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之子：“我爸到底為誰犧牲了？”

《南方周末》范承剛、藏瑾

“文革”結束，新的時代大幕開啟，“紅二代”中的絕大部分逐漸遠離聚光燈的中心，“就像擇菜一樣，他們被時代篩選下來了”。

無論世界怎麼變化，他們是“國家之子”，更在意於表達自己與往昔歲月的淵源。

2013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西直門外大街上的海帆酒吧，三十餘位花甲老人被琳琅滿目的洋酒酒瓶、水晶吊燈和船形霓虹Logo環繞着，卻把一首《盼紅軍》唱得嘹亮。

他們來自“北京開國元勛文化促進會”，都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高級幹部與將軍的子女，正為一個大日子准備着——下個月在遠望樓賓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1個多月的排練，老人們已經唱熟了10首紅歌，其中5首以“毛主席”為標題開頭。

“我們是‘紅二代’，沒有理由唱不好！”排練間隙，身穿一身紅衣的會長徐文惠從長凳上站起，為團員鼓勁。她是徐海東大將的女兒。

74歲的徐文惠已退休在家，幾乎自費支撐着所有的活動。“更重要的是信仰，”排練間隙她說，“我們要將紅色文化代代傳下去，永不變色。”變色的危險來自哪裡呢？——“美國不是要讓我們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變顏色嗎？”

這個群體自視為革命傳統的繼承者。歷史研究者米鶴都認為，“紅二代”這個詞，起源於“文革”中常用的“高乾子弟”——新中國成立後，行政級別達到13級以上的被稱為高級幹部。

2013年，“紅二代”再次躍入公眾視野。“陳小魯道歉”、“秦曉孔丹之爭”、“任志強出書”等事件賦予了這個群體更豐富的色彩和內涵。

時代更迭，昔日的“高乾子弟”變為今天的“紅二代”。時間讓他們衰老，也讓他們分道而行。與依然站在聚光燈下的那些同輩人不一樣，更多的則泯然於平民。

中南海、三座門、西山，對於這群特殊的紅二代來說如今只存在於回憶之中，但他們仍以自己的方式高舉父輩的旗幟。他們集體行動、積極發聲，各式各樣的聯誼會與合唱團是他們延續存在感和使命感的主要載體。他們缺乏隨時占據媒體版面吸引公眾目光的能量，卻更在意於表達自己與往昔歲月的淵源。

父輩的意志

徐文惠所管理的開國元勛文化促進會，成員平均年齡60歲，年邁者已近80歲。他們大都退休，都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副部級以上官員的子女。老人們分散在北京各地，有的為了排練，每次往返要坐4個多小時車。

每首歌唱完，64歲的指揮李曉津都會反覆強調：“要像當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樣，用感情唱，不用想。”

他們都很認真，不停自我糾正。排練一個配樂詩朗誦的節目時，一名團員仍琢磨着文字——他不太滿意“把勝利旗幟插在蔣總府的大樓門上”這句話，想把“蔣總府”改成“蔣匪府”，他覺得這樣更有氣勢。

在北京，活躍着許多類似團體。3年前，徐文惠還在另一個“紅二代”組織——“將軍後代合唱團”。在這個2008年成立、擁有兩百餘名成員的團體裡，徐文惠擔任副政委，隨團“唱遍”了中國。

“力圖辦成一個將革命理想傳幫帶的大家庭。”她說。

合唱更多的是抒發理想、表達感情的方式，歌唱本身的技巧就不那麼講究。李曉津記得，“將軍後代合唱團”曾赴重慶演出。演出結束後大家被薄熙來叫去談話，批評表演“不夠專業”。後來，合唱團為此砍掉了一個節目。

在徐文惠看來，即使歷經磨難，紅色也是一生的信仰。“文化大革命”期間，因受父親株連，她被關押數年，此後背負着反革命的罪名，一度精神崩潰。直到1987年，在父親昔日戰友王震的幫助下遷居香港。自小習慣了軍隊生活的徐文惠，卻始終無法適應“資產階級的生活”。

1997年，母親病逝，定居香港10年的徐文惠決定回到北京，這才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事業——花了4年時間，沿着父親戰斗的地方走訪了19個省市，完成了一部父親的文獻資料片。

