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個一切秘密都被揭發的時代，以秘密或者不那麼秘密的方式揭開一切秘密的時代。這個並不尊重秘密的時代，也是一個有着偶像崇拜的革命性的宗教社會。“為人民服務”不就是這個宗教的標籤？儘管我們不知道誰是人民，我們卻知道誰是偶像，一切的秘密都可以揭發，這個偶像專權者的秘密卻一直沒有被解密，無論是檔案還是他的行為，任何後來的反思還是被控制和壓制着。這個困境也構成這一次反思文革知識分子告密的盲點。

生命只要與秘密相關，生命就會陷入困境：因為知道他者的秘密，就意味着進入責任和約束之中——不能告密。但是一旦秘密成為可以被分享的，就有着泄密的可能性，不是自己，就是其他相關和不相關的人，最後被“坐連”。一旦秘密與政治相關，知道他人的秘密就意味着權力的爭奪，政治既然認識到秘密的力量，就要知道所有人的秘密，唯獨不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秘密。知道秘密，並且忠誠於秘密，構成生命最為艱難的責任。但是，一旦秘密成為權能，說出更多的秘密，甚至，把不是秘密的也變成秘密，讓整個社會都成為一個秘密交換的染缸，在秘密的繁殖中，就出現了惡！

也許，在這裡我們可以重新理解阿倫特面對德國人以及納粹屠殺猶太人時的困境：因為惡已經平庸化，迫害或者謀殺已經成為政治的任務和公開的秘密，任何人作惡似乎都變得合法和麻木了。這裡還涉及康德對根本惡的思考。對於中國人，根本惡或者人心的敗壞在於：不僅僅是被迫告密，被迫說謊，而是主動告密；最為着魔的是，把不是秘密的都看成秘密，把一切都變成秘密，並且以此作為交換來實施迫害；最終，成為根本惡的是，這如此荒唐和可怕的一切事情，最終都變得可以接受、可以忍受，並且不被反思，因為荒唐已經把所有人都粘滯在一起，彼此都成為變節者；因此彼此都不必再說什麼，整個社會都再次屈服於荒唐的漠然和貧乏之中，這才是中國人的根本惡——荒唐之惡，與西方的平庸之惡有所不同。

因為荒唐不同於西方的荒誕——那還有着怪誕和英雄的悲劇氣概，也不同於荒謬——那還假定了真理和真實，但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並不追求真實，而荒唐又顯得如此無意義，甚至都不必再去理會了，也就不必再次反思了，似乎連遺忘都沒有必要，這是中國人特有的虛無主義！荒唐之“荒”——其實是對荒蕪和虛無的經驗，而荒唐之“唐”——則是對粘滯和唐突的經驗。
在生命政治上，秘密的交換本來在例外狀態才出現，畢竟不會每一個人都成為間諜，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恰好是所謂的常態，常態也假定了所謂的安全、可靠和常識。但是在文革時代，每一天都在革命，這種持續的革命使每一天都成為揭發他人和告密的例外狀態：因為知道秘密、發現秘密與匯報秘密，這是例外時刻的事件，現在卻成為幾乎每一天發生的事實，如同寫日記，如同抄家要抄出日記。通過秘密的中介，我們的日常生活成為了例外狀態，文革是一個典型的持續十年的例外狀態，如此之長，對文化和生命的傷害就更大，深入到了生命的骨髓！直到大家都麻木於這個例外狀態。

也許中國人的“智慧”或者這個文化的“弔詭”之處就在於：我們能夠把所有的例外狀態都轉變為常態，因為既然我們也可以把任一常態立刻轉變為例外狀態，以至於到了一定時候，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是常態什麼是例外，這就是荒唐的根源。所謂荒唐，就是不可能發生的例外的事情竟然一下子都發生了，持續很久之後，大家都變得麻木，沒有人能夠從中出來，大家都粘滯在一起，連旁觀都沒有可能，連自欺都不必要了。

