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全和自由兩個方面來看，毛澤東時代也比其他時代表現更差。1949年之後，中國人受外國人的欺負是大大減少了，但也沒有完全絕跡，例如蘇聯專家、非洲太子黨對於中國婦女的騷擾。然而，他們受本國政府、單位領導、“成份好”的人的迫害、摧殘卻是空前的。三年“人禍”中餓死的中國人超過了八年抗戰中死於日本鬼子手下的中國人。由於政治原因被殺、被關、被管、被斗、被批的人超過一億。1969年，如果沒有美國的援手，中國差一點就受到蘇聯“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在別的時代，言論出版受到或多或少的限制，人們沒有說真話的充分自由；而在毛澤東時代，人們連不說假話的自由也沒有。這是極權主義時代和威權主義時代的一個重要區別。今天，人們深惡痛絕威權主義體制的種種弊端，但沒有任何理由去緬懷極權主義體制。

艱難的回歸

在過去的一百二十年中，中國走了一個“之”字形。梁啓超時代是那一橫，蔣介石時代和毛澤東時代是那一折，鄧小平時代是那一撇。但這一撇只寫了一半，所以這個“之”字顯得還很難看。

胡適指出，梁啓超時代的現代化目標是：精神是愛自由的個人主義，生產方法是私人資本主義，政治組織是代議政治。在鄧小平時代，“反自由化”給第一個目標打了大折扣，保留大批壟斷性國營企業給第二個目標打了中折扣，第三個目標則壓根還沒有確立起來。鄧小平在1980年代說，中國將來也是要搞直接選舉的，但是要等到五十年以後。如果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推遲到2030年代，人口紅利和城市化紅利已經消耗殆盡，又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在國際上被人另眼看待和猜疑防範的境遇，那時四五運動所開啟的回歸之路會不會半途而廢，就不好說了。

在1980年的時候，中國曾經有過實行全面改革即憲政改革的機遇。當時，在高校競選運動的競選綱領中，在黨內改革派提出的“庚申改革”方案中，都明確提出了三權分立、新聞出版自由、社團自治、人大直選、勞動力自由流動等主張。但是，鄧小平出於種種原因s壓制了憲政改革，僅僅啟動了經濟改革。這就造成了在社會資本的積累和社會創新機制的建設上，至今在許多方面還沒有恢復到梁啓超時代曾經達到過的水平。我們現在還沒有五四時期的新聞出版自由，還沒有教授治校和獨立的學會，還沒有省自治法和省議會，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商會、工會、農會，還沒有富有活力的民間慈善機構……回歸中國近代憲政傳統和現代世界文明主流的路還很崎嶇和漫長。

筆者把21世紀的中國道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前半個世紀）的主題仍然是回歸——回歸世界現代化主流，建立一個強大和富裕的民主共和國。第二個階段（後半個世紀）的主題中會有更多創新的成分，中國人將在解決人類所面臨的諸多生態、世態、心態問題上，給多元一體的世界文明打下深刻的中華印記。《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的作者賈雷德•戴蒙德，通過對歐亞大陸、美洲大陸、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的人類學比較研究，得出結論：文明的創造和進步與人類共同體的規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開放性成正比。等到十幾億中國人的心靈獲得了充分的自由和開放，沒有理由懷疑他們將會引領世界潮流，為全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