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時代和中華政統------東海客廳論偏統

楊儒賓先生在《原儒：從帝堯到孔子》一書中，將中國文明史依孔子的出現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孔子之前《六經》所代表的時代，稱為經學時代；孔子他之後由廣義的諸子百家所代表的時代，稱為子學時代。他說：

“我們把《六經》以及《六經》所述及的遠古時代視為一個段落，稱之為經學時代，它包含《六經》文本成立時期的經的時刻，以及《六經》所述及的史前時期的文獻、傳說與神話。孔子之後的義理發展，可稱作子學時期，它包含春秋、戰國時期發生於中土境內的諸子百家思想以及秦漢後因佛教東來引致的長期的三教競合的各派思想。”

此說有誤。稱孔子之前為經學時代，沒問題；稱孔子之後為經學時代，則有大問題。以儒立國和治國，道統高於政統，以四書五經為政治指導思想和學校第一學科，就意味着儒學是王官學，就是經學時代。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始，漢唐宋都是經學時代，元明清則可稱為準經學時代。

中華政統有正統和偏統之別。經學時代就是中華正統，准經學時代就是中華偏統。中華偏統這個概念是我的發明，但合乎儒家政治大義。

只要以儒立國和治國，就是獨尊儒術，就是儒家王朝，就是中國，中華政統。中華政統表現有三：一是尊崇道統，道統高於政統；二是實行禮制；三是教權在儒，實行科舉（科舉製發明之後）。但元明清由於民族主義和君本主義思想作祟，嚴重偏離儒家要求，三方面問題較大，故將它們定位為偏統，以與正統區別。

漢以後開國帝王，除了光武帝，皆非儒家，或是雜家，或無文化，但都不影響其王朝的性質。自漢朝始，所有儒家王朝於王道原則、春秋大義都有所偏離。漢唐宋偏離較少，仍可視為正統；元明清偏離較大，只能視為偏統。

學界流行外儒內法說，認為自漢至清歷代儒家王朝，表面上推崇儒家，實際上依賴法家，儒法結合，彼此糅雜。這種說法嚴重低估了儒家的道德力量、政治功能和制度作用，非正論、非事實。

不可否認，不少儒朝受到諸子百家、尤其是佛道法三家的侵染，但這種侵染畢竟不能取代儒家，不能從根本上動搖儒家王朝道統、政統和學統三統合一形成的主體性。注意，中華政統以儒立國治國，並不停留於倫理教化，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等等一切制度都必須也必然儒化。

漢族主義只認明朝，強烈反對將元清納入中華範疇。關於元朝的儒化表現和中華性質，我在《春秋精神》（已出）、《元朝微集》（待出）二書和《忽必烈儒化：一次華麗的歷史轉身》諸文中都有論述，茲不贅。

只提一事：713年前的九月六日，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其詔曰：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此一贊一祀，便勝卻民國無數，遑論馬邦。元朝雖未能上升為中華正統，然去夷狄化之程度亦頗為可觀。定位偏統，不亦宜乎。

比起元朝來，清朝更遜色。元朝只是蒙古主義傾向，清朝除了滿族主義傾向，又加上君本主義色彩，偏離儒家更甚，但其立國治國思想，原則上仍是儒家，故仍是中華，是三大中華偏統中最差的。

有一個問題：從清朝到民國是進步還是退步？這在自由派完全不成問題，從清朝到民國，當然是大進步。但我以為是，制度微進步，文化大退步。

民主制度或不能選賢，但可以與能，於天下為公之大同精神有所符合，比起世襲的君主制來，是一大進步。然民國恰似邯鄲學步，成了民主半吊子，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上不下不三不四，即使有進步，也微不足道。文化從儒家變成三民主義，卻是大退步。清朝不失為中華偏統，民國已去中華化矣。

2021-6-29余東海集於邕城青秀山下獨樂齋

首發於東海儒鍾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