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論壇： 劉鄧是三年困難時期的真正人禍

送交者: lesson 2008年3月15日07:16:15 於 [天下論壇]http://www.creaders.org


也談三年困難時期的天災與人禍

送交者: lesson 2008年3月14日21:35:28 於 [天下論壇]http://www.creaders.org

也談三年困難時期奶煸鍾肴嘶?
[ 齊國雄 ] 於2008-03-15 00:29:33 上帖 [ 發短信 ] [ 表狀 ]

標籤： 天災 人禍

也談三年困難時期的天災與人禍

作者：子虛先生 文章來源：烏有之鄉 點擊數：141 更新時間：2008-3-14
自lsq將1959——1961年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問題結論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以來，關於這一時期的天災與人禍各占什麼比例的爭論一直不休。有的跟着lsq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有的反對這一說法，認為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的。最近，又有六哥網友在《烏有之鄉》發表文章，以大量歷史數據證明，是“九分天災一分人禍”。

對於上述說法，在下均不能同意或不能完全同意，理由有二。其一，對於三年困難時期天災與人禍關係這樣的社會問題，只能用大於、小於這樣的比較關係來界定，無法也沒有必要像對待自然問題一樣，用一個精確的比例關係確定。其二，這些說法的人禍所指，在人禍大於天災論者，是別有用心地想將罪責嫁禍於毛澤東；在天災大於人禍論者，儘管意在為毛澤東開脫，但卻容易放過真正的壞人。

在下是認為人禍大於天災的，與“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論一樣，都認為三年困難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人禍，但人禍的所指是完全相反的。即認為人禍不是來自毛澤東，而是來自l、d之流，正是毛澤東與這股人禍進行了堅決、持久、耐心地鬥爭，才使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

三年困難時期在下雖然還小，但也正在上小學和初中，當時的好多事情都親自經歷甚至直接參與過，因此對那段日子記憶尤深，以至終生難以抹去陰影。雖然我沒有發現那三年發生了多少餓死人的現象（至少在我的所有親朋和鄉鄰中沒有發現一個），但我不想為那段日子粉飾。那的確是中國歷史上一段十分荒唐的歲月和老百姓十分苦難的歲月。這段歲月對人民群眾的人身權利、生活資料的隨意剝奪和侵占，可說不亞於奴隸社會，全國每一寸土地都無法倖免的嚴重饑荒，也不比歷史上任何一次大饑荒遜色。但是這一切主要是天災造成的嗎？或者主要是毛澤東造成的嗎？不是，絕對不是！而是l、d之流造成的。

據在下所知，早在1958年下半年，在實施總路線、大躍進和大辦人民公社時，就颳起了一股狂熱的“五風”，它以一平二調、虛報浮誇、強迫命令、瞎指揮、幹部多吃多占為主要特徵，它既無一份負責任的權威文件，更沒有經過任何立法程序，很有點像近三十年來搞農村分田單幹，狂賣狂送國有資產一樣，叫人不知源頭。當時，人們像囚犯一樣被集中起來，吃大食堂，男女分開，實行軍事化管理。記得正是南方夏收秋種的關鍵季節，青壯男女勞力幾乎全被抽去修水庫、煉鋼鐵。我們七個小學生，竟成了暑假期間隊裡的主要勞力，由一個稍大一點的大姑娘帶着，天天在滾燙的泥水裡插“挨挨寸”晚稻，一株挨着一株，株距行距最多不超過2寸。晚上還要躲在收割早稻後的稻草堆下，么喝吶喊，製造“夜戰馬超”的現場，接受領導人坐在室內聽熱潮的“檢查”。一個暑假下來，每個人的雙手都爛得血肉模糊，沒有一塊好地方。要說，1958年是一個少有的風調雨順特大豐產年，可那一年並沒豐收。晚稻由於過度密植，幾乎就是一把草，勞民傷財，顆粒無收。雪白的棉花，掛在棉株上，也無人採摘。山區的紅薯，由於缺乏勞力，僅用犁一耕，露出來的就收了，大部分沒露出來，就留在地里。這一年的問題，只能認為是百分之百的人禍，與天災毫無關係。然而就是這一年，為以後三年埋下了禍根。