徐文惠總會反覆提起：她在1961年11月10日入黨，爸爸給其改名“徐紅”，意思就是“要女兒做一個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如今，父親的意志穿越半個多世紀，內化成徐文惠和她的合唱團的基因。

與徐文惠抱有同樣信念的，還有開國上將陳士榘之子陳人康。

對於陳人康而言父親更像是個上級，小時候每次見到父親都被要求敬軍禮。陳世榘對子女說：“我首先是你們的首長，然後才是你們的父親。”

父親對毛主席的崇拜，也細化到每一件日常小事中。14歲時，陳人康曾用4個毛主席像章，換了一套軍服，陳世榘知曉後勃然大怒：“你怎麼能拿毛主席當商品賣！”父親給妹妹洗衣服時，也總不忘叮囑：“洗衣服最重要的是領子和袖子。”

“文革”來了，僅僅因為講了一些江青的壞話，陳人康的母親被抓進監獄，父親沒敢說一句話。陳士榘對子女說：“要聽毛主席的話，你們不能選擇母親，但可以選擇走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血液滲透至這個家庭的肌理，陳人康早早認識到：自己不是某個個人的後代，本質上是國家之子。在那個年代，這其實是一群少年的共同意識。

在歷史學者米鶴都看來，父輩所埋下的種子，讓高乾子弟的“國家之子意識”非常強。對國家事務的表達與參與，既出於天然的使命感，也是內生的需求。他舉例說，紅衛兵運動之所以發端於北京的中學，與幹部子弟高度集中有着重要關係，不少“紅二代”正是那個年代的闖將。

陳毅之子陳小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這個當時的北京八中學生領袖，憑着特殊的身份和從小培養的良好組織能力，在“文革”伊始就成了北京八中的革委會主任，並在隨後擔任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西糾)的副司令。

而孔丹、秦曉、黃春光等高官後代，也都是“文革”中風雲一時的學生領袖。一位受訪者對米鶴都回憶，北京四中的一群高乾子弟，認為老師領導爛透了，學校被資產階級把持了，直接把信寫到中央。據陳小魯回憶，四中、八中等校的學潮，甚至獲得了個別高層領導的默許。

“文革”結束，新的時代大幕開啟，“紅二代”群體開始分野，絕大部分逐漸遠離聚光燈的中心。米鶴都形容說：“就像擇菜一樣，他們被時代篩選下來了。”

2009年以來，口述歷史研究者周海濱陸續訪問了三十餘名“紅二代”。周海濱發現，正是由於時代篩選下的現實機遇，使“紅二代”經過一系列分野，演變成了不同的團體。

子女命運與父輩的命運依然聯系緊密，論及現實與往事，一些“紅二代”會對周海濱說：“為什麼父親去世那麼早？”

這個群體的大部分都漸趨“平民化”——“不過就是一群退休或接近退休的老人”。周海濱記得，很多家世顯赫的老人，騎着破舊單車前來接受采訪，也有老人偷偷求他：“能不能幫忙介紹我親戚去電視台實習呀？”

陳人康也記得，1960年代，他在北京十一學校上學，這是一座典型的軍隊幹部子弟學校，全班四十多位學生，只有兩個同學的父親是大校，其他都是將軍子弟。

如今，同學們老了。陳人康數了數，同學中做到局級以上幹部或企業老總的，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一些混得不好的甚至下了崗，還有的在傳達室看門。1984年，陳人康從軍隊轉業，進入對外經貿大學。幹了二十多年，以副處級工會幹部退休。

陳毅之子陳小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及，為什麼很多“紅二代”願意參加外地的紀念活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沒有自己旅遊的錢。

周海濱曾拜訪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這位劉少奇的長女出生後被父母送走，做了十年童養媳；成年後又被送往蘇聯，歷經衛國戰爭，甚至因父親反對，結束了與外國愛人的婚姻。她的哥哥劉允斌、弟弟劉允若，也因父親的意見，結束了原有的婚姻。

聊天時，劉愛琴說：“我們這代被認為都是享受革命果實的，其實不然。”

在周海濱看來，林彪的女兒林曉霖則是“小心翼翼的活着”，她的狀態也代表了一個群體。周海濱給林曉霖打電話，林拒絕了采訪。周海濱很理解她的難處：“她不能評價自己的父親。”

