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來得及的營救行動

　　上世紀80年代初，黨史工作者胡康民在重慶市委辦公廳保存的檔案資料中發現了一封信。信署名“吉祥”，其實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婦委書記胡其芬寫的，時間是1949年11月19日，距離“11•27”大屠殺還有8天。

　　“聞所內傳說即將結束，除17人決定釋放外，其餘還有第三、第四批或將處決，每個人都籠罩着死亡的陰影。藍先生歸來又帶給我們一線生的希望。妹，這就全靠你與朋友營救我們的努力了。第三批傳命令已下，可能周內辦理！！！”這是一封求救信，是渣滓洞的革命者向地下黨組織的最後求救。信寫成了，由看守黃茂才(也就是藍先生)偷偷帶給地下黨員況淑華。況淑華馬上轉給地下黨沙磁區工作組負責人劉康，已是21日。劉康一看信，馬上四處活動籌集經費、動員武裝。

　　地下黨組織也派人找到準備起義的兩名國民黨師長，提出三個條件：一要放開大路，讓解放軍過江；二要保護城市安全，不能讓敵人破壞；三就是要攻打渣滓洞、白公館，救出革命者。頭兩個條件，對方都答應了。唯獨第三個，兩人都沒答應：“守衛監獄的是內政部警察第二旅的人，都是現代化兵器武裝，實力太強啊。”

　　最後的希望就落在劉康身上。11月26日，武裝營救人員基本動員好了，人是來自“中央警察學校”的進步學生，駐守機場的國民黨連長、共產黨員王正修和準備起義的江北十區區長陳秉國，同意借槍出來。11月27日下午，劉康等人又開會研究了各方面情況，因為還有一些事情未落實好，營救方案仍無法實施。下半夜劉康起來上廁所，突然發現歌樂山紅了半邊天。他連連跺腳，“糟了！完了！”

　　在發現“吉祥”的求救信的同時，胡康民還找到一份紙頁發黃的報告，上面記載的正是先烈們的最後囑託。

　　聽，歌樂山在哭泣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車毅英離開歡迎解放軍進城的人群，獨自一人跑向歌樂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員車耀先的二女兒。車毅英還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親早已被秘密殺害。她以為父親就關在歌樂山監獄裡。多年以後，車毅英這樣描述當日的所見所聞：“白公館裡人去樓空，渣滓洞的餘燼還在冒煙。渣滓洞樓下的8間牢房裡堆滿了燒焦的屍體，沒有頭，沒有足，只有一塊塊焦黑的軀體。圍牆的缺口處、房前屋後、廁所內，另有20多具屍體躺在那裡。松林坡上三個大坑，裡面屍體枕藉，血水橫流。看見一個個死難者睜目仇恨的眼神、緊握的拳頭和流出的鮮血，我說不出一句話。歌樂山上一點聲音也沒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涼。”

　　但是，當越來越多的人湧向歌樂山尋找親人、朋友和同學時，山林再也無法沉寂下去，哭喊聲處處可聞。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慶《大公報》以“蔣匪滅絕人性屠殺革命志士”為題，記下慘絕人寰的一筆：“一位青年婦人，正抱着她的一個一歲多的孩子，在那裡痛哭，找她丈夫的屍體。天！這怎麼找得到！那麼多焦屍，已沒有一個還像人樣，沒有一個能認清面目。”

　　12月1日，解放軍衝進了渣滓洞、白公館。在剛經歷了與胡宗南部隊和羅廣文殘部的生死廝殺之後，那些流血不流淚的戰士們此刻也失聲痛哭：“我們來晚了！”“我們來晚了呀！”

　　兩三天后，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人們跑回歌樂山。羅廣斌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帶着大家衝進白公館，衝進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塊木地板，五星紅旗還在。那是獄中難友們聽說新中國成立後用被面、草紙和飯米粒製作成的紅旗。攥着它，幾個人抱頭哭起來。

　　革命志士慘遭屠殺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慶軍管會：查明詳情，收斂遺體，清理遺物。

　　12月14日的《大公報》報道了人們在電台嵐埡挖掘烈士遺骨的情形。“挖出的這二十九具屍體，全部腐爛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兩位女志士忠骸被親屬認出，其他已無法辨認。”“這二十九具志士的屍體除了每人穿一件內褲外，連衣服鞋襪都是在殉難前被特務們強迫脫掉。第二天還有人看見特務們把那西裝、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擺地攤出賣……”經過數日的清理、挖掘，在歌樂山集中營範圍內，人們總共發現屍體332具。

