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

——遵義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會議通告

毛澤東

　　聽了××同志關於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及×××同志的付報告之後，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同志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

　　（一）黨中央關於敵人五次“圍剿”的決議中，曾經清楚地指出五次圍剿是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反動對於蘇維埃革命運動的更加殘酷的進攻，但同時指出了在這劇烈的階級決戰中，帝國主義、國民黨內部的弱點與革命形勢的新的緊張化，這造成了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有新的有利於我們的變動。得出了“在五次圍剿中間我們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決戰勝利的一切條件”的反動結論（一九三四年七月廿日中央決議）。而××同志在他的報告中過分估計了客觀的困難，把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原因歸之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同時對於目前的革命形勢卻又估計不足．這必然會得出客觀上五次圍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機會主義的結論。

　　（二）黨中央根據於自己的正確估計，定出了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具體任務。一年半反對圍剿的困苦戰爭，證明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特別中央蘇區的黨在中央直接領導之下，在動員廣大工農群眾積極參加革命戰爭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績，擴大紅軍運動成為群眾的熱情，動員工農群眾的分子武裝上前錢，達到了十萬人以上，使紅軍大大的擴大了。模範亦少數開始成為紅軍的現成後備軍，赤少隊的群眾武裝組織有了極大的發展。黨在“一切為了前線上的勝利”的口號下解決了前方紅軍財政上的糧食上的與其他一切物質上的需要。蘇區內部階級鬥爭的深入，蘇維埃的經濟建設以及蘇維埃政府與群眾的關係徹底的改善，更大大的發展了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鬥的熱情。一切這些造成了徹底粉碎五次圍剿的有利條件，而××同志在他的報告中，對於這次順利的條件，顯然是估計不足的．這種估計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觀上我們沒法子粉碎圍剿的結論。

　　（三）應該指出在我們的工作中還有許多嚴重的缺點：黨對於擴大白區工農群眾的反帝反國民黨與日常鬥爭的領導依然沒有顯着的進步，游擊戰爭的發展與瓦解白軍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吾蘇區紅軍在統一戰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應與配合還是不夠，有些弱點無疑也要影響到反對五次圍剿的行動，成為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決不應該以為這些弱點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報告中與結論中都誇張這些工作的弱點，對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基本上是錯誤的估計，與又不認識，與又不承認，這使我們沒有法子了解我們紅軍主力不能不離開中央蘇區與我們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圍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裡，這就掩蓋了我們在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上的錯誤路線所產生的惡果，紅軍的英雄善戰，模範的後方工作，廣大群眾的擁護，如果我們不能在軍事領導上運用正確的戰略戰術，則戰爭決戰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這裡。

　　（四）國民黨蔣介石以及他的帝國主義軍事顧問等，經過四次圍剿失敗之後，知道用“長驅直入”的戰略戰術同我們在蘇區內作戰是極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圍剿中，採取了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企圖逐漸消耗我們的有生力量與物質資源，緊縮我們的蘇區，最後尋求我主力作戰，以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禦（攻勢防禦），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這運動戰中，有把握地消滅敵人之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戰爭中，都以單純防禦路線（或專守防禦）代替了決戰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並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的防禦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達到了他們的目的，使我們的主力紅軍受到一部分的損失，並離開了中央蘇區根據地。應該指出，這一路線同我們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

　　（五）目前在中國國內戰爭的階段上，在我們還沒有大的城市工人的白暴動軍士兵的譁變的配合，在我們紅軍數量上還是非常不夠，在我們蘇區還只是中國的一小部分，在我們還沒有飛機大炮等特種兵器，在我們還處於內線作戰的環境，當着敵人向我們進攻上舉行“圍剿”時，我作戰戰線，雖然是決戰防禦，即使我們的防禦不是單純的防禦，而是為了尋求作戰的防禦，是為了轉入反攻的防禦，單純防禦可以阻擋削弱敵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時期內保持土地，但最終的粉碎敵人的“圍剿”以保衛蘇區是不可能的，最後勝利的前途是沒有的，只有從防禦轉入反攻（戰役的與戰略的）以至進攻，取得決戰的勝利。大量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我們才能粉碎敵人，保衛蘇區，發展蘇區革命這動。

