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濤毛澤東與西路軍之敗

西路軍問題就是最近被反覆炒作的一個問題。 連張國燾自己的回憶中都明確說明西路軍失敗第一責任人是他自己， 第二責任人是陳昌浩， 而這些別有用心的人非要編造出毛澤東該為西路軍失敗負責。 明明西路軍犧牲的最高級將領是一方面軍中央紅局的鐵流後衛董振堂， 別有用心的人確非要說毛澤東陷害紅四方面軍。 明明是西路軍不配合中央寧夏戰役的部署，想到河西自創局面，靠近蘇聯影響下的新疆，接受蘇聯援助，建避開內地強大的敵人，這是國燾路線的最後一步棋。（毛澤東對當時的共產國際和蘇聯向來無好感， 而從戰略角度看蘇聯當時需要蔣介石為他們抵擋日本， 對共產黨一直不真心支持，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解放戰爭的第二年， 以毛澤東的眼光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 在中央不得不認可的情況下，他們又沒有善用中央賦予的自主權和臨機處置權（這與長期習慣於絕對服從張國燾指揮的傳統有關），不善於根據實際情況相機行事，只是簡單照搬中央根據時局變化作出的指示，釀成大敗後即以此怪罪中央。

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當時說要回去跟中央算帳，卻沒有臉這樣做，走投無路後才回到延安，向中央檢討了西路軍失敗的原因和自己的責任。

直到毛去世後的80年代，成為黨國元老的李先念、徐向前才敢於出面翻案，認為責任在於中央的指揮。作為西路軍總指揮的徐元帥，原來在回憶和文章中一直承認西路軍是按照張國燾的意圖和命令渡河開往河西的，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他們自己的指揮脫離實際，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

而作為西路軍的一名軍政委，李先念則承認他對於中央當時的指示並不完全了解，是看了當年沒有看過的西路軍與中央之間的往還電報後，才認為西路軍是受中央指揮的，因而要中央承擔責任。

事實上，當時的往來電報寫的很清楚，本來中央是反對張國燾的西進路線的，因為這脫離了中國的主體地區，實質上是退卻和逃跑，不符合迫在眉睫的抗日鬥爭的需要，而且也分散了紅軍已被嚴重削弱了的力量。

但西路軍既然已被張國燾調過了河，而且在中央徵求意見時，他們自認為有能力在河西建立根據地並打通西進新疆的路線，中央就同意了他們的要求；

在他們受到馬家軍騎兵的襲擊而難以立足的時候，中央也給了他們自主選擇行動方向的機會和權利，只是批評了他們提出的不切實際、損害紅軍整體戰略利益的行動條件和增援要求；在蘇聯方面為爭取蔣介石聯蘇抗日，反對他們靠近新疆，以避免造成蘇聯支持紅軍反蔣的態勢時，中央才反對他們西進；

西安事變後中央根據形勢需要，對他們提出過原地不動或向東策應陝北和張、楊三位一體部署的戰略要求，這是十分正常的，況且中央並不了解他們在河西的實際處境（他們自己也未作出合乎實際的判斷）。

他們如有定見，而不是一時想西進，一時想東返，在自顧不暇之時完全可以按實際情況作出決定，中央哪會不讓他們自我求生呢？何況中央並沒有捆住西路軍的手腳，在他們遠離中央、面臨生死攸關的自我決斷之際，誰又能捆得住他們求生的手腳呢？ 缺乏自主判斷能力，盲目地唯命是從，這正是軍閥主義的國燾路線統治部隊的後果。

所以張自己回憶說，西路軍失敗的原因主要是陳昌浩指揮的失誤，如果他也過了河就不會失敗。國燾同志本人既沒有推卸他作為這支部隊的長期領導人對於西路軍失敗的責任，也沒有否認長征途中試圖武力脅迫中央的電報，還算得上“好漢做事好漢當”。在張國燾的部隊裡，不聽話的後果很嚴重。徐向前能夠受到重用，就是因為他還算比較聽話；即使在大草地上毛勸他跟中央走，他也不敢違背張主席的意旨。

儘管徐在軍事上吃過幾次盲目聽從張主席指揮的虧，但他還是絕對服從張的；即使張主席殺了他的夫人，他也不動搖。而許繼慎、曠繼勛、曾中生這些不那麼聽話、敢堅持自己意見的優秀將領，先後因被誣陷而遭到張國燾處決。

毛無論在建國前還是建國後，都沒有這樣對待過軍隊將領。 毛的將領從來就有相機行事的權利，臨機處置，無須請示，也就是古人說的“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然，彭德懷打不了百團大戰，粟裕打不了蘇中七戰七捷，林彪在遼瀋戰役前也不可能跟毛磨那麼久的嘴皮子。毛的指揮考慮的是全局，在各個戰區就需要指揮員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執行中央的指示，必要時敢於提出不同意見，甚至抗命不遵，毛自己早年在江西就是這樣做的。勝仗打得大的將領都是深諳此道的，林彪在東北、粟裕在華東，就是敢於機斷專行的；毛不僅沒有怪罪他們，反而是讚譽有加，要求各戰區指揮員仿照辦理。

