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親對大姐的愧疚

南方周末　 　2007-09-20 15:34:13

　　■“說吧，我的內疚”　　
　　
　　□((長沙)　六毛(幹部)　　
　　
　　大姐是我們家遭遇災難時的頂梁柱　　

　　我的大姐今年已經60歲了。43年前，漂亮、心高氣傲的大姐初中畢業後，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讀高中，也不能去話劇團當演員，下放到湖南的江永縣當知識青年。那時候，我們家住在湖南日報社的經武路宿舍，這裡是湖南日報社的老辦公樓，典型的蘇式建築，中間一條又長又窄的走道，左右兩邊的房子門對着門，住的主要是原湖南日報右派和我母親單位的職工和家屬，我家住南邊最後那間。

　　1968年春天，我的父母親雙雙失去了人身自由，除了扣發他們的工資，還不准他們回家。

　　俗話說，禍不單行。這年3月的一天，湖南日報造反派“紅色新聞兵”在我們院子的圍牆上貼出一張“勒令”，勒令我家在幾天內滾蛋！那時候，被關押在興漢門新華印刷一廠的父親束手無策，母親則遠在丁子灣的學校沒有任何消息。3月19日，我永遠記得這個日子！上午，在我們給父親送衣物時，“紅色新聞兵”來人踢開我家的門，生生地把我家(除了借用公家的床鋪、椅子外)的東西統統扔到走廊上，把門貼上封條後揚長而去了！我們姐妹在走廊上趴着、蹲着度過了幾天后，我的大姐，20歲出頭的大姐，從江永回來了！大姐先把我(13歲)和三姐(15歲)安頓到也是知青的男朋友家中，然後把書櫃書桌等家具分別寄放到其他知青同學家。離開經武路宿舍的那天夜裡，我從窗戶爬進房裡，在地板上拉了一堆大便，算是對被“趕走”的憤怒和抗議的表示吧。

　　接下來，大姐帶着我和三姐東奔西跑，張羅着找房子。5月間，大姐初中同學的哥哥介紹了兩間住房，每間9平方米，外加廚房和堂屋(與人共享)，爸爸用家裡最後的150元存款付了首期，(未付的100元一直到1978年父親平反後補發了工資才得以付清)。在大姐同學的幫助下，我們搬進了長嶺29號。就這樣，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家，大姐就是家長，擔起了父母的職責，是家裡的頂梁柱。
　　
　　大姐和知青被“遣送回農村”　　

　　這以後，我們三姐妹過了一段愉快的生活。我記得，那一兩年裡，父母能每月回來一次了，家裡總是有很多哥哥姐姐，都是大姐的江永縣知青。我不知道在鄉下大姐得了關節炎，兩隻膝蓋都紅腫了，根本不能下水田。鄉下知青大都已經生活不下去了，他們絕大部分都回了長沙。知青們回來後，靠着家裡一點微薄的口糧，偶爾打點零工，挑土什麼的度日子，知青之間相互接濟為生。

　　大概是1970年秋天，城市裡掀起了趕知青回農村的運動。沒有戶口的知青叫做“倒流城市”，運動的主要方式是半夜突然上門“查戶口”，好幾次半夜裡我們三姐妹被“查戶口”的敲門聲驚醒，我和三姐躲在被子裡聽着大姐去開門，聽着大姐喃喃地說着一些什麼“家裡冒(沒有)大人”、“鄉里冒飯吃”的話，聽着“查戶口”的人的吼叫聲和呵斥聲。這期間大姐還到同學家裡躲過幾天。沒多久的一天夜裡，“查戶口”的人又來了，我和三姐還沒來得及穿好衣服，眼睜睜地看着大姐被來的人連拽帶推地弄走了。第二天一早，聽對面的王阿姨說大姐被關在街道派出所。我和三姐連忙去找她。

