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江青傳》第十四章“旗手”登基 參與起草《“五•一六”通知》 自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開國大典以來，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典禮，在天安門城樓上主持儀式的，總是北京市市長彭真。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這個“慣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門城樓上竟見不到彭真的身影！ 這意味着彭真遭到了“麻煩”。 彭真，果真遭到了“麻煩”：自從三月底毛澤東在杭州一連作了三次批評彭真、批判《二月提綱》的講話之後，四月一日，張春橋迅即寫出了《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匯報提綱〉的幾點意見》，給《提綱》羅列了三條“罪狀”，朝彭真開了一炮。 四月二日、五日，戚本禹以及關鋒、林傑那兩篇批《海瑞罷官》“要害”的、“被彭真壓了兩個半月”的文章，公開見報，對中共北京市委的壓力驟然增大 了。康生從北京打長途電話到陝西給正在那裡的鄧小平：“主席要你趕緊回北京，主持政治局會議，下達撤消《二月提綱》的通知。” 鄧小平坐飛機趕回北京，召集政治局會議。會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三月底在杭州跟他的三次談話。既然是毛澤東的意見，鄧小平只得照辦，叫列席會議的王力起草一個通知。 在中國，有兩個同名同姓的王力。其中一個王力，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學家。此王力不是彼王力，本名王光賓，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共。從事地下工作時， 化名“王犁”。一九四三年發表小說《晴天》時，署筆名“王力”，取“王犁”之諧音。由於“力”筆畫簡單，他竟從此以“王力”為名。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當 《紅旗》雜誌創刊時，王力擔任編委，從此進入中共中央的“秀才留”內。從一九六○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一九六三年起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副部長。 據王力接受筆者採訪時回憶①，由他起草的《通知》，最初是有一句話：“中央於二月十二日轉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消。” ①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起，本書作者曾多次訪問王力，請他回憶“文革”歷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這一《通知》，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見了，不高興，說道：“這不說明任何問題，沒講為什麼撤消。應當重新起草。” 毛澤東指定由陳伯達負責起草。陳伯達要王力一起寫。這樣，陳、王二人寫出了《通知》的二稿。政治局再度開會討論，彭真也在座。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文件！”彭真聽了，苦笑道：“那好吧，說就說個夠吧！” 修改後的《通知》，再送杭州。毛澤東見了，仍不滿意，以為太簡單。毛澤東提議，搞個文件起草小組，在上海再起草。毛澤東提名陳伯達為組長，小組成員 十人，即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四月十六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問題，決定 撤消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 也就在這一天，在上海，文件起草小組的成員們聚會於錦江飯店。組長陳伯達和組員康生去杭州開會了，小組便由江青主持。 這個小組所起草的文件，亦即《通知》。這不是一般的《通知》，卻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 剛剛完成《紀要》的江青，此刻居於異常顯要的地位。 起草小組每完成一稿，當即由張春橋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澤東。毛澤東親自修改。改畢，派人直送張春橋。此時，張春橋也成了顯要人物，人們笑稱他成了“秘書長”。 在起草小組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時，陳伯達、康生從杭州回來了。據王力回憶，這兩位“大秀才”居然“這以前他們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四月二十四日，在杭州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基本通過了《通知》草稿，決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有關負責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出現在這樣的中共高層、核心會議 上——儘管她連中央委員都不是！除了江青之外，張春橋、關鋒、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員。這些大“左”派們，以“文件起草小組”成員的身份，出席會議。江 青踏進會場，顯得趾高氣揚——因為二十八年前的“約法三章”，也正是由政治局作出的；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政治局擴大會議，不能不說是她的莫大的勝利。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卻沒有在會場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叵反覆復改定了《通知》，交會議通過就是了，用不着出席會議。主持會議的是劉少奇。他半個月前才從國外訪問歸來，對於急劇變化着的中國政局有點茫然。 會上唱主角的是兩個人：一是康生，向大會傳達了毛澤東跟他在杭州三次談話的內容，批判了彭真、陸定一；另一個則是“新星”張春橋，五月六日作了長篇發言，系統地介紹彭真、陸定一等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對抗文化革命路線”的情況。 彭真、陸定一成了會議攻擊的主要目標。加上已經遭到批判的羅瑞卿，還有為所謂“竊聽器事件”蒙冤的楊尚昆，變成了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遭到撻伐。 會內會外，火力交叉： 五月九日，《解放軍報》發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同時，《光明日報》發表關鋒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晴，辨別真偽》。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同時刊出姚文元的長文《評“三家村”》。與半年前那篇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大不相同的是，翌日全國各報刊（包括各省報）全都轉載了《評“三家村”》。 五月十一日，《紅旗》雜誌發表戚本禹的《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五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林傑的《揭破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歷史的車輪，終於滾到五月十六日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 《通知》。由於是在五月十六日通過的，也就被人們稱為《“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書，是進行“文革”的綱領。