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名 父母送給子女的第一個重要禮物要算名字了，往往這個名字要伴隨一個人走完一生。父母在起名時通常會想到兩件事，一是避免起同名，誰都知道與皇帝同名在封建社會是要殺頭的，二是要有時代特徵和象徵意義。安大七八級同學的出身年代多在建國後自然災害之前這個區間內，叫“國”“華”的特多，像國富，錦國，國慶，光華，少華，文華；女生叫“華”的就更多了，像振華，國華，智華，麗華，向華,子華。可見父母對他們充滿憧憬，望他們早成棟梁，像新中國一樣蒸蒸日上繁榮富強。女生叫“華”是不是還有上海人“招娣”的意思。不管怎麼說名字會給人留下非常多的想象和分析空間。我見過用起名來比作愛的。 一九九六年我來到New Haven後，這裡的中國人一年比一年多，這裡的中國教會也隨之興旺起來。有一位香港來的女牧師，她年青漂亮，又對耶和華充滿着愛，因此吸引了不少人來聽她講道。有一天她問大家，香港有位父親，有四個兒子分別起名為“建中”“建華”“建民”“建國”，這是為什麼？她稍微停頓一下，環顧四周，接着大聲說，這位父親愛“中華民國”。當時全堂的年青人都笑了起來，女牧師也笑得滿臉緋紅，她接着說，神愛世人，就像這位父親愛他的四個兒子一樣愛我們，使我們不致滅亡，反得永生。我那天坐在教堂最後一排一個把角兒座位上遠遠地望着那位女牧師而陷入沉思，因為她哪裡知道中國大陸確實有因起名而發生的令人心酸的故事。 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也就是毛澤東發表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前一天，我被空軍領導機關作為“壞孩子王”送到蘭州軍區空軍黃河灘農場勞動鍛煉，同去的有三個孩子。這件事現在看來可能是天意，或者說因禍得福，因為隨着後來鋪天蓋地的上山下鄉運動，我的北京五十七中初中同學除個別當了兵外全部被發送到內蒙和東北插隊落戶，他們後來回到北京已經是十年後的事了。 當時黃河灘農場上上下下全部是犯過錯誤或有歷史問題但又不夠處理轉業的幹部或是調皮搗蛋的戰士。場長姓楊，一九三七年入伍，抗大四期學員，據他說是解放寧夏時違反了少數民族政策，強迫回民戰士吃豬肉，受到降職處分；我的指導員姓馬，叫馬本利，四三年入伍，解放後在西北養戰馬，也不知是叫人下了毒還是餵得過飽，突然死了幾匹，受到大過處分，從此以後他提“馬”就怕，我來的時候還是個連級幹部。當時我每天的工作同戰士一樣起早貪黑種花生和政治學習，除了不能與外界聯繫外，一切都還尚好。離我不遠，住着一位老伯，也在勞動鍛煉，可他的精神壓力可顯得比我大多了，因為我當時畢竟還是個未成年的孩子，換句話說是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經常問他，“你犯了什麼錯誤到這兒來？”他說他是國民黨起義人員，解放後一直在軍事院校任教，他有三個兒子分別起名為“建國”“建民”“建黨”，可哪裡想到這也犯了滔天大罪，有人分析說“建國建民建黨”不就是建國民黨嗎！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當作階級敵人抓了起來，每天批鬥不止直到如今。我說怎麼這麼巧兒？他說，是啊，兩個兒子生在解放前，那時叫國叫民，後來解放了，共產黨得天下，總想紀念一下，覺得叫“建共”“建產”不順口，•••。那兒子們現在在哪？由老伴兒帶他們回了四川老家，連分配都沒輪上。 轉眼一年過去了，空軍派機要局局長苗明傑來農場了解我的表現，再加上母親在北京拼命活動，終於同意我離開農場參軍了。那天，這位老伯聽說我要走，馬上從地里跑了過來，拍拍手上的土，然後緊緊握住我的手，好像想說些什麼，可又什麼都沒說。我後來猜想一是他希望我回北京能否幫他緩頰，二是他看到我的新生活就要開始，他又想起了他在鄉下的三個兒子。 文革時文字獄盛行，我親眼看到因一句話或一句口號說反了或喊錯了就當作反革命分子抓起來，而且比比皆是。從那時起我就有意識地鍛煉自己不說錯話，不寫錯文章。在後來的政治風雨中，雖經常碰到領導的小鞋或遇領導抓辮子，始終沒有出過什麼大事兒。在後來的“一打三反”，“林彪事件”，“批林批孔”,“反擊右傾反案風”，“批四人幫”，“兩個凡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八九年動亂”等這些稍有不慎就會斷送一生的政治運動中，我都是輕車熟路，順利過關。 《寫於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