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真相

金雁2015-11-07

我們都是十月革命的後代，這場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發生的革命已經過去九十周年了，但是至今沒有令人滿意的對這場二十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前因後果的詮釋體系。

當今俄羅斯人已不再接受蘇聯時期統一口徑的意識形態話語。他們知道以前那套史學觀是按照左右歷史、駕馭歷史、改造歷史和按照統一的口徑教誨民眾原則設計的，當時的提法是，歷史科學的作用是“圓滿地解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

而中國人的認知來源，基本來自於先有斯大林的結論而後填充史料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及由斯大林本人主導的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獻禮片《列寧在十月》。

也許有人會說，由於政治立場各異，不可能存在一種各派均能接受的觀點，但是，力求史實的客觀性、真實性、公正性，儘量在原始檔案的基礎上真實地再現這場革命，應當是嚴肅的史學家的追求標準。至於價值評判的結論，也應該是建立在真實歷史體系之上的以史據論的分析。而貌似最“政治正確”的雄辯真理的論點，如果是以人為編造的虛假歷史為依託，則既經不起歷史考證的層層辨析，也無法建立起自恰的理論邏輯體系，只能是海市蜃樓般的空中樓閣。說穿了，這種歷史觀不過是玩弄政治投機、為政治服務的歷史，是為尊者諱而隨意剪裁的歷史。

“十月革命是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這句話，最早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七日回國時說的，他的原話是，我們已經“開闢了一個新紀元，一個鐵與血的紀元”，這後半句話雖然道出了十月革命的實質，卻因為充滿殺戮氣和血腥味而很少有人提及。後來毛澤東說，“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僅開闢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它震撼了世界，推動了人類文明進步。所以現在我們把十月革命作為世界現代史的開篇，認為它是二十世紀最偉大最震撼人心的事件，它“開創了人類歷史的一個新時代，在資本主義統治延續數百年之後人類開始向社會主義邁進，至今時代的基本矛盾沒有發生變化”（陳湘泗語）。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處在這樣一個高度後，以它為題材的著作自然汗牛充棟，可以數十萬計。蘇聯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就發表了七千多部著述，數字大得驚人，卻罕有真正有價值的東西，絕大多數是千篇一律、內容重複的應景之作。就連搞十月革命史的原蘇聯科學院院士明茨也說，至今沒有一部像樣的總結性著作。白俄學者德•阿寧說得更坦率，“每個獨攬大權的領袖人物，實際上自己就是歷史學家”，斯大林二十五年的統治是最沒有歷史成果的。托洛茨基認為“那是一個撒謊年代的撒謊產物”。克倫斯基說“蘇聯關於十月革命的歷史著作都是贗品”。西方普遍認為蘇聯對俄國革命的描述缺乏邏輯、貧乏無力、殘缺不全。蘇漢諾夫等一些親身經歷這場變革的社會主義者則認為，蘇聯時期的研究除了對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尚有一些符合真實狀況的敘述外，絕大部分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奉迎之作，是打上了斯大林烙印的“固定化”模式，是從黨史的編年史中刪除一個個參與者的“非難過去政治”、為黨內鬥爭中勝利者貼金的著述，不僅把作為科學的秉筆直書的歷史毀滅，而且導致了正直歷史學家本身的肉體消滅。

過去我們從意識形態出發，認為這些人統統是站在反動的立場上抹煞十月革命的歷史地位。但令人困惑的是，現在俄羅斯本國也很少有人對蘇聯時期的那套說法感到滿意，俄國人現在很少談“宏大敘事”，評價體系已經多元化，更多的是從基礎檔案做起，先把細小環節的真正史實搞清楚，然後再作價值評價。一個是有沒有的問題，另一個是對不對的問題，這是兩個層面，在第一個層面是可以取得相對一致的認同的，而在第二個層面，分歧是很正常的。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檔案面向公眾開放，我國也相繼翻譯出版了多卷本的《蘇聯歷史檔案》，中國人在閱讀了大量第一手的歷史檔案以後，如果仍然建立不起一套自己的、客觀的、合乎科學、儘可能接近於歷史真相的俄國革命史，那就是中國“蘇聯學”研究的失職。踏踏實實地直面真實的歷史，讓這場已經過去近一個世紀的俄國革命恢復“信史、良史”的面貌，才是歷史唯物主義所要堅持的立場。