　　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調集到歌樂山下。兩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綢裹屍。剛剛解放的重慶物資極度匱乏，人們竭盡全力，卻也只能用這種最簡單的方式收斂烈士的遺體。

　　歌樂山腳下，從此多了一處巨大的墳塋，300餘位烈士長眠於此。他們的姓名和頭像被鐫刻在墳塋後的石牆上。

　　1961年，根據渣滓洞和白公館裡的真實鬥爭創作而成的小說《紅岩》問世，已成為當代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小說。它還被不斷地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廣播劇、戲劇、歌劇，幾十年來經久不衰、感動依舊。

　　叛徒和特務的下場

　　那些出賣、殺害革命者的叛徒和看守特務後來的命運又如何呢？

　　劉國定覺得自己官大，還和特務討價還價要當少將，掛了個中校軍銜，最終升為上校。被劉、冉二人直接或間接出賣的地下黨員，大部分犧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館。重慶解放前，劉國定苦苦哀求保密局頭子毛人鳳讓他去台灣，自然被毛人鳳一腳踢開。他又籌措路費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錢，只好先逃到成都，後來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冉益智在重慶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脫險同志登記處”，厚着臉皮找羅廣斌要求登記，被脫險同志認出，一頓訓斥，叫他趕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個月後，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國民黨軍統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李修凱當時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於立功表現，他一見冉益智就喊：“你這個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務！”兩人邊叫罵邊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邏的解放軍發現送進了公安機關。

　　1951年，劉國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慶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臨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將屍體“棄之於荒郊，與草木同腐”。

　　叛徒任達哉出賣了許建業，為敵特的大破壞立下“首功”，但仍被視為“共黨分子”關進渣滓洞，死於“11•27”大屠殺。塗孝文和蒲華輔“守住了最後一道防線”，沒有再繼續出賣同志，1949年10月28日遭特務槍殺。至於出賣了冉益智的余永安，1955年才被逮捕。但他不是黨員，不能以叛徒論處，被送往農場接受改造。

　　那些雙手沾滿革命者鮮血的看守特務也沒能逃脫法網。白公館副所長楊進興後來改名楊大發，潛逃到四川南充縣青居鄉。在那裡，他換上土布衣服，很快租了幾畝地，當起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後來的減租退押和土改中，楊進興狠鬥地主階級，因此被評為貧農，分了田地，還當選互助組小組長。1952年8月，有人偶然聽到楊進興夫妻兩個鬥嘴：“你惡啥子？你自己幹過些啥？政府現在到處捉特務，你敢到鄉上去坦白？”1955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鄉親們把這個可疑情況反映給公安機關。一調查，人們才知道，這個“楊大發”正是殺害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委員車耀先的劊子手。殺害楊虎城將軍、小蘿蔔頭，製造“11•27”大屠殺，他也有份兒。1958年5月16日，楊進興被執行槍決。

　　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長徐貴林，就是小說《紅岩》中的“貓頭鷹”。“11•27”大屠殺之後，他被編進了胡宗南部76軍80師，在戰鬥中被解放軍俘虜。當時，解放軍並不了解他的底細，就當作一般俘虜資遣了。徐貴林偷偷潛回重慶南岸彈子石地區，挑起菜擔子，走背街串小巷賣起菜來。他滿以為在彈子石這樣的偏遠郊區是不會有人認出他來的。但我公安機關很快就發現了他的蹤跡並迅速實施逮捕。1950年5月18日，重慶市軍管會宣布了對徐貴林執行槍決的命令。

　　最後來說說《紅岩》中的頭號反派人物徐鵬飛，也就是現實中的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徐遠舉。坐鎮指揮了血洗白公館、火燒渣滓洞之後，徐遠舉逃往成都，後又趕到雲南昆明。鎮守雲南的盧漢將軍宣布起義時將徐遠舉等人逮捕，1950年3月移送重慶。

　　歷史出現戲劇性的一幕：1950年6月，36歲的徐遠舉被送進了白公館。那時，白公館已經由軍統局監獄變成了戰犯管理所，曾經關押革命者的監牢裡，住進了特務頭子和劊子手。1956年，徐遠舉被轉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他積極接受改造，表現很好。1964年，徐遠舉以《血手染紅岩》為題寫下數萬字的材料，詳細交代了自己破壞《挺進報》和四川地下黨組織、逮捕審訊共產黨人，以及製造一系列大屠殺的全過程。1973年，徐遠舉突發腦溢血，在北京復興醫院搶救無效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