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講過一段後來廣為民運和黨史著述引用的“故事”。“故事”的時間是1959年7月11日，廬山會議期間，李銳曾經向毛澤東發問：“主席您怎麼也相信了畝產萬斤呢？”主席回答說，一位科學家寫文章說太陽能利用得好就能辦到，所以就相信了（李銳著：《廬山會議實錄》）。 這裡的科學家指錢學森先生。錢先生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短文，指出：“土地所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我們：還遠得很！” 李銳的“故事”一問一答，老來秀顯得得意非凡 —— 毛澤東多把他當個人物看待呀！這姑且不論。本文告訴讀者，李銳這段所謂的“故事”，其實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謊言。 毛澤東相不相信錢學森的話，相不相信有“畝產萬斤”，就好比詢問鄧小平“您怎麼也相信央視在打假廣告呢？”這樣的設問不僅不可能，即便有過，也毫無研究的價值。然而，對於民運分子、對於極右派和部分黨史工作者來說，這意義似乎很不同尋常。要問如何證明李銳是在造假，方法很簡單，可以查中共中央檔案局裡到底有沒有當時的談話記錄，如沒有，就去查當時有沒有第三者在場。而從李銳書中的敘述看出，這些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說，既無談話記錄，又無第三者在場，換句話說，李銳編造的這個故事，不過是一段死無對證的“二人談”罷了。 這段死無對證的“二人談”，一般的帖文不算，還是被若干大部頭的黨史和國史著作奉為寶貝，用作重磅“證據”。這就怪了，一無談話記錄，二無他人在場，是典型的“孤證”；而孤證可以入史嗎？竟就入了，可見那些作者的目的，無非是要讀者相信毛澤東本人“相信畝產萬斤”。不過作者們也很苦，苦就苦在他們找不出其他任何的證據來，偏巧這個時候李銳的謊言出籠了。這個時候，什麼“孤證可不可以入史”呀，什麼“故事”炮製者李銳的人品和信用呀，全都一古腦拋到了腦後，以至於謬種流傳，使不少讀者上當受騙，這才產生出本文對於李銳證偽之必要。 當然，泛泛地說李銳說謊，是不能使讀者信服的；要證明李銳說謊，需要從邏輯和事實出發。這第一個邏輯，從媒體出現“畝產萬斤”的報道開始、到1959年7月11日毛澤東找他談話的這一年多時間裡，到底毛澤東有沒有過肯定、附和甚至宣傳“畝產萬斤”的言論和行為？如有過（一樁就成），那麼李銳的“故事”就不能當成空穴來風，就可以說具備了一定的史料價值。反之如果沒有，可以設想，面對一個從來沒有過這類言論和行為的人，難道李銳可以無恥地憑空地發問“您怎麼也相信了呢？”好比兜住鄧小平發問：“您怎麼也相信了水變油呢？”同樣的滑稽和可笑。 後面大量史實都證明，毛澤東從來也沒有過這類的言論和行為，只需要使用上面的邏輯其實就已經證偽了。但我們還有更強的邏輯，即：在同一時期內，毛澤東是否有過批評、否定甚至直接阻止媒體宣傳“畝產萬斤”的記錄呢？如有過，李銳就不可能沒聽說過，既然聽說過，作為一個小小的兼職秘書，又怎麼可能發問“主席您怎麼也相信了畝產萬斤呢？”就好比，假設鄧小平一直批評和否定“水變油”，卻被人質問“您怎麼也相信了水變油呢？”豈非莫名其妙和找抽？ 近年來，隨着大量權威史料在民間被發掘，民運和極右們以往編造出的大量謊言都已經不攻自破。例如，涉及“大躍進”，樓下“我真不知道”網友寫的《有關大躍進運動的幾個問題（修改稿）》就是一篇史料翔實，實事求是，相當具有說服力的好文章。文中列舉了大量史實，確鑿無疑地證明了，毛澤東從來就不相信有什麼“畝產萬斤”。 我們先摘錄《有關大躍進運動的幾個問題（修改稿）》的若干段落，來引證毛澤東非但不相信“畝產萬斤”，更對這類的宣傳採取了批評、否定和直接發話阻止宣傳的態度。 “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去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有關領導同志和社領導匯報說，畝產10萬斤。他搖頭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說；‘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領導同志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為了證明畝產10萬斤，讓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搖頭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麼！’（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8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簡稱《晚年》)” “在湖北省時，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搖頭說：‘我不信’。外國朋友問他，畝產萬斤糧的奇蹟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晚年》第138～139頁）” 請讀者注意，並非沒有人提出過疑問，這位外國朋友就發問“畝產萬斤糧的奇蹟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這才是毛澤東對如此問題的真正的答覆。 在中共產黨內，毛澤東是發現並在很早（從1958年11月初開始）就提出糾正“浮誇風”的第一人，遺憾的是，“儘管他反覆講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的道理，仍糾正不了高指標、浮誇風的盛行。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他個人的名義，用黨內通信的形式寫信給省、地、縣、社、隊、小隊六級幹部。其中說：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包多少。……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第2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