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忘| 納粹德國的秘密警察與線人 |
送交者: 老百姓俠 2018年04月24日07:21:1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冷戰時期,東德最有名的特務頭子是綽號“隱形人”馬爾庫斯-沃爾夫(Markus Wolf),德國猶太人,他任前東德安全部(Stasi)副部長達34年,其領導的駐外情報機構與前蘇聯的克格勃齊名,對內恐嚇、監控、迫害本國居民,監 禁記者、作家和持不同政見者。德國統一後,他畏罪逃亡蘇聯,在蘇聯解體前夕,他回到德國,提出通過幫助德國政府解開冷戰中的一些謎團以換取赦免,但未能如願。最終他兩次站在審判台上接受正義的審判,被判有罪。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八天后,東德國家安全部(MfS)更名為國家安全辦公室(AfNS),但這沒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羅總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組織之一終於走到了盡頭。 MfS有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稱:斯塔西(Stasi,德語“國安”一詞的縮寫)。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它構建起了一張由幾十萬線人 組成的大網,將幾乎所有的東德公民罩在網中。身邊有形或無形的監視者、監聽者和告密者——— 無論他們是出於有據可查的事實,抑或只是來自傳言、懷疑或想象,皆成為東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現實。斯塔西及其似乎無處不在的秘密線人,就這樣定義着東 德人的日常生活,成為每個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處,必不可少,有機而且動態的組成部分。 經由思想控制、經濟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龐大的秘密警察組織及其掌握的密織的線人網絡,民主德國打造出了一個嚴密布控的社會,在長達幾 十年的時間裡,對內(對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種頗為安全與穩定的社會幻象。這種穩定的程度不僅大大強於其東部大家庭的兄弟們,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 波蘭,甚至超過了在1960-70年代經歷了巨烈動盪的資本主義同胞、西鄰的近敵聯邦德國。然而,我們之所以稱之為幻象,是因為這種穩定並無堅實的內在基 礎。穩定之得以保持,端在內部的高壓和外部兩大強力集團難分伯仲的對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對抗失衡,內壓立刻決口,整個體系頃刻間瓦解,國家瞬間不復存在。 二十年過去了,斯塔西對東德人造成的社會創傷、心理陰影和情感痛苦仍舊難以平復。 1995年,根據已不完整的官方記錄(斯塔西在解散前已開始檔案銷毀行動),1989年時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員17.4萬名,約占當時 東德18-60周歲公民的2.5%。約翰•科勒(JohnO.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東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書中認為,其總人數可能 接近50萬(另據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計,若將臨時線人也計算在內,則線人總數可能高達200萬人),平均每166位東德公民,便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東德因此成為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國家。蘇聯克格勃有4.8萬雇員,監控全國2.8億人,平均每人負責5830位國民。若計入非正式雇員,則斯 塔西每人監控66人。如果連臨時雇員也包括在內,那麼每6.5個東德公民中,便有一人為秘密警察工作。 東德所有的大企業中,均派駐有全職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樓亦指派一人,充任監視者,直接向管片民警報告。每有住戶的親戚朋友在此過夜, 斯塔西都會得到報告。賓館房間的牆壁通常開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針孔照相機或攝影機進行秘密拍攝。若有敵對嫌疑人進入監控名單,斯塔西便會在其 家中布設設備,秘密監聽。大學和醫院亦被廣泛滲透。 斯塔西的座右銘是“黨的盾與劍”(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這句話在電影《竊聽風暴》中曾兩次被提及。線人的工作亦圍繞着這一目標展開,但因工作性質的不同,又有細分。據芭芭拉•米勒 (Barbara Miller)的《統一後德國之罪疚與順從的敘述:斯塔西線人及其社會影響》(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pliancein Unified Germany_Stasi Inform ersandtheir Im pact onSociety,Routledge,2000)一書所述,人數最眾,分布最廣的是非正式雇員(IMS),即民間線人。 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綱領指 出,IMS“在全面確保國內安全方面發揮着關鍵作用”,其工作是預防性的,為“應對新的安全需求而進行早期的輔助偵察與落實”,特別是要弄清“誰是誰”的問題。 斯塔西極為看重IMS,其各個時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斷強調這一點。“非正式雇員是與階級敵人秘密活動作戰的最重要因素”(1958); “非正式雇員是國家安全部所開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絕對核心”(1968);“我們的政治工作所期望達成的政治與社會影響,有賴與非正式雇員進行高質量與有 效的配合,他們是同敵人作戰時的主要武器”(1979)。 