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學術上的弄虛作假，最多的就是剽竊。

1977年，國際數學聯合會給中國方面發來一份邀請函，邀請“陳景潤教授”前去做關於歌德巴赫猜想研究進展的專題報告。

今天我們對“邀請函”已經習以為常，出國之前常常要給對方發個信 – 請速發邀請函來，以便我辦理簽證。我的看法這是“邀請函”的異化 – 以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禮節，哪有催着人家邀請自己的道理？

陳景潤先生的這個邀請函，則是貨真價實的，對方連陳景潤的具體身份都沒有見過，也沒有和他聯繫過就發來了邀請函，是誠心誠意希望有機會和這位數論研究的高手進行切磋的。

根據一些前輩的介紹，國際數學聯合會的這個邀請背後，還有一段和剽竊有關的小故事。

被剽竊的，正是陳景潤。

陳景潤先生八十年代以前為歌德巴赫猜想做出的貢獻，主要集中在1+2的問題上。但是，在1971或者72年，蘇聯的數學研究院卻有一則消息傳出，說是他們攻克了1+2的證明。

當然了，蘇聯方面頗以這個成績為傲，內部的表彰，宣傳都搞得轟轟烈烈。

不料，第二年國際數學聯合會的年會上，這個成果卻遭到當時國際公認的一些數學大家共同的懷疑。蘇聯方面十分不滿，索性派出研究出這個成果的科學家前往對質。

對質的結果，蘇聯方面慘遭挫敗。

失敗的原因是非常簡單的 – 蘇聯人是使用了陳景潤在1966年的研究成果。

陳景潤先生研究1+2問題，成果是分為三個階段的。

第一個階段是1966年前，他完成了對1+2問題的論證，但方法極為繁瑣，在關兆直先生的支持下，陳將這部分成果以簡報的形式發表在1966年的《科學通報》上。當時的結果是在國內數學界頗為轟動，但大家基本沒看懂 – 也來不及看懂了，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展開，華羅庚，關兆直等都被打倒，研究工作全面停車；第二個階段是1972年前，陳研究出了新的證明方法，並進行了廣泛的驗證，但是，這套內容，不夠系統，也很是晦澀難懂；第三個階段，是1972年後，陳景潤找到閔嗣鶴先生，通過閔先生的艱苦工作，終於理順了頭緒，這可是個艱苦的工作，閔先生花了三個月才弄明白陳先生的證明方法，自嘆這次審稿三個月要少活三年。至此，“陳式定理”才算正式定型。

閔先生1973年冬天去世，說起來，要是沒看這篇稿子，也許能夠和大家一起唱祝酒歌呢。

蘇聯方面這個學者，是藉助了陳景潤1966年，也就是第一階段的研究成果，改頭換面作為自己的成果拿出來。而如傳聞所說，陳先生第二階段的工作中，曾一度將部分成果寫成論文，投交瑞士的某國際數學期刊。這在當時的研究工作中是有先例的，不過弄不好就會成為鬥爭的尾巴，所以陳對投稿這件事沒有聲張。

這份稿件，由於內容還不成熟，瑞士那邊基本上是沒有看懂，所以也就沒有及時發表。即便看不懂，參與審稿的有關科學家還是深受啟發，從中受益匪淺。不發表不是水平不夠，是要琢磨清楚了再說。這時西方數學界已經有了“陳景潤教授”的大名，而且有人對他的研究頗有興趣。

就在這時，蘇聯人的成果公開了。

這種改頭換面的東西，蒙外行可以，內行面前可是走不通的。當然，在知道陳景潤第二階段研究成果的大家看來，這個剽竊就太明顯了。

於是，在對質中，只要對一些細節問題深入下去，蘇聯學者就瞠目結舌 – 因為陳景潤1966年的成果，畢竟只是在《科學通報》中發了一個簡報，其內容並沒有完全發表，其中細節可不是通過一個論文就能推斷出來的。

蘇聯人很丟面子。

那麼，明知自己的成果站不住腳，還要拿出來對質，蘇聯科學界怎麼會作這樣愚蠢的事情呢？原因是負責科研的蘇聯官員，也不知道這是個剽竊的成果。如果歸納一下，事情大概是這樣的 – 蘇聯學者為了完成根據政治需要提出的科研任務，不得不利用了陳景潤先生的早期研究成果，弄虛作假。這個弄虛作假搞得很“科學”，因為陳的論文發表在中國，當時中蘇兩國學術交流早已凍結，這個剽竊無疑沒有人會到蘇聯來抗議，而蘇聯國內也很少有人會注意到中國人在幾年前取得的這個成果。

應該說蘇聯學者的考慮是很有道理的。不幸的是，當時蘇聯與西方的學術交流也很少，陳先生寄到瑞士的稿件，蘇聯數學界自然也無緣得知。

所以，當國際數學聯合會的專家們產生懷疑的時候，蘇聯官員是理直氣壯而且深感不平的，至於具體作研究的學者，事情到了這步田地，也是沒有勇氣來說明真相了，只有硬着頭皮來對質，期望僥倖過關吧。

