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年，是多事的一年。范曾最終在災難中得到了救贖與投機的機會，不僅贏得了體制，也贏得了同情，身負20年之久的“枷鎖”終於被解除。上電視登報，這個因叛國而本不可能的夙願，在懺悔路上最終變為現實。這一次，體制是娘，傳統是爹，他得又一次“背叛”自己來為他批鬥和叛變過的一切歌功頌德。所以，我們不必驚慌！范曾在復出後的第一次亮相，在央視上談“藝術”、談“文化”、談“孝道”、談“愛情”、談“情意”、談“民族”、談“愛國”，其實只是逃脫禁錮後的一次重大思想改造工作匯報。即便是他虛情假意，也只能裝作虔誠。
對范曾而言，當下最重要的就是切實貫徹“外靠奸商，內靠官僚”的座右銘。在金融危機這個大環境中，拯救自己一落千丈的繪畫市場，重新塑造自己破敗不堪的“大師”形象，和正在“大師計劃”路上高喊“藝術屬於人民”的吳冠中先生，以及國畫界一決高下。所以，他就和商家聯合斥資1000萬製造了“范曾十二生肖大全套金幣及五子牛黃金畫卷”來張揚自己的實力。在媒體新聞稿中，利用違禁的廣告詞，如“宗師”、“國畫第一人”、“無可爭議的權威性和真實性”、“其價值無人能與之爭鋒”、“要集齊全套12種生肖金幣，不知道要等多少年”、“以最高規格紀念祖國60華誕”、“ 絕對是越傳越值錢的傳家寶”等片言，似傳銷令人激昂，卻似豐胸、壯陽廣告讓人的每一個器官都充血，令人麻痹。如此宣傳方式，除了自大和自封，搶客戶以外，有着濃烈的老王賣瓜、氣急敗壞和人鬥富、鬥氣的意思。
不料，，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欄目在“3·15”晚會後續報道中揭露了范曾假金幣和假金畫卷，均未獲得 《經營黃金製品核准登記證》，也沒有得到中國人民銀行發行黃金紀念幣的許可。並且廣告中所稱35克黃金的五子牛黃金畫卷所含黃金不足1克。涉嫌制假販假，詐騙近億元。范曾及其商家被一消費者告上法庭。這讓一些收藏過他畫的畫販子和一些靠倒賣藝術品養家糊口的收藏家們賠了老本又罵娘！
所以，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范曾的存在依舊是一把雙刃劍，損人利己，人人喊打！他除了多變的佞言，每前進一步，總是驚世駭俗，讓人詛咒又譏諷。
我今天所寫的主要內容，對於范曾的真相只是九牛一毛。如果范先生有異議，期待回應！
藝術：《文姬歸漢》是范曾投機的產物
人們對范曾藝術的質疑，無疑是繼其品格之後的一大焦點。藝術史的真理就是藝品與人品相兼，人品不高，藝術無趣。所以，談范曾必須談他的品格，方可給予其藝術上的定位。
范曾的座右銘是“外靠奸商、內靠官僚”，這是眾所周知的。台灣名人畫廊負責人胡云鵬曾說，“范曾的藝術是托人家的命活着的”。現在看來這話很有概括性，如1962年范曾在央美的畢業創作《文姬歸漢》就是一個典型。
近期，范曾在央視《藝術人生》欄目中又將《文姬歸漢》搬了出來，云：“郭沫若看到這畫後，高興得‘夜不能?rsquo;，就題了很多（辭），而且說‘以後畫多少給題多少’”。這是真相嗎？那麼，郭老為何給范曾題了畫？又為何在以後一幅都沒有再給題呢？
道理很簡單！
第一、1962年郭沫若先生的《蔡文姬》話劇全國熱演，范曾抓住了郭老的“蔡文姬”情結，識時機地畫了同樣題材的畫兒迎合郭老。據知情者講，當時范曾夾着畫在郭老家門口守候數日，一次，郭老的車到了門口以後，范曾就箭步上前，由於郭老不認識他就沒搭理。其秘書王廷芳下車了解了情況後就把畫捎了去。郭老打開畫一看“蔡文姬”，和他的話劇題材一樣，而且是小青年畫的就給題了。假如當時范曾畫的是“老子”、或者“懷素”，郭老會給題嗎？這就是後來郭老一幅都沒有給題的答案。所以，《文姬歸漢》純屬投機。與其說郭老給范曾的《文姬歸漢》題辭，還不如說郭老給自己的“蔡文姬”熱演後的社會反饋資料寫評語；或者說，郭沫若先生的“夜不能眠”，不是因為看到了范曾的《文姬歸漢》，而是他親眼目睹《蔡文姬》熱演後的成功讓各行各界認可，乃至畫界連小青年都追隨效仿他；
