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聞：鄧小平二次復出，毛澤東馬失前蹄

本文要談的是我對鄧小平現象進行再思考後的一些心得。

自從1949年建政後，老鄧就一直是毛澤東倚重的得力幹將，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毛和鄧的歷史淵源，從江西蘇區的反圍剿，到長征中的遵義會議，到抗日戰爭和延安整風，到國共內戰，這一路下來，鄧小平都是鐵杆毛派，在確立毛的黨魁地位和打江山的大業中，鄧立下了汗馬功勞。二是鄧小平很能幹，有魄力，組織能力很強，特別是他講求效率和舉重若輕的工作作風深得毛澤東賞識，老早就給毛留下了“人才難得” 的印象。當然，鐵杆毛派這點最重要，即所謂的“路線決定一切”，毛考察幹部最看重的就是是否緊跟他。能耐再大的人，如果跟毛不緊，是絕對不能被重用的。

新朝甫立，百廢待興，正是能人大顯身手的時候。過去戰爭年代那些能征善戰的將軍們，現在未必都能派上用場，而政治、經濟、黨務、軍事、外交諸端都在行的多面手鄧小平自然就吃香了。於是1952年8月毛調鄧入京，委以黨國大任。此後老鄧就以驚人的速度遷升着。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與林彪同時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56年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毛委任鄧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成為排名第六位的領導人，開始與劉少奇一起負責黨國日常工作，正式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

這個總書記的位置可是了不得，在黨領導一切（即一黨專制）的體制下，總書記是貫徹黨魁意旨和路線的掌門人，總攬黨、政、軍日常事務。連身為黨內第三號人物兼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都必須事事向鄧所主持的中央書記處請示匯報。實際上毛澤東起初是把鄧小平作為劉少奇之後的第三梯隊接班人來培養的，那時還沒有考慮林彪。誰都知道，建國初期，林彪因為身體虛弱，怕光、怕風、怕水、怕聲音，一直以養病為名長期賦閒在家，實行“韜光養晦”的策略。

老鄧果然不負聖恩，表現出色。從1956年到1966年擔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期間，在政黨、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諸方面鼎力推行毛澤東路線、方針、政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例如，1955年3月鄧在黨內會議上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1956年9月鄧在中共八大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1957年毛澤東用“引蛇出洞”的“陽謀”在全國發起大規模的反右運動，鄧小平親自主持和積極推動了那場運動。結果，全國80萬名黨員被打成右派，290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從1960年開始，鄧小平是毛委任的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領頭人，著名的《九評》（即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就是在他主持下出籠的。

1958年，毛澤東提出了三面紅旗的總路線，在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在大躍進初期階段，鄧小平也積極贊成和支持了毛澤東。但從1960年起，鄧與毛的關係產生了分歧和裂痕。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饑荒，直接導致了數千萬人被餓死的大悲劇。特別是老鄧到基層視察，親眼目睹了農民們掙扎於饑寒交迫線上的慘狀後，他的頭腦終於清醒起來，對大躍進和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路線產生了疑慮。鄧小平深感應該採取措施加以糾正，於是與劉少奇、陳雲等組成了緊急委員會，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搞了“農業六十條”，提出“三自一包”，以恢復頻臨破產的農業和國民經濟。在1961年9月又提出“工業工作七十條”，將經濟發展從浮誇的烏托邦主義引向了實用主義。

劉鄧等人的工作卓有成效，包括“三自一包” 在內的一系列政策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兩三年下來，農業生產基本得到恢復，整個國民經濟也有一定程度的好轉，最要緊的是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基本解決。“困難時期” 老鄧和劉少奇一起在第一線抓經濟，救活幾億人，本來這是天大的好事，可是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反而成了他們的罪行。為啥會這樣？因為第一，毛澤東明顯感到劉、鄧執行了一條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線。在毛澤東心裡，政治路線是他的命根子，那是一點也歪不得的。第二，劉鄧的政策在效果上是“救民於水火”，深得幹部和百姓擁護，這使毛澤東感到自己在黨內的權威受到挑戰，產生了大權旁落的恐懼感。因此，處在“二線” 的毛澤東，那幾年呆在中南海菊香書屋裡反覆琢磨的事情，就是如何搬倒劉鄧，奪回失去的那部分權力。這便是毛澤東1966年發動那場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的真實動機。

