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讀者冼岩來稿：嚴格說來，每5年一屆的中共全會是中國掌握了最高權力的極少數人之遊戲。其間榮辱禍福，所涉不過千人而已。但每屆中共全會，都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原因無他，在現行體制下，5年一屆的中共全會是調整政策、自我糾錯的最好機會。每次全會都可能給中國帶來變化，影響世界的未來（現在說這個還有點早，中國可以影響世界，但還決定不了世界的走向）。

毛澤東曾精闢揭示過現行體制的遊戲規則：路線確定後，幹部就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十七大所提供的觀察未來中國走向之窗口主要有兩個：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前者將體現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後者表現為從中央委員到政治局委員、尤其是常委會成員的人事安排。於是，引發了十七大前夕海內外對高層人事安排的競猜。這不是什麼“八卦”，任何關心中國命運前途的人，都不可能不在意將由誰來引領中國。縱然中共的人事安排神秘、不透明，但中國的其它公共決策又何曾真正透明了？既然觀察家們必須不斷分析、預判中國的政經形勢，當然不可能不對與未來走向、變化密切相關的高層人事安排進行預判。這並不是單純憑運氣的賭博，任何事物之發展變化都有跡可尋，見葉落即知天下秋，關鍵是掌握的資訊面和洞察能力之大小強弱而已。

官方喜歡給這種活動貼上“既往開來”的窗花，此詞早被用濫了。但每次全會，確有既往開來之義。尤其此次十七大，在特殊的情境下召開，承載着無數人的希冀與盼望。十七大能不能令關心中國命運的海內外人士滿意，主要取決於兩點。

抽象說，十七大的政治報告應該順應大多數中國人的期待，人事安排須不負眾望。具體說，十七大的政治決策和人事安排都應該圍繞當前最迫切的兩大危機：社會分裂與經濟增長不可持續，以解決這兩大問題作為基本出發點和最終着眼點。

快速發生的貧富分化使中國社會日益分裂為精英、大眾這兩個日趨對立的板塊，權力腐敗更加劇了社會上的緊張與不滿。自由派知識分子喜歡將民怨全部歸結為腐敗，其實，腐敗在世界各國都存在，只要有公權力、有對公共事務的自由裁量，腐敗就不可能禁絕。國際透明組織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政府的廉潔度與印度並列排名70多位，並沒有進入最腐敗國家的行列（而俄羅斯排名140多位）。中國民間普遍瀰漫的怨氣，似乎需要由另一組數據來說明：亞洲開發銀行今年8月8日在北京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係數從1993年的0.407快速攀升到2004年的0.47（這一段時間會在主管中國的經濟？朱某人好像是1991/1992 年入住中央掌大權的吧？），貧富差距的增長幅度在整個亞洲位居第二，僅在貧窮的尼泊爾之後，是以貧富懸殊著稱的印度的兩倍。這些數據當然不代表真理，只能作為參考，但它畢竟是一種參照，說明貧富分化與權力腐敗在社會心理效應上是相互加強的，而不只是後者在單方面強化前者；如果沒有快速發生的貧富兩極分化，權力腐敗不會引發如此大的社會怨恨。

病症搞清了，藥方自然清晰簡單，那就是削平上下兩極，將整個社會朝着中間擠壓。方法雖有，關鍵還在於操作的人。客觀說，本屆政府在削平下面最貧困一極上花的力氣很大，做得也不錯，主要祭出了三招：1，提倡和諧、親民、人本的執政理念；2，加大對最貧困群體的轉移支付和權益保護，擴大社保的覆蓋面；3，快速壓制基層的對抗性表現，及時處理敏感事件。時至今日，社會向下分化的趨勢已得到一定緩和，但向上分化的部分仍在加速。本屆政府雖不時出“重拳”掀翻腐敗高官，但力度、決心顯然還遠遠不夠，沒有達到最起碼的效果：震懾腐敗官員，令其有所收斂。反之，十七大之前的“反腐風暴”還引發了人們關於“醉翁之意”的猜測。

因此，十七大人事安排的成敗關鍵，就在於上位之人是否擁有打擊、遏制所謂“特殊利益集團”的堅強決心。實話說，人們對此難持樂觀。縱觀中共諸高官，自鄧小平後，惟朱容基既有此意志，又有此能力，惜乎他既不得其時，又不得其勢。對於強悍且富有韌性的既得利益集團，沒有“勇闖地雷陣”的勇氣、無懼於“粉身碎骨”的壯志豪情，是難以從根本上觸動的。時至今日，許多人還在因下崗、教育、住房、養老等問題而對朱產生怨恨，其實，在朱的設想和理念中，既有大刀闊斧的市場化改革，又有對貪腐的嚴刑峻法，並以此調節貧富兩極分化。朱因職權所限，只幹了他所能幹的事。其他人沒有做好自己該做的，豈能歸咎於朱？

不僅彌合社會分裂非才幹膽魄如朱者莫屬（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後，最大的分裂恰恰是在朱某人的設計下進行的），解決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問題更非朱不可。比較朱在1995年進行的宏觀調控與本屆政府已操作幾年的宏觀調控，兩種效果判若雲泥。雖然今日之情勢確實艱難、複雜於10年前，但同樣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斯人不出，其奈蒼生何！（老朱當年把中國一批曾經欣欣向榮的企業整的半死不活，所以溫家寶才不敢重蹈其覆轍）

世亂思良將。社會的發展進步，僅有制度變遷是不夠的，對於山拗上的中國而言，這尤其是遠水不解近渴。一種制度要實現有效運行，需要與社會進行漫長的磨合與適應。因為任何社會、任何時期都免不了強勢集團的存在，他們會將任何制度都扭曲成符合自己的需要，從而損害其他階層的利益。當這種傷害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就可能給整個秩序帶來危機，從而迫使強勢集團不得不作出讓步。扭曲、傷害、積累、讓步，一次又一次，社會就是這樣積累寸進的，一種制度、一種社會形態也是這樣逐漸完善的。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自近代以來的經行之路，還是當代亞非拉照搬西方模式國家的淮橘成枳，都說明這種逐漸實現社會力量對比變化、形成制度之外“軟規則”（有人稱之為“文化”或“傳統”）的磨合過程不可省略。甚至，上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普遍失敗，也部分可歸因於此：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強大包圍和競爭壓力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擁有自然磨合、自我調節改善的時間與空間；相比之下，當年的資本主義則幸運得多，因為擁有先進生產方式的強大優勢，甫出世即舉世無敵，可以從容完成“自發演進”。內部自我完善有時需要犧牲效率，因此要求有寬鬆的外部環境。

當今之世，中國確實需要明君。朱容基老矣，彼或將感嘆於未逢其時，而時下中國則須感嘆：惜乎，今日未再見有可擔大任如朱公者！（冼岩明顯瘋了，朱鎔基把中國農村搞得一團糟，從新一輪政府官員的選拔來看，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如果只有大城市的管理經驗是無法擔任實權部門的正職的，提拔的官員都要先外放地方至少是省一級的大行政區獲取農村和城市改革的行政經驗後才會提拔到中央， 這個教訓，明顯是從老朱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