第二、郭沫若先生給范曾題畫只是為了提攜青年一代，換做是別人畫《文姬歸漢》，郭老照樣給題。這就好比讀者來信一樣，總有一個幸運者被回復。
第三、公眾人物給追隨者簽名是正常的聲譽與形象保持手段，這就是郭沫若先生給范曾題畫的最通俗的答案。與當下的歌星、球星、影星給“粉絲”贈簽名唱片、簽名戰靴、簽名光盤等有如出一轍的道理。只不過范曾借勢造勢，將此事作為宣揚的工具罷了。
郭沫若給范曾題了畫後，就再沒搭理過他。范曾為了接近郭沫若，就開始討好郭老的長子郭漢英之妻謝貝嶺。每次碰面都稱謝為“恩姐”，弄得人家很反感他。在當時，謝貝嶺負責郭家的所有事情，要接近郭老，必須要過謝貝嶺的關。加上謝的父親是一位將軍，而且她本人也是電影局藝術處處長。所以，范曾才不厭其煩，將原本不認識的人稱“恩姐”，弄得別人一頭霧水，時間長了就開始煩他、躲他。如此情形，謝貝嶺實在無奈，就通過吳某給范曾傳話：“悅石，你認識有個叫范曾的人嗎？這人我根本不認識他，總是叫我恩姐，我很討厭他。郭老給他題畫，只是出於社會責任提攜了下青年人而已，他沒有必要這樣感激我”。
事實上，范曾巴結的不光是謝貝嶺，只要是郭家的人他都巴結。郭沫若的子女郭建英、郭平英都稱“並不認識范曾，很討厭看見他”。
原來，范曾為了接近郭沫若先生，如此用心良苦，低三下四惹人討厭！
文化：“批林批孔”畫是范曾反傳統的證據
現在，范曾成了傳統的“衛道士”。在前段時間的央視《我們》欄目上，他滔滔不絕背《離騷》、侃孔孟之道，讓世人又一次迷惑了起來。當初這位“批林批孔”的先鋒，在“文革”中表現得尤為積極，畫一些打打殺殺的造反畫兒來剷除傳統文化，今天卻一臉正經地謳歌“和諧”、誦讀“孔孟”。尤為諷刺。
有人說的對，“范曾翻臉比翻書還快”！
他以為，時過境遷了，畫造反畫兒的事情人們已經忘掉了，所以就毫無忌憚地轉換成正面形象，來投機和諧盛世。事實上，他曾經給榮寶齋，以及一些雜誌報刊作了許多“批林批孔”的畫和插圖，這永遠都成為人們揭發他的罪證。今天，他正在用佞言迷惑青年一代，文藝界要做的，就是拿出證據，拆穿這個陰謀，來堅守正道。讓其在指責聲中繼續檢討與懺悔。
1974年， 江青、王洪文等“四人幫”成員為了篡奪權力，大肆宣揚“女皇”輿論，為反周“組閣”造聲勢，發動了一場“批林批孔”運動。每逢運動，范曾尤為積極。他在這個時期，畫了許多關於黃巾軍、李自成、義和團等農民起義造反的插圖和畫來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如《黃巾軍的反孔鬥爭》（《革命接班人》雜誌1974年第12期）、《中國農民反孔鬥爭》（1976年作，尺寸39×27cm×14，2008年3月23日中國嘉德四季第13期拍賣會）等。他認為，只要消滅了儒家思想，才能“興洛倉”、“法平等”、“均貧富”、“等貴賤”，其中《中國農民反孔鬥爭》這幅插圖，就是典型的范曾反孔的證據。
過去，孔子和儒家思想在范曾眼裡就是十惡不赦的“破壞分子”，他甚至把社會的貧富差距等因素也歸罪於儒家思想。今天，范曾一反常態，又高歌孔孟之道，說明他很投機局勢，只要是對自己有利的，他都會毫不猶豫去做。
連文化都背叛的人，還能稱得上文人嗎？所以，我們在認清范曾的同時，就等於認清了當代藝術史的所有反面真相。在文化生態中，范曾的存在，無疑是鄉愿們的代表，投機與搗亂，消極意義無窮。
愛情：曾拋妻與楠麗通姦了20年之久
范曾的愛情真相，是他情感和生活的全部底細。前妻邊寶華是從好友馬某手裡奪來的。因此，勇奪朋友之妻一事，讓藝術界鄙視他至今，使他成為了壞人品的代言人。
在別人眼裡，范曾的感情是齷齪的。而范曾自己反倒覺得自己是“至情至性”的。真相到底是怎樣呢？
