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從「延安之春」到鬥爭王實味

 

一  利用自由主義打擊教條主義：毛澤東與延安「自由化」言論的出籠

 

1942年的初春，春寒料峭，毛澤東整頓三風的報告猶如一股春風，將延安知識分子幹部的心吹的暖烘烘的。各機關、學校紛紛辦起壁報，人們踴躍著文，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向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發起猛烈的攻擊。就在這時，毛澤東開始了一個重大行動：清剿「教條主義的大本營」[1]——延安中央研究院。

延安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是中共為培養高級理論幹部而設立的一所「紅色教授學院」，它的前身是馬列學院，這是國際派的一個世襲領地，自1938年5月5日成立，即長期由張聞天兼任院長，副院長一職則由中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開山人之一、日本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師河上肇的弟子王學文擔任。張聞天和王學文是中共黨內極少見的掌握數門外語、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宿耆，但是毛澤東對張聞天、王學文領導下的充滿濃厚理論學習氣氛的馬列學院並無好感。1940年5月，王學文因長期在日本留學，熟悉日本情況，被調到總政治部任敵工部部長，王學文雖然繼續掛名副院長，但張聞天在工作中已失去一重要助手。1941年5月，馬列學院改名為馬列研究院，7月，又易名為中央研究院。毛將馬列研究院改名的目的是為了淡化中共作為原型馬列政黨的形象，以凸顯中共的民族主義色彩，此舉也是為最後摧毀斯大林伸向中共的這塊精神租界地儘早作好輿論和心理上的準備。

1942年1月，中宣部部長兼中研院院長張聞天，主動下鄉進行社會調查，在臨行之前，張聞天去中研院講話，他「以莊重的口吻說毛澤東同志的學習態度和學習方法始終是扎紮實實的，腳踏實地的，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是全黨學習的楷模」，號召大家要「老老實實」地向毛學習。張聞天隨即話鋒一轉，開始自我貶損，聲稱：「我沒有什麼值得學習的，我不過是一個缺乏實際的梁上君子罷了。」 [2]毫無疑問，張聞天這番話會一字不差地報到毛澤東那裡，張聞天用這種方式向毛傳遞了他徹底認輸的信息。張聞天離開延安後，中宣部代部長凱豐以「帶罪之身」奉命領導中央文宣部門的整風運動，但他極為知趣，不肯過問中研院的運動。羅邁（李維漢）則在毛的支持下，以中宣部副部長的身分坐鎮中研院。羅邁系中共元老，也是毛青年時代的朋友，但曾一度依附國際派，得罪過毛。1935年後，羅邁審時度勢，積極靠攏毛，更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對自己所犯的「錯誤」作了「深刻的檢查」，已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毛的諒解。1942年毛澤東派羅邁主持中研院整風運動，就是要在政治鬥爭的「風口浪尖」上，進一步考察他。對此，羅邁心領神會，1942年3月16日，他在《解放日報》發表《要清算幹部教育中的教條主義》的署名文章，指責1938年後的中共幹部教育，造成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馬列書」的風氣，將矛頭直指領導中央文宣和幹部教育工作的張聞天。羅邁十分清楚，毛正不動聲色地注意着自己，他也知道毛早已派陳伯達掛職於中研院，陳伯達這個「包打聽」將會把中研院的大小事情迅速稟告於毛。

毛澤東派羅邁前往中研院的目的十分明顯：揭開中研院的「蓋子」，先打掉院內那批留蘇、留東、西洋的「理論權威」的傲氣，再進而將鬥爭矛頭直指「教條主義的祖師爺」——中研院院長張聞天和王明、博古。

中研院被毛澤東選作整肅國際派的重點單位絕不是偶然的。1938年後，經張聞天親自挑選，馬列學院集中了一批中共著名的學者和理論家：擔任中研院各研究室負責人的張如心、王思華等皆有留蘇或留歐美、留日背景，且均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入黨的老黨員；各研究室的一級研究人員也多是一時之選，其中大多數人都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有的人還有譯著出版。但由於後一類人入黨時間較晚，且大多不曾留蘇，所以在政治上的地位並不高。

毛澤東為了在心理上徹底打垮中研院內這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意志，交替使用了兩種手段：第一，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公開羞辱他們；第二，挑動青年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放火燒荒」，將青年的怒火引至國際派身上。

出身於長沙第一師範的毛澤東有着極其強烈的自尊心，對所謂「大知識分子」一直懷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從來就懷疑黨內那批理論家在內心深處並不承認自己，毛也猜度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認中共黨內有「教條主義」一說，他們完全可能以中共絕大多數黨員沒讀過馬列著作為由，拒絕接受「教條主義危害論」。毛澤東知道，對付這筆「紅色教授」，僅僅用說理辯論那一套糾纏不清的「文明的方式」顯然是不夠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將他們臭罵一通，使他們在劈頭蓋臉般的責罵中，斯文掃地，無地自容。

對付「紅色教授」，毛澤東自有其法術，其中最厲害的一着就是剝掉他們引以自豪的「理論家」頭銜，賜他們一個「壞透了的留聲機」的惡名。

秉持毛澤東的旨意，《解放日報》在社論中嘲笑那些以熟讀馬列為奇貨可居的「紅色教授」，自以為「誰背的書最熟，誰就是最好的理論家」，其實是在鬧「天大的笑話」。社論聲色俱厲地警告他們，必須自我脫帽（「理論家」之帽），並以無可置疑的權威口吻教訓這些「理論家」：

會引證馬列主義之警句的人不能稱為理論家，能以馬列主義精神方法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才能稱為理論家。 [3]

