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朝演义二七：密谋倒彭毛泽东批转“万言书” 不明究里高干 |
| 送交者: 巴山老狼 2017年07月15日18:46:47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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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演义二七：密谋倒彭毛泽东批转“万言书” 不明究里高干们支持彭德怀 巴山老狼 著 第四篇： 中华民族第二次大劫难―― 疯狂的大跃进、庐山会议、五千万农民活活饿死 第二十七章 密谋倒彭毛泽东批转“万言书” 不明究里高干们支持彭德怀 七月十日，毛泽东召集六个组的组长谈话，再次强调总路线、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承认缺点错误从全局来讲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从总形势来讲就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关于经济建设确实有得不偿失，但从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出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会了炼钢，算是付了学费。 毛泽东的讲话在各小组传达后，惯于见风使舵者转变了态度。不敢或不愿再谈大跃进的缺点和教训。小组会上响起了一片歌功颂德的声音。偏这彭德怀不明事理“感到会议上一些人对问题认识不够，‘左’的思想仍然对人们有压力，因而非常忧虑，觉得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这些问题由我在会上提了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容易得到纠正。”遂想给毛泽东写信。周小舟劝他不要写信，亲自找毛泽东去谈为好。 七月十三日晨，彭德怀到毛泽东住处要求见一面，可惜毛泽东昨晚旧情萌发，趁江青还没上庐山，叫随从找来了前妻贺子珍。直至凌晨时分才睡下。警卫员自然把老彭拒之门外。 据说历史会因一些偶然的细小情节而改变，倘若毛泽东这一次与彭德怀见面了，中国的历史是否也会发生变化？苏晓康先生在其著名的《乌托邦祭》一书中流露出这样一种观点。对此笔者难以赞同。让我们假设毛、彭会唔的某种情形：一种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大吵一架，双方话明气散，毛泽东大度地接受了彭的意见彻底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但以毛泽东的就是错了也要错到底的性格来看这没有一点可能性；另一种情况是毛泽东不动声色假意应付彭德怀，让彭满意而归，再悄悄地积蓄力量，时机一到对彭一个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逼得老彭也象周恩来一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作检查，再继续大跃进――这倒符合毛泽东的性格和一贯手法，因此这第一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是不大的，而第二种情况是必然会出现的。 退一步来说就算是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彭德怀握手言和，避免了一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劫难，然上天既生下毛泽东这样的魔头，那么中国人民就注定要遭旷世之劫难，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躲过了大跃进，还有另一场什么名目的劫难在前面等着。 彭德怀见毛泽东不成，当晚便起草信稿，十四日晨，叫参谋抄送给毛泽东。 彭德怀的信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也是关系到五千多万农民的生死存亡的历史文献。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 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一九五八年较一九五七年工农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产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一九五八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中，多办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的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跃进的关键所在。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没有象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还只有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一、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来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不例外的。 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的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 彭德怀的信，字里行间透出了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虽然其中言词直接针对了毛泽东的错误，但还是在千方百计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地位，并且对毛泽东进行了不恰当的吹捧，决无丝毫篡位之意。若毛泽东当年采纳了彭德怀的意见，不但中国人民将少受无数灾难，毛泽东也会免于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然毛泽东事前既有“钓鱼”之预谋，那么彭的意见正确与否就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得趁彭自己主动跳出来之机把他从中共最高层清洗出去，为日后建立毛泽东的家天下打下基础。