歷史學家已 經把《通知》的通過之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是，定為“文革”的開始之日。 主持會議的劉少奇，竟然並不知道《通知》中所說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指的就是他！ 《通知》中的這一段話，概括了進行“文革”的目標：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 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 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 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 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由於《“五•一六”通知》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此“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一詞也就從所有的報刊上消失了。 “文革”，為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最良好的機會。她再度成為活躍的演員，只是如今她活躍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這麼一段話： “撤消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這個新的“文化革命小組”，毛澤東指定陳伯達為組長，要陳伯達“組閣”。陳伯達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議名單，決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作為基礎，加以增刪。 原起草小組除陳伯達組長外，組員共十人：康生、江青、張春橋、關鋒、成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 內中陳亞丁換成了謝鏜忠，因為陳亞丁是總政文化部副部長，而謝鏜忠是部長。把陳亞丁列為組員，不列謝鏜忠，不合適；倘兩人都列入，則總政方面的人太多。因此，刪陳亞丁，加入謝鏜忠。 在組員之中，把康生列為顧問，江青、張春橋提為副組長。吳冷西被刪去。此外，增加王任重、劉志堅為副組長。增加劉志堅，是因為他參與了《紀要》的起 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除了因為王任重是省委書記中的“秀才”，寫了不少雜文（常以筆名“龔同文”發表），而且由於他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在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會上的講話，關於政治掛帥，頗受毛澤東重視，於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經中共中央批發下達全黨。 江青的目光，仔仔細細掃視着名單，發覺少了一員重要的“左”將——姚文元。雖然陳伯達瞧不起姚文元，說他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不過礙於江青的情面， 還是讓姚文元“添居末座”——按級別，按資歷，姚文元是最低最淺的一個。這一名單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同意，報毛澤東批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之下。現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通知你們。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博訊按：周恩來應該是組長之一） 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成員（四人）確定後，另行通知。 從此，江青有了一個重要的實職——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這個小組，通常被人們簡稱為“中央文革”。 在四個副組長之中，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上，並無“第一副組長”之稱。 據陳伯達對筆者說，有一次“中央文革”成員和群眾見面時，主持者逐一介紹，介紹到江青時說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由此也就傳了開來。 不過，她其實不只是“第一副組長”，連組長陳伯達都怕她三分。後來，她實際上成“中央文革”說一不二的組長。 四個大區的成員，增補如下： 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前任鄧拓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自殺），代表中共中央華北局； 鄭季翹，中共吉林省委文教書記，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 楊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書記，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 劉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部長，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這四人工作仍在原單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來北京，參與“中央文革”一些文件的起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達通知，全文只一句話： “中央決定陶鑄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特此通知。” 這樣，“中央文革”有了兩名顧問，陶鑄排名於康生之前。 這樣，“中央文革”成員，增至十八人。 據王力回憶： “‘中央文革’成立之初，既無機構，也無制度，向中央反映情況，陳伯達靠《光明日報》總編穆欣，穆欣靠《光明日報》的內部刊物。當時辦公地點在釣魚 台十四樓，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個地方（引者註：指王力、陳伯達最初起草《“五•一六”通知》。穆欣當辦公室主任，另有收發文件的機要秘書一人。” 最初的“中央文革”，是個真正的“小組”，常務機構不過一個組長、一個辦公室主任、一個秘書而已，何況組長、辦公室主任還是兼職的。 “中央文革”後來大大“膨脹”起來：機構膨脹、權力膨脹。那是在江青從南方回到北京之後。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陳伯達患肺炎，發燒至四十攝氏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一醫院。 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的通知》，正式稱江青為“第一副組長”。這一通知全文如下： “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待陳伯達病癒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權力已大大膨脹，“代理組長”已成為“實權組長” “中央文革”後來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這位“實權組長”手中的權力也就越來越大，躍為“中央首長”，成為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人物——雖然她的職務只是那麼個“小組”的“第一副組長”而已。此是後話。 毛澤東坐鎮杭州 《“五•一六”通知》下達之後，彭真被停職（三個月後被撤職），北京亂得像開了鍋： 五月十七日夜，鄧拓自殺。 