為了一舉打掉「紅色教授」身上的傲慢，毛的得力助手胡喬木在《解放日報》上著文，乾脆直接將他們喻為「廢物」。當然，這樣的罵人話實在太難聽了。於是，胡喬木將「廢物」從輕發落，改稱為「壞透了的留聲機」（「因為他們決沒有把所見所聞背得一字不差的本領」），並且宣稱共產黨內這種人「多的是」！[4]

毛澤東的凌厲攻勢果然有效，中研院的「紅色教授」們個個嚇得膽戰心驚，忙不迭地表態支持反教條主義。但是，毛卻對他們思想的迅速轉變十分懷疑，因為這些「理論家」並未將「教條主義」與他們個人聯繫起來，而是「你也來呀，我也來呀，大家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尾巴割下來呀」，好似「教條主義」與他們無關。對這批「理論家」隨風轉舵毫不臉紅的行徑，毛澤東、胡喬木表示出極大的憤怒，他們借《解放日報》之口挖苦道：「他們叫得愈多愈響，就愈成為諷刺。任是什麼漂亮的盒子，一觸到他們的指頭，就都變為頑石了」。  ^[5]

其實「紅色教授」們已經夠可憐了，僅僅在一夜間他們就從鳳凰變成了草雞。他們忍痛宣布自己原先視為安身立命之本的馬列著作「比屎還沒有用處」， [6]這些昔日的理論家從最良好的願望出發，儘可能地去理解毛的「新解釋」，他們已對毛表現出最恭順的服從，所未做的只是將自己罵得狗血噴頭，而阻礙他們達到這一步的則是個人的尊嚴感，然而毛澤東所要索取的正是這份個人的獨立與尊嚴！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經毛澤東修改，由胡喬木撰寫，堪稱中國言論史之奇文的社論《教條和褲子》。 [7]這篇社論以大膽使用粗俗文字於政治鬥爭，開創了中共文宣語言的新範式。毛澤東、胡喬木通過《教條與褲子》的社論，責令「紅色教授」們「脫褲子」：為什麼要「脫褲子」呢?因為「問題發生在他們的貴體下」，還因為褲子下「躲着一條尾巴，必須脫掉褲子才看得見」。而各人「尾巴的粗細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而只有先脫掉褲子，才談得上「用刀割」,「褲子上面出教條，這就是教條和褲子的有機聯繫，誰要是誠心誠意地想反對教條主義，那麼他第一着就得有脫褲子的決心和勇氣」。  ^[8]

然而毛澤東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大師們」能否自覺「脫褲子」並不抱奢望，他決定採取一項重大措施——動員青年知識分子幫助「紅色教授」和老幹部「脫褲子」。

毛澤東擺出一副青年知識分子保護人的姿態，頻頻發表同情他們的言論，將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步步誘人早已為他們準備好的進攻塹壕。

在毛澤東言論中最具鼓動性的內容是他對「宗派主義」的解釋。1941年9月10日，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把「宗派主義」主要解釋為排斥、歧視知識分子的「首長本位觀」，而不是他以後慣所喻指的「王明、博古宗派集團」！

毛澤東說：

宗派主義現在也有。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義是排擠非黨幹部的一種風氣，即排外主義。同時也排內。 [9]

1942年2月2日，《解放日報》在社論中遵照毛的上述口徑，批評宗派主義「對於黨內同志則輕視疏遠，少團結，少幫助。對於黨外幹部，則少了解，少關心。對『三三制』的實行，又是不堅決、不徹底」。 [10]一時間，毛澤東似乎在鼓動延安青年知識分子「反官僚」！

3月中下旬，毛澤東的言論向更「開明」的方向發屐，《解放日報》連續發表反宗派主義的社論。3月14日，《解放日報》刊載社論《從自己製造的囚籠中跳出來》，抨擊某些共產黨員的「孤立主義」錯誤，宣稱黨和黨外人士的關係問題，是黨的生死問題，也是革命的成敗問題。3月19日，又發表《發揚民主作風》的社論，再度批判一部分黨員排外的宗派主義情緒，要求中共黨員「虛懷若谷」，「傾聽各種不同意見」。毛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士的關係的決定（草案）》中親筆寫道（這份決定因王實味事件的發生，以後並沒有下發和公布——引者注）：

任何願與我黨合作的黨外人員，對我黨和我黨黨員及幹部都有批評的權利。除破壞抗戰團結者的惡意攻擊以外，一切善意批評，不論是文字的，口頭的或其它方式的，黨員及黨組織都應虛心傾聽。正確的批評，應加接受，即使其批評有不確當者，亦只可在其批評完畢，並經過慎重考慮之後，加以公平的與善意的解釋。絕對不可文過飾非，拒絕黨外人員的批評，或曲解善意批評為攻擊，而造成黨外人員對黨的過失緘口不言的現象。黨外人員對於違犯政府法令或黨的政策的黨員及幹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機關依法控訴外，並有權向各級黨委控告，直到黨的中央。

《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及各抗日根據地的報紙刊物，應吸取廣大黨外人員發表言論，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國主義的人都有機會在我黨黨報上說話，並儘可能吸收黨外人員參加編輯委員會，使報紙刊物辦得更好。黨報工作者必須學會善於吸引黨外人員在黨報上寫文章，寫通訊的方式和方法。某些黨報工作者的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態度，須受到批評。[11]

毛澤東的這些話說得何等好啊！十五年後的1957年春，他不也說過類似的話嗎？然而，若細心觀察，毛還是在文件中預留了伏筆，毛在這份文件中給「批評」作了一個二分法分類——「善意批評」和「破壞抗戰團結者的惡意攻擊」，至於判斷何謂「善意批評」，何謂「惡意攻擊」，其解釋權自然屬於黨的領導機關和黨機關的領導人。儘管如此，毛澤東在1942年3月下旬起草的這份以後被束之高閣的文件的主旨精神卻是鼓動「放」！