所以要组织力量，不择一切手段，不顾一切后果，坚决击退彭德怀的挑战！ 七月十五日，中央办公厅通知会议延长，日期不定。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找来，专门讲了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信，并漫不经心地说：“我建议要大家评论这封信的性质。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可以，也请他来。” 毛泽东说话时神情轻松平静，面带笑容。三十年后苏晓康先生在其《乌托邦祭》中就此事评论说： 安子文是中央组织部长，负有考察干部之职责，安子文上山后，彭德怀及其支持者们的乌纱帽已经“浮”了。林彪上山来是准备接替彭德怀的职务。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与彭德怀私交很深，毛泽东在庐山整彭能不防带兵的黄克诚在京搞政变？虽然从可能性来说几乎为零，然作为一个精于权术的卓越政治家必然会把可能性为零的事件当成必然会发生的事件来对待，防患于未然。彭真上山后接替周恩来主持工作，目的就是看周恩来在未来的反彭德怀斗争中态度如何，因周恩来曾有一笔“反冒进”的旧帐，这次彭德怀言行与周恩来当初无异，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周恩来若再次对彭的观点表示出一点赞同，或稍有一丝暧昧，即将周与彭一锅烩！ 在召集了三位常委谈话后，中央办公厅就将彭德怀的信迅速赶印出来，发至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毛泽东在信的首页上加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别以为称了彭德怀一个“同志”，就表明毛泽东此时还把彭德怀当成同志。共产党人对自己同志的称呼历来有规矩的：真同志称呼时不叫姓，只叫名。如“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小平同志”、“德怀同志”，以示亲密无间。上层的规矩如此，下面也层层效仿。一旦尊姓大名一齐叫出来，且还加了一个“同志”，那么此人必然就离变成“阶级敌人”不远了。 与彭德怀信件一同印发的还有七月十四日胡乔木、谭震林、陈伯达、曾希圣、周小舟、李锐、田家英等人起草的《关于形势和任务――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庐山会议的议定纪录》此议定纪录与彭德怀的信内容如出一辙，可谓不谋而合。 也就在将彭德怀信件公开印发讨论的同时，毛泽东秘密召集康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等人布置在小组会上开始反击。李井泉在后来批彭德怀时一语泄漏天机：你们有个俱乐部，我们也有个俱乐部，来对付你们那个俱乐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李锐也说过：“‘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李井泉、陶铸挂帅，他们组织人攻击《议定纪录》，攻击彭德怀的信。 在随后几天的会议上，毛泽东组织的人马开始了对彭德怀的反击。 康生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彭德怀的信是反毛主席的，彭德怀是魏延反骨，搞分裂，组织‘章罗同盟’。” 康生还私下向毛泽东进言：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 康生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此人在红军时期到苏联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副团长，回国后先是搞地下工作，到延安后投向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整风”为名搞“抢救运动”，为清洗毛泽东的反对派立下汗马功劳。整风运动一完结，此人就官升数级，“七大”时飚升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党内斗争稍为平和一点的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八年，此人无所事事。现在彭德怀竟敢公开向毛泽东提意见，正好派上用场。 柯庆施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彭德怀同志的信有很多刺，都是针对毛主席的，这封信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的，写信就是要公布他的政治纲领，要拉队伍夺毛主席的权。” 柯庆施也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是现在中共要人中唯一见到过列宁的人。此人长期以来搞地下工作，与毛泽东渊源不深，抗战期间到延安后深得毛泽东信任。在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此人提出了一句名言：“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程度；服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程度。”“大跃进”一词的发明人就是柯庆施。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柯庆施上庐山前因搞不清毛泽东是要“反左”还是“反右”，因而同时准备了“反左”、“反右”两份材料。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发出后，此公意识到毛泽东是要“反右”了，立即派秘书火速下山拿早已准备好的“反右”材料。因反彭保驾有功，一九六O年底，此人也升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 李井泉在小组会上说：“彭德怀信的矛头是针对毛主席的，说小资产阶级狂热就是说前一段路线错了，路线错了就要更换领导。”李井泉的推理大概是根据共产党内几十年路线斗争的经验而来的，倒是一语中的。 李井泉此人资历不深，凭着对毛泽东的步步紧跟，爬上了四川省委书记的宝座。他讲这话时，几千万四川人民正在生死线上挣扎，庐山会议后，李井泉反彭有功，博得毛泽东的青睐。一九六O年底，此人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 陶铸在小组会上就彭德怀的信发言说：“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词用字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否可靠。” 