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當前全球流行，無論是感染力和殺傷力都惡於薩斯的武漢冠狀病毒。科學家一方面在尋找治療的方法，同時就國家的安全，西方,特別是是美國致力於發現病毒源。

然而武漢病毒也符合大自然的規律，有興衰期，不久將成為歷史。人類有一種更可怕的人為病毒，專門摧毀人的健康思維和人獸之別的尊嚴，那就是共產主義病毒。近百年過年了，中國人至今乃無法擺脫共產主義病毒，靈魂深受其害。作為中國人，深受共產主義病毒其害，必須研究和探索其病源。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往往是來自社會最底層，品質最低劣的那些人，他們缺乏克制力和道德底線，加以極其貪婪的權力欲望而導致頻繁的改朝換代，孫中山就是其一。然而他卻青出於藍，不僅在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中興起狂熱崇拜個人的政治風氣，而且還把20世紀初，在歐洲蔓延的共產主義病毒直接植入毫無免疫能力，千瘡百孔的中國社會的血液之中，給1949年後毛式農民政權的建立帶來不可多得的，千載難逢的最佳天時地利人和！

本文因史實豐盈詳實，引自大量中外漢學家孫中山的傳記，以及其他（俄日）歷史檔案以饗讀者，雖經緊縮，還是需要分7次登完，先拜謝讀者的耐心閱讀。

                                           （—）人以群分

本文從辛亥革命11年後的1924年的10月22日開始講起，北平發生政變，中華民國第三任總統曹錕, 因馮玉祥的背叛而被推翻。馮玉祥是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倒戈將軍”（至少反叛過8次），因他反叛蔣介石，投靠蘇聯而被中共的史學家美化成“剛直不阿、嫉惡如仇、痛斥腐敗、憂國憂民”的基督愛國將領。1948年9月1日馮玉祥從美國返回參加中共的政治協商會議，途中遭到暗算，在蘇聯人的船上賠上自己的女兒，一起被活活燒死，得到了應有的報應。

馮玉祥政變成功後，一面偽造民國總統之名，向退位的末代皇帝溥儀發出最後通牒：三個小時必須離開故宮，否則將與紫禁城一起葬身大火。儘管溥儀當時乃持有，依然生效的，辛亥革命後清廷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簽署的【清室優待條件】，但他深知，馮玉祥出身世代無耕地一壟的最下賤的貧苦農民家，一旦有了權利，可以無惡而不為，為了保存被世人譽稱為人類歷史上最悠久的偉大古建築之一，故宮，他選擇了倉促離宮。

當孫中山到到馮玉祥背信棄義把溥儀趕出紫禁城的消息，不但高興不已，還大為讚賞馮毀約無信的不義之舉。與之相反，把信用視作生命的近代第一文人胡適聞訊後卻表示極為不滿並大聲疾呼地抗議。依胡適的修養和傳統理念，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和平改朝換代在世界歷史上也屬於少見的範例，而【清室優待條件】就是宣統皇帝自動退位主要因素之一。任意毀約是馮玉祥毫無信義，有法不依，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屬於第一件最無恥的事件。

推翻曹錕的軍事政變成功後，但只讀了一年私塾，丘八出世的馮玉祥純屬粗人，自然無法主政。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他想到了南方革命政府的孫中山，並向他發出邀請，來北主政。

（二）  莫斯科，孫老頭子的主人

總統夢做了幾十年，不久前護法失敗，北上的軍隊被北洋軍閥打得落花流水，聽到應邀主政的消息，孫中山當然很興奮。年前曹錕用重金收買議員，賄選為大總統而背有賄賂的敗名，雖然馮玉祥本人自然也與曹錕的腐敗脫不了干係，但能背信棄義反戈一擊為自己的名譽和地位推上了頂峰，還被譽為“基督將軍”。

孫中山為求助蘇聯共產黨幫他實現總統夢，身邊多了一個被稱作斯大林的代理人，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Gruzenbergknown ，1884-1951，後文將詳敘）。鮑羅廷20歲那年就跟隨列寧到瑞士鬧革命，以後流竄美，英國，西班牙和墨西哥進行旨在建立共產政權的地下顛覆活動，可謂蘇聯共產黨的中堅分子。鮑羅廷不光名正言順是孫中山的高級政治顧問，並在他的軍隊和行政部門都按插了上千個共產黨或親共的特務。鮑羅廷曾大言不慚地說，“莫斯科就是孫老頭子的主人（Moscow  is the master of Old Man Sun）”