如果也象西路軍那樣對待中央指示，他們的命運早就跟西路軍一樣了，哪裡還會有新中國呢？ 西路軍將領李特、黃超在撤到迪化後被處死，是以托派罪名執行的，不應是毛所為，毛從未使用過這個罪名。王明倒是喜歡使用這個蘇式罪名，他一直與張不對付，視其為黨內對頭之一。張之逃離延安，正是因為受了他以此二者被處死一事的恐嚇（那意思是：他們是托派，又是你的親信，你跟托派難道沒有關係嗎？），可見王明對此事是很清楚的，張當時就指責他殺了他們。而且，王明當時也是用這個罪名指控陳獨秀（獨秀曾與中國托派聯合組成大革命失敗後的托陳取消派），使毛想請獨秀回黨的努力不得不中止。

現在有人把西路軍失敗說成是毛的陰謀，這本身才是真正的陰謀：誹謗毛，製造解放軍的信仰危機，實現美國人夢寐以求的中國軍隊“非毛化”的陰謀。

西路軍覆滅的責任人，第一是張國燾，第二是陳昌浩和徐向前，第三是共產國際，第四才是中央。最早為西路軍問題翻案的朱玉，對當年電報的引用完全是斷章取義，為何不引全西路軍致中央電呢？看看雙方電文就可清楚是非。他無視事實的還在於，蘇聯根本無意給予紅軍實質的援助，不想因此開罪蔣介石，他們當時正寄希望於蔣抗日，防止日本威脅蘇聯，這也是他們反對西安事變的原因。以毛澤東的戰略眼光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不現實的國際援助上， 而張國濤確早早地把幻想寄托在蘇聯援助，私自調動自己的軍隊過河， 這是西路軍失敗的第一步。 如今國防大學的教授這樣做學問的話，我們的國防危矣！

香椿樹註：

西路軍將士前方浴血奮戰， 他們並沒有參與張國燾的分裂逃跑， 並且， 他們應當也不清楚電報來自中央到底是毛澤東還是張國燾。 所以徐向前李先念非要說西路軍是執行中央路線， 為西路軍犧牲的將士們爭取名譽也未嘗不可。 可是，靠顛倒是非， 向毛澤東潑髒水的辦法為自己開脫就是可恥行為。 說什麼毛澤東排擠消滅四方面軍， 可是西路軍犧牲的最高級將領董振堂是標準的中央紅軍鐵流後衛， 不是張國燾的四方面軍。

寧都起義投奔蘇區： 中原大戰後，馮玉祥下野，馮部黃河以南的殘餘部隊被蔣介石收編調往山東濟寧地區，董振堂任改編後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第25師73旅旅長。1931年春，蔣介石下令調26路軍南下江西進攻紅軍，企圖讓這支雜牌軍和紅軍相互拼殺兩敗俱傷。第三次“圍剿”失敗後，26路軍移到被紅色區域包圍的寧都縣城。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26路軍廣大官兵紛紛要求北上抗日，保衛家鄉，但遭到蔣介石的斥責和重兵阻攔。董振堂在困守寧都的幾個月中，面對紅軍的宣傳和革命活動，他看到了中國希望之光。1931年12月14日，26路軍1.7萬名官兵在趙博生、董振堂的指揮下，舉行了震驚中外的寧都起義，投奔蘇區，並被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董振堂任第五軍團副總指揮兼13軍軍長，1932年5月升任第五軍團總指揮。從1932年7月到1934年9月，董振堂率部參加了贛州戰役、漳州戰役以及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的幾乎所有戰鬥。1932年4月，董振堂加入中國共產黨。

長征中的“鐵流後衛”

　　1934年10月，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統治，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一方面軍不得不實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董振堂任總指揮的紅五軍團擔任全軍的後衛。1936年6月，紅五軍團在四川懋功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並得到“鐵流後衛”的光榮稱號。

接下來再看看張國燾自己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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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著《我的回憶》（下）

關於西路軍問題的言論 

 　　1936年8月間，陳昌浩提出了改變整個軍事計劃建議：“他主張四方面軍應在甘南建立新根據地，與陝北蘇區互成犄角之勢”。“這是我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發生的意見衝突”。通謂會議“陳昌浩便撤銷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提議，認為應照原定計劃，迅速從靖遠渡河西進”。“但多數幹部不滿陳昌浩這個衝動的主張，指責他獨斷的進攻岷山，使第九軍蒙受創傷……；接着又按兵不進，要求舉行會議，延誤了渡河時機。這件事破壞了高級幹部間的***，也種下了西路軍失敗的根苗”。（455頁）

 　　“蔣介石偵知了我軍在靖遠渡河的行動，一面派飛機轟炸渡口，一面嚴令各軍迅速向會寧靖遠前進，企圖乘我軍半渡時截擊。……。當時左路軍的人數約為三萬五千人，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渡過去的只有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五軍團，總司令部的直屬機關和徐向前陳昌浩的總指揮部等共約兩萬多人。我和朱德率總司令部人員、紅軍學校大部學生以及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在會寧能靖遠的大道上，節節抵抗敵軍的追擊”。（456頁）