1942年的3月，「自由化」的微風從毛澤東的窯洞裡飄拂出來，從毛澤東窯洞裡進出的客人有一位就是非黨作家蕭軍。毛澤東在一次深夜長談中甚至將自己在黨內所遭受的排斥和打擊的細節向蕭軍和盤托出。 [12]從這件事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在1942年3月鼓動「自由化」的真正意圖。然而擔任《解放日報》社社長的博古並不完全知道毛澤東的打算，他眼見毛澤東「批評」的板斧又揮向自己負責的黨報工作，於是迅速跟上毛的調子，在他的默許下，丁玲在《解放日報》文藝欄推出由黨員與非黨員撰寫的一組批評性文字，以示黨報工作的改進。

1942年3月9日，就在《教條和褲子》社論問世的當天，《解放日報》刊出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緊接着，由丁玲任主編、陳企霞任副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欄又先後發表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經毛澤東親筆潤色、作了修改的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13]以及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這些文章一經刊出，立即轟動了延安。

丁玲、王實味、蕭軍等人文章的共同特點是：用文學的形式對毛澤東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評宗派主義的一段話：「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瞧不起」作具體的解釋和進一步的發揮，儘管他們當時都不知道毛的這個講話。

毛澤東的「煽惑」終於將瓶子裡的「魔鬼」驅趕了出來！丁玲等尖銳抨擊了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長至上」的現象。這些文章還曲折地表達了廣大青年知識分子對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基層單位的領導毫無政策和文化水平，對上奴顏卑膝，對下則橫眉冷對，動輒用政治大帽子壓制普通黨員的不滿。文章的作者紛紛要求擴大黨內民主，在「同志愛」的基礎上建立充滿友愛、平等精神的革命隊伍的新型關係。

在《解放日報》文藝欄發表的文章中，最具影響力的是中研院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王實味的《野百合花》。

 

二  呼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王實味言論中的意義

 

王實味是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學精神的影響，滿懷烏托邦社會改造的理想，轉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而投身共產主義運動的那一代左翼知識分子的突出代表。1926年，時年二十歲的王實味在其就讀的北京大學文科預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年後因與女友戀愛受到了中共支部書記的指責而不再參加支部的組織生活。從1926年起，王實味開始在北京、上海的文學刊物上發表文學作品，1929年後，長期住在上海，有過一本創作小說集和五本文學譯著問世。1937年10月王實味來到延安，先入魯迅藝術學院，後經張聞天親自挑選，調入馬列學院編譯室，參與翻譯馬列經典著作，幾年中譯述達百萬字左右。王實味個性耿直傲介，看不慣馬列學院編譯室負責人陳伯達等諛上壓下的種種表現，與他們的個人關係十分緊張，但卻十分尊敬張聞天、王學文和范文瀾（原任馬列學院中國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8月後任中研院副院長）。馬列研究院改名為中央研究院後，王實味轉入由歐陽山任主任的中國文藝研究室作特別研究員，享受中灶待遇。

從1942年2月始，年屆三十六歲的王實味受毛澤東整頓三風號召之鼓舞，陸續在《穀雨》雜誌、《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連續發表文章，計有《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等。王實味的上述文章，從內容上看，與丁玲、蕭軍、艾青等人的文章完全一致，只是更具尖銳性和批判性。

王實味大膽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相當準確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理想漸趨破滅後產生的沮喪和失望的情緒，並對在革命口號下逐漸強化的等級制度及其官僚化趨向表示了嚴重的憂慮。

1937—1938年，成千上萬受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強烈吸引的知識青年，懷着對中共的崇仰和對未來新生活的憧憬，從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們的到來正好和急欲「招兵買馬」、壯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現實目標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領導的熱烈歡迎，而與外界隔絕多年的老紅軍也熱忱歡迎給他們帶來各種信息的知識青年。延安一時到處充滿着青年的歡聲笑語，似乎成了一座青年烏托邦城邦。

知識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一種完全迥異於國民黨統治區的氛圍，最令人振奮的是，在人與人關係上充滿着一種同志式的平等精神。尤其從國統區中小城鎮前來延安的女同志，更是覺得「卸掉了束縛在身上的枷鎖，分外感到自由」。一首流傳在延安的歌曲真實反映了當年她們的感受：

冰河，在春天裡解凍；萬物，在春天裡復生；全世界被壓迫的婦女，在「三八」發出自由的吼聲……從此，我們……我們定要……打碎這鎖人的牢籠！[14]

在這個時期，由於毛澤東的領袖權威還未最後形成，中共政治生活中的禮儀化色彩較為淡薄，毛澤東、王明、張聞天、朱德等黨的領袖穿着樸素，言談隨和，經常前往各學校作報告，前呼後擁的現象還不突出。除了「毛主席」這個稱呼已被叫習慣而繼續沿用以外，其他中共領袖都可以被青年人直呼為「同志」，無論是「王明同志」、「洛甫同志」，還是「恩來同志」、「博古同志」，都未聞有誰將「書記」、「部長」一類頭銜與他們的名字相聯。集中在延安各學校學習的青年學生經常就馬列基礎知識和黨的領導人的報告，展開熱烈的討論，「他們無限崇仰『兩萬五』穿草鞋和會打草鞋的人」，「一到了自己的隊伍里，就天真爛漫得很，虔誠到了家，對自己的領袖人物更是從心裡往外熱愛他們，一想到烈士，就肅然起敬」。為了表示與舊社會一刀兩斷，許多人甚至改了自己的姓名。艱苦的物質生活非但未減弱知識青年的熱情，相反，在這種充滿平等精神的新環境裡，他們體驗到心靈淨化的崇高，對中共的政治目標產生出更為強烈的認同感。在這個時期，延安男女青年的交往還比較自由，十月革命後蘇俄柯倫泰夫人的「杯水主義」一度流行，一些重要幹部率先「與傳統作徹底決裂」，上行下效，「打游擊」和「革命的戀愛」成為新生活的一項標記， [15]使得理想主義的氛圍更加濃厚。