芭芭拉•米勒(BarbaraM iller):《統一後德國之罪疚與順從的敘述:斯塔西線人及其社會會影響》(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 pliancein UnifiedG erm any:StasiInform ersand theirIm pact on Society,Routledge,2000) 沒有英雄 然而,國家不僅照料其公民,亦監控他們,而這種監控的深度和廣度,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政府可能都難望其項背。統一後斯塔西秘密檔案的逐漸 公開,對許多東部德國人的心理是一個巨大的衝擊,逼使某些人重新審視那個失樂園。“這些文件不僅有助於前東德人得知並了解自己的歷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 使他們對過去重新定義。”芭芭拉•米勒女士寫道。 檔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驚,例如,1987年的記錄顯示,當時東德作協的19位最高委員中,竟有多達12人是斯塔西的線人。也正是由 於這一點,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從羅馬尼亞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堅決反對在沒有甄別清算前東德作家歷史污點的情況 下,實行兩德作家組織的合併,並為此於1997年宣布退出德國筆會中心。 在德國東部地區,赫塔•米勒並不是很受歡迎的人。1999年,柏林牆倒塌十周年的時候,她告訴RFE電台羅馬尼亞語-摩爾多瓦語部的米 爾恰•約爾古萊斯庫,儘管已經統一多年,但在社會和文化層面上,兩個德國之間的鴻溝仍然存在,德國東部更近於東歐而非本國西部。“在東部德國,有些人不請 我去朗讀作品,”她說,因為他們不想以直接了當的批判回望過去。但也有人請她。“可以說,在德國西部,大多數人只是對我的書抱有理論上或文獻上的興趣,而東部人會通過我的書面對自己的過去和人生。有些人為此覺得不快。許多次在德國東部,我朗讀完,首先就會聽到聽眾提問:‘可羅馬尼亞的情況當然比我們這兒惡 劣。我告訴他們:‘這要看你怎麼看待那些事。’”她說,許多東部人不願意相信的是,從整體上講,羅馬尼亞和東德之間的不同沒有他們願意相信的那麼大,可 聽眾不喜歡這種看法。 隨着秘密檔案的公開,線人們不斷曝光並受到譴責的同時,公眾也發現,自己每次都會落入相同的、極為複雜的道德困境。“斯塔西的線人們始終是(東德)國家機構中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如果沒有大多數東德人的沉默作為配合,這一體系斷然不會如此有效運轉。”芭芭拉•米勒就此寫道,“作為 機會主義的盲從者,個人之所以與集體保持一致,是因為他們在這種物質安全、社會安定的平庸圖景中安於渾渾噩噩,其中之個人,則堅定不疑地服從於那種對簡單 及相對和諧之生活的欲望。” 我認為,當集體恥辱感逐漸增強到一個臨界點,這個集體就將面臨極大的風險——— 完全的自我否認。這意味着他們必須承認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從的、心甘情願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無意義的。出於本能,集體會避免讓自身落入這種 深淵。通常情況下,他們會找到救贖者。兩個月前,翁貝托•艾柯援引一例指出,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勒令全國1200位大學教授宣誓效忠,僅有 12人拒絕,並為此失去工作。其餘皆為保住教職而屈從。“也許這1188人是對的,”艾柯說,“但那12個人挽救了其大學、乃至我們國家的榮譽。這就是為 什麼你必須說不,即便這樣做毫無益處。因為有朝一日,你可以說,你說過不。” 十二君子僅僅是大學教授集體的百分之一,在全體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們事後足以為集體恥感提供一個排遣的通道,雖不至完全 脫罪,亦可讓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種平衡。如果一個集體找不到可引為代表的英雄,幫他們卸去頸上的重軛,讓他們有理由說出:“我們也曾反抗過,”那麼這個集體 終將不能自如地面對過去。 東德卻沒有英雄。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線人大多保持沉默,直至白紙黑字的證據出現。然而對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們真的有可能失憶嗎?芭芭拉•米勒在前述專著中,對上述情況做了分析: 傳統的記憶複製理論認為,人的記憶是對過往事件的精確複製,但心理學家近年來的研究表明,自我記憶的機理往往與此相反。加拿大滑鐵盧大 學的社會心理學教授邁克爾•羅斯發現,個體會使用“絕對自信的理論來構建其個人歷史”。也就是說,人們趨向於用當前對自我的理解來“推斷”他們過去的行 為。除非有明確的信息讓我們相信自己的態度和行為已經發生了變化,不然我們便很可能有意誇大過去與現在的相似性,並以此重構記憶。 “謝天謝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記了。”沃爾夫女士寫道,“如果我還記得那件事,我怎麼能活過那麼多年,怎麼還能繼續寫作,我還能相信誰?” 事發時,她立刻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擊。然而輿論最初的歇斯底里過後,不斷出現的檔案逐漸還原出更為客觀的歷史:沃爾夫與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的”,並且只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不僅如此,自從年輕時的政治幼稚之後,她日益轉向政權的對立面(她被稱為“忠誠的異見者”,在批評政府 的同時仍然保持社會主義信念),並為此與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長達20年的不間斷監視,寫於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的半自傳體小說《餘留之物》(Was bleibt),記述了那段監控之下的生活。 該書甫一面世,即遭指責。評論界指其偽善,以東德時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圖謀於新時代。三年後斯塔西秘檔曝光,輿論眾口一辭,大有將她打入地獄之勢。這正是面對歷史時的亂局與困境,無論是集體還是個人,皆難以脫逃,亦難以承擔。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時間似乎漫長,卻又像彈指一揮間。它的幽靈仍然糾纏着許多人,也許每夜都來,徘徊於枕邊,讓他們至死不能釋懷。 來源: 蒙迪 boxu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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