米鶴都也曾采訪黃永勝的長子黃春光。1981年，黃永勝因被控參與林彪反革命集團活動，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

伴隨着父親的跌落，黃春光被關押審查多年；妻子離開了他，轉業無法回到廣州，國營單位也拒絕接收他。

回憶往事，黃春光說：“對我而言，過去是一隻看不見摸不着的手，它罩着你，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紅二代”其實指代的是一個相當寬泛的群體，歷史和現實均在這個群體中劃下了無形的區分線。

陳人康在井岡山講課時，聽說過一件讓他很不理解的事情：一位“紅三代”到井岡山，非要住總統套間。接待的人做工作，你住你爺爺住過的地方多好，年輕人不干。

“我們聽了都搖頭。”陳人康說。

2012年5月，陳人康的母親去世，一些世交的元勛後代來家弔唁。其中有人跟他抱怨：家裡分了個房子，怎麼是個毛坯房？裝修費用還得160多萬。陳人康有些不平：“我希望他不要太奢侈，不要太脫離人民。”這話他沒好當面說。

胡喬木的女兒胡木英慣常組織聚會，有的“發小”不會露面，卻是非常重要的成員；活動需要經費時，胡木英就會求助於他們。

延安兒女聯誼會曾想拍一部名為《延安兒女故事》的文獻資料片，沒有錢，只能四處求。胡木英最終找到一位昔日朋友，要了70萬，這個項目得以啟動。

聯誼會的成員們很注意保持尊嚴。歷史學者金汕回憶，“將軍後代合唱團”紀律嚴明，其中有一條最嚴格的禁忌：不允許給身在高位的“發小兒”遞條子。團員們到各地演出，地方上有不少兒時的朋友，但團內規定只敘舊情，不談其它。

“何必強求呢”

使命感與生俱來，是這群人身上最顯著的特徵。2012年6月，胡木英參與了一個“口述黨史”的訪談，駁斥了“毛主席的著作有的是出自胡喬木之手”的傳聞，稱要“維護毛主席的名譽”。

二十多年來，李曉津擔任北京市公安局新聞影視中心監審，負責公安題材影視劇的審查。他也將這份工作視為紅色事業的延續——“審查的目的，就是給國家增添正能量”。

至今為止，他最滿意的一次審查，是電影《卡拉是條狗》。葛優養的狗被抓走了，辦證需要5000塊，葛優想盡辦法找關係救狗——這樣的情節，被李曉津視為“抱怨政府”。在其要求下，電影結尾增加了一個情節：葛優最終幡然醒悟，去派出所給卡拉上了戶口。

延安兒女聯誼會則通過不同渠道持續發聲，建議憲法中增加懲罰漢奸的條款、建議國家加大足壇反賭打黑力度，抗議日本人在黑龍江方正縣修碑„„

米鶴都曾用“權威型人格”，來歸納他近距離觀察過的這個人群：“崇拜權威並屈從權威，與此同時希望自己成為權威。”

群體內部也鬧矛盾。李曉津回憶，開國元勛後代合唱團成立不久，就發生了“內部爭鬥”。一名合唱團成員因為不滿級別太低，率領一批成員離開，成立了一個新的合唱團。

一名開國元勛後代合唱團成員也曾在博客中抱怨：一名將軍後代合唱團的成員使用“不純”這個詞，來諷刺開國元勛後代合唱團的成員構成——“言外之意就是我們團的成員有不是‘後代’的。”

在看待歷史與現實的態度上，老人們更非“鐵板一塊”，彼此之間甚至會發生摩擦與碰撞。

這些年，父親的忠誠，一直銘刻在陳人康腦海里，他始終對毛主席抱有崇敬。但與一些高級將領的子女聊天，他發覺另一些“紅二代”們，對父輩則有了更多元的思考。

另一位上將的兒子曾對陳人康說：“我的父親讀報紙都費勁，‘文革’中他們被打倒其實因禍得福，若讓他們參與‘文革’，他們也會努力。讓他們領導經濟建設，干勁會很足，但真是勉為其難。”