現在俄國的思想界承認，革命很難自行產生新的東西，革命從來不會摧毀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張好畫最新最美圖畫的白紙，傳統的惰性無處不在地在發揮着作用。只是推翻了一個階級，原來建築其上的整個文化心態結構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因此毫不奇怪在社會主義的口號下“皇權主義的個人崇拜、宗教審判般的非法鎮壓、缺乏競爭的大鍋飯„„”這些中世紀的風習會一遍遍地重演。

更可怕的是，在革命的政治遊戲中，倫理道德被徹底顛覆，“惡”成為一種制勝的法寶，心慈手軟者都會成為最早的出局者，這樣一種“善良淘汰機制”甚至會比它所顛覆掉的舊體制更糟糕、更可怕。在此過程中造就的“道德虛無主義”者只能把世界分為紅黑兩個陣營，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帶均被視為敵對的營壘，非此即彼的鬥爭便成為一種常態，只能以嚴酷的鎮壓體系和恐怖手段維繫凝聚力，以強化集中制、等級制、兵營制的高壓職能來對待異端。在這樣的社會中，真誠、相愛、善良、仁慈、溫情都將被掃進“資產階級的垃圾堆”里，在這種道德時尚的主宰下，人性惡的一面會大大釋放，只會距離理想越來越遠。

俄國思想界對這場革命有着深刻的總結，他們認為，改革與革命是一對互動的矛盾體，作為執政集團沒有哪一個會願意革命，他們處理社會危機的思路也是從自上而下的改革開始。但是由於統治者主導的改革會過多地從既得利益出發而往往缺乏公正性，下層民眾便會對上層充滿了仇恨和鄙視，民眾中“當權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將迅速地積累起破壞現存制度的“強大社會力量，在提出激進要求的同時，激進知識分子喚起民眾付諸行動，憤怒的情緒迅速地發揮了自己的作用”，而知識分子在民眾身上找到的僅僅是模糊的本能。這種喧囂聲表面上看起來是民主個性的覺醒，但當革命的破壞性發揮完以後，喧囂聲沉寂下來以後，我們卻發現除了改換了統治者以外，沒有留下任何有益的東西。存在的可能只有兩種：暴民政治以及它復歸後又一次輪迴到專制制度。在民粹派“為民謀幸福”的假象背後不過是少數精英愚弄“群氓”的一種手段，人民從來都不是社會的主人。歷史將反覆在“不公正的改革”和反對“骯髒自由的革命”之間震盪——我們可以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但他們的很多思考與警示值得我們借鑑。

二ＯＯ七年俄國重印了索爾仁尼琴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寫的《關於二月革命的思考》一文，以單行本的形式在俄羅斯發行，並被列入行政官員的必讀書目。普京的目的就是站在執政角度防止革命。

並不“震撼”的冬宮之夜

二月革命後直到一九一七年年底，包括所謂十月革命的前後，俄國政壇上的鬥爭焦點除了對外關係上的“和平”與經濟上的“土地”外，就是政治體制上的儘快還是推遲召開立憲會議的問題。一九Ｏ五年革命的爆發，就是在“立憲會議和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下進行的。彼得堡工人向尼古拉二世的請願書的第一個要求就是：讓“俄國土地上一切階級、一切等級的代表、讓所有的人，不管他們是幹什麼的都選自己的代表吧”。

雖然蘇聯時期的官方史學聲稱那時出現了“無產階級的蘇維埃”和“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兩個政權並存”的狀態，然而實際上，二月革命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布爾什維克不僅並未在蘇維埃中占優勢，也沒有主張“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而只是強烈指責臨時政府拖延召開立憲會議。甚至在他們控制了彼得格勒蘇維埃並據以發動推翻臨時政府的十月革命時，雖然提出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也只不過是把它作為革命措施，而並未宣布蘇維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當時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明確宣布：“工人和農民的臨時政府在立憲會議召開之前掌握國家政權”。他們繼續指責臨時政府終於宣布的立憲會議選舉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稱只有蘇維埃才能保證立憲會議選舉如期舉行。在十月革命前兩周，列寧指示布爾什維克控制的軍隊要給士兵放假，以便組織他們回鄉進行“關於立憲會議的鼓動工作”，爭取農民選票以便“在立憲會議中獲得多數”。在十月革命前夜，布爾什維克的機關報《工人之路》以通欄標題向人民發出號召：“把惟一徹底的和堅忍不拔的革命黨——布爾什維克選進立憲會議！”