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自殺。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榨、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在校內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 五月二十九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學生首先揭起“紅衛兵”之旗，聲稱“保衛毛主席”、“保衛紅色江山”。 毛澤東卻坐鎮杭州。 從一九六五年春開始，毛澤東不大在北京。他喜歡杭州，常住那裡。不過，他行蹤常變，難以料測：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他在長沙。此後回北京。四月二 十九日又來長沙，住二十三天。五月下旬，則興致勃勃，來到江西井岡山，寫下《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七月，當前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從海外歸來時，毛 澤東出現在北京，接見李宗仁。十一月，他巡視山東、安徽、江蘇。十二月上、中旬，他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來到了杭州……江青呢？來來 往往於北京、上海之間，也曾幾度去杭州。 毛澤東長時間不在報刊上露面。他在沉思着，在策劃着發動一場政治大風暴。風暴終於猛烈地襲擊着北京。這正是毛澤東所預期的。他坐鎮抗州，密切關注着北京的動向。 他天天看《人民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對於正在來臨的政治風暴，似乎缺乏應有的熱情。毛澤東日益不滿於《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其實，把吳冷西派往《人民日報》社，也是毛澤東決定的。 吳冷西記得，那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胡喬木忽然通知他，說是毛澤東召見。那時的吳冷西，是新華社社長。而《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是鄧拓。毛澤東 不滿於鄧拓編輯的《人民日報》。那時，一場政治大風暴——反右派鬥爭，正在興起。毛澤東調吳冷西進入《人民日報》，擔任總編輯，同時又兼新華社社長。實際 上，毛澤東以吳冷麵取代了鄧拓。一年多以後，鄧拓調離了《人民日報》社。 一晃，九個春秋飛逝。眼下，毛澤東對於吳冷西的不滿，相當於當年對於鄧拓的不滿。正因為這樣，吳冷西的大名從“中央文革”的組員名單中刪去。如今，發動“文革”，如同當年發動反右派一樣，《人民日報》必須改變“四平八穩”，“不冷不熱”的狀態。 鑑於毛澤東對《人民日報》、對吳冷西的不滿意，五月三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給毛澤東發去請示信： “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同志直接領導下，到報社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 信，當天就到了毛澤東手裡。 毛澤東當天作了批示：“同意這樣做”。① ①《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一架專機急急從北京直飛杭州。從飛機上下來康生和陳伯達，兩位“大秀才”給毛澤東帶來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專機又急急從杭州飛回北京。 五月三十一日，陳伯達帶領着臨時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伯達授意、改定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捅了出去——正巧，九年前，同樣是六月一日，毛澤東找吳冷西談話，派他去《人民日報》社。 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刊登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配發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人民日報》把“文革”之火點燃起來，北京一片混亂。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六月一日直飛杭州，請毛澤東儘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澤東搖頭。他“委託劉少奇、鄧小平相機處理運動問題”。劉少奇、鄧小平無奈，隨即又飛回北京。 北京城頭亂紛紛，毛澤東在杭州篤篤定定。六月十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越南主席胡志明，用這樣一番話透露了正在中國發動的政治風暴： “中國現在也出現了修正主義，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個獨立王國，誰也不能過問。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① ①《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江青呢？她五月份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外，她還出席全軍創作會議，看了六十八部國產的、與軍隊有關的影片。她居然說，內中好的只 有七部，即《南征北戰》、《平原游擊隊》、《戰鬥里成長》、《上甘嶺》、《地道戰》故事好，但線索粗了點。《分水嶺》，復員軍人還不夠突出。《海鷹》有點 小缺點，吉普車上吃蘋果，有點吉普女郎的勁頭，出征時唱“寧願出征不願在家盼斷腸”，是小資產階級情調。 對此外的六十一部，江青揮舞大棒，罵聲連連： 《獨立大隊》——毒草！整個是描寫土匪，宣揚了土匪，醜化了軍隊！ 《戰火中的青春》——宣傳個人英雄主義，排長軍閥主義，歪曲部隊生活，醜化軍隊形象！ 《哥倆好》——寫中間人物！充滿了低級趣味！ 《英雄虎膽》——美化特務阿蘭。跳搖擺舞一場是資產階級生活大展覽。 《戰上海》——是寫國民黨的戲，我們沒有一個英雄人物塑造出來，都是“麵條”。 《五更寒》——違背階級路 線，美化喬鳳（地主小老婆、破鞋）。充滿人性論。《革命家庭》——歪曲歷史事實，歌頌王明路線。 《聶耳》——為陽翰笙、田漢立傳，似乎上海地下黨是他們領導的，聶耳是他們培養的。 《花好月圓》——片名就沒有階級鬥爭！寫多角戀愛，太低級。 《五朵金花》——儘是吃喝談戀愛，情歌也很有問題。 《烈火中永生》——嚴重的問題是為重慶市委書記（叛徒）翻案。 《雷鋒》——影片中毛主席畫像不好，是政治性的錯誤。 《怒潮》——美化彭德懷、為彭德懷翻案。 《紅霞》——宣揚假投降、美人計。 《生活的浪花》——是暴露社會主義陰暗面的電影。 《人民的巨掌》——為反革命楊帆翻案。 《女籃五號》——沒有黨的領導，美化了資產階級小姐，宣揚階級調和，合二而一。 江青的幾句話，便把電影界說成一團漆黑。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之後，江青來到了上海，她跟張春橋一起，起草了《文化部為徹底乾淨摘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鬥爭的請示 報告》，稱文藝界有一條“又長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聲言要對文藝界“犁庭掃院”、“徹底清洗”。這個報告，於六月二十日由中共中央轉發全 黨。 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江青在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召開了“中央文革小組”會議。鬆散的“中央文革小組”，這時才正式召開會議…… 滴水洞裡的沉思 六月十八日下午四時光景，三輛小轎車、一輛大客車，忽地魚貫進入湖南韶山的一個山谷里。四周實行了嚴密的警戒，閒人莫入。 從車上下來身材偉岸的人物，一望而知是毛澤東。在“橫掃一切牛充蛇神”口號聲震天動地、“文革”之火席捲華夏之際，毛澤東居然來到故鄉的山間過着“隱居”生活！ 