還有一位上將的兒子，看完陳人康描寫陳世榘的《一生緊隨毛澤東》後表示，我要是寫我們老頭子，絕不用這個書名。他這樣解釋理由：陳錫聯上將曾告訴父親，說“確實是毛主席批示抓你的”，這讓父親很失望。這位“紅二代”卻感到很正常，“到了上將級別的人被抓，毛主席不會是受蒙蔽。”

這樣的觀點碰撞同樣會發生在聚光燈下的那一群。陳小魯在2013年10月公開向“文革”中被批鬥的老師致歉。朋友郝新平告訴他，另一名昔日朋友強烈地表達了對陳的不滿，“陳小魯不像話”！

11月初，原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之子孔丹在香港面對媒體，否認了曾傳播一時的“孔丹秦曉爭吵事件”。但他同時承認，確實與秦曉出現了觀念的分歧，有時甚至衝突。此前，兩人在“信仰”和“中國道路”問題上的爭論，成為備受關注的網絡事件。

“他比較固化地堅持西方的理念信條，”孔丹對媒體說，“我則把自己稱為‘實事求是派’，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堅持中國應該走中國特色的道路，絕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

對於兩位昔日“西糾”老戰友之爭，陳小魯感嘆：“何必強求呢？”„“他們出身一樣，有共同的經歷，如果觀點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還怎麼尋求共識？”陳小魯說。他自稱“中間派”，主張在現有體制下進行改革，樹立憲法權威，實現公民參與治理。

這些年，彭真的兒子傅洋也常會感觸於同輩人之間的論爭。他的父親彭真主持修訂了1982年憲法。這些年，他做律師，覺得自己的事業與父親彭真一樣，都是“維護憲法的尊嚴”。

有時在網上看見一些同輩人批判維護憲法尊嚴，傅洋會感覺憤怒：“要講道理呀，就是個詞，最後被污染了。”

他早就不太喜歡參加“紅二代”聚會。彼此都認識，但他感覺這些年“思想觀念都變得太不一樣”。如果參加，他總是默默吃飯，吃完就走了。

不要訴革命的苦

周海濱回憶，2009年是采訪紅二代們最容易的一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眾多，老人們有迫切的欲望出來講話。

“他們不希望被遺忘。”周海濱說。他們是“國家之子”，但步入現實，卻發覺父輩所遺留的話語力量逐漸減弱，自己也逐漸脫節於時代。

延安兒女聯誼會副會長張亞南曾這樣述說自己的遭遇：一次大會上，他的一首政治言志詩——《一個共產黨員的追求》，遭到一群年輕人的嘲笑；2013年春節，一個團拜會上，他為老一輩鼓與呼的講話，被人形容為神經病。

這樣的境遇並非孤例，越發現與現實的距離，回頭嚮往昔尋求支撐就越成為習慣。3年來，周海濱在訪問中發現，如果問他們：回想父親，眼前出現的畫面是什麼？如果有個時間按鈕，按下就能回到童年，是否願意？

對於這個問題，大多數人會沉入往事，甚至情緒崩潰。

嚮往昔尋找支撐，也不可避免地逐漸觸碰到歷史的迷霧。多年前，胥曉琦曾動員父親胥治中少將寫回憶錄，父親總是搖頭拒絕。直到父親去世，胥曉琦查閱父親的資料，才知道父親原來做過黨內特派員，——“往事太復雜，父親不能談”。

2002年，徐文惠將父親徐海東大將的文獻片拍完後，審查時卻遇到問題——不讓提父親在肅反和“文革”中的經歷。直到八年後，2010年，這部文獻片才得見天日。

羅箭也一樣。在給父親羅瑞卿立傳時，許多檔案尚未解密。編撰組的人只能看一部分的資料，另一部分的資料則被人用手擋着，禁止觀看。

這讓羅箭困惑：“沒有正史，謠言才會漫天飛。為什麼對我們自己人也這麼警惕？”

紅軍授課團上，最讓陳人康頭疼的，是如何評價一些黨的錯誤。一些在肅反中被錯殺幹部的後代，講課之餘為父輩鳴冤，讓授課團領導最難應付。

最終，授課團設定了“三個不講，六項注意”：不講歷史糾葛，不講沒有定論的敏感問題，不講個人觀點。

陳人康說：“我們必須不能訴苦，不能訴革命的苦。”

陳人康一直記得，父親去世前，兩人會爭論起“文革”。幾番爭論，父親最終承認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也有錯誤和責任。