 　　“我們至此不能渡河了”。“徐向前與陳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單位，在河西開始了單獨行動。”

 　　1936年9月底，“徐向前陳昌浩來電希望我們能繼續渡河。……。”

 　　“我們根據當時的情況，電告徐陳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們率已渡河的部隊，單獨行動。……。”（457頁）

 　　“從此，徐陳所率的西路軍便與我們分道揚鑣了。他們遵照我們的電令，……，我們則……逐漸向東移動，靠近陝北蘇區。”（458頁）

 　　“當時，西路軍的敗象已經顯露出來，我們在同心城時即接到徐陳電告，謂我第九軍在古浪為馬步芳騎兵所襲擊，損失慘重，……。”（463頁）

 　　“我們到達河連灣時，西路軍告急的電報接踵面來，……。”（463頁）

 　　“西路軍的處境，使我們大感憂慮，我和朱德周恩來曾再三商討，想不出應援的辦法。……。在軍事上，我們自顧不暇，無法策應，……。”（464頁）

 　　“由於我的提議，我和朱德率紅軍學校學生馳往保安，與***等會商今後工作，……。”（465頁）

 　　“……我曾向紅軍學校的學生發表演說，解答他們的一些疑問，……西路軍的不幸遭遇以及……。”（465頁）

 　　“我當時最注意西路軍的情況。正在西移的西路軍，沿途與騎兵苦戰，……。這種情形，使我十分焦慮，我研究各項情況，並試用各種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予西路軍以助力，以期挽回厄運”。（474頁）

 　　“在***所住的窯洞內，每日都有談話會，大家都避談往事。***、張聞天等似因過去的分裂，心理上不無芥蒂，他們對援助西路軍的事，並無積極表示，而且言詞之間，總有些推推諉諉。為了挽救西路軍的厄運，我只有耐着性子和各人商談，但無法找出補救的辦法，奇蹟是不會從天而降的。”（474頁）

 　　“西安事變，使我們一時為之揚眉吐氣，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們希望張學良電令馬步芳不可破壞抗日大局，應即對西路軍停止作戰，這事張學良照做了，但馬步芳並未接受這個命令。”（475頁）

 　　“西路軍的失敗，對***以後的發展，和當時的西北局勢，都有相當影響，尤其使我這個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大受打擊。中***內鬥爭的矛頭，因而就指向着我，打得我無法抬頭，……。”（492頁）

“當時我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我不願諉過地人，從未指責過別人，只說一切錯誤都直接間接與我有關。我曾要求舉行一次***中央高級幹部會議，來探討西路軍事件，但***等不予理會。”（493頁）

 　　“***自然不會放鬆攻擊我的機會，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便漫無拘束的亂說一通。總括起來，當時這些批評的言詞大約有三個要點：（一）西進軍事計劃根本就是逃跑主義，至少是帶有逃跑主義色彩；（二）張國燾對四方面軍的領導完全破產，總之是一無是處；（三）西路軍的失敗很為丟臉，蔣氏將更看不起紅軍，在西安事變的今天，將誘發蔣氏的報復和進攻，遺害全黨全軍。

　　 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們，主要是第四方面軍的幹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浩同志的指揮錯誤，如果張國燾同志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他們對批評者答辨：（一）西進計劃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說是逃跑主義；（二）四方面軍是***的基幹勁旅，如何能加以毀謗；（三）誘發蔣氏圍剿之說是有意架禍於人，……。”（493頁）

 　　“朱德當時的立場頗偏袒***，但對西路軍的失敗，持論還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說西路軍的失敗根源於西進計劃根本不對，應當認定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犯了戰術上的錯誤。……。他批評陳昌浩勇猛有餘，穩重不足。徐向前雖較穩當，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員的意見。……。”（494頁）

［由此可見， 張國燾承認西進計劃是他自己的私貨， 而不是中央或者毛澤東制定的計劃， 不但如此， 這種把責任推卸給自己下屬的做法說明張國燾還認為他的西進計劃沒有錯， 並且夜間接證明毛澤東應當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張國燾的西進計劃， 而且還能說明， 張國燾另立中央，南下失敗之後再無奈走回陝北， 毛澤東並沒有對他打擊報復， 甚至沒有改變他對部隊的指揮權， 而張國燾自己也是盛氣凌人， 沒有把毛澤東放在眼裡。 聯繫到西路軍犧牲的董振堂乃是中央紅軍的鐵流後衛， 毛澤東陷害西路軍一說是純粹的胡說八道，實際上毛澤東當時無法指揮西路軍。 另外， 西進計劃應當是得到朱德的首肯，這就是為啥西路軍與中央聯繫的電報都是以張國燾朱德簽名］

 　　“我當時即與張聞天懇談，曾指出下列各要點：（一）……；（二）……；（三）我對西路軍失敗，負有嚴重責任，將正式自請處分”。（4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