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紀念卞仲耘校長殉難四十周年 作者：林　莽 悲逢北京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殉難四十周年之際，她的老戰友和丈夫王晶堯先生約我寫一篇實錄，以資紀念。 卞氏乃北京文革罹難之首者。繼其後，全國又有千千萬萬無辜者慘遭迫害。此實我國自古未有的空前浩劫！我作為當日的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能不感到痛心疾首？於是奮起秉筆直書，僅欲言予倖存世上的未亡人。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文革工作組進校後，某日中午下班時分，我經過校門口的會客室，看見卞仲耘、胡志濤兩位副校長及其他幾位校領導在裡面，可能是在開完批判他們的會後，呆在那裡等學生走完再走。有一印象給我很深，那就是卞仲耘校長臉上的笑容。我心想：“這時，她還能面帶笑容，可見壓力不大，比我這個右派強。”而工作組進校第二天就叫我去聽訓示：“老老實實接受勞動改造！上午可以在圖書館工作，下午打掃大操場及全校男女廁所……”我聽了，心情是沉重的。 沒想到，時間未隔多久，情況卻有了變化。 工作組被撤消了，這對我關係不大，而對卞仲耘她們，則至關重要。說工作組犯了方向性的路線錯誤，運動搞得不紅火。浮皮蹭癢地批了批校領導，沒有搞出什麼結果。應按十六條辦事：“……要放手發動群眾，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應該以學生為主體，……尊重群眾自己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指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這條最高指示一下來，師大女附中的文革運動果然紅紅火火起來了。 那是８月５日的下午，我在實驗樓底層圖書室，忽然聽見從窗外大操場上傳來亂嘈嘈的人群聲，還有一種金屬的敲擊聲，嘈雜聲中還夾雜着一種嚎叫聲，越來越響。顯然是人群從大操場走到小操場上來，離我們這實驗樓越來越近了。小操場就在這座樓的前面。我趕快跑到窗戶邊，打開紗窗，把頭伸出窗外。窗外的景象使你目瞪口呆，使你毛骨悚然。你簡直不敢相信，這種場面是怎樣精心策劃出來的：學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領頭走在前面，她的臉全被墨汁塗黑，兩個眼珠子的轉動就特別顯眼，像兩點明明滅滅的鬼火，叫人看了害怕。而她的嘴唇也染黑了，當她開口出聲時，可以看見雪白的牙齒，露出了一副門牙，這樣的醜化她是一種卑劣的行為。更為卑劣的是還強迫她遵從紅衛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是走資派！我有罪！我該斗！我該死！”這幾句話喊完之後，又再重複，來回喊。每喊一句，就用右手握着的短棍敲一下左手上拿着的鐵畚箕，發出破鑼的聲音。在她後面跟着的是副校長胡志濤，她的臉也被塗得漆黑。她和卞仲耘不同的地方，只是她拿的不是鐵畚箕，而是一個破臉盆，敲在上面的聲音要比鐵畚箕響得多。她嘴裡喊出來的話，內容與卞仲耘喊的差不多，只是各人報自己的姓名和職位不同罷了。再後面是副校長、教導主任、副主任，除了一個副校長和一個副主任是男的，其他三人都是女的。男副校長的喊話，多了一句：“我是走狗，應該砸爛我的狗頭。”在這一行被勒令游斗的走資派兩旁，都有紅衛兵押着，都是女學生，大多戴着“紅衛兵”的袖箍，紅布黃字。她們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還執着長槍，是木槍。一發現哪個“走資派”喊得不夠響，就給他一棍，打在他們的頭上，像敲在木盒上一樣，發出乾裂的聲響。於是，那個挨了棍敲的或受了槍杵的立即放大嗓門拼命地喊。往往喊不了兩句，聲音又小了，於是又打，又大喊，實際上是在嚎叫。嚎到這時分，卞仲耘的嗓門已經沙啞了。越是喉嚨沙啞就越倒楣，棍子像雨點般打在她們的頭上，特別是那個患有高血壓症的卞仲耘，喉嚨又早已沙啞，挨棍子就最多了。難道棍子的威力能叫一個沙啞的喉嚨發出響亮的喊聲來？女紅衛兵也對她們狂喊着。