但在向兒子的觀點屈服後，陳世榘總會說起某個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慘的高級將領：“他的確被整得好苦，但他過去整人也是很兇的！你們年輕人要更全面看問題，不是幾個人在整人。”

在經歷了四年的采訪後，周海濱則決定不再繼續紅二代的采訪了。“采訪越深入，局限性就越明顯。”他認為自己的口述史，未來都得出修訂本。

“往回看”

多年來，作為國家工商總局的退休職工，胡木英仍活躍在各種社會活動中。

胡木英的父親胡喬木曾任毛澤東秘書，如今，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的會長胡木英則被視作了“紅二代”的精神領袖。

2013年2月，聯誼會舉辦了一場新春團拜會，胡木英在會上的發言廣為流傳：“我們不能沉湎在父輩光環里„„在貪污腐敗等社會毒瘤到處可見的時候，我們能對這些無動於衷嗎？不能！”

據一些當事人回憶，胡木英的話道出了“現場紅二代們共同的心聲”，現場一片掌聲。

胡木英今年72歲，她一直試圖留存往日革命的榮耀——她組織聚會，拍紀錄片，辦紅色畫展，敦促更多的紅二代積極“參與國家事務”。

多年前，胡木英常會到沿海的工廠去考察。廠房干淨明亮，工人一月掙幾百塊，一天工作十多個小時，上廁所卻只能3分鍾解決。下崗風潮里，也常有人站在單位外告狀，哭訴自己“像毛巾一樣被擰干”的命運。

“工人怎麼沒人管？”這個曾在工廠里待了許多年、堅信“工農聯盟是基礎”的老人，憤怒地向領導提意見，得到的回答是：“沒法管”。

胡木英也去農村考察——她去了父輩住過的窯洞，門被鐵鎖鎖着，村里都空了。回城後，她又專門跑去打工子弟小學，對孩子說：“你們的父輩很了不起，我們對不起你們。”

2006年，開國大將羅瑞卿之子羅箭重走長征路，穿越11個省110多個縣，一路見聞也讓老人驚訝：多少年過去，老區還是那麼窮。

這讓羅箭心裡愧疚，他和同伴沿途捐建了20所希望小學和100座圖書館，“我想為父輩還債”。

老人們還經常痛斥某地搞紅色旅遊：“怎麼拿革命來搞商業？”一些將軍後代則對抗日劇表示憤怒，“全是胡編亂造！”

2009年，陳人康加入了江西幹部學院組建的“紅軍後代授課團”。課堂上，陳人康試圖通過講述老一輩人的傳統，來教育“下面的黨員幹部”。

與陳人康一同加入的三百餘名授課者，幾乎都是老紅軍的子女，平均年齡64歲，90%以上是退休人員。據江西幹部學院副院長汪光華回憶，許多老同志上山時，箱子裡三分之一裝的都是藥品。

在“教育黨員幹部”的課堂上，陳人康反覆講述着老一輩革命者的故事。他發覺有些學員聽了父輩們的事跡掉眼淚。

但陳人康並不抱太大希望，“我們不求管他一輩子，哪怕能管他一陣子也行。”

陳人康和同伴們還開發了如《井岡山管理之道》等特色課程，研究如何運用井岡山鬥爭經驗管理企業，以及如何在公司建立黨支部；同時，授課團也接收香港、澳門的學員，還會特別安排父輩具有地下黨工作經驗的教師來授課。

為什麼要上山講課教育黨員幹部？陳人康最終這樣總結：“我們確實有一種擔憂，怕有朝一日父輩們打下來的江山變色。”

他們都耳熟能詳一段歷史，那是在1957年，他們中的很多人剛剛步入少年時代，開始將國家的命運與自己的未來聯系在一起。在莫斯科大學的禮堂里，毛主席風趣而慈祥地對留學生們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無論世界怎樣變化，他們是“國家之子”。在胡木英看來，是這種與生俱來的責任讓他們“不能不關注，不能不行動”。解決方案呢？他們希望能更多地“往回看”。但往昔與現實的區別正是他們的心結所在，如何界定在父輩羽翼下的過去呢？在他們的腦海里，那個年代的完整面目卻在隨時間流逝而風化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