那個山谷，人稱“滴水洞”。其實，那只是因為附近有個小山洞，不論晴天或下雨，總在滴水，因此得名。後來，修水庫時，人們把這小山洞填掉了，可是仍習慣地稱那山谷為“滴水洞”。 滴水洞是由龍頭山（南）、黃峰山（北）、牛形山（西）三山環抱而成，山間樹木蓊鬱，夏日清風習習，是個避暑的好去處。 毛澤東對於滴水洞，懷有特殊的感情。他的祖居，原本就在這裡。後來，他的祖父同伯祖父分家，他的祖父遷往韶山沖上屋場安家——如今參觀者絡繹不絕的 毛澤東故居，便是上屋場毛澤東祖父的房子。毛澤東是在那裡出生的。上屋場離滴水洞大約四公里。毛澤東小時候在這兒放過牛、砍過柴、割過草。他到外婆家，要 打這兒經過。他的祖父、祖母的墓，也建在這裡後山的虎歇坪上。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回到闊別三十二年的故鄉，路過滴水洞口，曾對陪同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說：“小舟，你們省里研究一下，在這個山溝里，修幾間茅屋子。省里開個會，其他領導同志來，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毛澤東一言九鼎。中共湖南省委籌劃着在滴水洞為毛澤東建別墅。此事嚴格保密，稱“二○三工程”。毛澤東所說是“修幾間茅屋子”，下邊一執行就大大加 碼，撥款一億元，興建了三棟樓：一號樓是毛澤東專用樓；二號樓是兩層客房，有二十四間，供陪同毛澤東來的負責人居住；三號樓則有好幾層，供隨行的警衛人員 居住。另外，還修建了韶山通往滴水洞的柏油馬路。 這個“二○三工程”從一九六○年動工，到一九六二年完工，便時時恭候毛澤東的光臨。 足足等了四年，這才終於等來了毛澤東，他於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離開杭州，十六日到達長沙，十七日到達滴水洞。 陪同毛澤東此行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公安部副部長、八三四一部隊政委汪東興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柯①。張耀詞是江西瑞金 沙洲壩人，當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就設在沙洲壩，毛澤東是政府主席，而張耀飼則在政府門口站崗……他的名字，在“文革”中常被寫成“張耀 詞”，據他告訴筆者，那是江青給他改的，據云“光宗耀祠”乃是“封建意識”。如今，他仍用原名。 ①本書作者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在成都採訪張耀祠。 毛澤東下榻於一號樓。那是一幢灰頂青瓦白牆的小樓。跟毛澤東的臥室相通，有一套完全一樣的房間，只不過衛生間裡的澡盆不是白色而是紫紅色的，據云那 是設計者們為江青．準備的。江青卻沒有來，內中的原因不知是毛澤東不讓她來（一九七四年毛澤東在長沙，江青到長沙，後曾希望去滴水洞，毛澤東勸她道“你不 要去”②），也不知還是江青忌諱到了韶山，當地人總要提起楊開慧。 ②《花地》，一九八九年五期，金振林，《毛澤東隱蹤之謎》。毛澤東對江青說：“你不要去，你去了，那裡不得安靜。那是我要去住的地方。” 在滴水洞，照料毛澤東起居的，是兩位女服務員郭國群、張玉鳳和一位男服務員小周。郭國群二十三歲，湖南邵陽人。是湖南省委接待處的，從長沙來此照料毛澤東。小周是毛澤東的理髮師，也兼生活照料。張玉鳳則是毛澤東專列上的服務員，隨毛澤東來此。 張玉鳳二十二歲，能夠成為毛澤東專列上的服務員，純屬偶然。她出生在東北牡丹江清貧之家，父親是個小商人，家中有八個子女，張玉鳳排行第四。十四歲那年，由於家中困難，無法供她上學，正遇上鐵路局招工，就去試試看，考上了。於是，她成為鐵路客運列車的列車員。 一九六○年冬，鐵道部要調一批列車員到專列上當服務員，十六歲的張玉鳳被選上。這樣，她被調進北京。這時的她，還不知道“專列”是怎麼回事。 上了專列，她才明白那是首長和外國國家元首乘坐的專門列車。這時的她，每月工資不過三十二元而已。先是在別的專列上工作。沒多久，她被調往毛澤東專 列上工作。起初，她簡直不敢相信，毛澤東會坐在這趟列車上。直至專列抵達蚌埠，毛澤東跟專列上所有工作人員合影留念，她才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 張玉鳳肯吃苦，工作認真細緻。她在毛澤東的專列上工作了兩年之後，一天，汪東興帶她去見毛澤東，這是她頭一回跟毛澤東交談。她的心中頗為緊張。 一見面，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字，幾歲。汪東興見她神情緊張，就代她作了回答。毛澤東又問，她的名字三個字怎麼寫。說着，拿起鉛筆和紙，讓她寫下來。張玉鳳怕自己的字寫不好，就答道：“弓長張，玉石的玉，鳳凰的鳳。”毛澤東手中正拿着筆和紙，就隨手記下了她的名字。 頭一回的交談，沒幾句，就結束了。 張玉鳳走後，汪東興發覺那張寫了“張玉鳳”三個字的紙上，一連寫了好幾個“張玉鳳”。汪東興便徵求毛澤東的意見，可否把張玉鳳調至毛澤東的車廂當服 務員。毛澤東點了點頭。這樣，張玉鳳便來到毛澤東身邊，在專列上照料毛澤東的生活。與張玉鳳同時調至毛澤東車廂的，還有一位老大姐。 這一回，毛澤東離開專列，進入滴水洞，需人照料，也就命張玉鳳隨行。據云，汪東興考慮到毛澤東到滴水洞，必定要去附近的韶山水庫游泳，而張玉鳳水性甚好，也是要張玉鳳同行的緣由之一。 毛澤東在滴水洞裡，一住便是十一天。他在這幽靜的山谷里深思着。每天，一架專機往返於北京——長沙之間，給毛澤東遞送着北京最新信息。 就在滴水洞裡，毛澤東寫就一封文字隱晦、含意深沉的長信。只要翻看一下《毛澤東書信選集》，便可知道毛澤東在解放後諸事冗雜的情況下，信件差不多成了“電報式”，百把字，二、三百字一封，而此信竟長達近兩千字！ 毛澤東此信，是寫給江青的。他在滴水洞中寫好初稿後，便裝入信封，要秘書妥為保管——他沒有馬上發出…… 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不尋常的長信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澤東要離開滴水洞了。臨走之際，他依依不捨。 “好幾位領導同志要陪同毛主席下山，幾次說：主席，走吧！要上轎車時，毛主席忽然又轉過身來往回走，步子邁得很大，很緩，邊走邊用韶山鄉音低低地念 叨：‘我還不想走吶，我還要再往一夜吶！’回到樓內的辦公室，七十三歲高齡的毛主席獨自坐在寫字檯前，默默抽煙，凝神沉思……足足四十五分鐘之後，只見他 老人家緩緩站起來，喃喃說道：‘還是走吧，我也身不由己吶！’”① ①趙景雲，《靈秀聚鍾人莫識—一韶山滴水洞印象》，《文藝報》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二日。 毛澤東的專列，由長沙駛向武漢。他在那裡公開露面，接見了尼泊爾王國比蘭德拉•沙阿王太子，又接見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代表和觀察員。 在武漢的那些日子裡，毛澤東接到江青六月二十九日從上海發來的信。他把在滴水洞裡寫就的草槁，加以修改，補寫了前面幾句，於七月八日發給江青。 這是一封不平常的信。它的重要性，不亞於《“五•一六”通知》。它是毛澤東一篇內涵廣泛而又深刻的著作，是關於“文革”的重要著作。可是，它卻不像 他的別的著作那樣容易理解，容易讀懂。大抵是由於內中許多思緒還不能公之於眾，甚至還不能告知政治局的委員們，而他又以為這些在滴水洞中沉思的結果應當寫 下來，留存下來。思之再三，最恰當的形式，便是以寫給妻子的信的形式來表達——這是一封具有“政治遺囑”性質的信。 鑑於此函是極為重要的文獻，又鮮見於書刊，現全文照錄於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志（引者註：指魏文伯、陳丕顯）的意見在那裡（引者註：指上海）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引 者註：指前文已提及的尼泊爾王國王太子和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代表、觀察員），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引者註：指杭州）以後，在西方的 一個山洞（引者註：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稱“西方”）里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引者註：指武漢），已有十天了。 