從荒唐和一切都粘滯的經驗中，反思就不再可能，這也是為什麼文革之後，在中國要出現西方那般反思奧斯維辛集中營和西方內在危機的深刻思想那麼困難的緣故，因為我們甚至還以為：既然文革所發生的事情，那麼荒唐，我們都在裡面，彼此都一樣，而且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那些事情是那麼地荒唐，那麼地無意義，那還追問它作甚？因此就不必追問其原因了。這就是自欺的根源！過來人都以為並且相信：那些如此荒唐的事情哪有原因呢？哪能找到原因呢？讓它永遠過去好了！但是，這個粘滯並沒有去掉，我們還被黏在一起呢！除非我們徹底擺脫出來，比如說去往國外生活，那就徹底不相干，但這僅僅是消極的遺忘而已。一旦回到中國，還是被粘滯在一起了，現在出現的對文革知識分子告密事件的揭發，不就讓我們大家再次進入了那個荒唐的時代？一切還是如此地切近和切身，我們當下的政治處境不就是被技術更加變本加厲地嚴密監控着嗎？
在荒唐中，無法反省荒唐，而且又在荒唐中漠視荒唐，在荒唐中變得麻木，變得一切都無所謂，這就是我們這個文化的困境。我們如何走出荒唐之惡，成為中國文化現在性命攸關的事情！這裡有着根本惡嗎？既然我們都在荒唐之中，哪裡會有外在的審判？哪裡會有出路？

什麼是惡？惡，總是自我意識的，因為這是與語言的本性相關的，作惡，總是有一個聲音出現：不該做！這是不允許的！任何語言、任何種族都有着此語言的命令結構，一個帶有否定的與法則相關的聲音已經先在地出現了，儘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會有具體的不同的命令和內容，但是在形式語言上卻有着先在的聲音，所謂的良知或者良心的聲音就來自於此。因此，除了那些完全沒有自我意識的嬰兒，或者說因為瘋狂醉酒等等原因失去自我意識的人，聽不到這個聲音，一般的人都會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尤其是在做出反常的違規行為、僭越邊界的行為之時。惡之為惡，已經是意識到自己在作惡，已經有語言和法則在起着作用，而更大的惡是：意識到自己作惡，卻為自己的作惡而辯護，以至於作惡而成為習慣，並且變得麻木。當然，困難的判斷和自我的覺醒在於：如果一切都是被允許的，如果沒有什麼對錯的評價標準，如同王陽明走向無善無惡的心體，良知的聲音還有什麼作用？在更加虛無主義的時代，如何還有根本惡的問題？這也是我們這個文化的徹底和高妙之處：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或者無根的，就不必有什麼良知的自我判決了，最終一切都是無所謂的，而且任何的追問緣由都是可笑的。這是荒唐的開始。荒唐本來不是什麼善惡，是超善惡的，我們這個文化其實是超善惡的。

但是，還是有着惡的問題，甚至有着根本惡！因為，根本惡在於：不僅僅是麻木和無所謂，而是面對此荒唐的處境，一起陷入遺忘和沒有能力反思，或者說，通過秘密的交換，我們進入一個告密的普遍背叛社會，直到成為例外的荒唐狀態，我們還無力進行反省，還無法走出荒唐，這就是惡，這就是最為平庸的惡。

如果不用阿倫特的術語，我們可以說，這是“荒唐之惡”！這是惡的荒唐，以至於惡都不是惡了，失去了惡本身之猙獰的面孔，這也是與我們這個文化其實並不反思惡相關的。因為我們的傳統更加看重吉凶禍福，而不追求真理和正義，這本來並不是文化好壞高低的評價標準所能解決和判決的，但是，在這個文化內部，在生命政治的意義上，因為荒唐導致了對生命的迫害，因為以秘密為手段來迫害生命，就構成了惡！

對荒唐之惡的反思，僅僅是我們現在找到的一個出口而已：原先，我們大家都在荒唐的鐵屋子裡（借魯迅先生的比喻），我們都根本看不到外面，外面的也無法知道我們裡面的存在境況。現在，我們看到了一個窗口，我們看到了一些外面的光線，儘管我們並不知道外面有什麼，這個打開的窗口就是我們現在要反思的荒唐之惡。儘管荒唐本身是中性的生命存在境況，並不是惡，但一旦在荒唐中迫害生命，導致生命的相互傷害，就是惡，是根本惡。