就在俄歷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即打下冬宮、奪取政權後的次日召開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上，列寧不僅重申臨時政府不願召開立憲會議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強調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才是惟一有權決定國家問題的機關。他還明確表示，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選舉中失敗，他們也將服從“人民群眾”的選擇。可見正如“土地”（廢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復農村公社）與“和平”（退出世界大戰）一樣，“立憲會議”在當時的俄國實際上是眾望所歸。各方爭論的似乎只是“快慢”問題。

而且更重要的是，蘇聯時期被描繪為連續體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其實並不存在。從二月到十月，動盪中的俄國實際共經歷了五屆黨派構成不同的短暫政府，其主導力量從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會主義者”，總的趨勢是一個比一個更“快”的主張者輪番得勢。十月之變產生的蘇維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個更“快”的“立憲會議”主張者上台。

實際上，這個變化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經開始：俄歷十月二十四日，在各黨派召開的共和國預備議會上，社會主義者已占多數但尚容納了幾個立憲民主黨人的克倫斯基聯合政府受到抨擊。兩大社會主義政黨提出議案，要求“通過一項法令把土地移交給土地委員會”、“堅決支持建議與盟國宣布和談條件並開始和平談判的對外政策”，這兩項要求與蘇維埃政府次日提出的“土地法令”與“和平法令”幾乎如出一轍。該議案以一百二十三票對一百Ｏ二票被預備議會通過。此舉相當於對聯合臨時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沒有當夜的冬宮事件，它也將導致出現一個排除自由派的“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而這正是布爾什維克在兩周前提出的主張。

由於列寧的堅持，儘管中央委員會中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盧那察爾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對，布爾什維克黨還是退出了預備議會，並趕在“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出現前搶先奪取了政權。雖然布爾什維克採取的是類似軍事政變的手段，可是當時俄國處在非常時期，前五屆政府也並非經過全民選舉，而且期間還有“四月危機”、“七月事件”、科爾尼洛夫兵變等非常事件，與之相比，十月冬宮之夜“水兵與士官生的衝突”也不算多麼激烈。

其實，在農民出身的俄軍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權主義和保守傾向的時代，“士官生”——既有文化而又並無軍官特權的“軍人知識分子”曾是俄軍中最富進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黨人事件以來他們一直是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後他們中多數還傾向社會主義——自然是民主社會主義。在反沙皇、甚至反對右翼自由派方面他們與布爾什維克並無矛盾。而且，在二月革命後初期自由派主導臨時政府時，他們與布爾什維克關係良好，當時彼得格勒軍事學校社會主義者士官生聯合會經常請布爾什維克人士在他們舉辦的“社會主義理論講座”上作演講。只是在社會主義黨派主導聯合臨時政府後，由於不滿布爾什維克的“暴力傾向”，他們才成為“冬宮之夜”的“反革命”力量。實際上，這天晚上奪權與被奪權的雙方多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黨內同志”——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人，只是被奪權的最後一屆臨時政府成員多為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派和主流派社會革命黨，而奪權的是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在一般人看來，雙方的差別還不如前幾次政府更替的雙方明顯。

所以，儘管當時在彼得格勒的美國記者約翰•里德對十月革命的報道以《震撼世界的十天》為題而聞名於世，但在當時，這場變革不要說對世界，即使對彼得格勒人而言也並不是多麼“震撼”的。起義當晚，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發布《關於臨時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稱，起義“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勝利”。“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當時正在彼得堡造船廠大修，處在不下水狀態，沒有艦長、武器、裝備、彈藥。一個叫別雷舍夫的機械師在布爾什維克的行列中表現得最為積極，1917年10月24日即預定“武裝起義”的前一夜，負責在水兵中做宣傳工作的盧舍維奇任命別雷舍夫為“阿芙樂爾”號政委。而軍事革命委員會任命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政委別雷舍夫事後報告說：軍艦“在彼得保羅要塞打出信號彈之後發射了幾發空彈，準備視情況決定是否需要打實彈。結果無需如此，因為冬宮很快就投降了”。在赤衛隊湧向冬宮大門時，由冬宮的防衛長官帕里琴斯基親自打開宮門，並把他們帶到了臨時部長正在開會的地方。一直反對暴動的溫和派布爾什維克黨人盧那察爾斯基在當時的家信中也不無寬慰地記道：“事變竟輕易實現”，“暫時犧牲極少。暫時。”顯然，這場“暴力革命”幾乎是波瀾不驚地就成功了。

