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質疑

1. 人口疑案：

    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幾千萬人的說法一直爭議很大，贊成派的主要依據是《1983年中國統計年鑑》發表的數據，包括1960年中國總人口減少整整一千萬。這個數字是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得到的，當時沒有馬上公布。1984年《年鑑》公布後引起很大震動，整個改變了人們對饑荒嚴重性的看法。但這一千萬整數出奇巧合，令人懷疑，也沒有其他原始數據支持這個結論。

相反，該《年鑑》同時發表了一個與此矛盾的數字，既1960年中國人口增長率為－4.57‰。1959年底全國人口數為67207萬，由此推算當年的人口減少數應當是307萬，與一千萬相差近七百萬，很難用計算誤差來解釋。

關於這個問題，我在2006年底曾經登門拜訪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老先生。他的回答是，一千萬是巧合，萬位數以下不是整數，兩組數據矛盾的結果是用兩種不同算法得出的。我當時對此答覆感到滿意，可是後來覺得這種解釋不足以說明問題。我相信李老先生講的都是實話，但他在1964年人口普查時，還在中南海擔任李先念的秘書，沒有參加統計局的工作。所以他的解釋應該是從別人那裡得來的二手資料，不一定絕對準確。關鍵問題是矛盾的兩組數據哪個更可靠。

一晃二十年過去了，李老先生已經作古，但政府依然沒有透露任何當年統計過程的信息。參與1964年普查的人即使當年24歲，現在也86了，迄今沒有任何人出面澄清這個歷史疑案。隨着時間推移，這個希望越來越渺茫。如果19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有資料來源，政府應該沒有保密的必要，除非真實數據表明人口減少大大超過一千萬，但此文將證明這是不可能的。

人口減少一千萬據稱是當年戶籍統計的結果，其可靠性是值得懷疑的。當代中國戶口制度1958年才開始建立，在農村沒有像城市那樣嚴格實行。當時村里幾乎都沒有街道名稱和門牌號碼，農民沒有個體家庭住址，幾百戶人家共享一個村莊地址，村民經常同姓（王家莊李家莊），親戚關係複雜很容易混淆。只能靠姓名區分，但很多人不會寫自己名字也很少使用正式名字，婦女通常沒有正式名字而被稱為某某的女人，學齡前兒童通常沒有學名，被叫做小三小四（表示排行）或小狗大牛（表示生肖年份）等，出生死亡婚嫁遷居都沒有嚴格記錄，村里無專人負責戶籍統計，也無標準程序遵循，只能由生產隊向公社整體匯報，無法及時反映人口增減和遷移變化。所以，政府至今沒解釋一千萬人口減少數據來源的原因很可能是沒有可靠來源。我們只能依靠《年鑑》發表的數據，通過邏輯分析來嘗試破解謎團。

1964年普查其實是1%人口抽樣調查。無法直接得到總人口數據，但出生和死亡率的結果應該比較可靠。抽樣調查針對特定群體，可以準確掌握樣本內的人口變化，只要樣本選取接近總人口的統計特徵，生死率誤差應該不大。常年千分之一樣本調查，也能覆蓋數十萬人口，可以用統計規律定量估計誤差，結果比較可信。

按照常規，當年戶籍統計應該只做參考，人口總數應以1953年人口普查結果為基礎按照歷年出生和死亡率推算。如果推算結果與戶籍統計差距較大，應該相互調整。無法將差距縮小到可接受程度則表明至少一組數據不可靠。

另外，人口減少一千萬以及餓死幾千萬的說法，與當時的社會現象不相符，缺乏證據支持。比如，1875年和1929年饑荒都有大批饑民骨瘦如柴的照片。1959-1961年各縣都有照相館，政府和私人也有相機，卻沒有發現一張此類照片。政府沒有發布禁令不許拍照，饑荒發生後中央派到災區的調查組也沒留下類似照片。很少發現集中掩埋的屍體。幾乎沒有饑荒導致荒蕪或接受大量移民的村莊。沒有大批因饑荒造成的重組家庭和不同父母的兄弟姐妹。文革紅衛兵大串聯離饑荒只有六年左右，遍及所有災區包括河南四川。當年的省領導如吳芝圃李井泉都挨批鬥如過街老鼠，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盡人皆知。但直到1984年《年鑑》發表前，沒人提過餓死幾千萬的可能性。如果歷史性大饑荒確實發生了，上述長期存在的證據應該不難找到，尤其在改革開放以後。除幾個重災區外，饑荒研究中大量死人現象大多根據文革後的回憶，缺少以上所述可以驗證的實物證據。