這就是我們去反思文化大革命所處的本體論上的最大困境：我們似乎都知道文革是一場災難，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都在背叛，背叛了自己的自我和理想，背叛了自己的親人和朋友，背叛了生命存活本身的基本原則，我們沒有一個是清白的，因為我們都在泄密，都在告密，都把本來不該說的事情或者把不是秘密的都說成是秘密，因為只有說出秘密才是忠誠的標誌，那就以更多的秘密來交換吧！那就滋生秘密吧！這就是荒唐的開始，本來不是秘密，現在因為存活的壓力，為了表達奴才一樣的忠心，一切都成為了秘密，把一切的一切都監控起來，或者以主子的監控眼神把自己的一切都監控起來。

在這裡，不是體現了某種最初的倫理和宗教嗎？我們如何可能走出來？走出一個荒唐的時代處境？既然我們都在裡面，如何可以找到一個外在的拯救力量？

文革的揭秘社會，有一個最大的盲點：就是最高權力者，偶像化的被崇拜者，卻不可能自我揭發，他也不會自我反省，他的行為不可能被告密，如果有人去揭發他，那是死路一條。這是惡的根源：如果一切都可以揭示，這是科學和理性的啟蒙——啟蒙就是把一切都照亮！因此，信奉啟蒙的康德看到了人性的根本惡和人心的敗壞！但是，現在，有一個偶像的秘密不可揭示，其他人的秘密都必須被揭示！

這樣，我們就明白了當前反思文人和知識分子告密的一個巨大難堪之處：無論是倖存的有着文革記憶的知識分子，還是現在要反思文革告密現象的知識分子，卻還是在繼續自我傷害，彼此傷害。在很多人看來，章詒和先生與其他知識分子圍繞黃苗子事件爭論所體現出來的困境，依然還是知識分子繼續在彼此揭發，並沒有觸動根本的極限。而那個導致迫害的偶像呢？那些屬於偶像的秘密呢？依然還是被意識形態或者黨國嚴密封存着！因此，千萬不要與德國統一之後對東德的檔案解密對比，那幾乎是針對所有人的解密，可我們當前的中國，被解密的、再次被揭發的卻還是少數知識分子，其實對於那個文革時代，也許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在彼此揭發和告密，告密的例外成為了常態，那還有什麼好說的呢？為何還要再次揭開這些已經過去的傷疤和創傷呢？這不是讓我們再次回到了文革的記憶嗎？如同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苦難記憶和表現的悖論——對暴力的記憶和表現是再次肯定了原初暴力的合法性以及強化着暴力的夢魘。但是，在這裡，有着一個根本的真相還沒有被揭示，那就是發起暴力的那個偶像，以及這個偶像建構的整個機制，卻一直沒有被允許揭示！沒有被徹底反省！即，在這裡，只有被迫害者，彼此揭發的告密者們，在相互折磨，重新經驗荒唐的歲月，而導致秘密迫害的始作俑者卻一直沒有被揭示，他們的檔案也沒有被解密！

在這裡，我們再次看到了當前這些爭論的局限和問題，章詒和先生無疑有着反思的徹底性：“當告密成為一種政治榮耀和義務之後，告密者的心裡，就不會有負罪感和歉疚感了。”也深刻揭示出了告密的制度根源：“極權制度是製造告密者的根源，統治者希望每一個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個人又都可能被告發。這樣，朝廷才便於監視和控制，政權才能有效打擊異端，及時剪除異己，以鞏固統治。”但是，還有待根本揭示出秘密運作機制和偶像崇拜的根源，在生命政治上，章詒和先生被親情的血情之情所限制，對此荒唐之惡沒有深入揭示，無法上升到更加普遍的高度，容易落入私人泄憤的口實和咀嚼傷口的自我折磨之中，而且，如何既要回到過去又要從過去擺脫出來，這可能與寬恕有關，如同德里達對寬恕的無條件性和有條件性的絕境思考，寬恕一直作為前提卻無法施行，這一切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

來源：中國家庭教會的屬靈傳承Tagged 文化透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