然而1938—1939年後，隨着國共關係的惡化，延安與外界的聯繫基本中斷，在封閉的環境下，延安的社會氣氛和精神生活領域開始出現重大的變化：

一、毛澤東有意利用王明、康生從莫斯科帶回的斯大林「反托派」精神為己服務，放縱康生在延安營造「肅托」精神恐怖，青年知識分子無端失蹤的事件時有所聞。伴隨「肅托」陰影的擴大，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逐漸升溫，延安各學校原有的自由討論的學習活動漸漸轉變為對毛報告的歌頌，廣大知識青年的主動性逐漸消失，自贖意識與沮喪感日益蔓延。

二、上下尊卑的等級差序制度逐步完善，新老幹部的衝突逐步表面化。在任弼時的督導下，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黨推行，舞會成為延安高級幹部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對領導幹部的安全保衛工作已制度化。各單位的領導多由參加過長征的老同志擔任，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生活習慣開始受到嚴厲的指責，批評知識青年的詞彙，諸如「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小資產階級的情調」，愈來愈經常出現在報刊和領導幹部的口中，成為籠罩在青年知識分子頭上的精神低氣壓。

三、戀愛自由逐漸受到限制。「杯水主義」現象顯然與差序等級制度相違背，作為一種「時尚」它在1939年就告結束，而代之以幹部級別為基礎的、由領導介紹批準的婚姻制度。

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忽然發現，他們已從青年烏托邦理想國的主人，一下子跌落至「等級差序」制度下的最底層！

從王實味給我們提供的延安兩個女青年的對話中，不難看出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的失望和激憤：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象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擺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我們的科長，對上是畢恭畢敬的，對我們，卻是神氣活現，好幾次同志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鷹抓了他一隻小雞，你看他多麼關心這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塊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傢伙！」

「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和這一切相對應，王實味又為後世提供了一幅伴隨革命「蛻化」，「新階級」破土而出的逼真畫面：

抗日前線的將士在浴血奮戰，「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

延安中央大禮堂的舞會在通宵達旦地舉行，「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

「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着三色」…… [16]

作為一個狂熱的理想主義者，面對這一切，王實味感到不平，有如骨刺在鯁。他似乎十分懷戀1937—1938年那段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歲月，但他畢竟又信奉馬克思主義，知道「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於是王實味申明自己也屬於「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放言直諫絕非為爭個人利益。他甚至對延安的等級差序制度表現出最善意的理解，認為「對那些健康上需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優待」。只是處在當前「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許多人都失去最可寶貴的健康的時期」，為了「產生真正鐵一般的團結」，「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共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王實味確實太書呆子氣了。他畢竟未親身經歷過1927—1937年的「現代農民革命戰爭」，他不知道他所提出的這些要求對於某些出身於農民的高幹實在是強人所難。斗轉星移，中共雖然還未打下天下，但已有幾塊相對穩定的地盤，一些人已做不來與群眾「同甘共苦」、「吃一鍋番瓜湯」那類事了！雖然從總體上講，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幹部物質待遇的差別還不是十分明顯：大、中、小三灶伙食供應制度和斜紋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級服裝供應制度，如果和1949年後的高幹特供制度相比，簡直不能同日而語，但為何王實味竟感到「大人物」有如「異類」呢？

真正使王實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產生疏離和異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為特徵的、與高幹地位相聯繫的幹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產生的「高幹至上」的濃厚的社會氣氛。

延安的重要高幹的家裡一般都有組織分配專門照顧首長孩子的保姆，保護首長安全的警衛員，以及照顧首長生活起居的勤務員或公務員（負責為首長打洗臉水和洗腳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長的勤務員也由警衛員兼任，另有「伙夫」、「馬夫」各一人。 [17]在範圍不大的延安城，人們經常可以看到警衛員緊緊跟着首長和他們的家屬沿着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們也不難看到首長派來接愛人回家度周末的警衛員已早早守候在各學校、機關的門口。甚至連孩子們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輛由海外華僑捐贈給八路軍前方將士的救護車，是「毛主席的汽車」。至於毛澤東居住的楊家嶺、棗園戒備森嚴，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這更是公開的秘密。1942年春，毛澤東派李卓然登門邀請塞克到其住處談話，被塞克拒絕，理由是「有拿槍站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澤東吩咐撤去崗哨，塞克才在鄧發的陪同下去見了毛澤東。 [18]這一切在王實味和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離革命道義原則的有力證據，使他們產生了強烈的義憤和不平等感。

最令人心悸的是作為一個書生的王實味竟敢從抨擊「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現象進而試圖剖析產生等級差序制度的思想和歷史根源，間接或直接地向手握兵符和鎮壓機關大權的中共領袖毛澤東發起了挑戰。