范曾從好友馬某手中奪來了邊寶華之後，結婚五年左右，於1971年夏在一次聚會中認識了楠麗。當時楠麗身着一件雪白的連衣裙，兩條辮子烏黑油亮。范曾用了“春梅綻雪、秋慧披霜”八個字來形容她的素潔。
1972年，范曾背着妻子邊寶華和楠麗通姦的事情被楠麗的老公發現，范怕相關部門找他談話，或者要面臨坐牢，就倉惶逃到了秦皇島。其友崔某怕事情鬧大，召集了一些朋友找人商量將事情擺平：第一向人家保證不再犯；第二賠禮道歉；第三就是拿錢賠償。等萬事大吉以後，范曾回來後大罵崔某說泄露了“機密”，並且提出絕交。 對於此事，我拜訪崔某時，他的立場格外堅定：“范曾和楠麗20餘年的愛情，的確是背着邊寶華通姦”。
事實就是這樣，范曾在1992年11月2日，給丁關根的檢討信中寫道：“今我已於原偶分居逾三年，離婚之事當不成問題，這對我亦如釋重負”。這樣看來，他和楠麗的20餘年愛情屬於通姦了。
好笑，在央視《藝術人生》欄目上，范曾說他84年至85年就和楠麗商量捐建南開大學東方藝術大樓的事情，當着全國人民這是一個不小的謊言。那個年代，通姦是要坐牢的，誰還敢和情人公開商量這麼大的事情？范曾對此會做何解釋呢？
情義：沈從文批范曾“損人利己”
八十年代末，台灣藝術界與畫廊界有這樣的一句話：“別人往上爬樓梯，范曾往上登別人的性命”。這話揭露了范曾無情無義，過河拆橋的本質。沈從文曾經就是范曾利用後的犧牲品。
范曾在央美即將畢業，為了得到一份做插圖的工作，天天給沈從文寫信，對沈格外關心。一次，天剛亮，范曾就敲開了沈家門，說，“昨晚夢見先生生病，我不放心，連夜從天津趕來”，這話讓沈從文很感動。於1962年，在沈從文先生的幫助下范曾調到了歷史博物館美術組，給中國古代服飾做插圖。陳大章是他的組長。
在歷博工作沒多久，文革到來，沈從文成了當時被批鬥和揭發的對象。范曾搖身一變成了“中央派來的工作組”，指責沈先生“牛鬼蛇神、自身有嚴重的錯誤，有病需要治”。所以就專門負責監督和“幫助”沈從文“思想改造”。並特辟專欄，給沈先生寫了幾十張大字報，列舉了幾百條嚴重錯誤，說“沈從文頭上長膿包，爛透了寫黃色小說，開黃色舞會”。這些大字報讓沈從文先生足足“學習”了三半天。
沈從文在１９６６年７月《一張大字報稿》中用了“十分痛苦、巨大震動”八個字來概括這事。說“揭發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後不會少十次，有幾回還是和他愛人同來的。過去老話說，十大罪狀已夠致人於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寫出幾百條。我只舉一個例就夠了，即范曾揭發我對群眾最有煽動性的一事，說是丁玲、蕭干、黃苗子等，是我家中經常座上客，來即奏爵士音樂，儼然是一個小型裴多菲俱樂部。這未免太抬舉了我。事實上丁玲已去東北八九年，且從來不到過我家中。客人也十分稀少，除了三兩家親戚，根本就少和人往來。 來的次數最多大致便是范曾夫婦，向我借書主要也只有你夫婦。你怎幺知道丁玲常來我家中？這究竟是怎幺回事？別的我就不提了。即使如此，我還是對范曾同志十分感謝，因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點，什幺是‘損人利己’。可說是收穫之一 ”。
這是鐵證如山的真相！
范曾以前的朋友這樣評價范曾：“范曾通過朋友介紹，只要認識了更高地位的人，就踩踏朋友，翻臉絕交；通過局長認識了部長，就踩踏局長，絕交。所以，千萬別給范曾介紹比你厲害的人”。
1983年，范曾戲弄新華社外事局局長楊榮剛一事，讓人哭笑不得。范曾要去趟法國和加拿大，由於那邊不認識人，所以需要熟人接待，就托吳某幫忙。吳某找了新華社原社長曾濤，曾濤安排楊榮剛幫忙辦理這事。楊局長答應了，和曾濤、吳某三人應邀去了范曾家。范曾很激動，也很恭敬，一副求人相，當場就說“曾社長我給你畫一幅好畫”，接着又給楊局長也答應了一幅。沒多久范曾去了溫哥華新華分社，吃、住、行新華社楊局長接待得很好。等一回國，范曾見到楊局長說，“你是曾社長的司機吧”？“這才幾天，一個局長變成司機了”！吳某當場就懵了。楊榮剛很大度，說“是，我是曾濤的司機”。事後，他對吳某說，“這種人（范曾），永遠別拉我去見他”。