 文革中鄧小平的罪名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鄧被正式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紅衛兵到鄧小平家裡開批鬥會，逼他下跪，坐“噴氣式”，戴高帽子遊街，在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小將”們拳腳相加。六十多歲的老鄧頭哪裡受過這等精神侮辱和皮肉之苦？後來他被軟禁在一座小房子裡，三個孩子被趕到外地，只有夫人卓琳與繼母和他在一起。住地四周都是鋪天蓋地的“打倒”“火燒”“砸爛狗頭” “永世不得翻身”之類的大標語和大字報。隨着鄧小平的倒台，他的家庭成員也受到了殘酷的迫害。1967年3月15日他的弟弟鄧蜀平因為絕望而自殺。1968年9月，他的愛子鄧朴方在北大被紅衛兵殘酷批鬥時，從四層樓跌下來，造成脊椎骨嚴重折裂，年僅24歲便開始了終生殘疾人的生活。1969年9鄧小平一家被趕出中南海，流放到江西新建縣，開始在拖拉機修配廠的監督勞動生活。因此，老鄧後來對文革恨之入骨也就很自然了。

然而，比起劉少奇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惡運來，老鄧還是幸運的。他雖然被打倒，但還保留了黨籍。在違心地作過檢討並向毛保證“永不翻案”後，他得到了寬大處理，最後被流放到江西監督勞動改造，好歹把命保住了。很多人說是那份“永不翻案”的“認罪書”起了作用，矇騙了毛。筆者認為，此說未免低估了毛澤東的智商。鄧的信固然在毛那裡備了個案，但毛不逼死鄧的根本原因在於，鄧並未對他構成大的威脅。這與毛－鄧之間的歷史淵源有關，也與鄧並無大的政治野心有關。此外，鄧的性格也幫了他的忙：鄧一向為人低調，善於隱忍，雖身居高位但並不顯露鋒芒。一般才華出眾的人常犯的毛病是喜歡表現自己，動不動就要露一手給人看，這不免遭人猜忌。臣下在強主面前倘若恃才傲物，那更是犯了大忌。而鄧卻是善於“韜光養晦”的專家，這在他一生三起三落的坎坷經歷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文革初毛批評鄧的是“從來不向我匯報”“開會坐在角落裡，不發言” 等等一類的事情，真正能“上綱上線”的乾貨並不多。反之，在毛看來劉才是最大的威脅。想想看，劉在第一線工作，從中央到地方大多是劉的人馬。“困難時期”那幾年，劉在一線搞出了巨大的成績，在黨內外名聲鶴起，每逢重要節日，毛劉二主席的巨照都是同時出現在《人民日報》等傳媒上。更要命的是，天下人都知道劉是毛選定的“接班人”，劉會不會趁勢提前“搶班奪權” ？毛看在眼裡恨在心裡。“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 ？一生嗜權如命的毛澤東對劉是鐵了心，必欲除之而後快。所以，不管劉少奇如何服軟，甚至請求毛同意他和妻子回鄉種地，到這份上毛也不改初衷，非要把他逼死不可。文革初雖然提的口號是“打倒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但是很顯然，毛對劉和鄧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毛不除掉鄧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留住他以備未來中央權力布局的不時之需。深諳帝王御臣之術的毛澤東極為老道，他深知文革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搏鬥，不能套用過往那些常規的經驗和手段，必須考慮各種可能性，萬一將來出現不測的情況，總得找人來補台，至少得有人來進行權力的平衡。搬起指頭算一算，當時處在權力中心的幾個人物，誰適合擔當這個角色呢？誰又是權力布局棋盤上的長線人物呢？林彪雖然被指定為新的接班人，並寫入黨章，但這個打仗在行的副統帥畢竟是行伍出身，搞政治還是欠點火候，況且他是不是真正靠得住，並沒有十分的把握。說穿了毛是抱着實用主義的態度啟用林彪的，即通過林彪牢牢抓住軍隊（那是毛的命根子），這樣就可以放心大膽地搞文化大革命。總理周恩來在資歷、能力和聲望諸方面都極浮眾望，但毛周之間長期的歷史恩怨，特別是當年紅軍時期寧都會議上老周奪了毛的權，這成為毛永遠揮之不去的心結，一直想報這一箭之仇。儘管遵義會議後，周一直像小媳婦一樣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毛，但他卻只是利用周的才幹和人脈網絡為己服務而已。尤其是文革這種非常時期，毛必須利用周幫他處理黨政軍的日常工作，穩定國家的大局，以便集中目標打倒劉少奇。說到底毛從未真正信任過周，到林彪折戟沉沙後，毛對周的猜忌日甚，多方找岔要打倒周，這是後話。文革中其他半倒或還沒有倒的開國重臣如陳雲、李先念等，都只適合作方面大臣，不是統攬全局的大才。康生呢？整人在行，是作特工頭子的料，卻不適合管理國家，況且整人太狠，樹敵太多。至於江青，出道時間還不長，把她提升到中央文革副組長（實際上是中央文革的第一把手）已經算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了，那時還不能讓她挑大梁。文革上來的其他新貴如張春橋者流，根基都太淺，難以服眾，也還成不了棟梁之材。算來算去，毛想到了鄧小平。前面說過，毛一直對鄧有“人才難得”的評價，而且一直把鄧看成自己人。因此，鄧小平成為毛澤東權力布局棋盤上的長線預留人物，是可以理解的。筆者認為，這才是毛給鄧留了條活路的最大理由。