王實味看到的「革命聖地」絕非是纖塵不染的共產主義殿堂，在延安的陽光下，不僅存在着濃重的陰影，還有人「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證據之一，即是有人以「發揚民族美德」為等級差序制度辯護——而這類「民族化」言辭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王實味是一個十分敏銳的知識分子，他親自體驗了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後在延安逐步深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感受到在社會氣氛方面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他不會忘記1940年延安理論界所發生的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正是隨着這類討論的展開，在「民族形式」的掩護下，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某些價值被堂而皇之地引入到中共的理論及其實踐中。終於，王實味得出自己的結論：中國專制主義的舊傳統已嚴重侵蝕了中共的肌體，即使在延安，「舊中國的骯髒污穢也沾染了我們自己，散布細菌，傳染疾病」，而舊傳統一旦與以「必然性」面目出現的俄式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就構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等級差序制度的理論基礎。

王實味質問道，難道我們可以用「了解國情」，「尊重國情」作藉口，遷就、迎合中國的落後傳統嗎？難道因為「黑暗面」存在有其必然性，就歡迎、保護黑暗嗎？王實味筆鋒一轉，忽將批評的矛頭直指毛澤東獨創的名言「天塌不下來」論：

在「必然性」底「理論」之後，有一種「民族形式」的「理論」叫做「天塌不下來」。是的，天是不會塌下來的。可是，我們的工作和事業，是否因為「天塌下下來」就不受損失呢？這一層，「大師」們底腦子絕少想到甚至從未想到。

從四十年代初開始，毛澤東就愈來愈喜歡講「天塌不下來」，在形勢緊張，中共面臨困境時，毛愛談「天塌不下來」；在聞知黨內外有不滿意見時，毛更愛說這句話：

「有意見，你讓人家講嗎，天又不會塌下來！」，「有話就說，有屁就放，天塌不下來！」

「我勸同志們硬着頭皮頂住，地球照轉，天塌不下來！」

滿腔熱血的王實味慷慨陳辭：

在認識這必然性以後，我們就須要以戰鬥的布爾什維克能動性，去防止黑暗的產生，削滅黑暗的滋長……要想在今天，把我們的陣營里一切黑暗消滅淨盡，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滅至最小限度，卻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王實味繼而警告道：

如果讓這「必然性」「必然」地發展下去，則天——革命事業的天——是「必然」要塌下來的。別那麼安心罷。

王實味在1942年所發出的這番「危言聳聽」的預測，終於事隔四十九年後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原先稱作「社會主義祖國」）——蘇聯和東歐、蒙古各社會主義國家得到應驗，蘇聯甚至都已不復存在。

只是，王實味當時還指望毛澤東警醒，以求防患於未然，但是王實味再一次失望了：

「『大師』們不惟不曾強調這一點（指防止黑暗面的滋長——引者注），他們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覺去了」。

「其實，不僅睡覺而已。在『必然性』底藉口之下，『大師』們對自己也就很寬容了。」

儘管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不着急，王實味卻憂心如焚。他為防止「革命的天塌下來」，向全黨貢獻出他的藥方：重振共產主義的理想之光，在革命道義的基礎上建立新型的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使共產革命充滿永久的動力。

王實味飽含激情，無限感懷地回憶起為實現主義而犧牲了生命的李芬烈士，企圖用追憶殉道烈士的方式來喚起人們胸中已沉寂的理想主義，用烈士滾沸的熱血來滌盪革命隊伍中已經形成的帶有專制色彩的人身依附的現象。王實味更期盼借早期共產主義者身上的聖潔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漸喪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王實味夢想中共能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首先實踐關心人、尊重人、重視人的人道主義準則，讓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成為「新社會」的自覺原則。 [19]王實味熱情歌頌青年的「純潔、敏感、熱情、勇敢」，呼籲當政者萬勿因延安的青年由於得不到「愛和熱」而發出「牢騷」就厭惡、嫌棄他們。王實味不無沉痛地說：「延安的青年已經夠老成的了」，若再打擊他們（例如某個在牆報上寫文章的青年，遭該機關「首長」批評打擊，「致陷於半瘋狂狀態」），那麼這個世界就太「寂寞了」。王實味甚至「超現實主義」地做起類似武者小路實篤筆下的「一個青年的夢」，以為凡為人者，皆存一顆溫暖友愛的同情憐憫之心。他寫道：

我底理性和良心叫我永遠以最溫和的語調稱呼他們為「炊事員同志」（儘管在延安稱伙夫為「炊事員同志」有些諷刺意味，因為即使不反對平均主義，也不會有「半個伙夫會妄想與『首長』過同樣的生活」）。 [20]

從抨擊延安「歌舞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級差序制度的思想和歷史根源，進而再開出一付「民主」、「博愛」的療救藥方，王實味的論調在延安領導人聽來，的確太刺耳了！不僅如此，甚至聽來有如托洛茨基的「工人國家蛻化論」！在這裡，他們的判斷並不錯，王實味的思想確實和毛澤東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

王實味鼓吹的「平等」、「博愛」觀念，從根本上說，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義哲學基礎上的「領袖至上」觀念存在着嚴重的對立。從王實味的人道主義思想出發，必然引發出人的主體精神的高揚；而確立「領袖至上」的觀念的首要條件就是削弱乃至消滅人的自主性，使人成為「齒輪和螺絲釘」。1942年的毛澤東正全力追求實現這個「宏偉」的目標，將全體黨員改造成「黨的（也即是毛的）馴服工具」，如果聽任王實味「蠱惑人心」的言論繼續擴散；勢必嚴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實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澤東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礙。

王實味呼喚平等，抨擊延安的等級差序制度，也直接侵犯了毛澤東和享受等級制度之惠的老幹部的利益，至於王實味言論中滲透的對革命的幻滅感，若從毛的角度看，則有可能「侵蝕」並危及毛「打江山」的偉業。