1924年的孫中山已今非昔比，他雖然不喜歡共產主義，但每年領取莫斯科2百萬金盧布，大量的槍炮彈藥以及直接赤化和幫他訓練黃埔軍校官

兵的蘇聯教官。因此斯大林的指示，願意的要聽，不願意的也必須服從。

鮑羅廷，作為斯大林在廣州革命政府的代理人，聽聞孫中山應北洋政府之邀很是憂心忡忡的，特地為孫中山訂立約法三章，他必須聲明“打倒帝國主義”。在這裡的帝國主義即是鄙視蘇共政權的西方列強。蘇俄基於自己成功的經驗，對愚昧和精神生活匱乏的民族，口號是給予底層民眾最廉價的滿足感。因此始於孫中山直至毛澤東，“反帝”成了近代中國文明最致命的口號。孫中山北上的所到之處。都要公開譴責西方國家，念念不忘自己是深受莫斯科，赤色帝國主義卵翼之恩的身份。

圖1，孫中山對蘇維埃政，權代表鮑羅庭的委任狀。炎黃子孫棲息千年的土地上全面赤化由此開始。

孫中山北上的第一站是上海，下車伊始就在蘇維埃式的群眾集會上振振有詞地發表反帝的演說，並威脅要取消所有列強在中國的租界（孫中山的宿敵吳佩孚也深感租界是民族的恥辱，在任何情況下決不住進那裡，而孫中山在上海的立腳點始終都在租界）。與此同時，孫中山也意識到潛在的不測，由於馮玉祥也受祿於蘇聯，說不定哪一天自己會失寵。孫中山必須尋找後備的資助者，他想從上海繞道日本再北上。

鮑羅廷完全可以向克里姆林宮建議否決孫中山繞道，但他有把握，日本之行會讓孫中山一事無成，並徹底放棄尋求其他列強幫助的幻想，就此死心塌地綁在莫斯科的戰車上。事實證明鮑羅廷正確無誤的判斷，日本政府拒絕孫中山訪問東京並與政府官員會面。一位資深日本外交官曾暗示孫中山的特使，除非孫中山放棄與蘇聯聯盟，日本政府不會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

（三） 愚昧和缺乏宗教信仰是造神之必然

孫中山日本此行碰了一鼻子灰，尋找第三勢力的最後一出希望落到了曾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奉系首領張作霖，又稱“張大帥”。張作霖修完私塾，曾學獸醫，後從軍。辛亥革命後因支持袁世凱稱帝，被封為二等子爵、盛武將軍，並授權督理奉天軍務兼奉天巡按使。 張作霖不僅是滿洲的強人，而且還是北洋政府中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辛亥革命後的北洋政府期間，無論是迷戀帝政復辟，君主立憲的袁世凱,辮軍復辟的張勳，或者是吳佩孚，段祺瑞，孫傳芳等主要軍閥，除了馮玉祥，他們都弘揚古訓，深懷民族大氣，崇仰孔孟之道，雖各有其錯或罪，但他們都守住了一個共同的信仰和底線，即捍衛私有制，杜絕共產主義。無疑張作霖也是如此。

孫中山在1924的12月4日，帶着十分疲憊的軀體，繞道日本抵達天津。他馬上與張作霖舉行期待已久的會面。不出所料，張大帥告訴孫中山：“我可以支持你，條件是必須與俄國人斷絕所有往來。”

幾乎失去了全國所有持有民族大義的社會中堅勢力的支持，孫中山無法經受如此沉重打擊，當天嘔吐不止，肝區激烈疼痛。次日醫生診斷結果是嚴重不治的肝病。他自知來日無幾。

1924除夕，孫中山一行抵達北平。此時，段祺瑞和張作霖並沒給與“倒戈將軍”馮玉祥發動政變所期待的利益，馮玉祥為表示不滿早已 “辭職”而隱居北京西郊天泰山。從擔架上被抬下火車的孫中山也無法出席由數萬民眾參加的歡迎集會。而是以書面形式散發了《入京宣言》，在宣言中依然不忘鮑羅廷為他定的反帝國主義的調子，即，“故吾人今日仍處帝國主義各國殖民地之地位。因而救國之責，尤不容緩。”

在首都孫中山住進北京飯店，為了他的【安全】，蘇聯大使加拉罕（Lev Mikhailovich Karakhan，1889－1937）還特地配備了三個蘇籍貼身警衛員。數天后，孫中山被轉入協和醫院，雖經過手術和放射等各種治療，（膽囊腺癌的）病情繼續惡化。最後決定放棄治療，以備後事。