　　我們來到左家塘街道辦事處，一進大門，上班的人還沒到，廳屋裡黑咕隆咚的，這時一陣哭喊聲傳來，是大姐的哭聲！她在叫“五毛！六毛！”(三姐和我的乳名)，我們循聲找去，裡面還有一間內房，大姐是從窗戶里看見我們進去的。內房大概是臨時用來作“牢房”的，門就是用幾根木棍釘起來的“牢門”，我們很害怕，離“牢門”遠遠地跟大姐見了面。大姐抓着“牢門”的木棍，哭着說，“趕緊去找爸爸媽媽！把我救出來！”還說：“要是回江永我會餓死的！”我和三姐害怕地小聲地抽泣起來。這時候，門外進來了一個女的告訴我們，說要把大姐和其他抓來的知青“遣送回去”，要我們在兩天內給大姐送些衣服，送點錢去……
　　
　　大姐落難時父親和我行了不義之舉　
　
　　接下來的事使我難以忘懷，更難以啟齒，因為涉及我的父親，一位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其實，我們六兄妹中，父親最疼愛的是大姐。大姐在父親人生巔峰的時候出生，父親視她為吉祥，大姐的模樣脾氣個性也最像父親。可是，在那人妖顛倒的年代，由於長期的運動，加上迫害和壓抑，父親的心理變得扭曲、性情暴躁。父親雖然肯定大姐在危難之際拯救了家庭，卻不能忍受大姐和知青同學相互來往，家裡變遷時丟失了一些書籍，如《魯迅全集》等，父親老是拿來說事，一說就大發雷霆，怪大姐的同學“偷”走了云云。父親對大姐的男朋友也不滿意。父親對大姐的態度，給我和三姐也造成了負面的影響，我也一度認為大姐和知青同學不回農村是“在城市吃閒飯”，是“好吃懶做”。大姐的知青同學要我學畫畫，借世界名著給我看(如《簡愛》、《斯巴達克斯》)，我也以為那是“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我搞不清父親和大姐誰對誰錯，甚至以為家裡的不安是大姐“滯留城市”造成的。

　　對於“遣送知青”的行動，父親採取的態度很堅決。我記得的情節是這樣的：回家發過脾氣後的父親在一張紙條上寫下：“從此與劉海燕(大姐的名字)斷絕家庭和父女關係！”要我們送到辦事處，去“表明態度”。當時三姐就不肯去，我呢，懵懵懂懂地猶豫着：去吧，真覺得這是一件做不出來的事情，大姐不是要爸爸救她麼？爸爸怎麼能在這種時候與她斷絕父女關係呢？不去吧，一來沒有不聽話的膽量，二來也認為大姐真的是犯了什麼錯，要不然，大人怎麼都這麼說，這麼幹呢？我拿了幾件衣服，匆匆地走到辦事處，我不敢去見大姐，把衣服和紙條往那個女看守一塞，像賊一樣趕緊地跑了。我當時的感覺是這輩子見不到大姐了，自己沒臉見她了。

　　沒曾想到，過了幾天，大姐又回來了！她興奮地告訴我們，辦事處把她和一些知青集中起來弄走後，汽車開到零陵時拋了錨，他們幾個知青同學趁押隊的不注意就跑了，沒錢坐車，走了三四天，還討了飯，才回到家的。這時候，我似乎覺得大姐好像並沒有收到我送去的衣服，可是我又不敢問她，她也沒有提起這事。
　　
　　我代表父親向大姐表示心中的愧疚

　　37年過去了，父親、大姐、我和三姐，誰也沒有提起過送衣服和紙條的事。我們都想借時間的流失撫平心頭的傷痛。父親在平反後幾次說到大姐是我們家的功臣，要把長嶺房子三分之一的份額給大姐。我知道，父親這是想還賬，還當年欠下大女兒的感情賬。如今父親已離開我們12年了，可是我的心病越來越重。我經常想起大姐被抓走“遣送回去”的夜晚，大姐那“五毛！六毛！救我！”的哭喊聲時常在耳邊想起。感謝《南方周末》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和平台。在這裡，我，還代表爸爸，為我們當年無知、冷酷、愚蠢的舉動追悔莫及，請大姐接受我和爸爸的懺悔，願來世我們還是父女，還是姐妹。　　
　　
　　■“說吧，我的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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