陶铸在红军时期长期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曾被捕入狱。抗战开始后因国共合作而释放。抗战后在林彪的四野担任纵队政委、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之职，深得林彪的信任。共党开国后又主政广东省，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得力管理人才。但此人又是一个会看上司脸色行事的人物，在大跃进中是一个最会吹牛皮的省委书记之一。一九六O年底，此人升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 贺龙在小组会上发言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是头脑发热和虚报。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产生的，既然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我记得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 贺龙军事才能平平，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战功不大，抗战后的国共争霸战刚一开战就在大同被傅作义打了个一败涂地。从此就很少指挥过战斗。毛泽东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因其有南昌起义总指挥的资历而被封为元帅。因而对毛泽东怀有感激之情。现在而今眼目下彭德怀得罪了毛泽东，且不管是非如何，先报恩要紧。贺龙在彭德怀倒台后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地位仅次于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以上几人对彭德怀进行攻击，但附和者甚少，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对彭德怀的信表示支持，东北组几乎全部赞成。大会一致呼声是反“左”。黄克诚被召上山后，彭德怀将写信一事告诉他，并将信给黄看。黄克诚虽指出写得不好，有刺，信有问题，漏洞很多。但对彭表示支持。七月十九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发言，表示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同意刘少奇“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讲话，并对前段时间会议记录中提出的缺点补充了三条：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过大。认为造成了三大不好影响：一、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也紧张。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影响。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了影响。对于人民公社黄克诚说：“去年搞公社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来说搞了好，从短期来说不搞更主动一些。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有生命力的武器，缺少了就减少了生命力。”黄克诚口气虽缓和，其立场、态度却是非常鲜明地对彭德怀表示支持。 同一天周小舟在小组会上发言，在肯定了总路线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以后，强调“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所以在肯定成绩之后，应该着重总结经验。”关于得失他说：“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总的来说，是得大于失。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我看都是有的，要分别讲。比如湖南去年建了五万个土高炉，有两万外炉子根本没生火。某些地方晚稻并秧大大减产，我看只有失，无所得。”“我的看法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彭总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刮共产风其结果是违反价值法则、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原则所以是错误的。” 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发言。发言前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破例打电话给张闻天，向张透露了毛泽东要整彭德怀的意图，并提醒他在发言时少讲、不要讲大跃进、大炼钢铁问题。胡乔木没有毛泽东的指示也不敢向张闻天透露整彭实情的。毛泽东也并不希望当年大度“禅让”的前总书记卷入这一政治旋涡。但张闻天对此并没理会。还是无所顾忌地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张闻天的发言共讲了十三个问题：一、大跃进的成绩，二、缺点，三、缺点的后果，四、对缺点的估计，五、产生缺点的原因，六、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七、政治和经济，八、三种所有制的关系，九、民主和集中，十、缺点讲透很必要，十一、光明前途问题，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十三、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张闻天说：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首先是钢铁指标过高，其它指标也被迫跟上去，引起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一九五九年粮食指标规定10500亿斤也造成损失。” “虚报浮夸，强迫命令，使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还造成了不好的风气，不允许怀疑，怀疑了就给扣帽子‘怀疑派’、‘观潮派’之类。” “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程度，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说是不用算经济账，只要算政治账这是不行的。