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29日北京的一個大學生貼出了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這副對聯一貼出來，就產生了“轟動效應”圍觀者、傳抄者、批評者、辯論者比比皆是。8月1日，這副對聯傳到了，北大、清華、人大等高等學校被貼出，又一次引起了轟動。

由此在紅衛兵組織當中，展開了殘忍的“血統論”鬥爭，“紅五類”與“黑五類”的對陣，“紅五類”指家庭出身為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的青少年學生。“紅五類”子弟被認為是天然的革命者，他們首先組織並且加入了紅衛兵，並成為紅衛兵運動的骨幹。後來“紅五類”子女在入團入黨，畢業分配、招工、參軍、提乾等方面都有優先權。

“黑五類”子女指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後來又加上了資本家和黑幫的子女，統稱為所謂的“黑七類”。

文革初期，與同齡人相比啊，“黑五類”或者“黑七類”子女在各方面都備受歧視，如同賤民。“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1966年8月2日，接見持不同政見的兩派紅衛兵的時候，他表示，這副對聯“不全面”，陳伯達批判了“血統論”，指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實際上是封建社會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這樣的一種翻版。

但是陳伯達無法“阻止”“血統論”的發酵，8月6日，北京的部分中學生在天橋劇場，召開了關於對聯的辯論會，江青在會上建議將對聯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造反，理應如此。那麼她就把“血統論”的悲劇，又政治性地附帶到了對於天理和人倫的摧殘，在文革中和反動的父母親劃清界限，這似乎是唯一可以擺脫“血統論”的一個辦法。

那麼在“血統論”橫行的時候，一篇大膽的文章出現了，這就是《出身論》。文章義正詞嚴的指出，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力，我們一概不承認。文章在全國各地不脛而走，非“紅五類”出身的人們，從中看到了敢於反駁“血統論”的正義之聲，文章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實質是遇羅克寫的。

遇羅克生於1942年，北京人，家庭出身是資本家，當時是高中學生，因為撰寫《出身論》，遇羅克在1968年1月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1970年3月5日被槍決，他是文革中最早覺醒的先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