1971年發生的9.13事件，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摔死在蒙古大草原，震驚世界的爆炸聲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產，毛受到了致命的一擊，威望一落千丈。在林彪事件的重創下，毛大病一場，曾當着江青的面，將國家黨政軍大權交給周恩來，但身體稍微恢復後，立刻反悔，進而對周的猜忌日益加深。從那時起毛澤東即開始考慮重新起用鄧小平，用以制衡和取代周恩來，為此不斷放風造輿論。經過一波三折，鄧終於在1973年2月回到北京，恢復了國務院副總理職務，12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會副主席，再次進入領導核心。1975年1月鄧更身兼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毛澤東啟用鄧小平是想收一箭雙鵰之效，既利用鄧的復出在政治上安撫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又用鄧防範和制衡周恩來。在毛看來，無論是從能力還是與他本人的歷史淵源來看，鄧都是能夠在政治上挾制和取代周的不二人選。毛想要的權力格局是讓以江青為首的左派保衛文革成果， 讓鄧小平為首的右派維持國家日常生活的運轉，整個國家的航船當然還是由他本人掌舵。

然而，正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毛澤東這次是馬失前蹄了——他錯估了鄧小平。經過文革的煉獄後，此鄧已非彼鄧。首先，鄧已經痛感毛澤東那套“以階級鬥爭為綱” 的路線方針政策把中國拖進了死胡同，黨國的前途已岌岌可危。其次，個人和家庭飽受的文革之苦，使鄧在內心深處對那場禍國殃民的大浩劫深惡痛絕。第三，鄧有着許多四川人都具有的有仇必報的倔強個性，這使他無法忘記過去。

在江西流放勞改的三年半期間，當鄧小平無數次在居所院子裡散步時，腦海里反覆考慮的就是這些國事家事天下事。他很可能沒有想到自己會復出，更沒有想到會再次進入中南海的權力中樞，成為第三把手。但既然到了這個位置，就應該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不僅為黨國、為蒼生，就是為屈死的老戰友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輩，自己都是責無旁貸的，即使冒很大的風險，也應該有所作為。所以，鄧小平復出後拿出了一貫雷厲風行的作風，快刀斬亂麻，重用了諸如萬里、谷牧、余秋里、胡耀邦、周榮鑫等一批能幹的實幹家，着手對當時極端混亂的局勢進行整頓，整頓中央機關，整頓工礦企業，採取各種措施抓工農業生產，恢復破爛不堪的國民經濟。，短短兩三年時間，各方面都有了起色。在這方面，鄧與周恩來不謀而合。周很了解鄧的為人和個性，雖然他明知鄧是毛安在身邊挾制自己的人，但他看出鄧與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很難相容，相信鄧會在政治上助自己一臂之力，成為扭轉文革困局的同盟軍。同時，鄧的出面主事，還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周直接面對毛的巨大壓力。因此，周在自己生命的最後兩三年，堅定地支持了鄧小平，以此破除了毛拉鄧倒周的部署，使鄧小平和葉劍英等元老堅定地站在了自己一邊。

