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是兒時心中的聖地。老家離北京不遠，是河北省的地盤。老家的地形屬盆地，四周皆山，抬頭就可望見長城和山下的烽火台。盆地中間的一汪綠水，大部分在河北境內，但歸北京管轄。老家一帶以前有個名字，叫南馬場，荒地極多，現在這個名字當地人都不說了。放眼望去，杳無人煙、一片荒涼，像極了新疆的戈壁灘。

小時候隨父親去過幾次北京。人到北京，猶如劉姥姥進大觀園，人多車多，處處新鮮。所以小時候對北京充滿了敬仰之情，從來沒想過有朝一日在京城生活。

小時候也見過幾個大人物，一個是考察的縣委書記，另幾個是野營拉練的部隊團級首長。讀書後，算長了些見識。東北時的恩師和藹可親，他的父親是國民黨師長，犧牲在了抗日戰場；華中的恩師，是頂級紅二代，其父更為又名，家族也是名人成堆。到京城工作後，由於負責一段“高幹門診”，時不時要與部司級高幹、將軍、明星、大款及名主持人打交道。

九十年代，自己曾與其他三人一起被醫院選去為全國人大會議做保健醫生，負責福建、海南、青海三省人大代表在會議期間的醫療保健工作。雖之前也見過一點世面，但還是像進了大觀園，大會堂強大的氣場和人場還是強烈震撼了我，這事已經過去20多年了，有些細節至今難以忘懷。

我們醫院組成的醫療小組由四人組成，我和心血管科的楊博士是醫生，護士姓王，還有一位司級小李。小李雖只是個司機，但背景不錯，其父是財政部的司長，那一年其父和伯父同為人大代表，小李在會場上還見過其父和伯父。我們和三省代表的駐地是北圖附近的一個飯店，記得該飯店當時是四星級。由於不少人大代表是在職官員，年紀大的不多，所以平時不太忙，有時發點藥，量量血壓之類，只有一次是陪一位代表到我們醫院洗牙。我們平時吃住在飯店，只有一次在大會堂就餐。代表外出時，我們一同前往，但乘坐我們自己的救護車。除了到大會堂開會，記得參觀過世界公園，晚上到人藝和中央警衛局禮堂看過演出。

伙食的水平取決於飯店，有的不錯，有的一般。大會堂吃什麼記不起來了，我們所在的飯店還不錯，每日自助餐，中西餐都有，比較豐盛。有些放到現在看，都屬一般，但當時確實很新鮮，畢竟自己剛剛告別尷尬的學生時代。由於當時年輕，控制力較差，20天會議結束後，確實長了不少肉。

有幾件事記得當時特別震撼。一個是我們的車隊從駐地出發，一路綠燈直達大會堂，這是自己平時騎車上班感受不到的；再就是車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後，哨兵站立筆直，極標準的一個敬禮，使我久久不能忘懷，這是平生第一次享此殊榮；當看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江總的帶領下，依次進入大會會場時，自己的心靈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這次見到了除鄧大人外，當時所有的領導人；大會正式開始後，第一個活動是全體起立，奏唱國歌，當時身臨其境，感覺熱血沸騰。

全體代表參加的大會和省級的分組會議在大會堂進行，一般要提前半小時左右進場。大會的正式代表、政協委員及無代表身份的官員等列席人員、醫務人員、記者及其他工作人員的胸牌依角色不同，採用不同的顏色。進大會堂時，我們只需要展示胸牌即可，但外國記者要進行嚴格的安檢。分組討論時，有即席發言的，也有有備而來的。對於大會表決也不是外界傳言的那樣。記得當時大會審議並表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授權廈門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和廈門市人民政府分別制定法規和規章在廈門經濟特區實施的決定(草案)》時，雖然該議案最後得以通過，但得到了非常多的反對票和棄權票，我記得有幾百票之多，看來橡皮圖章之說有失公允。記得有一次會議休息時，一個外國記者湊過來，跟我聊了半天。我當時有些擔心，怕上面查問，是否有泄密之事，結果根本無人過問。代表們晚上在駐地，一般不外出，也很少聚眾聊天，大多在伏案，準備自己的議案或發言稿。有時寫累了，也出來跟我們聊聊天，印象深的有兩位。一個是當時的青海省長田成平，他告訴我，他以前也在北京工作，是西城區的書記，後調至青海。後來媒體報道，他又調到山西任省委書記。另一個是杜青林，當時是海南省委副書記，吉林人。當時很顯年輕，30幾歲的樣子，長得高大帥氣。看到他，我就想起了他的老鄉，原來的王副主席。後來從媒體上看到，他升任農業部長，再後又升任政協副主席，成了副國級領導人，只不過比以前老多了。

後來升任常委的賈書記，當時在福建任職。賈書記沒住那個飯店，只在大會上見過。當時省里的一把手，有一次機會坐在主席台上。雖貴為封疆大吏，初次坐在那個位置上，也很不自在。台下一個文藝界代表，跑來為領導獻殷勤、照相，書記還是不自然，很靦腆，遠沒有幾年後的風采。當時的會議也沒有現在這麼嚴肅。一次增選委員投票，不知是惡作劇，還是重名，唱票時出現了李總理的名字，票數還不低，引得全場哄堂大笑，台上的總理也跟着笑，其樂融融。

在會場上，我也見到了些體育、文藝及科技界的名人。記得一次大會時，一回頭發現主持“話說長江”的陳鐸先生和藝術家秦怡正在竊竊私語，他們是政協委員，列席會議的。當時會場上最受歡迎和人氣最高代表的要數宋世雄先生，他脾氣甚好、笑容可掬，會議休息期間，凡有要求合影者，來者不拒；有些代表，不論男女，與宋先生合影時喜歡勾肩搭背，他也欣然接受，可見他的人緣真是不錯。另一個藝術家印象很深，那就是“李鐵梅”- 劉長瑜。我記得，從記事起，就看她演的電影“紅燈記”，黑白和彩色的都看過，自己也說不清多少遍了。看到真人後發現，她顯得很年輕，個子很高，在代表中很活躍。當時還有一人，非常活躍，那就是科技新秀陳章良。當時陳章良僅30幾歲，就名滿全國，會議上當選為主席團成員。陳當時與眾不同，別人休息時，要麼獨坐、要麼幾個人一起聊聊天，他卻是在主席台上走來走去。他當時在北京工作，因為是福建人，也分在了福建組。會議間歇，經常有記者採訪，非常忙。有時記者的提問時，涉及福建的地名及行政區劃等，他離開福建太久了，也搞不清楚，以為我是福建人，就問我。剛好那個地方我知道，就應付了過去。當時福建組還有兩個人很有名，一個是副委員長雷潔瓊，另一個是盧嘉錫。第一次看到雷老，是在去餐廳的路上，當時她已經快90歲了，身體非常好，行動自如，也沒其他人陪伴，吃飯時食慾也不錯。盧老是科學家，前中科院院長，當時的副委員長。盧老比雷老年輕十歲，但身體明顯不如雷老，會議上有時發現他犯困。媒體報道，他於2001年去世。

會議結束後，去機場送走了各省代表，我們也打道回府。我回到了居住的陋室。當時住宿條件很差，宿舍內放了3個雙層大鐵床，光線不好，白天也要開燈。連共用的廚房都沒有，做飯就在屋裡。屋裡蟑螂很多，無法根除，切菜時，一不小心，蟑螂就爬上了菜板。

回來的第二天，是周三，繼續騎車上班。那十幾日的經歷，就像做了一個夢，過了一段不屬於自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