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無比殘酷，當中國成為世界社會科學界最大實驗場的時候，中國的知識界則進入一個悲歌時代。

說是知識的悲歌時代，倒不僅僅是因為權力、金錢和大眾對知識史無前例的鄙視，也不是因為知識常常被用來點綴、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為知識從來就是卑微的，也應當是卑微的。

今天知識悲歌的根本原因，在於知識創造者本身對知識失去了認同，知識創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體地位，而心甘情願地成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

中國大學眾多，每年都有很多校慶，不過一次次校慶就是對知識的一次次羞辱。

每次校慶，大家無一不是以培養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獨說不出來的就是，沒有一個大學已經培養出一位錢學森生前所的說“大師”。

實際上，今天大學或者研究機構所舉辦的各種公共論壇乃至學術研討會，人們都已以邀請到大官大富為目的，而知識本身則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無的陪襯物。

在中國“學而優則仕”的政治環境裡，知識表面上是政府知識分子（也就是“士”）這個階層創造的，但應當指出的是，政府從來不是知識的主體。

當然，這並不是說政府在知識創造過程中就沒有責任，政府既可以為知識創造有利、有效的環境，也可以阻礙知識的創造。因此，從知識創造者這個主體來反思當代中國的知識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質。

也就是說，我們要回答“我們的知識創造者幹什麼去了呢？”這個問題。

在中國社會中，歷來就是“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爭智於孤”。

這裡，“爭名於朝”是對於政治人物來說的，“爭利於市”是對商人來說的，而“爭智於孤”則是對知識分子來說的。

今天的知識悲歌的根源就在於現代知識分子已經失去了“爭智於孤”的局面，而紛紛加入了“爭名於朝”或者“爭利於市”，有些所謂知識分子甚至更為囂張，要名利雙收。

爭名於朝。現在和過去不一樣了，從前是“學而優則仕”，從學的目標就是從官，並且兩者沒有任何邊界。現在從學的目標已經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論上說）了從官，並且兩者之間有了邊界。儘管大多知識人士為官了，但“為官”的心態仍然濃厚，因此還是通過各種變相的手段爭名於朝。當然，這背後還是巨大的“利益”。競相通過和“朝廷”的關聯來爭名，這個現象隨處可見。

爭利於市。這對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個新生事物。傳統上，從理論上說，知識分子和商業是遠離的。從認同上說，知識分子顯得清高，不能輕易談錢的問題；從制度層面來說，“士、農、工、商”的社會安排把知識分子和商隔離開來。

當然，在實際層面，兩者也經常走在一起的。不過，現在情形則不同了。

知識分子以利益為本、以錢為本，公然地和企業走在一起，各個產業都“圈養”着一批為自己說話、做廣告的知識分子。

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房地產業。中國的房地產能夠走到今天那麼荒唐的地步，不僅僅關乎房地產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關乎於這個產業“圈養”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因為這些人在每一步論證着政府房地產市場政策的正確性，推波助瀾，而非糾正錯誤。

在現代社會，除了和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發生關係，知識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來爭名利。例如，爭名於“名”，即通過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嘗不可，而且也是知識生產和創造的手段。

不過，在今天的中國，人們不是認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據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隨意糟蹋名人。這樣不僅靜不了人們的心，反而會攪亂人們的心。

在互聯網時代，知識更是具備了“爭名利於眾”的條件。這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知識人通過互聯網走向了“市場”，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識“商品化”。當然更多的是充當“販賣者”，即沒有自己的知識，而是販賣人家的知識。互聯網是傳播知識的有效工具，但這裡的“販賣”和傳播不一樣，傳播是把知識大眾化，而“販賣”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錢財。

看看眼下日漸流行的“付費知識”就知道未來的知識會成為何等東西了。另一方面，互聯網也促成了社會各個角落上的各種各樣的“知識”（宗教迷信、巫術等等）登上“學術舞台”，並且有變成主流的大趨勢，因為衡量知識價值的是錢、是流量。

而後者的力量如此龐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識分子都是在爭流量，為此大家爭俗、爭媚，媚俗和流量無疑是正相關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會影響力等同起來。這就不難理解，即使官方媒體也和眾多自媒體一樣，堂而皇之地媚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學者沒有一個是爭名爭利的，有很多為了自己的知識尊嚴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歷史上，不乏知識人被權力和資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來才逐漸有了言論自由的保障。

對大多數學者而言，名利並非是追求而來的，而僅僅只是他們所創造知識的副產品。

很多學者生前所生產的知識，並沒有為當時的社會所認可和接受，那些能夠遠離名利的學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

屈原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屈 原

毛澤東曾經評論過屈原，認為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是因為被開除了“官籍”、“下放勞動”，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有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

一旦進入了名利場，知識人便缺少了知識的想象力。一個毫無知識想象力的知識群體如何進行知識創造呢？一個沒有知識創造的國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為知識之於民族和國家崛起的重要性，近來自上到下都在呼籲知識的創造、創新。為此，國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財經資源，培養重點大學，建設新型智庫，吸引頂級人才等。

但現實情況極其糟糕，因為國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場越大；名利場越大，知識分子越是腐敗。

最近，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稱中國還沒有建立起近代大學，這話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補充的是，不僅沒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學，而且也遠遠落後於傳統書院制度。實際上，無論是近代大學還是傳統書院，重要的並不是大學制度或者書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學和書院的主體，即知識分子。

有了以追求知識的知識分子之後，這些制度就自然會產生和發展；而在缺少知識分子的情況下，最好的大學和書院也只是一個居所。

更糟糕的是，在知識分子自願墮落的情況下，這類居所越好，知識越遭羞辱。

來源： 讀史明智5 2018.06.18

文章摘選自《鄭永年論中國：中國的知識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