這個喊，那個也喊，一片嘈雜，聽不清喊些什麼，大抵也就是命令她們喊響些吧？“走資派”實在無力遵從這種無法履行的要求，這便氣壞了紅衛兵，她們覺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軍靴的腳，照准走資派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頭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喚。這種尖銳的叫喚聲，連我立在樓內也聽得刺耳，令人寒心。 卞仲耘終於倒了下來。那一倒下，許多紅衛兵就涌到她身邊，惡狠狠地喊：“ 你別裝死！起來！再不起來，老子踢死你！”女紅衛兵居然自稱“老子”了。我以為既然倒下，嚇唬嚇唬這個女書記就算了，沒想到紅衛兵，而且是女的會這麼狠！她們用穿着軍靴的腳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開的，只有任其踢。紅衛兵大概是踢累了，才收住腳。 雖然不踢了，她們還要創造性地喊出這樣的口號：“砸爛她的狗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她永世不得翻身！”於是便出現這樣一個場面，有一個女將個子又高又大，腿又長，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隻穿着軍靴的大腳。那氣勢真夠雄偉。寫到這裡，我忽然明白，好像識破天機，“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的不就是這種精神嗎？這一場游斗的全部過程，都是傑出的、精心的首創製作，這不是首創是什麼？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到這樣的記載。紅衛兵對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才可稱得上是最深刻的體會。四十年過去，從來我都以為是紅衛兵過火；四十年過後的今天，歷史的久經琢磨終於讓我認識到，是誰教導紅衛兵這樣做。 這時，她們坐下來休息了，打人打累了，罵人罵渴了。有人買來整整一紙箱冰棍。不知她們在高談闊論些什麼，也聽不清。而她們嘻嘻哈哈，而這笑聲使我覺得她們已經不是女孩子。看那副殺氣騰騰的樣子，像個女孩子嗎？一道最高指示一下來，她們就變成了這樣，還要美其名曰，這是鬧“文化大革命”。 校領導人飽受皮肉之苦後，紅衛兵又命令他們勞動改造。小操場左側，有一小堆磚，磚旁邊有一小堆沙。這叫什麼勞動改造？只是讓他們把磚和沙搬的搬，抱的抱，移到右側去，移完了，又讓他們再移到左邊來。這樣來回地搬着，這不是拿人來折騰嗎？躺在地上的卞仲耘，也慢慢爬了起來跟着搬。她哪邁得開步子？只是一踮一踮地蹭着走。 我也不敢久躲在窗後看，想起我打掃廁所的任務，便趕快離開實驗樓。剛打掃完一個女廁所，從裡面走出來就碰見一個女紅衛兵，她對我厲聲說：“跟我走！” 我跟在她後面，心中忐忑，不知要我跟她去幹什麼？一直走到女生宿舍，進了東邊側門，剛進門，卻看見盥洗室外北牆邊，站着卞仲耘。她可能是支撐不住自己，一隻手扶着過道的牆壁。這時，我看她的白色短袖襯衫上有血跡，後來，才從傳聞中聽說，原來打她們的棍子頭端是釘着鐵釘的。 紅衛兵命令我：“拿把笤帚來，交給她。”我便明白，是要她打掃女廁所。當我從門背後拿出一把笤帚交給她，她也試圖來接，還沒來得及接住，手一離開牆壁，就暈倒在地上了。雙目緊閉，不住地呻吟。女紅衛兵對她大聲吼：“你又裝死！起來！” 她起不來了！ 另一個女衛兵從盥洗室端來一盆涼水，兜頭向她潑去，沖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實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離開。 沒過多久，那個女紅衛兵來到圖書室，又來叫我跟她走。這次卻是跟她走到女生宿舍正門。剛進正門，卻看見卞仲耘仰身躺在正門台階上。紅衛兵勒令我和先到那兒的校工老白，一同把卞仲耘抬上她身旁的手推平板車。我剛抬起她的雙腳，圍觀的女紅衛兵們朝着我哈哈大笑起來。我立即意識到：這不是嘲笑一個活着的右派，抬一個將死的走資派嗎？我受不了這樣的嘲弄，我也不忍目睹卞仲耘臨死之前的慘狀。她的兩個眼珠向上翻滾，口吐白沫，渾身濕透，抽搐不止。