　　在這一戰略戰線之下，當我們還沒有發現和造成敵人的弱點時，我們對於進攻的敵人不應該與之進行無勝利把握的決戰。我們應該以次要力量（如游擊隊群眾武裝，獨立營團，部分主力紅軍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誘敵人，在這方面，主要的運動鉗制敵人，而主力則退至適當距離或轉移到敵人側翼後方，隱蔽集結，以尋找有利時機，攻擊敵人，在內線作戰下，當敵人以絕對的優勢兵力向我們前進時，紅軍的退卻與隱蔽，足以疲勞敵人，使敵人驕羚懈怠發生過失與暴露弱點，這就是創造了轉入反攻取得決戰勝利的條件，要最審填地分析與判斷敵情，以便適時恰當的布署戰鬥。不要與由於敵人向我們挑釁與佯攻，而不必要地調動我們的力量與投入戰鬥，使我們疲於奔命，失去了在一定方向取得決戰勝利的機會，為了求得勝利，當敵人按照某計劃前進時，我們在突擊向用不着去阻止它，應該待到進至適當距離，然後包圍消滅之（即誘敵深入）。為了求得勝利，即使暫時放棄一部分蘇區的土地，甚至主力暫時離開蘇區根據地，都是在所不辭的，因為我們知道，只要我們能夠消滅敵人，粉碎敵人的“圍剿”而避免一切被動的與不利的結果。

　　然而在五次戰爭中，對於這些原則都統統是違反的。共產國際去年二月來電說得很對，“我們覺得似乎在目前這時期中，軍事指揮所採用的計劃和步驟，差不多可以說常常是敵人迫近而產生的。敵人和我們挑撥，使我們常常必要的改組我們的力量。因而我們的力量由於繼續不斷地變動，就不能積極地加入決戰。我們覺得應該在那些我們已經獲得了某些勝利的地方擊敗敵人，不要企圖在全部戰線上同時擊敗敵人。”單純防禦路線的領導者，對於共產國際的這種指示是無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是如此，直至主力紅軍退出蘇區仍是如此。甘心情願把自己處於被動地位的單純防禦路線，並不是，也不能企圖在全部戰線同時擊敗故人，而且企圖在全部戰線同時阻止敵人。×××同志過去提出過的“全面出擊”的口號，在五次戰爭中則變為全線防禦，而在戰略上則一者都是錯誤的。“不放棄蘇區寸土”的口號，在政治上是正確的，而機械地運用到軍事上尤其在戰略上，則是完全錯誤，而適足成為單純防禦路線的掩蓋物。

　　（六）為了求得決戰的勝利，在決戰方面，集中優勢兵力是絕對必要的。在目前敵我力量對比上，敵人的兵力是絕對占優勢，他們常常拿多於我們數倍至數十倍的兵力向我們進攻。然而這對於我們不是可怕的。由於敵人是處於外線，戰略上採取包圍與分進合擊的方針，這就造成了我{門各個擊破敵人的機會，使我們在戰略的內線作戰下，能夠收到戰線的外線作戰（局部的外線）的利益，即是以我軍的一部鉗制敵人一路或數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圍敵人一路而消滅之，用這種辦法去各個擊破敵人，粉碎敵人的“圍剿”。在戰略的內線作戰情況下，只有集中優勢兵力尋求戰線的外線作戰取得勝利，才能使紅軍經常握住主動權，敵人則迫使他陷入被動地位，而最後打破他的整個計劃。

　　但是過去單純防禦路線的領導者，為了防禦各方面敵人的前進，差不多經常分散（主要是一三軍團的分散）兵力。這種分散兵力的結果，就使我們經常處於被動地位，就使我們的兵力處處薄弱，而便於敵人對我們各個擊破。五次戰爭中，許多次的戰役（如三河口戰役，團村戰役，建寧役戰，溫防戰役等等）都由於我們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偉大的勝利。單純防禦路線的領導者給紅軍的中心任務，是阻止敵人的前進與企圖以“短促突擊”消滅部分的敵人，而不是爭取主動權，不是爭取決戰的勝利。其結果就是紅軍消滅敵人的數量數少，而蘇區也終於受敵人的蹂躪。