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 話（引者註：指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長篇講話，大念“政變經”，講述了古今中外各種政變，又稱頌毛澤東的個人“天才”，說毛澤東的 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等等），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 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引者註：指《毛澤東選集》），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 夸。我是被他們追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 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堅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 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 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 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 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引者註：“五月會議”指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 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 （引者註：此處指共產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 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 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 是這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 動，以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麼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 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霉了。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 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學校，收羅了一大批反 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 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 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 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士。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 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也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 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久不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毛澤東 七月八日① ①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 毛澤東此信，從論二十世紀中國的過去，評述眼下中國的“左派”、“右派”和“中間派”，又預言他死後的中國的未來。這是一篇道出了“毛澤東戰略”的不尋常的信。他把這一切寫給江青的信中，既表明了他當時對江青是充分信賴的，又表明了他可信賴的人已不多了。 毛澤東寫罷給江青的信，曾在武漢給周恩來和王任重看過。這表明毛澤東對周恩來、對王任重是信任的。毛澤東多次來武漢，向來只通知王任重一人。毛澤東 行動機密，路過一些省、市時，往往不喜歡當地首長迎送。王任重例外，每一回毛澤東路過武漢，總是告知王任重，他前去迎接或歡送。 周恩來閱畢，向毛澤東提出重要建議：此信可否給林彪看一下？因為此信中尖銳地批評了“我的朋友”林彪。周恩來想藉助毛澤東此信，提醒一下林彪，不要“吹”得太過分。 毛澤東同意了。 此信曾使林彪吃了一驚。閱後，當即向毛澤東表示悔悟之意。 鑑於林彪已有所表示，何況林彪正在成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毛澤東下令銷毀了此信原件。 不過，此信保留了一份抄件。 在林彪倒台之後，一九七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此信作為會議主要文件印發，於是才為世人所知。 點火於北京高校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刊載“特大喜訊”，還配發了社論。其實，這“喜訊”發生在十天前——七月十六日，毛澤東在武漢暢遊長江。全國各報也都刊載這一“特大喜訊”。 在新華社所發的通訊《毛主席暢遊長江》，透露了毛澤東遊泳時所講的話：“長江，別人都說很大，其實，大，並不可怕。美帝國主義不是很大嗎？我們頂了他一下，也沒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東西，其實並不可怕。”① ①《毛主席暢遊長江》，《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長江水深流急，可以鍛煉身體，可以鍛煉意志。”② ②《毛主席暢遊長江》，《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這篇報道，給人造成的假象，似乎毛澤東仍在外地，仍在武漢。 其實，毛澤東在七月十八日晚，已經回到了北京。 正焦頭爛額的劉少奇，聞訊急急趕去，卻被秘書擋駕——因為康生和陳伯達搶先一步，已在那裡向毛澤東訴說劉少奇如何向各大學派工作組，阻止學生們起來造反。 翌日，毛澤東才開始聽取劉少奇的匯報，因為毛澤東不在北京期間，中央日常工作是由劉少奇主持的。 聽了劉少奇的匯報，毛澤東面露不悅之色，說了一番不悅之言： “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人鎮壓學生運動。誰才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③ ③《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來又蓋起來，這種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條條打個稀巴爛，給群眾走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④ ④《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澤東一席嚴厲的批評，註定了劉少奇倒台的命運。 緊接着，兩天之後，江青從上海趕回北京。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藝界大會上，說及了自己回京一事：“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的。原來應該休 息幾天，但是聽了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們的意見，我就報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達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報， 傾聽革命師生的意見。