前些日子段祺瑞正式公布《善後會議條例》，被孫中山視作有利軍閥官僚的善後。在彌留之際的孫中山知道，蘇聯共產黨已無法使自己在有生之年，圓其重新當上總統之夢，但依然希望他們為其造神，成為不朽和流芳百世。

圖2左：近代史上被醜化最甚的慈禧太后的葬禮（1908年11月15日）； 圖2右：被中國人最為神化得政治人物之一，孫中山落葬大觀（1929年6月1日）。

在病榻上，孫中山用英文名，Sun Yat-sen，簽署了完全由鮑羅廷示意，（斗大漢字不識一個的）英文秘書陳友仁執筆的“致蘇俄遺書”。在遺書中，孫中山把當時還沒被西方政府承認，人類史上最殘暴的蘇維埃共產政權，肉麻地美譽為“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此自由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產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簽署“致蘇俄遺書”後，孫中山立即託付身旁的宋慶齡傳話給他的國民黨同志：“要像他的朋友列寧一樣，用防腐藥品保存身體，然後放入殮於水晶棺材中”。

一年前在莫斯科紅場為（可能死於梅毒的）列寧舉行歷史上空前盛大葬禮，在孫中山心靈中引起極大震動。成千上萬社會各界人士，不分晝夜，連續幾星期排列有序地瞻仰躺在水晶棺材中列寧的遺容，其壯觀，其隆重超過歷代君王。不久列寧的大小雕塑，紀念畫像，雨後春筍般地布滿蘇聯全國大街小巷，家家戶戶。一個更厲害的，絕不可褻瀆的神被，無神論布爾什維克信徒造就了。

圖3上：造神是邪惡政府得以維持或延續的必要愚民手段。【錦繡山太陽宮】朝鮮獨裁者金日成的陵墓，占地面積350萬平方米，比起中山陵的3000萬平方米，真可謂小巫見大巫。圖3下左：中國第一神的【中山陵】，耗資60萬銀元，在當時可購買960萬斤大米，足以讓千萬窮人吃飽一天！圖3右：【毛主席紀念堂】。讓孫中山感到並不孤獨，他的造神惡行後繼有人，而且青勝於藍，儘管背有千萬命案，參拜毛神的中國人依然絡繹不絕。

可惜，真可惜，雖然蘇聯政府按孫中山的遺願行事，但當質地薄脆的水晶棺材經長途運輸後抵達北平時，出現了微小裂隙, 不能長期存放遺體。這一意想不到的事故，斷絕了孫中山在其無數愚昧之極的信徒面前“復活”的可能，而成了永別。看來孫中山死後的運氣不及金家皇朝和毛澤東。

不過孫中山還留一手造神的殺手鐧。有一次與汪精衛途徑紫金山時，分文沒有的孫中山表示願意在那裡建造他的陵墓。即使是按中國舊俗，孫中山理應選擇祖籍廣東東莞陪伴他的父母。而建陵於南京有兩個特殊的原因，第一，南京是他就任臨時總統的所在地；第二，末代漢皇帝的明陵也位於紫金山，言下之意是，孫中山並不把自己看作一介平民凡人，而是一員聖明天子，繼承漢代皇帝的命脈。

除此之外，孫中山對自己的陵墓還有特別旨意：必須建造在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章陵墓的附近，但高度和宏偉卻要遙遙超出，並確保其高度今後不被任何在紫金山新建的陵墓所超越。

中山陵自1926年開始建造至1929年完工，化了5年時間建成。這是在世界上最窮的國度里，大都百姓依然家徒四壁，而為一個清末造反領袖，濫用不計其數的民脂民膏堆積，而成的帝皇式陵墓。其惡劣程度不亞於金朝的皇帝。

中山陵占地面積為3千萬平方米，幾乎覆蓋整個紫金山。而明陵的占地總面積僅是其規模的1/2，即1千7百平方米，可謂中國歷代最大的皇帝陵墓之一。其高度是90米，必須爬上392節的台階才能到達。

譴責共產黨徵地亂拆民房不乏其人，可笑的是其中還有不少孫中山及其國民黨的信徒。實際上這種罪惡不是共產黨的專利，而有前科的。為實現孫中山造陵的遺願，包括隨後的擴建，一些村莊被毀，民間被迫廉價賣地給政府。數百，甚至上千的當地百姓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也有的選擇自焚與世代家園共亡。因孫中山造陵而帶來的民間怨恨，多年來的受害者要求民國政府賠償的請願也始終沒有停息過。

