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解密:影響中國知青歷史命運的三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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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07-05-12 04:51:55 【來源:東北網】
張鐵生寫在白卷上的信
尊敬的領導:
書面考試的進行就這麼過去了,對此,我有點感受,願意向領導上談一談。
本人自1968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自己的本質工作。每天近18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複習。我的時間只在27號接到通知後,在考試期間,忙碌地翻讀了一遍數學教材,對於幾何題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題眼瞪着,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我不願沒有書本根據的胡答一氣,免得領導判卷費時間。所以自己願意遵守紀律,堅持始終,所以願意老老實實地退場。說實話,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法外的浪蕩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着極大的煩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他們的自由生活和為個人的努力,等於了我的為人民熱忱忘我的勞苦工作和誠懇的心。人們把我送到這裡來,談些什麼呢?總覺得實在委曲。]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為着自己專到小屋子裡面去,那是過於利己了吧。如果那樣將受到自己為貧下中農事業的事業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譴責,有一點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沒有為此而耽誤集體的工作,我在隊裡是負全面、完全責任的。喜降春雨,人們實在的忙,在這個人與任何利益直截矛盾的情況下,這是一場鬥爭(可以說)我所苦悶的地方就在這裡,幾個小時的書面考試,可能將把我的入學資格取消,我也不再談什麼,總覺得實在的有說不出的感覺,我自幼的理想將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這是我唯一強調的理由。
1973年遼寧考生張鐵生(前左)在大學招生文化考試中交了白卷
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條件來參加學習班的。至於我的基礎知識,考場就是我的母校,這裡的老師們會知道的,記得還總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學考題,雖然很淺,但我印象很淺,有2天的複習時間,我是能有保證把它答滿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會關係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現勝似黃牛],對於這這個城市長大的孩子,幾年來真是鍛煉極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觀的改造方面,可以說是一個飛躍。在這裡我沒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麼基礎知識和能力),我感覺的並非可恥,可以勉強的應負一下嘛,翻書也能得它幾十分嘛!?(沒有意思)但那樣作,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榮幸的只是能在新教育制度之下,在貧下中農和領導幹部們的滿意地推簽之下,參加了這次學習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白塔公社考生張鐵生。
人物解讀張鐵生
此信是1973年遼寧知青張鐵生在參加高校入學文化考試時寫在理化試卷背後的一封信。張鐵生在寫此信之前,已經參加了語文、數學考試。考試均為開卷,允許翻書。張鐵生此次考試的成績是:語文:38分,數學:61分,理化:6分。語文考試的作文題是“學習《為人民服務》的體會”。
此信被毛遠新發現後,張鐵生的命運從此改變。他上了大學,被突擊入黨,受到江青同志的親切接見,江青同志稱他是一塊“有稜有角的石頭”,並說“我要用這塊石頭打人了!”張鐵生入學後,任該學院的黨委副書記,1975年任全國人大常委。1976年四人幫被捕後,張亦隨即被捕後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
李慶霖寫給毛主席的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份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暑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的頭十一個月裡,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裡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曬乾揚淨後,只能有一百多斤,這麼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候,更是會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再去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裡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裡來,雨里去辛勞種地,頭髮長了,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現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麼能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後,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初中畢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鑑,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裡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鍊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干一輩子革命而已。
面對我們這裡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事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儘快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困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謹此敬頌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錄入者附註:毛澤東親筆覆信並附300元錢通過郵局寄給李慶霖。覆信全文如下:“李慶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知青肖芸致“各位領導”
各位領導:
我們是1964-1968年下鄉,1978-1979年回城的知識青年。奔赴廣闊新天地的場面歷歷在目,青春熱血在胸膛里升騰的情景記憶猶新。在農村,我們日復日、年復年,泥水裡滾,汗水裡泡,一干就是10多年(最長農齡達到15年)。
作為社會歷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鄉”成了過去,並即將被遺忘。但我們這些親歷者對自己的不尋常的歷史卻是銘心刻骨的,因為,我們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獻給了她。我們並不是什麼犧牲品,也不是碌碌無為的庸人,猶如將軍回首戎馬生涯一樣,我們常回味那不尋常的“蹉跎歲月”。
令人不解的是,在城裡,轉業軍人算工齡,閒散勞動力轉正前的合同期、臨時工期都算工齡,而作為有組織、有號召、有計劃的上山下鄉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下鄉知青的“農齡”卻被一筆勾銷了。這點,我們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鄉在當時來說是黨的工作的一個重點,知青回城也是黨的工作的一個部分(應當這麼說!這是客觀發展的必然結果)。遺憾的是,有的人總把知青回城看成是一種“恩准”(這種人的另一種觀點是下鄉“活該”);因而知青的苦衷無人過問。彈指間,皺紋、白髮都爬到了我們的眼角、頭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兒女大。說來慚愧,我們的工資數(元)比年齡數(歲)還要少。若遇不測,還要欠債度日,甚至一如過去,老着臉皮回家伸手向親友要錢。如今提倡向前看,國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們個人的前途是不可卜的。現在大家都在傳說:1985年以後國家工資制度要改革,我們這些“無學歷、少工齡、缺乏技術專長”的老知青輩將會作何安排?國家是否能夠理解我們的憂慮?
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最後回城的我們這些知青幾乎都是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在農村干的老實人。中國有句俗話:“不讓老實人吃虧”,我們希望國家在調整低工資、制定工資改革制度的時候,能考慮到我們的客觀情況和實際困難,能在國家財政經濟允許的情況下,適當提高我們的經濟地位,使我們能和全國人民一道富起來,不至於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鄉吃大虧”論無立足之地。我們真誠地希望,我們微弱的呼聲能換回國家傳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