但另一方面，鄧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資派”，他與江青為首的文革派本來就是南轅北轍，形同水火，絕然走不到一起去。因此，鄧所做的事情遭到文革派的摯肘、非難和反對也是勢所必然。例如，鄧派採取一些措施加快發展經濟，文革派就提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鄧派想通過適當的獎勵調動職工的積極性，文革派就攻擊那是“物質刺激”，是 “推行修正主義路線” ；鄧派適當放寬農村自留地和自由市場，文革派就攻擊說那是“資本主義復辟” ；鄧派要適當放鬆對教科文領域的一些緊箍咒，文革派就祭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鄧派要恢復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制度，文革派就猛批“資產階級法權” ，並大張旗鼓地宣揚白卷英雄張鐵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文革派不僅在政治上組織上摯肘鄧派，對整頓和糾錯橫加阻擾，而且利用他們掌控的傳媒機器大造輿論，對鄧派亂戴帽子，亂打棍子。因此，毛澤東設想的左右兩派同朝共事、各司其職的權力格局，根本就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1973年底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實際是毛髮動的批周倒周運動），1974年4月鄧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1974年10月的所謂“風慶輪”事件，1975年的四屆人大及其圍繞“四個現代化” 口號的提出，以及對教科文和各工交系統的整頓等等一系列問題上，鄧與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和表面化。一言以蔽之，鄧所作的事情說穿了就是恢復被文革打亂了的秩序，這當然是毛澤東和四人幫無法容忍的。文化大革命是毛自認的畢生所干的第二件大事，那是他的命根子，豈容置喙？毛曾要求鄧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一個決議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被鄧斷然拒絕。鄧說：“我是桃花源中人，只知秦漢，不知有晉。”如此，鄧小平第三次下台就不可避免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在1月15日的追悼會上，鄧小平致悼詞。毛澤東鑑於鄧小平對文革路線的態度以及他與四人幫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後會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遂任命華國鋒為總理，並於當年4月免去鄧小平的一切職務，其後又迅即在全國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鳳”運動。

鄧雖第二次下台，但歷史證明鄧並不是輸家。真正的輸家是誰？是毛澤東和他一手扶植起來的四人幫。毛澤東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終於使人民覺醒了，激怒了。1976年清明節為紀念周恩來而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4.5事件，就是覺醒了的廣大民眾起來反抗暴政、要求民主自由的一場自發的民間運動，它的主旋律是控訴“當代秦始皇”。毛死後屍骨未寒，10月6日四人幫就被逮捕。一年後老鄧再次復出後，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兩個凡是”，冰封雪蓋的中國大地解凍了，鄧小平作為新時期的舵手駕馭着中國這艘傷痕累累的巨輪，離開了毛澤東的航線，駛向不同的方向。

第二次復出後的鄧小平雖然在政治舞台上只呆了三年，但始終都處在中共權力鬥爭的風口浪尖，他的所作所為代表了民意，他的表現贏得了廣大幹部群眾的擁護，他的威信空前提高，這些都為他1973年7月的再次復出和其後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如果沒有鄧小平的第二次復出，就不會有他的第三次復出，就不會有他在現代政治史上的地位，中國的現代史就會改寫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毛幫了鄧的忙。毛澤東一生斗人無數，從未輸過，最後卻敗在被他放過一馬的老鄧手裡，這多少有些諷刺。

網上有人不斷地說：“毛澤東最大的錯誤是沒有殺了鄧小平！” 站在毛派的立場，這話是對的。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這話是荒謬的。如果沒有鄧小平，就不會有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和進步，這是一個不需要論證的結論。但這並不等於說鄧小平沒有過錯，他對中國人民有功也有過，如何評價他的功過，那是另一個話題。

（Oct.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