孫中山化納稅人的錢為自己造陵墓，如與文明世界相比，遠的歐美，近鄰日本，不僅是落伍的賤民思維，而且更是一種屬於野蠻的習俗或文化。但造神對孫中山的國共繼承者是有奇效的，特別是在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落後民族。因此，不管中國人打的是什麼旗號，喊什麼口號，卻始終無法摒棄造陵的野蠻行徑。

孫中山死後，他被帶上“國父”的桂冠，“中國5千年來最偉大的人物”，”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救星”。誰只要在孫中山的旗下，不用選舉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統治中國，國民黨如此，共產黨也是如此，都冠以孫中山的繼承者。當然兩黨對孫中山的宣傳和刻意的崇拜也達到瘋狂的地步，他的雕塑樹立在全國各個角落，凡是孫中山的文字，不管高雅或低俗，正確的，謬誤和愚見，都被當作福音或真理。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民間是絕對不容許對孫中山有任何微詞，否則牢獄之災難免。1949年後，所謂“一句頂一萬句”的瘋話也非獨創。

圖1，大不列顛島百科全書中洪秀全（左），孫中山（中）和列寧（右）的插圖。我並非故意醜化孫中山與其旁的兩個人類歷史罪人為伍。孫中山不僅對“與耶穌稱兄道弟”的洪秀全視作自己的偶像，對流亡在廣州的洪門會黑社會頭目，曾被天平天國封為瑛王，又稱三千歲的洪秀全侄子洪春魁，也甚為敬重。他們彼此親如兄弟，孫中山曾親口說過：洪（春魁）先生對革命有大貢獻，要讓他三分。同時孫中山對人類最殘忍的獨裁政權的打造者，列寧的吹捧，更是肉麻得有失體統。

下面一個例子就是如何把孫中山造神而帶來的民國文字獄。孫中山自幼喜歡聽長毛頭子洪秀全的故事，而且立志要成為洪秀全第二。1851年金田起義直至1864年被清廷嚴厲增壓，這短短13年太平天國血腥造反，不僅直接導致占當時全國人口1/4（1億）的百姓無辜死亡，對文物和古蹟的破壞也是中國歷史之最。當時太平天國的外務臣相，美國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1802年－1871）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說，“太平天國實際上新瓶裝舊藥，洪秀全則是借上帝之名行神權獨裁統治，因此民間把洪秀全貶為強盜和土匪”。而孫中山如此崇拜洪秀全，泄露其革命之真正動機。實質上何止太平天國是新瓶裝舊藥，孫中山的革命，毛澤東的革命不也何嘗不是“瓶裝舊藥”？

“洪秀全未成而敗，清人貶之為寇”，孫中山表示大為不平。並在《太平天國戰史》序中又把洪秀全稱為“豪傑”，比作朱元璋“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即位於南京。無識者特唱種種謬說，是朱非洪，是蓋以成功論豪傑也。”如此推斷，孫中山若能活到1949年，即使是搜索盡枯腸大概也無法表達他對殺人更多，對中華古典文物和傳統破壞更甚的毛澤東的敬仰和讚美。

因為孫中山是神，即使朱紫難別，善惡不分，依然是億萬中國百姓必須遵循的聖旨。為告慰一直崇拜天王洪秀全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在天之靈，1929年北伐勝利後，蔣介石極為荒唐地頒布一項《禁止誣衊太平天國案》，禁止全國上下，無論民間文藝說唱，或是學校課本以及歷史著作中用“長毛粵匪”來污衊太平軍的民族解放運動，違者將依法面臨牢獄之災。頓時，不僅北洋軍閥和滿清時代的各種如實太平天國的文字資料全部查禁，從此中國歷史人物的褒貶和歷史事件的是非曲直就可任意顛倒，直至今天的大陸。

中國歷來的皇帝自稱是天子，他們雖非民意產生，但依然是上天之子，至少是嫡屬於上天的凡人。而民間造神的危害要遠勝封建的帝皇，在毛澤東身上看到了始於孫中山的造神，對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禍害！

美國斯丹福大學近代亞洲歷史研究專家斯萊克教授（Lyman Van Slyke， 1929-），他曾在2016年榮獲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斯萊克教授曾給孫中山作出極為精闢的評價：“無論對西方和中國，孫中山均是一知半解略通皮毛，因此既不屬於中國也非西方。”他的“造神”和“容共”就是他似中非洋的人格表徵。（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