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歷史掩蓋了什麼

馮學榮2015-10-24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革命黨和袁世凱議和，革命黨宣稱：只要袁世凱勸服清廷退位，
革命黨願意公推袁世凱為“大總統”，可是事成之後，袁世凱卻只撈到了個“臨時大
總統”，不但多了“臨時”二字，而且還是一個被架空的虛位，實權掌握在國會和內
閣總理的手中，而袁世凱所撈到的這個“臨時大總統”，只不過是一個“橡皮圖章”。
胡漢民在《自傳》裡寫得很明白：革命尚未成功，革命黨不能轉型當參政黨，而需要
繼續革命。
這裡有一起十分顯眼的事例：連“直隸總督”這個掌控京津的重要職位，國民黨都要
安插“自己人”王芝祥，內閣總理唐紹儀因此和袁世凱鬧翻。
從極權體制出來的、從小受“治國平天下”教育出身的袁世凱，顯然不甘心當一個
“橡皮圖章”。他覺得自己受騙了。於是，他不服氣，決定將自己“應得”的，連本
帶利給“討回來”。此後袁世凱干涉國會制憲、解散國民黨、炮製“袁記約法”等一
系列違憲專制行為，都是這個邏輯發展的結果。
這並非蓄意為袁世凱伸冤。袁世凱顯然是個舊時代的人，也顯然具有重大缺陷。但
是，革命黨與北洋軍閥的交惡，顯然並非是毫無原因的。這一段複雜的歷史，有着它
自我發展的清晰邏輯。
不少人將革命黨人奉為“民主先鋒”，但是實際上，第一個破壞民主法治精神的，就
是革命黨人：臨時參議院尚在南京的時候，投票通過定都北京的議案，孫中山、黃興
一派，竟然威脅參議院：“必須在一天之內改選，否則我帶兵來，將同盟會議員綁起來”。
歷史的真相是：革命黨人並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中國歷史愛好者迷信革命黨人為
真正的“民主派”，其實是一個嚴重的誤會。
宋教仁被刺殺之後，未等司法判決，孫、黃一派即決定“向槍桿子裡求憲政”。革命
黨這樣做，對不對？也許有爭議。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從此開始，中國人所謂的
“當家作主”事業，變成了“你革我的命，我革你的命”的惡性循環。國民黨武力推
翻了北洋政府。短短二十年之後，共產黨又武力推翻了國民黨政府。
這是不是佛家所說的“現世報”？
袁世凱稱帝，深受歷史愛好者的詬病。袁世凱稱帝固然有待商榷，但是，有多少人知
道：袁世凱要稱的“帝”，和當年滿清皇帝所稱的“帝”，其實並不是一回事：袁世
凱所要稱的“帝”，是一種“君主立憲”體制內的皇帝。而“君主立憲”，實際上仍
然是民主體制的一種。
換言之：袁世凱帝制，不好，但是，不一定是最壞。
民國初立，袁世凱便緊密計劃編練八十個新軍師，國防計劃雄心勃勃。很可惜，此後
中國精英的才華和精力，大多耗盡在無休止的內爭當中去了。
在殖民主義時代，中國如果走袁世凱“先軍政治”的道路，未必不正確。當時的國際
形勢非常險惡。倘若依照北洋軍閥的設想，將當時的中國，建成一個所謂的“軍國主
義”國家，百年之後回頭一看，這在當時也許未必是最壞的選擇。
《臨時約法》規定：大總統施令，需要國務員附署。也就是說：大總統頒布一個命
令，只要內閣的國務員不給你附署，那麼你任何命令都不能生效。問題來了：總統和
國務員，是誰說了算呢？
坦白講，這個制度設計，很難認為它是科學的。一個烏龜不能有兩個腦袋，否則，兩
個腦袋只能互相掐架。
袁世凱死後，總統黎元洪和總理段祺瑞交惡，正是因為這一條。
“二次革命”的發動以及它的失敗，對孫中山的影響很大。此後的孫中山，似乎變得
更加迷信槍桿子、更加推崇極權。“和解”，似乎不再是他所考慮的選項。和蘇聯結
盟之後，國民黨染上了紅色，至此，國民黨不但和北洋軍閥再無和解餘地，而且和
英、日帝國主義，關係也迅速惡化。
為了在輿論上“搞臭”北洋政府，國民黨打出了聲討北洋“賣國賊”、並“打倒帝國
主義”的“民心口號”，並最終得以上台。可是問題是：這種民族主義的激進口號，
煽動起來容易，要撲滅那就難了。於是，在和帝國主義的對抗之中，國民黨反過來被
強大的民意所綁架，騎虎難下，結果，走上了一條對內對外，同時交困的死路。
當然，這些都不是定論，筆者也不急於作出一個定論，而僅僅是在拋磚引玉。打開話
匣子，自然有人說話，讓人說話了，才會有不同的見解，不同的見解互相碰撞，相對
靠譜的事實，才能浮出水面。
中國歷史，向來“只准原告發言，不許被告說話”。只聽一邊，當然難免失真。筆者
冒天下之大不韙，嘗試以中立的筆法，寫一寫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8年）的歷史，
正反兩方的話，都聽一聽。不偏不倚，也許，我們離一部公允的歷史，會更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