本文試圖論證，餓死幾千萬的說法違背事實，因為導致這個結論的關鍵數據不可靠，很可能是人為製造的。

2.兩組矛盾的數據：

  人口統計的人口數與增長率不相符是正常的，但這種誤差不應太大。前面提到1960年人口減少1000萬與－4.57‰增長率之間的矛盾就太大。類似情況也發生在1961年，《年鑑》公布的年底人口數是65859萬，比一年前減少348萬。而當年人口增長率為正的3.78‰，按此計算1961年人口不僅沒減少而且增加了二百五十萬，相差六百萬。這樣的差別超過了允許的誤差限度。不僅這兩年，其他年份也有類似現象。

  下列表格給出《年鑑》發表的1950－1983年數據和由此計算出的結果。第一和第二列是歷年底人口數（萬人）和人口淨增長率（‰），第三列是按前一年底人口數和當年增長率算出的年底人口數，第四列是第三與第一列之差。第五列是以1950年人口作為基數，不考慮其他年份的總人口數據，完全按照歷年人口累積增長率算出的年底人口數，最後一列是第五與第一列只差。

1950－1983年人口數據變化表

  從表上第四列我們可以看到，在1950－1983這34年內，有些年份里《年鑑》公布的人口總數比較接近按照增長率計算的結果，他們之間的差別可以用計算誤差來解釋。1960和1961年不僅出現了七百萬和六百萬的最大差距，而且在此前後的八年裡出現了34年裡七個最大差距，最小的一個也位列第10，不像隨機現象。

1960年以前的三年，即1957－1959年，按照增長率計算出來的人口數字都明顯低於公布的人口數，分別低366萬、226萬和541萬，共計1133萬。在包括1960年在內的以後五年裡，增長率得出的人口數全都高於公布的人口數，分別高出693萬、598萬、342萬、366萬和585萬。其中饑荒最嚴重的1960和1961年合計高出1291萬。這些差距在1964年，即第二次人口普查以後顯著減少。這種現象與正常的統計規律不符，不是隨機誤差能解釋的。

從第四列我們還看到，在1965－1980的16年裡，除1967年外，按當年增長率計算的人口數都低於《年鑑》公布的人口數，也不像隨機產生的統計誤差。 

  現在我們觀察一下第六列的數據，即以1950年人口為基數完全按照增長率計算的人口數與《年鑑》公布的人口數之差。這組數據也有明顯特徵。1951年人口數正好等於按照增長率計算的結果，顯然不是單獨統計出來的。從1952到1960年的所有結果都是負數，即按照歷年增長率計算的人口總數低於公布的人口數。1961年第五和第一列的數據完全一樣，即計算的人口數等於公布人口數，巧合的可能性極低，人口數很可能是按照增長率計算得出的。如果如此，說明1964年普查統計人員相信歷年增長率的可靠性，但為什麼其他年份的人口數，特別是1959和1960兩年卻顯著偏離按增長率計算的結果呢？這是自相矛盾不合邏輯的。

1961年之後，第六列1962到1977所有16年的結果都變成了正數，意味着增長率結果偏高，或者人口數偏低。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差距逐漸減少，1977年以後可以看作統計誤差，在《年鑑》最後記錄的1983年幾乎完全消失。

事實上，第六列與第四列的的結果是相符的，反映的是人口數與增長率偏差的同一個現象。這兩組數據在1951年相等，到1960前者一直高於後者，在1961年重合，至1977年則後者一直高於前者，在《年鑑》最後統計的1983年幾乎再次重合。

 這些偏差的根源都是由於《年鑑》公布的人口數與增長率不符。為方便起見，我們把它叫做“數率差”。如果我們不能解釋如此顯著和規範的數率差，就不知道究竟那組數據更可靠，也就無法了解這段時期的人口變化。下面我們嘗試來解釋這些數率差的來源。我們首先確定1964年普查得到的人口數是不準確的。

