Ⅴ 西方裁判的國際拳台

對於當今人類，國際社會和國際關係變得比以往任何歷史時期都更為重要。但是令非西方國家無可奈何的是，國際社會的秩序一直都是由西方確立並且是在西方主導下的。早期是迫於西方國家船堅炮利，其他國家只能低頭認輸，現在則是因為全球經濟被西方把握着命脈，與其作對的國家難以承擔經濟上的代價。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閉關自守，無求於西方，可以不在乎國際社會對西藏的態度，你說你的，我做我的，誰也奈何不了。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則從實用主義出發，希望藉助西方實現自己的經濟起飛，所以從一開始，西藏就被當作一份禮物，按照迎合西方的思路進行“撥亂反正”。隨着中國與國際日益緊密的“接軌”，中國經濟對西方的依賴性越來越強。西方當然會不失時機地使用其制約中國的能力，西藏作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就成為西方經常對中國施加壓力的一個籌碼。

被毛澤東打出了西藏的達賴喇嘛，當時除了埋在錫金的一批財寶以外，再沒有任何資源。但是他必須保證跟隨他流亡的數萬藏人的生存，要使西藏文化能在海外延續，還要開展使西藏重獲自由的事業。對於這些目標，能不能獲得資源成了關鍵。而一個一無所有的流亡集團，只能從他人那裡獲得大部分資源 ──這實際上正是西藏流亡政府幾十年來的工作重心。物競天擇，在國際上化緣，必須懂得並且迎合國際標準與好惡，這個現實從一開始就迫使流亡藏人進行脫胎換骨，從徹底封閉轉為徹底開放，融入以西方規則為標準的國際社會。幾十年來不斷地與國際社會互動，流亡藏人已成功地樹立了自己的形象，達賴喇嘛成為精通國際事務的大師，他所代表的西藏也成為國際社會的寵兒。

鄧小平的中國開始按西方規則行事，使得達賴喇嘛獲得了更廣闊的施展空間。雙方開始接觸，並且一度禮尚往來，似入佳境。然而即使遊戲規則暫時被雙方認可，雙方目標的南轅北轍卻無法改變，結果使遊戲變成了拳擊。而在觀眾圍聚的國際拳台上，中共雖是勢力強大的一方，卻因為規則是西方的，並且由西方進行裁判，頻頻得分的倒是對西方規則遊刃有餘的達賴喇嘛。中共在拳台上步履蹣跚，破綻百出，不斷被動挨打，丟盡臉面。八十年代本是中共占領西藏以來最為“仁慈”的時期，結果卻是西藏動亂，民族矛盾激化，國際上指責中共的聲音越來越多，這使得中共最終得出“好心不得好報”結論。

而後，經過十幾年的經濟發展，中國形成了一個讓西方難以割捨的“大市場”，中共也因此獲得了反制西方的武器，與西方形成互相制約的關係，而不再只受西方的制約。反正西藏在它的手裡，反正各國政府和財團都不會為西藏放棄中國市場，於是一旦當它感覺按照西方規則玩不贏西藏的遊戲，它就乾脆不玩了。

它重新亮出鐵腕，它認為教訓告訴它，那是唯一能夠說明白問題的語言。

第十四章 西藏問題國際化

中國堅持把西藏作為中國內部的問題，既然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從官方角度認為西藏有獨立的根據，那麼有關西藏的一切問題都是中國自己的事，外人沒有插手的理由。然而讓北京惱怒的是，西方社會和輿論一直一面倒地支持達賴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處處譴責北京，把中共說得一無是處，把西藏視為中國之外的一個地方和一個與中國對等的問題。

西方為什麼對西藏情有獨衷？這一點不光是中共不能理解，主張與中國分離的維吾爾人和蒙古人也覺得倍受冷落。從他們的角度看，他們與西藏難道有什麼不同嗎？他們的土地也是被占領的，他們的人民也慘遭中國人的屠殺。西方的眼裡卻只有西藏，那到底是真正出於正義，還是更多地出於興趣，以及傳媒製造的時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