事實同那些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持派工作隊的人所說的完全相反……” 那陣子，江青頻頻前往北京大學，“點火於基層”。她在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就和陳伯達等“中央文革”的“秀才”們出現在北京大學。 最初，她的話不多，口氣也還算不大。她七月二十二日首次在北京大學發表講話，不過這麼幾句： 黨中央萬歲！北大革命同學萬歲！ 我也沒有多少話要講，因為我對情況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來看看你們，聽聽你們的意見，看看你們的大字報，因為情況不清楚，也沒有什麼話好講，是不是請伯達同志講講。 七月二十三日，江青二赴北大，話也不多，還算“謙虛” 革命同學們： 我和陳伯達同志是來做小學生的，我和他一塊來聽同志們的意見，看一看你們的大字報。這樣我們可以多懂得事，少犯點錯誤，跟同志們一塊來搞文化大革 命。我們是一塊的，不是脫離你們，你們什麼時候有意見叫我們來，我們立即來。現在我們了解還不夠，還提不出什麼具體意見。總之，一片大好形勢，你們的革命 熱情是好的，幹勁是好的，我們都站在你們革命派一邊。革命是大熔爐，最能鍛煉人。革命派跟我們在一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我們站在革命派一邊。…… 我們一定把同志們的革命熱情、革命幹勁帶給毛主席。 翌日——七月二十四日，江青率“中央文革”出現在北京廣播學院。這一回，她的調子明顯地比前兩日提高，聲言“我要來放火”了： 我們的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同志，曾到你們這裡來講過話。我剛從上海回來，我完全同意他們兩位的意見。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也同意，他們說是你 們的學生，向你們學習，你們的革命熱情是很好的，熱情應該鼓起來，不應該潑冷水。我代表毛主席問候你們！毛主席很關心你們的革命事業。你們堅決站在無產階 級立場上，進行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也許你們很關心他的身體，他的身體很健康。你們的情況還要繼續了解，要向你們學習。……你們的大門關得緊緊的，門口貼 着條子：“XX不准進來！”比中南海還緊。我要來放火，我要提出抗議！如果你們不改，我就把你們的門塗成黑門！ 也就在這一天，在北京廣播學院，“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當眾把江青大大地吹了一番。這番話，迅速被印成傳單、抄成大字報，為“樹”江青起了不小的作用。當他用令人難以聽懂的閩南“普通話”講話時，由王力擔任他的“翻譯”。現從當年的傳單上，抄錄陳伯達的話如下： 最後講一講，誹謗中央負責同志的要駁斥，今天遂的一個條子，就是誹謗江青同志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變後參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鬥爭歷史。江青同志是我黨的好黨員，為黨做了很多工 作，從不拋頭露面，全心全意地為黨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戰友，很多敵人都誹謗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變後在天津入黨（引者註：應為在青島入黨）。我 認識介紹江青同志入黨的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劇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開端，外國人也承認這一點。好人讚揚這一點，壞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而京劇革命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創者。 京劇改革前，我到劇院去看，很少人去看戲。京劇改革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要買票定座了，很久很久才能看到，都是滿滿的，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很大變化，是開端。不要小看這個開端，這個改革與每個人的生活都有關係，生活在北京的人，每個人都要看戲吧。 京劇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改革問題，京劇改革引起了對三十年代文藝路線的批判，這就引起了要檢查我們的文藝路線是否執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 的講話》的指示，執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路線？是執行了無產階級文藝路線，還是執行資產階級文藝路線？革命是經常從一個地方打開缺口的，現在文化革命是 從京劇改革打開缺口的，包括我在內都感激江青同志。 這個條子使我想起了歷史上所有革命者沒有不受誹謗的，不受迫害的，你們不是有一百多人受迫害，被當成反革命壓制了自由，受了圍攻嗎？一個革命者就是要在這種圍攻中站得住。 剛才遞條子是揭露誹謗的，可見有人在這裡散布流言蜚語，散布誹謗，要警惕！追溯起來，《紀要》中林彪那幾句話，可算是第一次“樹”江青，但也只是說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陳伯達這番話，對江青作了全面的歌頌，為江青上台吹響了喇叭。 “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來” 江青這人，在露“崢嶸”之際，也往往露“真容“。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她在北京大學露“真容”，曾使聽眾一片譁然。 那是前一日——七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接見“中央文革”全體成員，尖銳地指出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統統驅逐之”！ 仿佛持“尚方寶劍”，江青在二十六日晚率“中央文革”成員們前往北京大學，萬名師生聚集於大操場，“聆聽”着他們的演說。會議的主旨，在於批判那“ 起壞作用、阻礙運動”的北京大學工作組。這個工作組是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時，於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派出的，以張承先為首，代行中共北京大學 黨委的職權——因為在聶元祥等七人的大字報上了《人民日報》之後，原本以陸平、彭佩云為正、副書記的中共北大黨委也就垮台了。 才過了五十多天，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又陷入了陸平、彭佩雲一樣的困境！陳伯達、康生的講話，清算了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的種種錯誤。江青在一片“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聲中，侃侃而談，嚴厲批判張承先，批判工作組。 漸漸地，江青激動起來，也就說走了嘴。 江青忽地說起了自己家裡的事。據當時的傳單所載： “再看看張承先的幹部路線，在領導核心中有一個張少華，是中文系五年級學生，她的母親張文秋是一個全國通緝的政治騙子，她自己說她是毛主席的兒媳婦，我們根本不承認！” 江青一言既出，舉座萬人皆驚！ 張文秋何許人？怎麼她是“政治騙子”？ 張少華又是何許人？怎麼“自己說她是毛主席的兒媳婦”？ 其實，張文秋是毛澤東的親家，她的長女即毛岸英之妻劉松林（劉思齊）；次女即張少華，毛澤東的次於毛岸青之妻。 劉松林與張少華，是同母異父的姐妹。 張文秋，湖北京山縣人氏，本名張國蘭，號文秋。一九二六年她加入中共時，便在武漢結識毛澤東。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張文秋和劉謙初在武漢結婚。劉謙初也是中共黨員。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劉謙初死於國民黨刑場。