3. 1964年普查不准：

   19 64年的人口普查有嚴重的漏報現象。首先，從第六列我們看到，1964年按增長率算出的總人口數比公布的人口數多1324萬。如果前者是正確的，則1964年普查結果大大低估了人口總數。而這一點1982年第三次普查的數據可以證明。

 根據這次普查結果，李成瑞老先生1986發表了《中國人口普查及結果分析》（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61頁上圖3－3列出了1964年人口普查登記的各年齡組到1982年普查時的存活率，該圖如下所示。

   從圖上可以看到，1964年23歲的男性，2歲和4歲的女性到1982時的存活率都超過了100％。換句話說，1964年23歲的男性人數少於1982年41歲的人數，1964年2歲和4歲的女性人數少於1982年20歲和22歲的人數。1964年19歲的男性，1982年的存活率幾乎是100％。這些現象顯然是不可能的。

    上述男性的超高存活率很可能與流動人口有關。大饑荒造成不少災區農民逃荒，常年在外，甚至永久移民。1964年人口普查是按照常年居住地登記的。這些居無定所的群體很可能被漏報了。1964年19歲至24歲的人在1960和1961年大約15至21歲，這個年齡的男性即有獨立能力又無家庭拖累，饑荒期間外出謀生的可能最大，被普查漏掉的應該最多。這些人在1964年以後逐漸回到正常社會，在1982年的人口普查中重新露面。這應該是1982年普查中這個年齡段的男性存活率超高的原因。

    上述女嬰的超高存活率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逃荒移民攜帶和在外地所生的子女往往沒有戶口，二是饑荒期間許多嬰幼兒被他人領養。在這兩種情況下，這些嬰幼兒不算常駐人口，經常沒有正式登記，而在1964年普查時被漏報。1960－1962年出生的嬰兒正遇上糧食最缺乏的時候，被領養的機會較大，又因為重男輕女，女嬰被送人多於男嬰。1982年人口普查時，這些人已經回到正常社會，重新被記入人口統計。所以這一年齡組的女性存活率出現超過100%的最高值。

    如果以上解釋是正確的，則逃荒造成的漏報現象不可能僅限於以上兩個年齡組，只是由於前面提到的原因，這兩個組的漏報容易暴露。我們沒有1960－1964年全國流動人口的準確數字，但可以從一些間接資料推測其規模。據中國民政部出版的《中國災情報告》，正常年景的1955年流動人口為52萬。1964年普查時的流動人口為173萬。1961年被送人或賣掉的子女人數為67萬。流動人口的去向主要是北方人口密度低的省區。按照政府公布的數字（見Banister《中國變化中的人口》302－303頁表9－2)，1957－1964年內蒙古人口淨增313萬，年增長率4.5%，吉林省淨增312萬，年增長率3.4%,黑龍江淨增527萬，年增長率4.7%,新疆淨增163萬，年增長率3.9%。這些地區明顯接收了移民。

   按照這個思路，我們可以解釋1965－1983年數率差的變化。假如人口增長率接近事實，1964年普查總人口漏報了一千三百多萬。幸運的是，這些漏報人口在1982年第三次普查中大部分被糾正了。三年困難時期以後國民經濟得到恢復，逃荒移民的戶口問題逐步解決。被漏報的人口逐漸回到統計系統之內，這些“復活者”使人口總數增加超過增長率得出的結果。所以，在1965－1980年16年裡，除了1967年外，表上第四列的數率差連續出現負數，即按增長率計算的人口數低於公布人口數。同時，第五列按照歷年增長率算出的人口總數與公布的人口數差距縮小，在1983年幾乎消失。

   《年鑑》公布的1983年總人口數幾乎等於以1950年為基數按增長率計算的結果，表明後者的預測基本準確。第三次普查結果總體上從第二次普查的巨大偏差向增長率結果回歸，逐漸消除1964年出現的1324萬累計數率差。在此期間，其他因素也會影響數率差的變化。比如，1967年文革初期不少黑五類家庭被註銷城市戶口，又沒能在農村登記，導致人口數低於增長率預期，出現正的數率差。1970和1971兩年數率差出現較大的負數。此前不久，中國發生了上山下鄉、幹部下放和戰備疏散等大規模人口流動。有些人不願失去城市戶口，可能出現一人兩戶的現象，使得總人口虛增。總之，《年鑑》裡1964年以後的數率差可以合理解釋。