“老卞呀！我真不忍看到你這樣的悲慘的結局！”於是，我憤然放下她的雙腳，大聲說：“我決不抬！”即轉身走開。紅衛兵追上我，罵了一句：“媽的！”用穿着軍靴的腳踢了我一下。 反思當日，假如紅衛兵不准我離開，而我又堅決拒絕抬屍，那我就會倒於亂棍之下，多死一個，這是完全可能的。師大女附中是一所特殊的女子學校，可以說是“皇家女子”學校，因而女紅衛兵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她們打死一個卞仲耘，不過是小試牛刀，體現一下不怕出亂子的膽識，做出首例示範，從而起到推廣全國各地的作用。全國打死的人無數，上至元帥、將軍，下至平民百姓，一概都打，毫不在乎。多死一個，少死一個，又何足道哉！ 本文已於2006年發出在華夏文摘和二閒堂, 據其介紹作者林莽江西人，2006年時９０歲。早年在方志敏、范學陶領導下參加革命。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的著名作家，１９５０年任中央戲劇學院教授，主講蘇聯文學。１９５２年因與胡風相識，坐牢一年。後降職到北京師大女附中任語文教師。１９５７年被劃為右派，被剝奪了創作自由。文革後出版了長篇小說《輕生一劍知》（作家出版社）、《長夜三部曲——愛情、痛苦、死亡》和《玉蘭表嬸》（後兩書均由台灣時報出版公司出版）。《玉蘭表嬸》已由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再版。 他在紀念卞仲耘殉難四十周年會上的發言的原始記錄有網友發來,也現將記述錄存於此(議論部分有刪節): 林莽：卞校長她在受難的時候，我當時是右派。只因為是右派，我才有可能看到一些場面。八月五號下午， 我在圖書館，上午是寫材料，下午是打掃全校的男女廁所。在我還沒有去打掃之前，就從窗外聽到嚎叫聲，雜 亂極了，我往窗外看。首先我看到，由紅衛兵押着卞仲耘校長，第二個是胡志濤，這些人被押着過來了。臉哪 ，全塗黑了，只看見眼珠，牙齒。我當時心想，不得了！也感到憤怒。怎麼會把人弄成這個樣子？同時我還看見，要他們吼「我是走資派」，「我是反革命」，聲音小了就不行，大不了就打。我親眼看見拿棍子，拿木槍打。當時我感到憤怒，這是我親眼所見。後來到了操場裡， ...... 今天我不可能把全部的都講，我只講有兩 個，一個是卞倒下了以後，他們還要拿腳踢；還有一個呢，居然倒了以後，有一個女的紅衛兵，還要在她身上 踏上一隻腳。這個我最近寫的〈目擊並身臨其境者言〉文章里寫了。這樣做當時在我的腦子裡呀，我還沒有認 識到是毛澤東搞的，我還以為是群眾呢，是過分呢。 　　把人臉塗黑，要用拳打腳踢 ，打死為止。我看見了她死前的形象。過了沒有多久，我要去打掃廁所的時候，一個女紅衛兵在叫我。叫我幹什麼呢，到女生宿舍，把我領到那裡。領到那裡以後，交給我打掃廁所的笤帚。我看見卞仲耘老師是什麼情況 ，靠近了，才看清楚，她已經站不住了。她扶着牆，我把笤帚交給她，還沒有交給她的時候，她就倒下了。眼 睛是閉住的，居然女紅衛兵說，「你又在裝死」。另外一個女紅衛兵說「起來起來，」她起不來了。拿一盆涼 水呀兜頭一潑。我看不下去呀！沒過多久，又來叫我了，叫我幹嘛呢，不是到廁所，是到正門，就是剛才錄像 看見的那個正門。在台階上，看見卞仲耘就躺在那裡。讓我幹什麼呢，讓我跟一個工友，叫老白，讓我們把她 抬上車。我抬起她的一條腿，她的腳里全是水啊。 　　可想見，我離開以後，她們不斷地潑水，也沒有潑過來，沒有醒。這樣一抬啊，我一看，女紅衛兵是多數 ，也有一般的女學生。我一抬她們就笑，我意識到了：由一個活着的右派抬一個死了的走資派嘛。我認麼這是 對我的侮辱，也是對死者的侮辱。我受不了，不舒服。另外，肯定由於當時卞的形象啊，太悲慘了，太悲慘了 ！不想細講了。親眼看見，看得更清楚。全身濕透啊。這時候我想，不行，我不能做這個事。我就說，「我不 抬，我不抬！」我說了兩句，文章里我只寫了一句。我馬上走開。走開以後，女紅衛兵「媽的」踢了我一腳。那些女的啊，幾天的工夫就變得穿了軍服了，腳上就穿着翻毛的牛皮靴啊，就用這個東西來踢人的，這是我當 時親眼看見的。我是身臨其境的。現在我寫的東西有幾句話，我覺得，當時我也是很小心的，如果她們真是不 讓我走呢，也可能我也被打死的，那非常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