和集中，十、缺點講透很必要，十一、光明前途問題，十二、關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十三、成績和缺點的關係。

張聞天說：

“由於指標過高，求成過急，首先是鋼鐵指標過高，其它指標也被迫跟上去，引起比例失調，造成很大損失。一九五八年糧食產量估計過高，一九五九年糧食指標規定10500億斤也造成損失。”

“虛報浮誇，強迫命令，使黨在人民中，在國內外失掉了信用，還造成了不好的風氣，不允許懷疑，懷疑了就給扣帽子‘懷疑派’、‘觀潮派’之類。”

 “有一個時期把主觀能動性強調到荒謬程度，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實際。否則就會弄巧成拙，欲速不達，……說是不用算經濟賬，只要算政治賬這是不行的。不算賬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這是法則。但在經濟建設中正是要找出相對平衡，利用相對平衡，按照相對平衡辦事。”

“集體所有制的歷史使命還沒完成，現在不要強調它的改變，要堅決貫徹按勞分配。建議取消‘吃飯不要錢’。要強調保護消費品個人所有制，不能否定個人利益。如果社會主義不能滿足個人物質、文化需要，就沒有奮鬥目標，社會主義也就建設不起來。”

 “要正確處理民主集中制的關係。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在黨內民主作風方面，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黨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問題是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

“缺點講透很必要。有人說：講缺點會泄氣，會打擊積極性。我看不會，相反地光講成績，不講缺點是否會保持積極性呢？我看不會。馬列主義者鼓勵積極性靠真理。現在我們覺得有些虛，就是真理不夠。”

 “現在的問題是要防止驕傲自滿，麻痹大意的情緒。要更多地看到存在問題的一面。去年九月以後，在國際關係中產生了嚴重的驕傲情緒，氣焰很高，大國思想表現得相當明顯。謙虛一點有好處，許多事情要等時間來證明，現在不要吹。”

張聞天這最後一段文字是在批評毛澤東為惡化中;蘇關係在赫魯曉夫面前所表現出來的狂妄自大、自以為是。

張聞天在發言中明確表示了對彭德懷觀點的支持。他說：“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成績是基本的，同大家說的一樣，個別的說法說多一點，說少一點關係不大，對於得失的看法，他講的是局部問題，有得有失。考慮一下是可以的。至於各方面關繫緊張是具有政治性的說法，我認為要看怎麼講，在刮共產風時各方面的關係確實緊張，現在已基本好轉。還有些問題沒有解決，所以它提出的這個問題應該考慮。

 ……張聞天不愧是曾經當過中共總書記的風雲人物，其發言在所有與會者中是最具標準的馬列主義水準。對於張聞天的發言，蘇曉康先生在《烏托邦祭》一書中對其的評價：

 “立論恢宏，高屋建瓴，綿針細密，邏輯嚴謹，明快尖銳，對當時中國政治經濟的各種危機和黨內直至最高權威存在的問題，直刺要害，入木三分，不啻是那個熱昏、迷狂、愚昧年代裡的一篇理性與科學宣言。”

“是一篇充滿着清醒的理性科學的批評精神檄文。它象閃電似的只在廬山的夏日霧中爆燃一亮，它的巨大穿透力仍然跨越歷史塵埃，至今還灼煬的透亮的令人汗顏。它被粗暴地扼殺，恰好化為那個時代荒謬和愚昧的一根恥辱柱！”

 面對幾十年共事的戰友們的勸告、批評、進諫，毛澤東是什麼態度呢？

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召集各組組長（大區負責人）談話說：“耳朵是聽話的，口是講話的，好的就接受，不好的硬着頭皮頂住。”“要印發《阿Q正傳》使大家受到啟發，不要象阿Q一樣自己的缺點、毛病動不得，一觸即跳。”

 就在張聞天發言的第二天――七月二十二日夜，毛澤東徹夜未眠，在廬山上鍋爐房後院竹林里一個勁地狠勁抽煙，一支接一支。此時他到底想了些什麼？也許他想過：尊重多數人的意願，立即全面糾左。但這麼一來，不是自己承認錯誤了嗎？在中共歷史上，領袖們一旦承認自己錯了，就會離開最高權力中心，隨後是逐步遭貶斥，最後默默無聞。陳獨秀、瞿秋白、李立山、王明、張國燾、張聞天、王稼祥這些就是自己的前車之鑑！也許他想到遵義會議前夕，紅軍被李德、博古的指揮幾乎弄到了山窮水盡、全軍覆沒的地步，是我與張聞天、王稼祥三人秘密串聯，終於結束了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奪得了指揮權。今天，我毛澤東也把中國弄了個一團糟，而彭、張等人的活動莫非會是遵義會議前歷史的重演？莫非這次廬山會議會成為當年遵義會議的翻版？莫非彭、張等人想取我而代之？也許他想過彭、張等人並無取我老毛而代之的意思，然彭的小組發言及信件大大有損於我毛澤東的威信。張聞天的發言更從理論上將我毛澤東駁得啞口無言，這次若容忍了他們，那麼第二次、第三次、以後還會有多次，這次若對彭、張等人姑息遷就，今後說不定還會有更多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們有恃無恐地對我進行批評，這樣下去我毛澤東的威信何在？這江山還能坐穩嗎？

也許他想得更多的是我毛澤東熟讀史書，豈有不知權力的寶貴？幾千年中國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帝王將相爭權奪利的歷史。為了這權力，父子，兄弟都可以置於死地，難道我毛澤東還不敢置你彭、張於死地！？千古歷史以成敗論英雄，勝者稱孤道寡，敗者禍滅九族，有權就有一切，無權就喪失一切。我毛澤東當年曾飽嘗過在共產黨內無權無勢的滋味，為了今日的權力，歷盡了千難萬險，今日豈能輕易拱手將權力交出！我毛澤東乃是當今中國，不！是當今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窺天下之勢，捨我其誰！天下者、毛澤東的天下也；國家者、毛澤東的國家也！國家興衰成敗；人民的生死存亡乃是我毛澤東的私事，與你彭德懷、張聞天何干！反正我兒子一個死了，一個瘋了，這江山也傳不下去了，搞爛就搞爛，與你何相干！

毛澤東經過緊張、焦灼、痛苦的深思熟慮後，於深夜十二點鐘將吃了許多安眠藥的、昏昏沉沉睡去的劉少奇強行召至美廬“毛公館”，當晚二人密談了三個多小時。毛、劉二人談了些什麼？史書上無一字記載，現場也無人記錄，沒有錄音。但廬山會議的結局；彭、黃、張、周等人的下場；中國幾千萬農民活活餓死的悲慘命運就這樣決定於毛澤東、劉少奇二人的三個多小時密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