    1964年普查的人口漏報現象，不僅在1982年普查中暴露，也在之後幾次人口普查的結果里繼續呈現。比如，根據1990第四次人口普查，1995人口抽樣調查和2000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1960年出生的人數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逐次增加，顯示1964年普查漏報了該年出生人口。跟這些人生活在一起的父母很可能也被漏報了，但由於年齡較大死亡較早，沒有出現人數逐漸增加的反常現象。直到本世紀初，仍然有人被重新納入戶籍統計系統，可見1964年普查的漏報現象相當嚴重。

    第二次人口普查不僅對1960-1964年人口可能嚴重漏報，而且對1957-1959年人口數可能多報，造成三年1133萬的累計數率差。1957-1961年的人口數是導致大饑荒結論的關鍵。下面我們集中討論這些年份的數據。

4. 1957-1961年數據的來源：

   我們從表上第四列看到，1950-1956年的數率差很小，可以用統計誤差來解釋。不合理的誤差出現在1957－1961年，包括三年困難時期。如果這段時期的增長率大體正確，《年鑑》公布的總人口數就是錯的，包括1960和1961年人口減少1348萬的結論。這樣的錯誤很難用誤差解釋。同樣，如果人口數正確，增長率就錯了。

    1957－1961年巨大的數率差很難找到一個合理解釋。用前面討論的逃荒移民等現象解釋不通。假如人口數字基本正確，一千萬整數確實是巧合，而增長率錯的離譜，甚至可能造假。這種懷疑從《年鑑》公布起就存在。右派認為一千萬整數出現的概率很小，肯定是中國政府壓縮數字，並偽造增長率來掩蓋人口劇減的事實。這種說法不太合理。如前所述，歷次普查證明1964年普查明顯被低估了人口數，沒被人為抬高，增長率則基本可靠，直到1983年與人口數幾乎重合。如果《年鑑》作者要掩蓋人口減少，應當修改更引人注目的人口數，只改增長率並不能掩蓋人口劇減的事實。另外，假如有人要提高1960和1961年的增長率，沒必要改動其他年份的增長率，1957－1959年不應該出現顯著的數率差。然而我們看到的情況不是這樣，這三年的累計數率差為1133萬。所以，有人改動人口增長率來掩蓋人口劇減的假設很難成立。

    更難解釋的是，1961年人口總數恰好等於以1950年人口為基數按增長率計算的結果。巧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若非巧合，則前者應該是按後者得出的。如果如此，《年鑑》作者應該認可歷年增長率的可靠性，包括1960和1961年的人口增長率，並將其納入這些年的人口數的考慮因素。可是，在1957-1960年期間，我們看到顯著的數率差，似乎增長率又沒多少參考價值了，明顯矛盾。反之，如果《年鑑》作者有可靠數據得到1957-1960年的人口數，就應該對1961年人口數也有比較可靠的估計，不會完全採納按照增長率計算的人口數。無論哪種解釋都不符合統計常識。

   一個合理的猜測是，《年鑑》作者沒有可信的人口數據，所以採納了按增長率計算得出的的1961年人口數。在此基礎上根據其他信息來源，1959和1960年人口數被任意拔高了，使1960和1961年人口出現1000萬和348萬劇減，減少數量大大超過按照增長率的估計，體現為七百萬和六百萬的數率差。而這兩年被拔高的人口數造成1959年底的人口峰值，遠遠高於1956年。這個巨大的差距迫使1957-1959年人口增長數大大超過按照增長率計算的結果，體現為這三年負1133萬的累計數率差。

   這個猜測的關鍵在於1960和1961年人口劇減1000萬和348萬是根據客觀數據得出的還是人為主觀判斷得到的。我們迄今沒有看到當年原始統計，但知道這段時期的數據不可靠。1990年以後的人口普查結果出來以後，人口漏報很明顯，左派認為19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被高估了，但鮮有主觀臆斷之說。如果是後者，只能是1964年普查負責人而非普通專業人員所為。統計人員沒有動機也沒有能力這樣做。而領導幹部缺乏專業知識，可能相信其他信息來源，又不了解人口總數和增長率兩組數字多大的誤差是合理的，所以二者會出現明顯的矛盾。

