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蘋： http://cn.rfi.fr/中國/20160718-反思文革中的告密與懺悔）

問：在文革五十周年前夕，國內有人主動站出來懺悔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這算不算是反思文革的一個成果？

陳小魯在反思這段經歷時說：“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生面對的日子。我作為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鬥、被勞改負有直接責任。在運動初期我積極造反，組織批鬥過校領導，後來作為校革委會主任，又沒有勇氣制止違反人道主義的迫害行為，因為害怕被人說成‘老保’，說成反對文革，那是個令人恐懼的時代”。

我願意相信陳先生這個懺悔的誠意，但我也要指出這個懺悔仍完全是外在的。真正的懺悔不僅止於道歉，而是真正從內心認識到自己為什麼作惡。惡是做了，傷害了人，甚至置人於死地，這是罪。道歉是面對外在對象的，而懺悔應是對自己內心的。可惜陳先生尚未走到這一步，因為他竟然宣稱自己“仍然崇敬主席”。他在懺悔中一點沒有找到那個促使他作惡的動力，那惡之源。我們知道，心靈懺悔的經典是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他在書中剖析自己：“這個心，假如你問它，在那裡幹什麼？為什麼這樣壞？它的答案是‘為惡而作惡’”。陳先生的進步在於他承認自己當年是作了“惡”事，這一點大部分紅衛兵不承認，他們為當年的惡而沾沾自喜，什麼血色浪漫啊，什麼理想主義啊等等。其實，他們完全是“為惡而作惡”。而這個惡是49年紅朝得鹿之後，被當局日日夜夜、一點一滴灌到心中的。

答：當然，聖·奧古斯丁坦白他小時候做過的種種惡事，然後他問：“這是孩子天真無邪的惡作劇嗎”？他自己斷然否定，說：“他現在為了胡桃、小球、飛鳥，對於師長的態度，和他將來為了黃金、土地，奴隸對於君主的態度是一樣的”。這就是說，你若不追問到惡源，你的惡會一直做下去，只不過對象變了。這一點特別重要。你可以看紅衛兵掌權之後的作為。以薄熙來為例，所謂唱紅打黑這個套路和他當年當紅衛兵造反的路數是一樣的，雖然他後來也倒了霉，但他後來受到的迫害並沒有使他反省，從而懺悔自己的惡，而是把惡當成自己的行為模式。這就更不可能追責惡源，而是使自己成為新的惡源。中國49年以後的政治，除了八十年代有幾年之外，基本上是比惡政治。所以對文革中的大罪惡不可能追責，甚至悄悄地當成了政治行為的樣板。在往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人要飽受其苦了。

問：文革中的許多惡行，例如告密、誣陷、暴力，其實是受到當局鼓勵的。

問：在懺悔文革的人中，有一位張鐵夫先生，他就是告發了自己的母親，導致母親被槍斃。

張先生講，他的家庭原來也是充滿溫情的，他父親不過是個縣裡的小科長，一次開會斗他父親，有人動手打他。母親站到旁邊，替他父親擋拳頭。鬥爭會開完後，他母親挽起丈夫的手，走在公眾面前。從這個細節就可以看出，他母親是個有主見，勇敢又正直的人。所以她才會在家中為劉少奇辯護。而這個她曾經保護過的丈夫竟然夥同兒子一起去告發她，這個男人才是罪在不赦。而且更可怕的是，這位母親不過是為劉少奇說了幾句好話，竟然被處以極刑，槍斃。

問：這種懺悔確實很難，很痛苦。

答：豈止是痛苦，張先生不精神分裂就是個奇蹟了。雖然在精神分析學中有弒母情結(Orestes complex) 這樣一種心理現象。它的來源是阿伽門農的兒子要殺母為父報仇，因為他母親謀殺了他的父親，所以這個心理概念和復仇聯繫在一起。但心理學中的這個概念不含絲毫政治性。張先生因告密而造成母親的死亡，只能看作間接的弒母，直接殺害他母親的是這種政治制度，這種意識形態。所以文革懺悔的背後必然引出一個問責問題。陳小魯先生和張鐵夫先生的懺悔都沒有走到這一步，而走不到這一步，文革中的那些傷天害理的恐怖事件就有可能再次發生。有時可能變換形式，但以仇恨、背叛為核心的性質不會改變。

作者： 趙越勝（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