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祖：皖南事變的罪責

“一貫的陽奉陰違，右傾機會主義，不服從中央”的錯誤。這是1941年1月15日，在“皖南事變”結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的決定加於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兼政委項英的罪名。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9000人，按照國民黨軍事當局的命令，經中共中央的同意移師北上。6日，部隊行至安徽省涇縣茂林以東，遭8師之眾的國民黨軍襲擊，大部被俘、失散或犧牲。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兼政委項英、參謀長周子昆被副官殺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

新四軍遭受如此重大損失，項英作為主要領導人當然負有重大責任。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也有責任。首先，對形勢的分析不準確。如：毛澤東1940年11月12日來電中稱：“只要蔣介石未與日本妥協，大舉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嚇我讓步。”而後12月14日的中央來電認為：“蔣介石為我軍移動不生變化起見，確已命令顧祝同通知各軍加以協助，故阻礙是不會的。”

其次，要求一變再變。開始叫快點走，後來又叫項英要開拔費、要餉彈，“再拖一兩個月”。12月25日，毛澤東在《關於國民黨各派態度及我之布置情況的通報》中指出：“蔣介石內外情況只能取攻勢防禦，大吹小打，故復電以拖為宜，拖到一月底再說。”同時也提醒項英，要注意防範遭受襲擊和損失。

項英為了規避陷入危險境地，選擇了先南下茂林，然後繞一個大圈子去蘇北的路線，是因為走蘇南轉蘇北的路線被國民黨當局否定了；另外，如果直接由雲嶺北上通過日軍長江封鎖線而進入皖北桂系地盤，在軍事上風險極大。因而不得不下決心先南下，繞過橫阻在其東進蘇南路上的兩個國民黨正規師，再渡江至蘇北。結果，正好誤闖進了正在南面集結起來，剛剛部署到位，准備限期一到就壓向雲嶺，逼迫新四軍軍部渡江的顧祝同第三綏靖區部隊的封鎖線。

事變結束的第二天，在許多情況不明，尚未來得及調查和匯集的狀態下，中共中央就做出決定，嚴厲批評項英自抗戰以來就與中央存在着“政治原則和軍事方針的分歧“，“對國民黨的反共政策從來就沒有領導過鬥爭，精神上早已做了國民黨的俘虜，並使皖南部隊失去精神准備”。“對於中央的指示，一貫的陽奉陰違，一切遷就國民黨，反對向北發展與向敵後發展，反對擴大新四軍，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堅持其自己的機會主義路線。”而且“踏上了與張國燾相類似的覆轍”，犯了不服從中央的組織錯誤。中共中央因而把責任完全推到項英和袁國平身上：“此次皖南部隊北移，本可避免損失，乃項、袁先則猶豫動搖，繼而自尋絕路，投入蔣介石反共軍之包圍落網”。後來，隨着延安整風將王明豎為右傾投降主義的黨內代表，項英則進一步被定性為王明路線的主要追隨者。

時任新四軍秘書長的李一氓認為:“說項英受王明影響很大是不公平的”；“項英對待黨和軍隊獨立性的態度是堅決的”；“不能說中央下了命令他不執行”。講項英怕去敵後和反對北移都是沒有根據的。項英在皖南事變的問題上犯了錯誤，但整個說來，項英還是顧大局和基本上執行了中央政策的。而且就全局講，中央對放棄皖南的決心是否下得太晚了，事先對國民黨的陰謀也估計不足，還低估了在江北曹甸打韓德勤部對皖南的影響，以及不能無視確實存在的客觀困難，等等。《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第四項為：以後要“將項、袁錯誤提交黨的七次代表大會討論議處“。結果卻一拖就是80年，直到如今。（和西路軍還沒完全失敗就定性張國燾逃跑主義如出一轍。張當時並不在西路軍中。）

項英（1898年5月—1941年3月24日）是1922年參加了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12個代表之一，中國工人運動領袖之一，1929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兼中共黨團書記。1931年1月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31年11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在紅軍長征以後，項英是堅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最高領導人和新四軍的主要創建者。這些業績在“皖南事變“後的數十年中，均極少提及。（項英最大的錯誤是反對毛江結合，屬干涉他人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