1927年後，作為「現代農民革命戰爭」主體的農民，已成了中共革命的主要動力，儘管因受俄式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使這場發生在二十世紀中國的「農民革命戰爭」增添了許多新因素，但是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造反」模式仍對中共武裝革命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不少參加這場「現代農民革命戰爭」的農民看來，「打江山」的意義就在於「排座次，坐江山」，尤其隨着毛澤東在三十年代中期控制了中共軍隊後。這場「農民革命戰爭」的俄式共產主義因素就逐漸被烙有毛個人印記的民族化共產主義因素所置換。深受農民造反傳統浸潤的毛澤東。極為重視利用農民的感情、行為和願望為自己「打天下」的偉業服務，毛在馬列主義的術語範圍內，轉換概念，引進大量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語彙和行為，使得中共軍隊既是蘇聯紅軍式的軍隊，又是一支具有濃厚中國傳統農民起義軍色彩的隊伍。作為適應戰時環境的一種軍事共產主義的分配方法，和體現「論功行賞」傳統原則的延安等級差序制度就是這樣一種新舊雜揉的混合物。這個制度一經建立就受到農民出身的軍隊高級將領的普遍歡迎和敬重，至於受過俄式教育的中共高級文職幹部，也因它夾雜斯大林等級制的因素，而對其採取「欣然接受」的態度。如今王實味放肆攻擊被他們視為是未來革命成功後將要實行的權力與財富再分配製度的先期象徵符號，怎能不遭致高幹們共同的憤怒？於是當某軍隊高級將領破口大罵王實味「反黨」時，那些具有留蘇背景的高級文職幹部，也紛紛口誅筆伐，聲討王實味「反列寧主義」。

毛澤東對等級差序制度的態度要比某些「武人」複雜的多。毛在等級制度問題上的看法是靈活的，其變化中軸點是看其是否有利於一統天下的偉業和他對權力的獲得與鞏固。從本質上說，毛澤東是中共等級差序制度的最大維護者，而當他的權力還未達到頂峰，或自感權力受到威脅時，毛往往又變成一個「反官僚主義」的急先鋒，只有在這時，毛才會釋放一些頭腦中的「虛無主義」，換上一付「小人物」保護者的面孔，然後煽動下層「反特權」，驅趕群眾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一俟目標實現或情況有變，毛則馬上翻臉，挑出幾個「替罪羊」，批判起「自由化」和「無政府主義」，將那些被愚弄的群眾和知識分子一網打盡。此種計謀毛一生屢試不爽，1942年則是牛刀初試。

王實味與一般左翼人士不同之處在於，他不僅執着於五四自由、民主的理念，他更受到青年馬克思人道主義思想，和繼承發揚了這種思想的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以及反斯大林主義的托洛茨基部分觀點的強烈影響。

作為近代歐美文明一部分的青年馬克思人道主義思想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傳統，在戰亂頻仍、國民文化素質低下的二十世紀中國，除了在五四時期及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引起少數知識分子的興趣，猶如驚鴻一瞥，始終不曾在中國落戶。它和在第三國際指導下建立的中共幾乎毫無思想聯繫，尤其隨着1927年國民黨屠殺中共的一聲槍響。中共歷史上的古典共產主義革命階段的終結，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對中共的影響已接近於零。王實味作為一個異數，他的社會民主主義觀點主要來源於他對馬克思和其他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著作的直接閱讀，以及在閱讀基礎上的獨立思考。

王實味與托派的部分觀點存在共鳴也是一個明顯的事實。三十年代初期，王實味與托派有所來往，曾翻譯過托洛茨基自傳的部分章節和被斯大林隱瞞的列寧（遺囑），對蘇共內部複雜、殘酷的鬥爭有所了解。1937年王實味投奔延安，但頭腦中的「異端」思想並未完全根除，托洛茨基所描繪的「工人國家官僚化」的景象，連同輾轉傳至延安的1937—1938年莫斯科「叛國案大審判」的不祥消息，刺激、震撼了王實味，逼使他自覺或不自覺地拿起「蛻化論」這把標尺，來衡量延安所發生的一切，而他在延安所見所聞正好與他頭腦中的「蛻化」影像完全重合！

 

三  風向突轉：毛澤東拿王實味開刀

 

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與的》壁報上的其它言論一經問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轟動，一時間各學校、機關紛紛仿效中研院，也辦起了各種類似《矢與的》的壁報，至1942年3月底，4月初，各大單位創辦或計劃創辦的壁報有：

西北局的《西北風》；

延安自然科學院的《整風》、《向日葵》、《心裡話》；

民族學院的《脫報》（脫者，「脫褲子」也）；

中央醫院的《顯微鏡》（擬創辦）；

延安學生療養院的《整風》 [21]

這些壁報連同存在時間較久的中央青委《輕騎隊》壁報，構成了延安壁報群中的幾朵耀眼的浪花。

與此同時，各學校、機關「反官僚，爭民主」的浪濤正洶湧澎湃：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員同情、支持王實味的觀點，研究院領導羅邁和張如心等成為眾矢之的；

延安大學也出現了民主「一邊倒」的局勢。在3月26日全體黨員大會上，與會者控訴了「個別領導同志，以主觀武斷的態度處理問題，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組織』、『尊重領導人的威信』等為藉口變相地壓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分同志不敢講話和不願講話的現象」，會議「打破了過去大家畏縮不敢發言的空氣，充分發揚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議，應以清算的方式，明確責任問題，「是非屬誰。責任屬誰，根究到底，必須得出正確的結論」。各支部代表一致認為：