不算账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法则。但在经济建设中正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 “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使命还没完成，现在不要强调它的改变，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制，不能否定个人利益。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 “要正确处理民主集中制的关系。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党内民主作风方面，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党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问题是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 “缺点讲透很必要。有人说：讲缺点会泄气，会打击积极性。我看不会，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不会。马列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问题的一面。去年九月以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骄傲情绪，气焰很高，大国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谦虚一点有好处，许多事情要等时间来证明，现在不要吹。” 张闻天这最后一段文字是在批评毛泽东为恶化中;苏关系在赫鲁晓夫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 张闻天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了对彭德怀观点的支持。他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成绩是基本的，同大家说的一样，个别的说法说多一点，说少一点关系不大，对于得失的看法，他讲的是局部问题，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至于各方面关系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么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它提出的这个问题应该考虑。 ……张闻天不愧是曾经当过中共总书记的风云人物，其发言在所有与会者中是最具标准的马列主义水准。对于张闻天的发言，苏晓康先生在《乌托邦祭》一书中对其的评价： “立论恢宏，高屋建瓴，绵针细密，逻辑严谨，明快尖锐，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各种危机和党内直至最高权威存在的问题，直刺要害，入木三分，不啻是那个热昏、迷狂、愚昧年代里的一篇理性与科学宣言。” “是一篇充满着清醒的理性科学的批评精神檄文。它象闪电似的只在庐山的夏日雾中爆燃一亮，它的巨大穿透力仍然跨越历史尘埃，至今还灼炀的透亮的令人汗颜。它被粗暴地扼杀，恰好化为那个时代荒谬和愚昧的一根耻辱柱！” 面对几十年共事的战友们的劝告、批评、进谏，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召集各组组长（大区负责人）谈话说：“耳朵是听话的，口是讲话的，好的就接受，不好的硬着头皮顶住。”“要印发《阿Q正传》使大家受到启发，不要象阿Q一样自己的缺点、毛病动不得，一触即跳。” 就在张闻天发言的第二天――七月二十二日夜，毛泽东彻夜未眠，在庐山上锅炉房后院竹林里一个劲地狠劲抽烟，一支接一支。此时他到底想了些什么？也许他想过：尊重多数人的意愿，立即全面纠左。但这么一来，不是自己承认错误了吗？在中共历史上，领袖们一旦承认自己错了，就会离开最高权力中心，随后是逐步遭贬斥，最后默默无闻。陈独秀、瞿秋白、李立山、王明、张国焘、张闻天、王稼祥这些就是自己的前车之鉴！也许他想到遵义会议前夕，红军被李德、博古的指挥几乎弄到了山穷水尽、全军覆没的地步，是我与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秘密串联，终于结束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夺得了指挥权。今天，我毛泽东也把中国弄了个一团糟，而彭、张等人的活动莫非会是遵义会议前历史的重演？莫非这次庐山会议会成为当年遵义会议的翻版？莫非彭、张等人想取我而代之？也许他想过彭、张等人并无取我老毛而代之的意思，然彭的小组发言及信件大大有损于我毛泽东的威信。张闻天的发言更从理论上将我毛泽东驳得哑口无言，这次若容忍了他们，那么第二次、第三次、以后还会有多次，这次若对彭、张等人姑息迁就，今后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们有恃无恐地对我进行批评，这样下去我毛泽东的威信何在？这江山还能坐稳吗？ 也许他想得更多的是我毛泽东熟读史书，岂有不知权力的宝贵？几千年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帝王将相争权夺利的历史。为了这权力，父子，兄弟都可以置于死地，难道我毛泽东还不敢置你彭、张于死地！？千古历史以成败论英雄，胜者称孤道寡，败者祸灭九族，有权就有一切，无权就丧失一切。我毛泽东当年曾饱尝过在共产党内无权无势的滋味，为了今日的权力，历尽了千难万险，今日岂能轻易拱手将权力交出！我毛泽东乃是当今中国，不！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窥天下之势，舍我其谁！天下者、毛泽东的天下也；国家者、毛泽东的国家也！国家兴衰成败；人民的生死存亡乃是我毛泽东的私事，与你彭德怀、张闻天何干！反正我儿子一个死了，一个疯了，这江山也传不下去了，搞烂就搞烂，与你何相干！ 毛泽东经过紧张、焦灼、痛苦的深思熟虑后，于深夜十二点钟将吃了许多安眠药的、昏昏沉沉睡去的刘少奇强行召至美庐“毛公馆”，当晚二人密谈了三个多小时。毛、刘二人谈了些什么？史书上无一字记载，现场也无人记录，没有录音。但庐山会议的结局；彭、黄、张、周等人的下场；中国几千万农民活活饿死的悲惨命运就这样决定于毛泽东、刘少奇二人的三个多小时密谋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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