張文秋不久產下遺腹女，即劉思齊——劉謙初曾就讀於齊魯大學，所以預先給孩子取了此名。 劉思齊後來改名劉松林。 一九三七年冬，張文秋在延安再婚，男方是彭德懷部將陳振亞。翌年秋，生一女，從母姓，取名張少華，後來改名邵華。 張文秋頗為不幸，新婚才一年多，陳振亞遇害於新疆迪化。張文秋又生下一遺腹女，取名張少林。 美國《法蘭克福日報》女記者史沫特萊在三十年代曾採訪過張文秋，那時張文秋化名珊飛。史沫特萊在所著《中國人民的命運》一書中，其中有一節《共產黨員柵飛》，寫的便是張文秋。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劉松林跟毛岸英結婚，從此張文秋成了毛澤東的親家。可是，沒多久，毛岸英走上朝鮮戰場。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岸英被美軍轟炸機炸死於朝鮮。 十年之後，張少華跟毛岸青相戀的消息，傳人江青的耳朵，江青大為不快。幾年前，江青曾為《蝶戀花•答李淑一》一詞，跟毛澤東大鬧一番。眼下，又擔心張少華跟毛岸青相戀，加強了家中“楊家將”的勢力。對待丈夫的前妻子女，江青沒有王光美那樣的胸懷。 無奈，毛澤東贊成這一婚事。知道劉松林要帶着妹妹到大連看望病中的毛岸青，毛澤東寫了一信託她們帶去： 岸青我兒： 前復一封信，諒收到了。甚念。聽說你的病體好了很多，極為高興。仍要聽大夫同志和幫助你的其他同志們的意見，好生靜養，以求痊癒。千萬不要性急。你 的嫂嫂思齊和她的妹妹少華來看你，她們十分關心你的病情，你應好好接待她們。聽說你同少華通了許多信，是不是？你們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華是個好孩子， 你可以好好同她談一談。有信，交思齊、少華帶回。以後時時如此，不要別人轉。此外嬌嬌也可以轉。對於幫助你的大連市委同志，醫療組的各位同志們一定要表示 謝意，他們對你很關懷的，很盡力的。此信給他們看一看，我向他們表示衷誠的謝意。祝愉快！父親① ①彬子編，《毛澤東的感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毛澤東的信，表明了他對岸青、少華婚事的首肯，江青也就不便再從中作梗。就在毛澤東寫此信之後，毛岸青和張少華在大連結婚。張文秋也就成了毛澤東的 “雙倍”的親家！毛澤東見到張文秋的三女兒張少林曾笑道：“可惜我沒有三個兒子，沒法讓你成為我的媳婦，你就當我的乾女兒吧！” 張少華和妹妹張少林，雙雙就讀於北京大學，一個在中文系，一個西語系。“文革”開始後，張少華曾在一張保張承先的大字報上簽了名。江青得知後，笑道：“哈哈，你倒楣的日子到了！” 江青心中的積怨迸發了！正因為這樣，她在北大的萬人大會上，點了張少華的名，點了張文秋的名。 在外人看來，江青把家庭內部的矛盾，把“婆媳”之間的矛盾，當眾捅了出來，簡直不可理解； 在江青說來，她早已恨透張家母女，此時此際藉機發泄，倒是完全符合“邏輯”！江青說“根本不承認”張少華是“毛主席的兒媳婦”。在當年的傳單上，還有下面一段文字： “在這當中江青同志講了過程，講時非常激動，流了淚，我們未記清，大意是：主席有個兒子，得神經分裂症，讓大夫護士看，後來張少華去了，把護士趕走，沒有一點兒人道主義，就和他結婚，出來說是毛主席的兒媳婦。” 其實，毛澤東那封給毛岸青的信，最清楚地說明了事實的真相。 江青既然“不承認”張少華是“毛主席的兒媳婦”，於是張文秋說自己是毛澤東的親家也就成了“政治騙子”！ 筆者訪問了劉松林①，她回憶道： ①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十七日及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多次採訪劉松林。 “江青在北大萬人大會上放了炮，我們家就倒楣了！ “少華和少林，連夜騎着自行車出走。少華被說成是‘鑽進毛主席家中的壞分子’！ “北大貼出許多批判我母親和少華的大字報。母親沒辦法，只得帶着我兩個妹妹，在北京流浪，借住在老戰友家，躲避一下風頭。” “我母親是董老（引者註：指董必武）的學生。董老說，少華怎麼會成了‘主席家中的壞分子’？這是江青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來了！我實在無法容忍。我給主席寫了一封信。主席知道了，保護了我母親和少華，這才避免了大災難……”” 紮營釣魚臺 江青的轎車，進出於北京西郊。 “中央文革”大員們的轎車，也進出於北京西郊。 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淵潭附近風景秀麗的釣魚臺，被江青看中，“中央文革”在那裡安營紮寨了。 “金主鑾輿幾度來，釣魚高欲比金台。”八百年前，金代章宗皇帝看中此地，前來垂釣，開始在此建園林，人稱“釣魚臺”。元初，宰相廉希寵在此建了別墅“萬柳堂”。 清朝時，乾隆皇帝在此興建了行宮，挖了人工湖，從此釣魚臺成了北京十大園林之一。就連慈禧太后，也來此垂釣。 一九五八年，釣魚臺大興土木，其規模超過了此前的任何朝代。那是因為此處被選定為國賓館，以高標準建造了十六幢別墅式的新樓，以接待外國貴賓——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大慶即將來臨，大批國家元首要前來北京…… 不料，在國賓館落成之後，這裡卻變得冷落，並沒有出現貴賓如雲的景象。那是因為中蘇兩黨的關係日益尖銳，而當時中美又未曾建交，中國跟西方的關係也 冷漠。此後，這裡的常住貴館，只有柬埔寨那位一時回不了自己祖國的西哈努克親王。直至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訪華，住進此地六號樓。不久，美國總統尼克松、 日本國總理大臣田中角榮，以及後來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美國總統布什、蘇聯元首戈爾巴喬夫住進此地，國賓館才變得熱鬧起來，才變得名副其實。 就在釣魚臺的冷落的日子裡，江青看中了這豪華、幽雅、秀麗的國賓館。“中央文革”先是“進駐”此地的十四號樓，作為辦公樓，陳伯達住在那裡。江青看 中了乳白色的十一號樓，住了進來，享受着國賓的待遇。從此，江青的代號為“十一樓”。康生也占了一座樓。後來，張春橋、姚文元也來此“占樓為王”。這樣“ 中央文革”占領了釣魚臺南半部的五座樓，形成一個“獨立王國”。一時間，“釣魚臺”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稱。一時間，釣魚臺和中南海、毛家灣，成了中國政 局的“三角中心”。 “中央文革”原本是個鬆散的組織。這時，江青把“中央文革”“捏攏”了，變成了掌握實權、大權的組織。關鋒、戚本禹也遷進釣魚臺。江青差不多天天在釣魚臺十六號樓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 在江青的操縱下，“中央文革”這麼個“小組”，一下子膨脹起來。她從軍隊裡調來團以上幹部一百多人，以“記者”名義派往全國各地，搜集各地動態，出版《快報》。這樣，江青的“觸角”便遍及全國，再不是最初的只有機要秘書一人的狀態。 “中央文革”的辦公室主任易人。本來的主任是穆欣。穆欣本名杜萊米，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曾任《晉綏日報》採訪部主任。解放後，任新華社雲南分社社 長、中共中央黨校新聞教研室主任，《光明日報》社黨組書記兼總編輯。“文革”之火，燒到了這位《光明日報》總編輯頭上。另外，據王力回憶，穆欣倒台的原因 之一是有人密告江青，穆欣在“文革”前曾說過江青有精神病。江青改為任命王力擔任“中央文革”辦公室主任。後來，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由《解放軍報》社宋 瓊接替王力。兩個月後，宋瓊被打倒，辦公室改為辦事組，由馬列研究院的王光寧任組長。 “中央文革”本是個“小組”。江青在這“小組”之下，又設“文藝組”、“宣傳組”、“組織組”等等，分管各口，那勢頭是要把正在受到猛烈衝擊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權力步步取代過來。 “中央文革”成了“江記班子”。 陳伯達雖然名義上是組長，實際權力已落入江青這位第一副組長手中。江青坐鎮釣魚臺之後，很快就顯示了她對中國政治的巨大影響力……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江青不是中共中央委員，但她以“中央文革”副組長身份出席了會議。這是一次重要的會議。 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亦即“十六條”（初稿為“十五條”，劉志堅提出對軍隊的“文革”應列一條，於是成了“十六條”）。 