而成功者當時也相當低調。蘇維埃政府當晚成立時自稱是“工人和農民的臨時政府”，人們也將其作為“第六屆臨時政府”來接受。應當說，支持布爾什維克當晚行動的人並不多，而反感者不少。如前所述，就連布爾什維克黨內都有相當一批人反對以這種方式奪權。他們當然支持以一個對蘇維埃負責的政府取代臨時政府，但既然以蘇維埃的名義做這件事，總應該由蘇維埃授權，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實，“在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前夕就奪取政權，這一點我想誰也不知道。”於是正如盧那察爾斯基所言：“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甚至連國際主義者，都斷然抵制我們。市杜馬對我們十分惱火。市民、知識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這樣„„”“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膽寒的孤立”。但儘管如此，並沒有什麼人想採取實際行動與布爾什維克對抗。當時俄國人普遍相信，二月以來的革命形勢在動盪中持續發展，而其目標就是立憲會議。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和會議的召開，將意味着“革命憲政”大功告成，俄國將出現一個全民選舉產生的、因而是有權威的而非“臨時”的民主共和憲政政府，到時俄國的政局就會走上正常軌道。可以設想，如果布爾什維克當時不是以召開立憲會議為號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憲會議，那它的奪權必然會“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震撼”世界的一月五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劇變來自兩個月以後。

原來列寧一直認為，選舉時誰執政、誰來召開立憲會議是至關重要的。顯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權在握的情況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傳鼓動工作，“革命憲政”會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縱觀列寧從1905年到1917年使用“君主立憲制”、“立憲君主制”、“民主立憲制”、革命立憲等概念的排序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變化。把立憲制放在詞尾是為了強調“立憲”，用立憲作形容詞是為了強調“君主制”。“君主立憲”與“立憲君主”是同一制度的兩種叫法，意思相同但側重點不同：立憲君主制，是把它看作君主制的一種，與其他的君主制並列在一起；君主立憲是把它看作立憲制的一種，是同民主立憲制並列在一起。1905年革命時他對“君主立憲”還是比較稱讚的，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要內容，“俄國掀起的立憲運動，當代人還沒有看到過類似的當前這樣的政治活躍局面”，“專制制度不可能和這個階級保持和平，以立法形式直接反映統治階級的利益是必要的”，“無產階級應當支持資產階級的立憲運動”，“無產階級的地位使它成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者”，“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是極其有利的”。在這個過程中列寧還專門把“自由派”與“反動派”區分出來。孟什維克認為“召集立憲會議是革命的徹底勝利”，十月革命當中，列寧多次說：“自由派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力圖使革命半途而廢，把君主制保留下來，由君主即舊政府來召集立憲會議，實現君主立憲制。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則力求把革命進行到底，徹底廢除君主制，由臨時革命政府來召集立憲會議，實現民主立憲制，即民主共和國。”

然而事態發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爾什維克掌權的條件下，選舉按期於11月12日至15日進行，25日大致的得票結果，布爾什維克獲得23.9%的選票，在703個席位中，只獲得163席，遠遠低於社會革命黨所獲得的40%選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憲會議召開前，最終結果揭曉：在總共707個席位中，布爾什維克得到175席，占24.7%，僅僅略高於最初結果。而社會革命黨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會革命黨占40席），孟什維克16席，立憲民主黨17席，各民族政黨86席，其餘幾個席位屬於幾個小組織。這就是說，布爾什維克在他們主持的這次選舉中只得到四分之一的議席，即使加上與布爾什維克結盟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列寧方面也只占有30％的議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黨——社會革命黨，即使不算它的左派，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經明顯過半。