   但是，這個猜測需要進一步解釋，為什麼普查領導人會認為1960和1961年人口分別減少1000萬和348萬。我們需要解釋這兩個數字是怎麼來的，又是怎麼被1964年人口普查的負責人接受的。

5. 廖伯康的匯報：  

1964年人口普查領導小組的組長是楊尚昆。巧合的是，他的確有理由選擇這兩個數字。根據原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的文章，他在1962年到北京當面向楊尚昆匯報，說四川省人口在1957年至1960年之間減少了一千萬。楊尚昆問他這個數字是怎麼得到的，廖伯康說：“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注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鑑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同時，廖伯康在文章中說，他還告訴楊尚昆，1961年僅四川涪陵地區就餓死二百萬人。

廖伯康的說法不可靠。1957年中國沒有發布統計年鑑，第一次發表在1984年。1962年以前中國只有1953年一次人口普查，1957年四川人口數據只能依據戶籍統計等不可靠估計。1962年四川省委文件不可能提供1960年底準確的人口數字。也不可能獲得1961年涪陵地區的餓死人數。事實上，當時純粹餓死的人是少數，多數都伴隨其他疾病而死亡。農村戶籍管理部門不會把餓死列為註銷戶口的原因。民政部門根本沒有辦法在短期內準確區分餓死和正常死亡。

遺憾的是，楊尚昆完全相信了廖的說法。廖伯康在文章里寫道：“尚昆同志聽到這裡，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字’！”既然楊尚昆相信四川省人口減少一千萬，他自然會相信全國人口減少一千萬。廖伯康說人口減少發生在1957和1960年底之間。1959年之前人口應該增加，而1960年饑荒最嚴重，所以當年人口減少一千萬是保守估計。同樣，如果涪陵地區就餓死二百萬，全國肯定更多，1961年全國人口減少348萬也是保守估計。所以，楊尚昆很可能期望在普查中得到19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和1961年人口減少兩百萬以上的數據，這正是他所相信的事實。

    如果1964年普查結果沒受主觀判斷的影響，首先，1960年人口減少整整1000萬是個巧合。其次，這個數等於廖伯康告訴楊尚昆的四川人口減少數，又是個巧合。第三，1961年底人口等於以1950年為基數按歷年增長率計算的結果還是巧合。第四，數率差在1957-1959年連續出現罕見的負數總計1133萬，而1960和1961年則為罕見正數共1291萬，還是巧合。這些小概率事件同時出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年鑑》公布的1957-1961年人口數的很可能來自廖伯康的匯報，可靠性很低。楊尚昆確信19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和1961年人口減少兩百萬以上，但不知道1959年底和1961年底的人口數。統計人員有兩個選擇，按照增長率確定其中一年的人口數。如果選1959年，則沒有1957-1959三年的人口虛增，這樣1964年的累積數率差將在一千三百萬之上再增加一千一百萬，接近兩千五百萬差距太大很不合理。所以，專業人員選擇了1961年按增長率計算的結果。1960和1959年底的人口數則分別加上348萬和再加1000萬而得到。1957和1958年的結果則在1956和1959年人口數之間選擇，即依照我們前面設想的步驟確定。大饑荒的結論就如此製造出來了。

這不等於譴責楊尚昆造假。他相信這樣得出的數字反映真實情況，其他的統計結果是錯的，大大壓低了死亡人數。這種對一種錯誤傾向矯枉過正的現象可以理解。但他的做法打破了常規，難以理解。所以，我們需要解釋以下幾個問題。

6.支持性證據：

   首先，假如楊尚昆確實採納了廖伯康的數字，他應該沒意識到如此明顯的數率差，至少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性。這個假設可以得佐證。據網上報道楊尚昆在1996－1997年間曾向身邊工作人員談到1964年人口普查，他說：“在普查中發現，1960年底全國人口為6.6207億人，比1959年底減少約1000萬人，自然增長率為－4.57‰”。由此可見，他很可能不清楚人口減少數與增長率之間的矛盾，至少沒有意識到這個矛盾對數據可靠性提出的挑戰。