會上印發了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稱讚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毛澤東尖銳批評了自六 月上旬起派工作組以來的“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打下去”，“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①”毛澤東雖然沒有點名，誰都明白，他所“炮打”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 ①《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劉少奇本是中共黨內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人物”，此時成了毛澤東所稱的“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毛澤東所寫的《炮打司令 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寫的。最初，他寫在一份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的《北京日報》上。那天的《北京日報》頭版，轉載了《人民日報》 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毛澤東隨手在社論左邊的空白處，寫了那張“大字報”（其實是“小字報”），無標題，末尾署“八月五日”。後來由毛澤東秘書徐業 夫謄抄，毛澤東又作了若干修改，加上了標題。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並沒有以大字報形式張貼，而是作為會議文件印發。這一“炮”，震垮了劉少奇的“第二號人物”的地位。 劉少奇不再是“第二號人物”，林彪取代了他。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單重新排列。 最初的名單是：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劉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江青不滿意於這張名單。儘管她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她找了林彪，要把鄧小平的名字往後推，改成了：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江青又一次不滿意於這張名單。她說：“‘老夫子’陳伯達壓不住鄧小平，把陶鑄提上來！” 這樣，當政治局常委名單公開見報時，又一次變化了：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這張政治局常委名單順序的一改再改，顯示了江青的影響力。她，簡直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成了凌駕於常委之上的“影子常委”！ “旗手”的登基典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對於江青來說，是永遠難忘的。北京，人民大會堂里人聲鼎沸，那“戰鬥”的歌聲此伏彼起，紅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語錄》在人群中揮舞着。 兩萬多人把人民大會堂擠得水泄不通，內中有不少人特地從外地趕來。 “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在這裡舉行。台下的濟濟人頭，是江青“統率”的“文藝大軍”。這次大會，是江青作為“文藝革命的旗手”的登基典禮。 在萬眾歡呼聲中，江青躊躇滿志地出現在主席台上。 大會由陳伯達主持。 陳伯達發表演說，稱頌江青的貢獻。 “……給京劇、芭蕾舞劇、交響音樂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內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變了。革命的現代劇，到處出現在我們的舞台 上。這種無產階級新文藝空前地吸引了廣大群眾。但是，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卻咒罵它，恨死它。不為別的，就是因為這種新文藝的作用，將大大加 強我國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將大大加強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我在這裡想說，堅持這種文藝革命的方針，而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 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貢獻的。” 江青接着作長篇講話。她追述了自己如何在養病中發現《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如何去“爭取到批評的權利”，然後“才想到要改”，即進行所謂“京劇革命”。 江青在談及北京京劇一團時，點了一連串的名： “至於你們團內某些負責人，他們貫徹執行了舊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同彭真、劉仁、鄭天翔、萬里、鄧拓、陳克寒、李琪、趙鼎新以及陸定一、 周揚、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於相互勾結，陰一套，陽一套，軟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壞京劇改革，兩面三刀，進行了種種阻撓破壞活動，玩弄 了許多惡劣的手段，打擊你們，也打擊我們。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互相勾結，對黨、對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須徹底揭發，徹底批判。……” 在這裡，江青第一次把“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聯繫在一起，稱之為“三舊”。在她的講話之後，一下子便在全國掀起批“三舊”的高潮。 江青聲稱： “緊跟一頭，那就是毛澤東思想；緊追另一頭，那就是革命小將的勇敢精神，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 江青在講話中提及：“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魯迅曾經是領導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此言一出，她手下那班抬轎子、吹喇叭的人物，也就加以“延伸”，把她加封為“領導無產階級文藝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的“旗手”之冠，便是這麼來的。 在大會上，謝鏜忠宣布：經中共中央軍委研究決定，江青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 謝鏜忠還宣布： “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指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決定，將北京市京劇一團（包括北京戲劇專科學校參加國慶演出的紅衛兵演出隊）、中國京劇院（包括 中國戲曲學校參加國慶演出的紅衛兵演出隊）、中央樂團、中央歌劇舞劇院的芭蕾舞劇團及其樂隊，劃歸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制，列入部隊序列。” 在這次大會之後，江青的“旗手”之譽“鵲起”。吹吹拍拍者，把“六十年代的江青”跟“三十年代的魯迅”相提並論。遍於中國大街小巷的宣傳畫，畫着江 青高舉一面紅色大旗“闊步前進”，她的身後跟着手提紅燈的李玉和、手持駁殼槍的郭建光、穿着皮大衣的楊子榮、揮舞大刀的瓊花，穿着藍色工作服圍了白毛巾的 方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