顯然，布爾什維克輸掉了這次選舉，而且輸得很慘。其慘還不在於得票少，而在於這是在它當權條件下、由它組織的選舉。它沒有理由、而且的確也並未指責這次大選有舞弊、賄選一類的污點。後來布爾什維克反對的理由只是說立憲會議的選舉是根據臨時政府的法律進行的，而這個法律現在已經過時。反對者指出，這個理由顯然太過牽強：既然這次選舉本來就沒有合法性，為什麼又要組織這次選舉呢？考茨基也認為：“在立憲會議居於少數之後，才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其實布爾什維克在選舉過程中已經感到不妙，並通過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法令，授權那些選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願的地方蘇維埃可以暫停選舉、召回已選出的代表並組織改選。然而，受到“革命憲政”思維影響的各地蘇維埃並沒有行使這一權力。於是列寧的人民委員會政府又在立憲會議預定開會日（11月28日）前，以到達的代表太少為由宣布推遲會期。當天一些立憲民主黨人示威抗議這個決定，要求“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結果遭到嚴厲鎮壓。立憲民主黨事實上被取締，其當選代表或被捕被殺，或逃亡。

直到一個多月後，立憲會議才在排除了立憲民主黨人的情況下於1918年1月5日召開。會前列寧已經打算“用武力更正票箱”，蘇維埃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嚴，並調集忠於布爾什維克的軍隊進入首都。開會當天，布爾什維克代表建議立憲會議按人民委員會要求把權力交給蘇維埃並自行宣布解散，多數立憲會議代表拒絕了這個要求。布爾什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遂先後退出會議。其餘多數代表在暴力的威脅下一直堅持到次日凌晨4時，終被布爾什維克調來的軍隊驅散。當天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即宣布解散立憲會議。

這一天，主要由孟什維克組成的（聯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發表《致全俄公民書》，這個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開頭、以“社會主義萬歲”結尾的聲明指出：“立憲會議被以武力驅散了„„甚至早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打算做出解散立憲會議的決定之前，立憲會議就已經被解散了。布爾什維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憲會議，隨後便關閉了塔夫利達宮不讓任何一位立憲會議成員進入。只是在這以後，才要求中央執行委員會公布關於解散的命令。因為自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以來，蘇維埃的全部作用歸結為在‘人民委員會’的決定上蓋上一個印章。沒有任何‘蘇維埃政權’，有的只是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權，以及追隨他們的那些武裝隊伍的政權。”

這一天，除布爾什維克以外的各社會主義黨派，即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和人民社會黨還聯合發表傳單，指出：“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羅曼諾夫和特列波夫槍殺過要求召開立憲會議的工人。今天，當勞動人民經過12年鬥爭之後，立憲會議已由人民選舉產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為立憲會議而遭到自稱是工人階級代表的那些人的槍殺！”從此，“公民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被剝奪了。”“工人的旗幟被撕毀、被燒掉了。”

與這份傳單類似，沙皇時代素來同情布爾什維克的左派作家高爾基，也在這一天激憤地寫下了《1月9日與1月5日》一文，嚴厲譴責布爾什維克。他把當天發生的慘案比之為點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殺和平請願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布爾什維克的“來復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羅莎•盧森堡說，“列寧和托洛茨基曾經強烈地要求召開立憲會議”，而十月革命後的立憲會議選舉又“是根據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進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爾什維克卻“毫無敬畏之念，乾脆宣布投票結果毫無價值”，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考茨基說：“蘇維埃組織優於普選，在於它更加專斷，它可以把一切它看着不順眼的組織排除在外”。“我們的布爾什維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歐洲普遍發生革命這張牌上，因為這張牌沒有拿到手，他們就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權力，即實行專政來代替他們所缺乏的條件。”