領導者的威信是建立在自己的工作上，建立在正確的認識和主張上，若建立在別人不敢談話的基礎上，是非常危險的。[22]

幾個還未完全「脫」盡率真之氣的黨員老知識分子，竟然也在一時高漲的「鳴放」空氣中翩然起舞。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范文瀾是三十年代初入黨的老黨員，1934年被捕，1939年赴延安後重新加入共產黨。他在《矢與的》壁報上撰文，號召「以民主之矢，射邪風之的」； [23]

自然科學院院長徐特立經歷過中央蘇區的黨內鬥爭，講話就含蓄得多，他提議不要多追究個人責任，但是也按捺不住，鼓勵青年「大膽發言，認真檢討」；[24]

已經奉命停課，或即將停課轉入整風的各學校，和已轉入整風檢查階段的各機關，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動盪的局面，青年知識分子普遍要求「揭蓋子」和割領導的「尾巴」……

此時的毛澤東又是何種反應呢？他是大暢所欲，抑或是「龍顏震怒」？據胡喬木回憶，當毛澤東看到在《解放日報》上連載的王實味的《野百會花》後，氣憤地「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毛當即給《解放日報》打電話，「要求報紙作出深刻檢查」。[25]毛澤東感到情況不妙；擔心運動將失去控制，迅速改變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義」打擊教條主義的策略；在親自前往看過在《矢與的》壁報後，毛召集高幹會議，決定拋出王實味作為靶子，先行將「自由化」打壓下去。[26]

1942年3月31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放出「反擊」的氣球，他抓住「立場」、「絕對平均觀念」和「冷嘲暗箭」三個問題，向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發出嚴厲警告：

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的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近來頗有些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我們工作制度中確有許多缺點，應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 [27]

毛澤東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報》的頭版，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大多數青年幹部還未練就從報紙上觀察政治風向的本領，竟然將毛的警告置之腦後，繼續我行我素，「鼓譟」民主。延安青年知識分子對毛澤東發出的政治信號熟視無睹，這並不是第一次，早在中央研究院3月18日召開動員整風大會的前夕，《解放日報》就分別刊登羅邁、張如心文章，[28]已從側面傳達了毛對他們的保護態度，只是在當時，王實味和中研院的絕大多數幹部根本沒有把這當成一回事。如果說上次的疏忽碰巧與毛澤東「放火燒荒」的意圖相吻合，毛也並非不願看到羅邁這個昔日的政敵被群眾「火燒」一下，那麼當毛已改變主意，將王實味視為首要敵人之後，中研院再「炮轟」羅邁，就屬犯上作亂的行為了，只能增添毛剿滅自由主義的決心。

1942年4月3日，也就是《解放日報》刊登毛澤東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發出有名的「四三決定」（即《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這個決定是「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29]針對中研院整風出現的「自由化」傾向，特為「糾偏」而制定的。《決定》明確申明：整風必須在各部門的領導機關負責人領導下進行，不得以群眾選舉的方式，組織領導整風的檢查委員會；在檢查工作時，不僅只檢查領導方面的，而且要檢查下面的和各個側面的；每人都必須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30]「四三決定」的頒布不僅結束了短暫的延安之春，而且標誌着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醞釀的幹部審查運動即將拉開帷幕（當時成立了以康生為首的「黨與非黨幹部審查委員會」），整風不久將轉入嚴酷的審幹肅反階段。

4月5日，《解放日報》刊登胡喬木起草的《整頓三風必須正確進行》的社論，胡喬木在社論中指斥整風已出現了「不正確的方法」，再次重複毛澤東3月31日發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擊王實味是「從不正確的立場來說話」，譴責王實味等的「錯誤的觀念，錯誤的辦法，不但對於整頓三風毫無補益，而且是有害的」。 [31]4月13日，延安壁報的始祖，創刊於I941年4月的中央青委《輕騎隊》壁報編委會在《解放日報》上作出初步檢討，與胡喬木關係密切的中央青委的幾個青年已從胡喬木處獲知運動將轉向的信息。《輕騎隊》編委會的這份檢討正好與毛澤東的目標相一致。毛很清楚，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普遍同情王實味而他卻不能將他們全部打成反革命——毛只求殺一儆百，從此封住他們的嘴，繼而改造他們的思想，使其心悅誠服，老實就範即可。因此毛樂意讓《輕騎隊》壁報在認錯後過關，這也算是給中央青委書記陳雲的一個「面子」。4月23日。《解放日報》果真發表了《輕騎隊》編委會的《我們的自我批評》，他們在此文中申明自己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青年同志」，承認自己的言論「助長了同志間的離心傾向」，「產生了渙散組織的惡果」[32]《輕騎隊》獲得了解脫。 [33]

王實味此時並不知風向已變，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詞，繼續發表情緒激昂的演說，殊不知他已被毛澤東選中，即將被當作活祭推上燃燒着的火台，成為警嚇眾「猴」的一隻待宰之「雞」！

