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燦如繁星的中國農民起義首領中，最具爭議的一位要數張獻忠。有的說他是“惡魔”，殺光了四川人；有的說他是英雄，只殺貪官紳糧不殺百姓……雖然1980年四川社會科學院召集全國有關歷史學家為張獻忠正了名，然而囿於傳播力度的局限，至今那些負面的輿論仍舊蔓延着，模糊着人們對“湖廣填四川”背景的認識…… 作惡者在地獄裡竊笑，無辜者在黃泉中喊冤，歷史等待着給它一個公正的結論。 我們再不能人云亦云，信口雌黃了！ 張獻忠生於1606年，陝西延安人，出生貧賤。當個捕快、邊兵。崇禎三年，率領米脂縣十八寨窮人舉起義旗，綽號八大王。他在焚燒皇陵，摧毀封建統治的血雨中一路殺來，同李自成分兵兩路（一個往東北，一個向西南），徹底埋葬了朱氏王朝。張獻忠在成都建立了歷時兩年多的農民政權——大西國。1646年底，清軍鐵蹄突破川北朝天關，由於叛徒劉進忠的出賣，張獻忠飲恨死於西充鳳凰山。其義子李定國繼承遺願，帶領大西軍誓死抗清，又血戰了十六年，直至馬革裹屍。 張獻忠創造了中國三個第一： 張獻忠是中國歷代農民起義中，唯一一個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卻高舉“只殺貪官，不犯順民”旗幟的最血腥且具平民性的農民英雄！ “張獻忠陷重慶，瑞王遇害，舊院陳士奇拷死，紳弁俱殲,”；“衣冠死者甚眾”；張獻忠“陷成都，蜀王闔宮被難。巡撫龍文光暨道各官，皆死之。檄諸紳於成都，皆見殺。”“搜求仕官，尤為殘酷。”…… 而張獻忠對百姓，則是所到之處，將官府豪紳所“霸占土地，查還小民”，還宣布“邊郡新附，免其租賦三年”。難怪張獻忠能喚起六十萬大軍殺向四川，所向披靡，並在數月之內搗毀明府，建立大西國！這緣於“得道者多助”！ 張獻忠的父親死於內江紳糧陷害，嫂嫂尋短於鍾氏官紳家的強暴，家鄉的落魄秀才慨嘆人世間的不平，向他道出了“天損有餘補不足，人劫不足富有餘。惡！惡！惡！惡！惡！惡！惡！”的積怨，從而引發了張獻忠驚世駭俗的“七殺碑”—— “天賜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 張獻忠恨不得殺盡天下壓迫者。 張獻忠鐵血疆場二十年，九處刀傷，幾死幾生，他是一切權貴一切為富不仁者的死對頭；他是一切貧賤者嚮往自由嚮往富裕的一面旗幟！ 張獻忠是歷代封建統治者恨得最深、罵得最到位的最大蒙冤者。 不難想象，歷代統治者永遠不會將那些敢於向他們造反並雙手沾滿血跡的“劊子手”視為英雄。 清朝的“文字獄”，自康熙五十年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歷時了一百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懾於法令的殘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張獻忠的真實史料，因而那些能證實張獻忠生平的翔實材料均被統治者收繳殆盡，淹沒篡塗。那個把張獻忠視為“惡魔”“逆賊”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明史.張獻忠傳》，就是在幾任清帝的授意下根據《綏寇紀略》的史料炮製的——而《綏寇紀略》的作者吳偉業是當過成都知縣又因罪被張獻忠所殺的吳繼善的本家。人們便不難理解《明史.張獻忠傳》的真偽了。為了蠱惑後人，編造歷史，統治者御用的一批文人墨客便由此紛紛出籠…… 於是明朝“專剿”督師楊嗣昌的兒子楊山松寫了《孤兒呼天錄》； 於是明朝華陽縣令沈雲祚（被大西軍所殺）的兒子沈荀蔚寫了《蜀難敘略》； 於是生於仕宦之家又參與過顛覆大西政權戰鬥的費密寫了《荒書》； 於是歐陽直寫了《蜀亂》；彭遵泗寫了《蜀碧》…… 於是就有了張獻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罪行： “嗜殺自天性”、“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樂”、“屠山、屠野，盡一省而屠之，至千里無煙，空如大漠。”“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 當時的中國總人口還不足六千萬。“六萬萬有奇”，真實誣陷得荒唐之至！拙劣之至！ 在中國，一個農民起義軍英雄的傳說，能夠不畏高壓封鎖、不懼誣陷，流誦廣遠，代代相傳，這是第一個。 張獻忠死後不久，四川梓潼縣的人民在七曲山大廟風洞樓上樹了一尊張獻忠塑像，縱然三百年間幾經官府搗毀，人民又幾經修復，年年歲歲香火不絕。1986年梓潼縣人民政府在張獻忠逝世340周年的日子重修了張獻忠家廟，並打造了紀念石碑。 1980年3月，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編輯部邀集全國有關的史學家、專家舉行了“張獻忠在四川”學術討論會。表述了張獻忠在四川殺人的真相，力圖澄清那些強加給他的不實之辭。 在四川至今還流傳着許多關於張獻忠和大西軍的故事。如“烈馬坪”、“艾狗”、“白馬廟”、“撒金石”、“羅鍋山”…… 近日，取材於“楊柳街的故事”的長篇歷史小說《張獻忠情斷巴國》正在新浪“讀書”、雅虎“讀書”、中國劇本網、中國博客網等“熱播”，可見百姓對張獻忠名聲的關注之切！ 在近代中國史上那個顛覆了中國人口版圖，牽涉了億萬個家庭悲歡離合的“湖廣填四川”事件的背景中，人們迴避不了張獻忠！—— 那到底是他的血刃之過？還是統治者壓迫掠奪、戰爭兵害、天災人禍之過？或者是其它？…… 當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在回顧自己生存歷史的時候，總會去追尋那些改變我們生存方式的人和事件。由此我們不得不將張獻忠弄個明白！