孝道：恩師對范曾的評價是“中山狼”
范曾最近當着媒體談李苦禪先生，一幅“孝悌之道”的正經，反倒勾起了人們對他的懷疑。事實上，范曾曾是苦老的學生，由於范曾對苦老不敬，師徒之間的關係最終決裂。
八十年代初的一天，單昭祥先生在吳某的陪同下去拜訪苦老。剛到苦老家，還沒坐穩，苦老很不高興。單老急忙問道：“怎麼了”？苦老遲疑了半天，嘴唇煽動了幾下，極為委屈的樣子說：“你認不認識有個叫范曾的畫家”？單老一聽事情不好，范曾這傢伙肯定又踩踏了老師。然後說，“據說是你的學生”？苦老開門見山就罵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給單老足足罵了幾個小時。
原來范曾在畫賣到一尺七元時，畫價和苦老、董壽平等老先生的一樣高，就得意忘形了。見了苦老，不再喊老師，而直接拍着苦老的肩膀喊“苦禪”。並且總是擺出一幅盛氣凌人相，對苦老指手畫腳，帶有指責。長此以往，苦老也最終選擇了在離世前的最後時刻，立下口頭遺囑：“沒有范曾這個學生”。特意交代“死了別讓范曾扶靈”。古語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可以想象范曾對恩師的傷害是何等重大。
苦老去世的那一天，葬禮是按照國家重要首長的規格辦的，場面極為壯觀。政界高層、藝術界權威，以及各界有頭有臉的大人物都來了，現場甚至出動了武警警衛。一看這場面，范曾也來了，拿出了其搞“運動”的表演天賦，在門外哭得“驚天動地”。但苦老的學生以及子女，為了響應苦老的遺囑，拒絕他給苦老扶靈。萬兆元（已故）先生一看范曾一個人在門外哭鬧，死不罷休的樣子會影響葬禮秩序，就幫忙說情讓范曾參加了苦老的葬禮。
我今天把這個事情拿出來，不是專門揭范曾的短處，而是讓他實事求是，堅守原則。知道做過的事情就是潑出的水，無法收回，也無法迴避，只能收斂。
我們在聽范曾講故事時，必須要了解他的真相，以免被迷惑！
“愛國”：李瑞環批范曾“毫無人格，毫無國格”
叛國，這是范曾一生的重要真相，也是當代藝術界教化下一代的反面經典。
1989年，以嚴家其為首的暴亂分子，與國外政治勢力內外勾結，煽動和製造了一場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運動。他們漫罵共產黨是“一代奸黨”，高喊着“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並且組成了“敢死隊”、“飛虎隊”、“義勇軍”等恐怖組織，揚言要綁架黨和國家領導領導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獄”的方式奪取權力，要“秋後算賬、非算不可”，要算黨的帳，算政府的賬，並且準備了要鎮壓的幹部名單。台灣藝術界等境外勢力踴躍捐款，支持學生打、砸、燒、搶。許諾燒一輛軍車給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個軍人也給幾千元。據《中國時報》（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日）透露：“北京民運高潮之際范曾致書吾爾開希並慨捐五萬元人民幣；事件爆發，軍隊鎮壓民運之後，傾向撇清與民運關係，甚而帶有指責”。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徑，卻也蘊涵着兩面三刀。一面是唯恐天下不亂與火上澆油，另一面是謙謙君子與一本正經。好不諷刺！他6月3日還對崔某揚言要“明天（6月4日）就到天安門最前線絕食靜坐去”，6月4日以後就不敢承認了。