顯然，1月5日事件給俄國社會造成的“震撼”，遠遠超過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冬宮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革命以來“革命憲政”進程的延續，斯托雷平改革的失敗就註定了自由派的失勢和社會主義者的上台，事實上這個變化也是在7月和9月兩次臨時政府更迭時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沒有冬宮事件，自由派徹底下野和“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的出現也是勢在必然。儘管布爾什維克的奪權手段招人非議，但既沒有馬上激化社會矛盾也沒有導致什麼反抗。克倫斯基政府已在冬宮事件前一天的預備議會上遭到實際上的不信任投票，產生“第六屆臨時政府”並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宮的克倫斯基等一些臨時政府領導人曾試圖組織反奪權，但因沒什麼響應者而不了了之。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控制的全俄鐵總等工會組織曾對布爾什維克的“政變”持異議，並威脅要罷工，但在立憲會議選舉如期進行後即宣布與蘇維埃政權和解。由於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稱俄國前途最終取決於立憲會議，人們也就在等待立憲會議結果的心態下大體平靜地接受了既成事實，這兩個月因而在傳統上被稱為蘇維埃政權“凱歌行進”的時期。

但驅散立憲會議就不同了。它把“革命憲政”進程完全倒轉過來，成了“革憲政的命”，堪稱是二月革命後俄國歷史進程的又一次劇變。按後來“列寧主義”的說法，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粉碎了“資產階級民主”。而按布爾什維克以外的其他社會主義黨派的說法，則是“民主革命”的毀滅和“專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種說法，這一變化作為“民主”與“專政（專制）”的對決都可謂超級“震撼”。你可以說它是革命，也可以（按反對派的立場）說是反革命，但唯獨不能說這變化的意義比十月事件小。

事實上，所謂十月革命後相對平靜的政局，即蘇維埃政權“凱歌行進”的局面，正是在這場“一月劇變”後被打破的。俄國的國內矛盾自此迅速尖銳化，不久就爆發了大規模的殘酷內戰。

關於這場內戰，各種“官書”上有着許多定義，但是列寧1919年致羅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個坦率的說法值得一提：列寧認為當時的內戰是“蘇維埃政權反對‘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的鬥爭，即反對反革命立憲會議的鬥爭”，“這是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議會制的世界性大崩潰，無論在哪個國家，沒有國內戰爭就不會有進步。情願者命運引着走，不情願者命運拖着走。”

從某種意義上講，內戰是一場圍繞“立憲”的戰爭，列寧政府的反對派最著名的口號就是“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而內戰中出現的許多反蘇維埃勢力也都以民主立憲為旗幟。包括大量的左派勢力，也在“既不要列寧也不要高爾察克”的口號下成了反對派，他們要求在“左派”專政與右派專政之外選擇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一月劇變”前的蘇維埃。“專政”與“民主”的衝突如此尖銳，以至於布爾什維克方面當時抨擊“民主”常常連“虛偽的”、“資產階級的”等限制詞都不用，乾脆流行起“民主反革命”、“立憲反革命”的說法，並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時期”、“民主反革命緩衝地帶”、“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別”等一系列術語。“專政”是“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一月前後的劇變乃至於斯。

這當然不是說後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力量都是立憲會議的支持者或所謂民主派，而是說，二月革命以來人們期待的憲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動，打破了俄國社會當時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種矛盾都集中爆發出來。各支民主派（後來被稱為“資產階級民主派”，但當時布爾什維克更常稱之為“民主反革命”）都打出立憲會議的旗號反對布爾什維克，先後在伏爾加河流域的薩馬拉、烏法等地形成很大勢力，在格魯吉亞等地還建立了孟什維克領導的民主共和國。更嚴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後懾於當時人們對民主的認同而一時蟄伏的各種舊俄勢力，也堂而皇之地出來搶奪江山，“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局面於焉形成。繼“一月劇變”布爾什維克驅散立憲會議後，4月烏克蘭哥薩克首領斯科羅帕茨基驅散了二月革命後出現的烏克蘭議會（中央拉達），12月初軍閥高爾察克驅散了從伏爾加河遷移到鄂木斯克的立憲議會委員代表大會，二月革命後曇花一現的民主權威至此蕩然無存。而二月革命以來對“混亂的民主”不耐煩的人們，在混亂變成內戰後也就各立山頭“收拾殘局”。加上乘亂而起的民族分離運動、外國支持的勢力，俄國一時陷入了空前殘酷的兵燹戰禍中，數百萬人死於非命„„

繼一九Ｏ五年後俄國歷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實驗，就這樣以慘痛的內戰以及內戰後的“專政”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