   其次，楊尚昆不在1962年直接向中央匯報廖伯康的數字，而是納入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說明他認為中央領導尤其毛澤東不會相信，所以才採用更加正式和對歷史負責的辦法。這一點可以從他以上的談話中得到證實。他說：“人口普查各項數據匯總後，我們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淡淡一笑說，我從來不相信你們的那些統計數字”。他沒有表示他當時出乎意料的震驚。如果毛澤東連人口普查的結果都不相信，當然更不會相信廖伯康的數字。所以，楊尚昆的預見似乎是合理的，他沒有直接匯報而是採用修改數據的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楊尚昆的做法有相當大的風險，他是否會冒這個險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他在此之前做過風險更大的事，就是導致他在文革中挨整的竊聽器事件。此事廣為人知，我們無須詳述。根據文革以後為楊尚昆辯護的文章介紹，1961年毛澤東無意中發現自己乘坐的火車車箱裡隱藏着錄音機，非常生氣，認為有人對他搞竊聽活動。其實，楊尚昆等人安排錄音機的目的是要全面記錄毛的指示，是經過中央討論的。只是因為有些領導人對錄音機不習慣，工作人員就把錄音機放在看不見的地方，又“無意中”沒有把錄音的事告訴毛澤東本人。

   這種說法不能令人信服。沒人願意自己的非正式談話在不知情時被記錄。毛澤東在1959年已明確批評有人未獲他的允許就私下錄音，儘管是會議上的談話，相關人士還作了正式檢討。長期偷錄他人講話，而且在非正式場合，當然是竊聽。在西方即使警察對老百姓搞竊聽都算違法，更何況在中國對最高領導人這樣搞了。楊尚昆對此當然清楚。此事一旦被追究，他很難為自己辯解。相比之下，改動人口數字更容易解釋。他可以拿出廖伯康的匯報，證明自己相信19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是有根據的，採用此數字是為了真實反映現實，糾正下面官員掩蓋餓死人真相的錯誤。因此，後者的風險要低於竊聽。而且，竊聽器事件1961年被發現，毛澤東發了一陣脾氣以後，並沒有對楊尚昆嚴厲處罰。所以，楊尚昆在1964年主觀選擇人口數字是可能的。

   第四，楊尚昆雖然是普查領導小組組長，未必能一手遮天，改動人口數字很難瞞住副組長們，沒有他們的同意和參與很難實行。副組長是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和國務院副秘書長周榮鑫。徐子榮是中央派到河南信陽專區調查餓死人事件的領隊，他又是河南人，對此印象極其深刻。後來他又恰巧被捲入竊聽器事件，文革初期被捕，關押在他自己規劃設計的秦城監獄，1967年在獄中含冤去世。周榮鑫在文革中被江青指責為西城區糾察隊(聯動)的後台。1975鄧小平復出整頓時，教育部長周榮鑫與文革派水火不容。批鄧後周榮鑫下台，1976年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不久不幸去世。所以，他們很可能會相信人口減少一千萬，完全有可能支持對人口數字的選擇。

   從普查領導小組成員的政治立場來看，他們不可能故意掩蓋餓死人的現象，不會把1960年人口減少的數字壓縮為一千萬，也不可能人為提高增長率來掩蓋人口劇減的事實。這個結論支持我們前面分析的結果。

7.結論：

   如果本文以上的分析合理，1960年中國人口減少一千萬和由此推導出來的歷史性大饑荒是沒有可靠根據的。《年鑑》公布的人口增長率比較可靠，由此計算的歷年人口總數，即表上第五列，比《年鑑》公布的人口數更接近現實。根據《年鑑》公布的死亡率，1959－1961三年的平均死亡率為1.8%，大致相當於1950－1952三年過渡時期的水平。其中死亡率最高的1960年大約2.5%,類似於同時期的印度和國民黨統治時期黃金十年富裕省份江蘇省。

相對於饑荒前的死亡率，非正常死亡大約一千萬，但這不等同於歷史上饑荒統計的餓死人數。因飢餓致死的人都會極度消瘦，如1875和1929年饑荒照片所示。這類死亡在1959-1961年極少發生。非正常死亡者大多伴隨其他疾病和饑荒造成的其他因素，如醫療，交通和生活條件惡化。這次政策失誤和自然因素造成的三年困難時期，沒有餓死數千萬人，不能與歷史上發生過的大饑荒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