有人說的對，范曾就是靠投機活着，見風使舵、見利忘義，沒有什麼原則可言。
反革命暴亂平息後，嚴家其和“高自聯”頭目吾爾開希在國外勢力的策劃下逃亡法國，於同年7月4日在海外發表了所謂《國殤周日宣言》，成立了“中國學運民運聯合委員會”，要在中國大陸製造更多的“風暴”。這時的嚴家其為了拉攏勢力，收買人心，就開始和范曾來往了起來。范曾以為，追隨嚴家其定會幹出一番大事，有做“革命元老”的希望，致使他做出了一生無法抹去的罪孽。
1990年11月初，范曾在北京公安局十三處屬下藝苑畫廊（現為中國藝苑）負責人於金英女士（已故）和當時已退休的公安局某副局長的陪同下，抵新加坡舉辦完畫展，回國途經香港，住到君悅酒店。此時，嚴家其已從巴黎悄然飛往香港與范曾會合，接應其叛逃，給范曾辦理好了簽證手續，並親自監督范曾來執行叛逃前的任務。范曾趁陪同人員吃飯之際，匆忙跑到君悅酒店1212房間和情人楠麗做了“生死告別”，直奔機場。面對提前安排好的媒體，情緒高漲地發表了《辭國聲明》，說“自己是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鎮壓、迫害民主人士（反革命暴亂分子）不能容忍”，熱情激昂地讚頌了一番反革命暴亂行徑。於11月5日與嚴家其乘法航倉惶逃往法國巴黎，《東方日報》等港台各報紙頭版頭條報道了此事。
後來，萬里兒子萬忠祥對好友吳某說，“范曾去新加坡辦展，請我父親萬里發個賀電，賀電發了他就叛逃了。害得我父親因為犯了沒有政治預見性錯誤，給中央政治局寫了檢查”。當時李瑞環也給范曾發了賀電，沒想到中了范曾的陰謀。所以就怒罵“范曾毫無人格，毫無國格”！
《人民日報》1991年3月20報道，政協十屆閉幕會議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第二十八條的規定，決定撤銷范曾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資格；21日，民盟舉行第12次中常會，鑑於范曾嚴重違反《中國民主同盟章程》，會議根據《中國民主同盟章程》第36條規定，決定撤銷了范曾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及民盟中央常務委員會任命的職務。這就是相關部門對范曾叛國一事的官方處理結果。
“民族心”：懺悔是因貧窮導致的
由於西方人在政治上對嚴家其越來越失望，所以在經濟上由持久的資助轉為偶爾幫助。這樣，樹倒胡鬆散，嚴家其過上了饑飽沒有保障的生活，自身難保，范曾也落魄了起來。這時的他，遭台灣藝術界和畫廊界封殺，自己的畫沒有銷路。據知情人士講，楠麗在巴黎穿的鞋子是本地最下等人穿的破布鞋，窮得無法生活。即便有以前賣畫的些許老本，在這種身處沒有邊際的亡命日子，卻不敢動這些錢。所以，范曾只好拿着以前在大陸拍好的錄像帶，上門推銷自己的畫，卻無人問津。這樣，在慘遭政治上被拋棄與生活上困窘的雙重無奈下，讓他的精神已經崩潰。
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范曾開始了他又一次政治轉向。通過各路渠道托人說情，稍信，給江總書記用一張大宣紙“潑墨”寫了四首七律檢討書，來表達“懺悔之心”，“愧疚之意”、“思鄉之情”。如今，江總書記秘書黃宏處尚存這封信的複印件。
後來，范曾為了洗刷自己的清白，又給丁關根同志寫了封檢討書。寫了還沒發到信箱，就把這信發給了《文匯報》，目的是通過媒體障別人的眼。而丁關根並沒有看到這封信。
丁關根同志：
我於一九九零年秋辭國蟄居巴黎兩載，冷靜回顧之後，決定回國，原因有四：
一、 在國內我一向愛國主義和風險意識，而辭國遠走與自己內心抱負相悖。國外各國留學生住處幾乎都掛有我為教委所題贈他們的字幅“月是故鄉明”、“砥礪品學”、“尤樂國天下”等耿耿情懷至今依然；