筆者不是歷史學家，僅僅是一介平民；但卻是歷史的關注者、真實的有心人—— 但願通過自身虔誠的努力和呼籲，讓歷史的真實所帶來的公允和愉悅為中國更多的百姓所分享。 明末清初，在四川發生了大屠殺，人口急劇減少。清朝期間所編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記錄”等都把大屠殺的責任歸於張獻忠。由於清朝的統治延續了兩百七十多年，以至絕大多數人都對此深信不疑。連魯迅先生也曾批判過張獻忠是“專在‘為殺人而殺人’”。 影響最大的是一本過了近百年後才出的名叫《蜀碧》的書。因該書詳細地描述了張獻忠是如何的殺人不眨眼，所以連魯迅都對書中的“記述”深信不疑而對“流賊”痛恨不已。魯迅說“那時我還是滿洲治下的一個拖着辮子的十四五歲的少年，但已經看過記載張獻忠怎樣屠殺蜀人的《蜀碧》，痛恨着這‘流賊’的兇殘”。只不過魯迅“後來又偶然在破書堆里發見了一本不全的《立齋閒錄》，還是明抄本，我就在那書上看見了永樂的上諭，於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樂身上去了”（《病後雜談之餘》） 《蜀碧》一書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進士，官為御林院編修。可說是滿清政府的官員，是一個御用文人，所以他的書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懷疑。 明末清初時期的張獻忠沒有像李自成那樣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識分子，反倒把他們當作敵人看待，所以清軍侵入四川時支持張獻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張獻忠憤怒的可能不是沒有。而且張獻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機入關，並很快占了大半個中國之後，明白了天下已屬滿清再也輪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棄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彌望千里，絕無人煙”的大屠殺都歸於張獻忠，則實難苟同。因為這並非張獻忠所為，而是清兵自己所幹的好事。最後還賴到早已死亡的張獻忠頭上。 其實，只要仔細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歷史，真相不難知曉。 1646年，也即滿清入關後第三個年頭，滿清即宣布張獻忠已被戰死，並宣稱“破一白三十餘營。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滿清攻陷渝城（重慶），是在★十三年後★的1659年。 因此對四川人民的這種頑強不屈的抵抗，清軍採取了徹底屠殺的辦法作為報復。即不論是“張賊”，還是無辜的平民，一律斬殺。 “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這是1649年滿清貼出的公告！！！！！！ 這種殘忍的鎮壓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續了很長時間。為了隱瞞真相、欺騙中國人，滿清居然把他們自己干的這些大屠殺全部栽贓給張獻忠！試想，假如張獻忠真如滿清韃虜所宣傳的那樣，“是一個瘋狂的殺人魔王。四川交通可達的人煙稠密之處，差不多被他殺絕”，那麽，幾乎沒有人煙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經到了“彌望千里，絕無人煙”的地步，何需“勞駕”韃虜們花費十多年時間去平定？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動被殘忍地鎮壓後，的確是到了“彌望千里，絕無人煙”的地步。清廷不得不遷移湖廣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廣填四川）。造成這種慘狀的不正是韃虜們嗎？可見當時的韃虜們不僅窮凶極惡、而且栽贓的手法也卑鄙至極。 當然越是誇張和宣傳張獻忠的“屠殺”，就越能證明真正的劊子手們的行為是“正義”的。這是小學生都知道的道理。滿清統治了兩百多年，戰敗一方的記錄早就被毀滅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於自己的“記錄”和當時的宣傳，這樣的“歷史”代代相傳，兩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過，如上面的例子，還是可以從滿清自己的記錄里找到矛盾的地方，從而還回歷史的真面目。也有後來的出土文物戳穿了當時滿清所製造的、流傳兩百多年的謊言。 例如，有一個栽贓的著名例子：滿清的“七殺碑”傳說。滿清說張獻忠不僅殺人如麻，還在他殺人的地方立了個碑，碑上寫有： 殺、殺、殺、殺、殺、殺、殺』 但後來，在廣漢的一個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張獻忠的“聖諭碑”。碑文上卻是： 即慈悲的上天賜萬物於人類，而人卻沒有一物可用來報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沒有絲毫的殺氣。 滿清的御用文人們，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後一句改成了七個“殺”字以宣傳張獻忠的“殘暴”和滿清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