　　（七）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是我們工農紅軍的特長。共產國際在敵人五次“圍剿”開始時（前年十月來電）即向我們指出：“我們的行動不應該釆取陣戰方式，而應當在敵人的兩翼採取運動戰。”去年三月來電又重複的說：“很明顯的，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的隊伍在運動戰中已經獲得了許多偉大的勝利，但不能在強攻敵人堡壘地帶的作戰中，獲得勝利。”國際這些指示，是完全正確的。在五次“圍剿”敵人堡壘主義下，我們雖沒有象在一二三四次戰爭中當敵人“長驅直入”時釆取大規模運動戰的機會，然而運動戰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實上已經多次的證明了（溝口、團村、將軍殿、建寧、湖坊、溫坊各役，特別是十九路軍改變時）。然而五次戰爭中，由於對堡壘主義的恐懼所產生的單純防禦路線占華夫同志的“短促突擊”理論，卻使我們以運動戰接受到陣地戰，而這種陣地戰的方式僅對於敵人有利，而對於現時工農紅軍是極端不利的。

　　強攻敵人的堡壘，在目前技術條件下，是應該拒絕的。只有這堡壘不堅固或孤立的情況下，為了打擊敵人增援部隊，或為了調動敵人的情況下，才容許攻擊敵人的堡壘。五次戰爭中輕易強攻堡壘，其沒有任何效果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這是把戰爭當兒戲。

　　對於五次戰爭中運動的可能估計不足，因而把敵人五次“圍剿”絕然的分開，因而絕然否認過去運動戰的經驗，絕然否定誘敵進來給以消滅的戰法，並且不得不在實際上拒絕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在這單純防禦與短促突擊的領導者是自然的道。

　　（八）由於對敵人堡壘主義的估計過高與對運動的估計不足，便產生了勝利只能起始於戰術上的理論，以為只有戰術上的勝利，才能轉變為戰線上的勝利，然而由戰線的勝利才能起戰線上有利於我們的變化（華夫同志的文章及××，××兩同志給林彪，×××兩同志的信），以為“在堡壘主義之下，只能有許多小的勝利，而不能有痛快林離的勝利”（見××同志政治局發言及××同志紅軍報的文章），認為只有分兵抵禦與短促突擊才能對付堡壘主義。所有這些革命戰爭中機會主義戰略戰術的理論與實際，在五次戰爭中是完全破產了。

　　我們不能否認堡壘主義造成了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新的困難。然而他們最近卻以左的空談輕視堡壘主義，（見××同志紅軍報文章），不否認而且應準備紅軍的技術條件（飛機大炮）特別是堡壘主義內部工農士兵暴動，以戰勝將來敵人更堅固的堡壘，但就在現時條件下，堡壘主義也是能夠粉碎的。堡壘主義疲勞了敵人的精力並分散了兵力，養成了敵人對於堡壘的依賴性，使他們脫離了堡壘即失去其勝利的信心，同時敵人無法不脫離堡壘向我們前進，又無法在全國範圍內遍築足以限制紅軍活動的堡壘。一切這些造成了使我們能夠克服堡壘主義的順利條件。因此我們紅軍粉碎堡壘主義的方法，依然是依靠於運動戰，依靠在堡壘線前左右發展游擊戰爭以配合紅軍的行動，以及依靠深入的軍士兵運動。所謂運動戰粉碎堡壘主義，在堡壘線內即是待敵人前進時大量消滅敵人的部隊，在堡壘線外，即是在紅軍轉到廣大堡壘主義地帶活動時，迫使敵人不得不離開堡壘來和我們做運動戰，只要我們靈活的、藝術的，出奇制勝的運用運動戰的戰略戰術原則，我們就一定能夠粉碎敵人的堡壘主義。而且只有正確的戰略方針，才能正確的領導戰線（爭），並正確地運用戰術，以粉碎堡壘主義與粉碎“圍剿”單純防卸與“短促突擊”，勝利主要不依靠於戰略戰役的正確指導，而僅僅依靠於戰術，事實上只是對於堡壘主義的投降，至底不能粉碎堡壘主義。

　　（以下略）

　　（九）在持久與速決戰問題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