這次對質的結果，是“陳景潤教授”的影響驟然增加，其消息傳回國內，直接促進了對他的研究的重視，成了陳景潤先生研究成果迅速公開的催化劑。

蘇聯人這種弄虛作假，和我國後來學術上經常出現的某些問題，如出一轍。

關於陳景潤先生，可以多說幾句。我還記得年少時聽說的一件有關陳先生的趣事，這件事和陳先生的“夫人”有關。

大家都知道陳景潤先生的夫人是由昆女士。應該說陳先生能夠與由昆夫人組成家庭，是他生活中一件極大的幸福事情。生活中的由昆夫人有着鮮明的個性，不但富於女性的溫柔典雅，而且遇事幹練果決，不讓鬚眉。我想這是和她的軍人出身有關（從過軍的人氣質上會有一些特殊改變，這一點河裡的西河泳者等朋友可能深有感觸，前幾天接觸一位名醫，據他所說，在癌症患者中，生命力最強的人群中曾經在軍隊中工作過的人占了很高比例，平均比軍隊以外的人生存期長一年到一年半，蓋因為其身體底子好，而且意志堅定）。所以，與由昆夫人成家，使陳先生長期不善於與人打交道的問題得到了徹底的解決，堪稱夫唱婦隨，良好互補。與由昆夫人結婚後的那段時間，是陳先生身體最好，也最安定愉快的時光。

然而，我記得的這段事情卻和由昆夫人無關，是他們認識之前發生的。當時陳先生因為科學方面的成就成為大家的偶像，一時外人看來星光燦爛，今天所說的“粉絲”遍布全國。

結果，就有個很漂亮的女的從某地找了來，自稱是陳先生的太太上京尋夫。

陳先生一直單身，哪兒來的太太呢？大家都不相信。然而這位“太太”卻堅定得很，說得頭頭是道，言之鑿鑿，一點兒不象在說謊。那時候來找陳先生PK歌德巴赫猜想的科學狂人很多，都有自信自己的成果比陳先生厲害。但是敢自稱陳太太未免太過分，這玩意兒可不是有自信就能胡來的。

但是，她說的很多內容，和陳先生的經歷並不吻合。所以，大多數人認為她在說謊，可作風問題當時又不是一件小事。

怎麼證實真假呢？

當時的某位老大非常聰明，很簡單就解決了問題。他一口氣叫進來六七個戴眼鏡的研究人員，讓這位太太認哪個是陳景潤。

結果，就是亂指了。

事後證明，這是一個妄想型精神病患者。。。

在學問上弄虛作假，和冒充陳景潤夫人完全不是一個性質的問題，幹這個的也不是精神病患者。那麼，好好的學者，做這種事情不丟人麼？

有趣的是，一些老科研工作者，對國內發生的一些類似現象，還有一點同情。

黃昆先生曾經主持揭穿了一起很嚴重的弄虛作假事件。當時，上海某大學自稱做出了某種世界先進水平的集成電路芯片，也通過了鑑定。但黃先生十分狐疑，看了結果總覺得不踏實。於是要求對其進行檢驗，經過反覆的追蹤，最終證明，這份成果，不過是利用買來的芯片造假而已。

黃昆院士

可是參加這次揭穿騙局的學者，也提到其中體制方面的問題 – 當我們申請課題的時候，總是要把很大精力放在寫報告上，報告寫得越花哨漂亮，取得經費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科研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沒有錢恐怕是問題很大的，但僅僅有錢也不表示就能出成果。為了申請經費，有些人只好違心吹牛，到時候要成果了怎麼辦？有時候就給逼得弄虛作假了，蘇聯人在歌德巴赫猜想上是這樣，我們現在有時候也是這樣。

黃昆先生自己申請課題的時候，就碰上過這樣的事情，審批課題的是黃先生的學生，然而不能不秉公辦事，看完申請報告，問黃先生：“您這個課題，批了您這一百萬能不能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呢？”

黃先生何許人也？全國第一批科技重獎僅僅四個人，黃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位是錢學森，袁隆平和王選），黃先生怎麼回答呢？

黃昆先生聽了問題，笑笑，很實在地回答說：“你給了我這一百萬，我能看到外國人跑到哪兒了，但是要追還是追不上的。你要是不給我這一百萬呢，我連外國人跑到哪兒都弄不清楚。”

黃先生的課題，最後還是批了，但也就是黃先生吧。換一個人，如果不寫上“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怕這次申請只有告吹。

世界領先水平，可不是上下嘴唇一碰就能達到的，有時候明知這是要求過高，還不得不逼着自己胡說八道，這就不是純粹的學術問題了。

黃先生在朋友間說過，如果讓我來分配科研經費，我不按課題的。我就只管選人，選一百個人，每人給他五萬經費，你就自己研究去吧，這樣，可能倒真的能出成果了。

黃先生在西南聯大是長楊振寧兩歲的學長，楊振寧同班的同學中，還有一位，就是鄧稼先。

我問一位和鄧稼先一起工作過的老先生 – 鄧稼先到底是個怎樣的人？

老先生沒有回答，卻上下開始打量我，弄得老薩有點兒發毛。

您看我幹嗎？薩問。

答案讓我受寵若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