我們那裡是江南水鄉，那三年的確發生過旱災，但並不十分嚴重，沒有大範圍達到水源枯竭的程度，不少地方堰塘甚至儲水較足。一次我同幾個小夥伴偷着在一口大堰塘里學游泳，還險些淹死了人。因為吃不飽，上學時天天在途中就把帶的中餐吃了，中午就空着肚子到處玩水，回到學校，老師用指甲在腿上一刮，發現誰刮出了白痕，就十拿九穩地斷定你玩了水而進行懲罰。很多堰塘四周的楊柳樹枝被命令砍下，丟在堰塘里經水一泡，變變水色，就作為積肥“衛星”放出來，稱作“糞湖尿海”。有湖有海，何來什麼特大乾旱之說？我們那裡凡是經過了那段歲月的人，對當時的天災倒是沒有什麼更多的記憶，對“五風”的危害卻人人切齒至今。比如瞎指揮，除了繼續堅持“挨挨寸”的密植外，對於深耕，也荒唐得不能再荒唐了。所有勞力，包括我們這些小學生，都去搞深耕，用牛犁了一層，就要我們把犁過來的泥坯搬到一旁，再往下犁，再搬去泥坯，如此反覆操作，直到深翻一丈以上。結果，好多田塊被徹底破壞了，適宜作物生長的表土被埋在了一丈以下的底層，完全不適宜作物生長的“金鋼泥”卻成了表土，而且好多年以後，深翻�的地凤溗簣F６疾荒芟氯ゲ僮鰨�否则就会陷进泥淖无法讏@巍；褂懈�可笑的，翑碳人为了分Zブ昝藁ā拔佬恰保�竟傍嗕撽棉株当作能硶灦的冉z創�，将鸡祳W裨詬�部，加上用撐，请棉州z俺緣啊薄?p>瞎指揮自然遭到了廣大基層幹部群眾的抵制，領導人卻一意孤行，用強迫命令的手段推行瞎指揮。不管幹部群眾，誰要是被領導人視為“右傾”或“不聽話”，不測之禍馬上就會降臨。輕則一頓拳腳，重則組織一幫打手，把“右傾”者圍在當心，不停地你一掌推過去，他一掌推過來，直到把人推到昏厥甚至死亡。我親眼看到，我的一位老貧農鄰居在食堂準備吃飯時，只因說了半句牢騷話，就被書記當場一腳踹到地下罰跪，並被吊銷了當餐的一缽飯。我們大隊曾經從縣直某單位來了一位南下幹部檢查工作，發現問題嚴重，進行了抵制，並將食堂為檢查組準備的好菜好飯親自全部端給群眾吃了，因此至今仍被鄉親們懷念。可就是這樣一位好幹部，卻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長期得不到重用。臨近某縣還發生過幾起全國出名的奇案。某飼養員飼養的母豬死了一頭，大隊書記竟要飼養員給母豬披麻戴孝，下跪磕頭。一對未婚戀人不知因何得罪了大隊支書，竟被罰當眾雙雙脫光衣服互咬生殖器。這兩個惡霸雖然後來被處決了，但充分說明當時的強迫命令已經到了何等程度。飢餓的群眾在這種極其野蠻的統治下，不用說沒有更多幹活的力氣，就是有，也沒有那分熱情和積極性。當時的老百姓，唯一的財產就是別在腰間的一雙短筷子，一天到晚望的是食堂開餐，哪裡去想把生產搞好呢？我想，這總不是天災造成的吧？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歷史上發生過不少大饑荒，但很少聽說全國每一寸土地都無一倖免的，總是此豐彼欠，此欠彼豐，因此就有逃荒一說。所謂逃荒，不過是災區群眾到豐區就食而已。但那三年，饑荒如此嚴重，卻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災民逃荒潮，這一方面說明了當時人民群眾已經高度組織起來，並對共產黨有着足夠的信心，堅信黨一定能夠帶領他們度過饑荒。同時也說明，當時全國各地，包括災區和非災區，重災區和輕災區都是一個樣，逃無可逃。我們也總不能說全國每一寸土地都遭受了同樣嚴重的災害吧？至少我那家鄉災情就不很嚴重，但群眾遭受的饑荒卻不比任何地方輕。如果把那三年的困難主要歸因為災害，固然是為毛澤東開脫了莫須有的罪名，但同時也為真正的罪魁禍首開脫了罪行。

