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转贴吴虞(独立评论员)文章:”你有回忆录　我有教科书”
在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前夕，我党文化理论战线的重要打手、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位组员戚本禹，于4月20日晨7点58分在上海逝世，终年八十五岁。人世间的共产主义者由此又少了一个，真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据悉，戚本禹生前撰写的《戚本禹回忆录》已由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不日即在香港上市。

但鉴于这家冠以「中国」头衔的出版社既不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领导，也不在大陆发行，作为一名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于一身的「四有青年」，我决定坚决抵制该回忆录，不购买、不阅读、不信谣、不传谣，朋友们免费赠送的除外。

与国民党的头头脑脑们不同，我党由于早年斗争形势艰巨，不允许留下只字片纸，所以基本上都养成了不记日记的好习惯，从而也就避免了像老蒋那样，被后人从日记里挖出吃喝嫖赌等劣迹的可能，高，实在是高。但日记不记，写回忆录的人却不少，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林部「四大金刚」，到聂元梓、蒯大富等造反派领袖，再到如今的戚本禹、之前的陈伯达等「笔杆子」，越来越多历史亲历者、见证者的回忆录相继出版。至于地方上一些「两头真」干部所写的回忆文章，那就更是多得数不胜数。只要有心，同时脑子没坏，读一批这样的回忆录，基本上就能建构起对于历史独立而又正确的认知了。

但就像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一样，能读到这些回忆录，了解历史真相的也绝对是少数，如果不是极少数的话。别看又到一年「世界读书日」，党媒又在开足马力铺天盖地宣传什么「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惊叫什么「我国人均阅读量过低」，谁要是真想法设法去找几本好书来读，「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又该喊Stop了。对此，我是非常理解的，毕竟在海关的同志以及伟大的GFW（长城防火墙）那儿，可不存在什么「开卷有益」的心灵鸡汤，有的只是关键词、敏感书。当然，要是你以为党只会来硬的，那就太小瞧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了。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别看你有回忆录，俺们还有教科书呢，哼。

说起教科书，绝对是这国的一大G点，日本的也好，台湾的也罢，只要是涉及教科书话题，不是「郑重声明」，就是「严正敦促」，好像自家的教科书编的「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已经可以作为样板对外输出，扬我国威了。不过，我怎么好像记得袁腾飞老师当年讲过一句特别牛逼的话，「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呢？当然在我看来，教科书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内容的真与假，以及各自的比例多少，而是我们的教育看似课程丰富，什么历史课啦、语文课啦一大堆，但归根到底只有一门课、一本教课书——政治书。所谓「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地位」，不过是「政治挂帅」的另一种说法罢了。

比袁腾飞老师更著名的戈培尔博士曾经曰过，「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如果非要评二十世纪十大至理名言，我一定首推这一句。和海关查扣、防火墙拦截等硬邦邦凶巴巴的做法相比，利用教科书重复谎言、灌输歪理绝对是一门技术含量超高的活。令人欣慰的是，60多年来，我们的教科书始终秉持「洗脑从娃娃抓起」的编辑精神，以「毁人不倦」的积极态度，在应试教育与高考指挥棒的帮助下，把一代又一代祖国的花朵折成了花圈，埋在了春天里。同时，由于它还不对外输出，洋人也不好意思指指点点，如此「里外通吃」的文化软实力，试问当今天下，还有哪个国家具备？

只是，当我们的教科书还在反复告诉我们：小米加步枪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四个伟大」的历史定位应该被三七开，哪怕出版再多的回忆录，其作用充其量也不过是《环球时报》的第一段——你以为它是在以高级黑的方式暗度陈仓、泄露天机，但其实不过是在为接下来的批判提供由头与素材。

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全能解释体系里，任何出格、令人难堪的史料都可以被一分为二地辩证解读，再不济，一句「历史虚无主义」就足以把你噎的不要不要的。基于以上认识，我觉得有必要在文章最后再重复一遍自己刚才说过的话：我将坚决抵制、绝不购买《戚本禹回忆录》，欢迎香港的朋友们免费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