二、 自一九八五年為天津南開大學“二年畫一樓，兩鬢添秋霜”，今□樓已成，我所手建立的東方藝術系亦已開學兩年，莘莘學子，我所深愛至今未見我一面，我的辭國帶給全系師生無可言說的遺憾和痛苦，此亦我遠居異域，內心不安的主要原因。
三、我一向支持改革開放的政策，年初以還，國內請方正及需用人之際，我願接近□力，繼續為中華民族振興風斗二十年。
四、 我辭國主要原因其一是家庭生活之不睦，今我已於原偶分居逾三年，離婚之事當不成問題，這對我亦如釋重負。
回國之決心已定，尚盼各方鑑諒 此頌
近棋 范曾於巴黎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日
好自大與虛榮的文字，處處暴露着一個背叛者的矛盾與膽怯。行文一開頭就以 “冷靜回顧”交代了自己的錯誤，卻遮遮掩掩，把叛逃牽強附會成“蟄居”；把背叛與出賣強化成“愛國”與“奉獻”。用 “向來支持改革開放”來扮呼風喚雨的政治家的權威，用“海外的留學生”和國內的“莘莘學子”似乎在強調其無處不在的世界性“民意”。無疑是狡辯其叛國的“合理性”，有逼諫的手法。
那麼，范曾為什麼要 “冷靜回顧”？為什麼給國人與南開學子造成“遺憾”，並且極力要強調自己“向來支持改革開放政策”呢？《展望》雜誌（八十年十月號）上，范曾的多年好友楊克非道出了范曾叛國的實情是：“對天安門事件的‘關懷’”。這就是連范曾自己都難以啟齒，需要遮遮掩掩來檢討的真相。
翻開范曾曾在亡命巴黎落魄時給自己偽造的“平反”著作《辭國記》“客從東方來”篇，他說：“其實我的去留，無關人類命運的宏旨，不似某些大人物的病情足使股票升降”。這裡，范曾的“倒鄧保趙”陰魂不散，用“某些大人物的病情”“足使股票升降”映射批評鄧小平同志與改革開放政策，否定“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三中全會”的會議精神：“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甚至認為，“‘治理整頓’會導致‘停滯’”，肆無忌憚為推崇資產階級自由化製造輿論。似乎只有叛逃才是“關乎人類命運的宏旨”的“正確”選擇。
到了1993年，中國政府對於叛逃在外的暴亂分子給予了寬大政策。只要不發表新的言論，不加入新的組織，就可以回國，既往不咎。范曾於11月歸國了。但國家對他有幾項禁令，今後媒體不能宣傳，不能報道他，他的活動官方人士不能參加。他的朋友說，范曾受制了多年，久經沙場，利用他的座右銘“外靠奸商，內靠官僚”逃脫了束縛，又一次上了央視，做了“良民”。
今天，真相已經大白，范曾還口口聲聲炫耀自己的“憂樂國天下”情懷，讓之憎惡。所謂的“憂樂國天下”，其實就是一場反革命陰謀與他逃亡海外後在政治上的落魄與絕望。他“憂”的是亡命天涯的日子，政治破產、生活困窘；“樂”的是打打殺殺與亡命天涯後的一個夢，“推翻中國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政權”建立所謂的新“國”和“天下”。恐怖至極！
范曾現象值得深思
縱觀范曾人生的方方面面，投機與背叛是關鍵詞。這類人的命運與性格，無疑與多變的社會大環境有關。
由於我國曾經長期處於複雜的政治運動之中，使一些人嘗到了投機局勢，弄虛作假的甜頭，見利忘義，做了變色龍。而范曾就是這類人的代表。每每在動盪中毫無原則、翻臉不認人，不擇手段在混亂中“發家致富”，留下了千古罵名。成了今天車間生產的工人、田間地頭識點字的農民、退休養老的社區老人、喜好藝術的文人和政客消遣、談論、指責的工具。其劣跡永遠將成為人們津津樂道消遣與趣談的灰色經典，和正襟危坐、傳道授業的反面教材.
王旭：書法家 美術評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