三年困難的真相現在正在被人們逐步揭開。很多材料無可辯駁的證明，l、d及其在中央各部門和各地方的追隨者才是三年困難的製造者。1958年下半年，毛澤東的主要精力是在處理台灣和中東問題，國內組織實施總路線、大躍進和辦人民公社由l、d負責。正是lsq懷揣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徐水辦點和到若干省市遊說，無限拔高所有制和社會組織形式，才成了全國大刮“共產風”的肇端；正是l、d一夥把持輿論陣地大放“衛星”，才使虛報浮誇風一浪高過一浪；正是l、d在河南、安徽等地的爪牙助紂為虐，瞎指揮、強迫命令之風才會席捲全國。正如有的文章指出的，l、d才是真正的“五風”之源，人禍之首。當毛澤東處理完台灣和中東問題，發現國內問題已經相當嚴重，於是不得不投入巨大精力為他們擦屁股糾偏，親自帶領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提高各級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親自組織河南調查，接見生產隊基層幹部，了解真實情況；親自接二連三主持召開鄭州、武漢、成都、南寧、杭州等一系列會議，壓空氣，訂條例；親自出面，主動為l、d之流承擔責任。而毛澤東所有這一切糾正“五風”的努力，又都遭到了l、d之流的嚴重抵制和阻撓，致使毛澤東不得不更換中央新聞單位的主要負責人並個別做工作，不得不以黨中央主席的名義直接向生產小隊以上六級領導幹部寫信。可是，事情剛過，lsq就反污三年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卑鄙地把責任推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逝世後，在dxp之流的鼓勵、縱容、支持、包庇下，一小撮精英更是肆無忌憚地歪曲篡改偽造歷史，對毛澤東進行了全方位的攻擊和否定，其中三年困難時期更是黑暗中的黑暗時期，甚至聳人聽聞地編造了餓死3000萬人的謠言。黑白混淆，是非顛倒，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對於究竟誰是三年困難的製造者，不僅有歷史的證明，還有現實的印證。d氏篡權以後，口口聲聲說的是發展生產力，其實他們真正最關心的還是生產關係。他們心中的生產關係，其實就是以私有制為核心的舊中國的生產關係。大躍進時他們無限拔高生產關係，似乎一天就可以建成共產主義，是想從左的方面破壞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文革後，他們給毛澤東和“四人幫”栽了一頂帽子，叫做“窮過渡”。其實“窮過渡”正是三年困難時期l、d故伎的重演。最近有文章指出，文革期間的“窮過渡”仍然是d氏之流所為，很少染指經濟的“四人幫”並沒有提過或實行過這樣的口號。可見這又是從左的方面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次破壞，同時又是一次歷史的栽贓。當他們將文革鎮壓下去以後，他們再也不需要以左的面目出現來破壞社會主義公有制，於是乾脆亮出右的旗號，公開大搞私有化。三十年來，他們無時無刻不在高唱發展生產力，可是無時無刻不在做着私有化的工作，這也從一個方面印證了三年困難的製造者和今天大力推行私有化的正是一伙人。只要認真分析一下現在的許多現象，活脫脫就是三年困難時期的搞法。“洋躍進”、虛報浮誇、強迫命令，今天新生的資產階級對人民群眾的兇殘，無一不在三年困難時期找到歷史的影子。特別是當初多吃多占搞特殊化，今天已發展成為官吏隊伍的大規模腐敗。說他們製造了三年困難，是一點也不為過的。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成為了毛澤東發動文革，決心清除黨內資產階級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成為了文革中許多工人農民起來造反的一個重要原因，至少河南就是如此。

在三年困難的問題上，今天我們應當還毛澤東一個清白，還惡人一個真面目了。

2008.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