1942年4月7日，在前一階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評壓力，暫時退避一旁的羅邁遵循毛澤東的「反擊」部署，從容躍入前台。具有豐富的黨內鬥爭經驗且十分熟悉毛澤東個性的羅邁，為了向毛顯示自己的忠心，先將中研院出現的「自由化」與王明、張聞天掛起鈎來，[34]再有條不紊、胸有成竹地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實味鬥爭。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實味的幹部，被驟然降臨的風暴嚇得不知所措，隨即為求自保，紛紛反戈一擊，或痛哭流涕檢討自己立場不穩，上當受騙；或義憤填膺，控訴王實味一貫「反黨」、「反領導」。一些人甚至作出與王實味「勢不兩立」的模樣，要求組織上嚴懲王實味。在這種群體性歇斯底里的瘋狂狀態中，王實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斷升級，到了1942年6月，王實味的頭上已有三項「鐵帽子」：反黨分子（不久又升格為「反黨集團頭目」）、托匪、國民黨特務（又稱「國民黨探子」）。在持續的精神恐懼中，6月初，王實味突發書呆子「異想」，宣布退出中共，以為就此可以擺脫一切。但是，王實味又大錯特錯了，羅邁等絕不會允許王實味退黨，而是要將其開除出黨。他承認或不承認「錯誤」，更是無關緊要，他的歸宿早已由「上級」作了安排，作為一個難得的「壞人」標本，等待他的將是被捕入獄，即使王實味痛哭流悌，收回退黨聲明，承認自己的言論犯了彌天大罪，跪在中央組織部磕頭求饒，也絲毫無濟於事。[35]1942年11月後，王實味已處於隔離狀態，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實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關押進中社部監獄，[36]從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帶出來向來延安的外國或國統區記者發表一番自唾自棄的說辭外，[37]王實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寫交待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興縣被康生下令砍了頭。

從毛澤東的角度看，整肅王實味，並下令在延安展開批王鬥爭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1942年6月初，在批王鬥爭達到高潮時，一位與王實味友善又與蕭軍相熟的作家李又然，請求與毛關係較熟的蕭軍向毛代為說項，然而當蕭軍向毛陳述後，卻遭到了毛的斷然拒絕；毛並警告蕭軍不要插手。[38]

1942年春，王實味這頭從魔瓶中跑出的「魔鬼」使毛澤東大為震驚，毛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實味們可以把一把大火燒到王明、博古一類的「大尾巴」上，誰知王實味等亂燃野火，橫掃一切，竟敢把矛頭指向了新秩序的基石——等級差序制度，真可謂犯上作亂，是可忍。孰不可忍！這時，毛方體會到等級差序制度的「甜露」還不很久，毛愈來愈相信，等級差序制度是建立新秩序的重要保障。在喚起農民「覺悟」，組成浩浩蕩蕩的「打天下」隊伍時，一個「階級鬥爭」，一個「論功行賞」，無疑是壯大和凝聚革命力量的兩個最有效的武器，只不過「階級鬥爭」是公開亮出的旗號，另一個則是在內部實行的方法。王實味向等級差序制度挑戰，影射、諷刺這是舊中國的「污穢」，渙散人心，居心叵測，只能使青年知識分子頓生革命的「無意義感」，無疑是企圖摧毀革命。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毛澤東才勃然變臉，全然不顧自己曾抨擊過延安「首長至上」的現象，以及大力鼓勵青年知識分子「割大尾巴」的事實，厲聲譴責起王實味的「絕對平均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毛也發現，利用自由主義反對教條主義是一種格外需要小心駕馭的、充滿巨大風險的政治遊戲，不到絕對必要時不能輕易操之，否則極易引火燒身。1942年春，王明等已顯出一副衰相，雖說國際派仍是毛在黨內的頭號敵人，但毛已再無必要利用王實味之流來圍剿王明。當然，事情既已發生，也無需驚慌失惜，正好藉此契機，因勢利導，同時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將自由主義和教條主義一鍋煮，把反王實味的鬥爭轉化為一場整肅「異端」的運動，這也可叫做「將壞事變為好事」於是「延安之春」的帷幕剛落下。審幹肅反的鑼鼓就已敲響！最後在審幹戰役的高潮中，1943年5月，毛澤東乾脆關閉中央研究院，把「紅色教授」們全部趕進中央黨校去受審。

總之，王實味是在劫難逃，延安的廣大青年知識分子也命中注定要在這已置放好斷頭台的革命廣場上經歷一場紅色風暴的洗禮，以實現脫胎換骨的蛻變。當然，最不幸的還是王實味，雖說每一場大革命都有一批冤死鬼，但王實味的毀滅卻因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計謀的犧牲品而格外令人扼腕同情。毛澤東決定拿王實味開刀，挑選在當時社會知名度不甚高的他作鬥爭靶子，而有意放過了和王實味有相同思想的知名女作家丁玲，是基於一種深謀遠慮的考量：若在延安打擊1936年底就投奔陝北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的作者丁玲，勢必將在國統區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學生中引起極大震動；而清洗王實味，則猶如下一場「毛毛雨」，最多地皮濕一層，稍刻就會蹤影全無，不致嚴重削弱國統區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學生對延安的向心力。儘管毛澤東政治行為中的功利主義的性質在王實味事件中得到充分的暴露，但是世人既有勢利眼，也就不能單單責怪毛澤東的老謀深算，工於心計。毛澤東的策略果真獲得了成功：雖然國民黨當局圍鐃王實味事件出版了小冊子，王實味的命運也曾引起國統區一些文化人的關注，但是王實味的名氣畢竟不很大，而國統區的嚴重腐敗使更多的人把國民黨在王實味事件上的反應視為是老生常談的「反共八股」而不予置理，——王實味終於被歷史塵封了。

 

四  毛澤東為什麼要給延安文化人套上「轡頭」？

 

1942年春王實味事件的爆發及其巨大反響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惕，王實味的擁護者和最忠實的聽眾基本上是那些前來延安的「文化人」，而在這些人當中，文藝界人士又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毛澤東十分清楚，王實味事件絕非是一孤立、偶然的事件，王實味的言論集中反映了延安文藝界人士的不滿情緒，代表了他們的觀點、態度和立場，毛聯想到延安文藝界多年來存在的問題，判斷在延安文藝界存在着一股反叛的潛流。

延安文藝界果真有反叛的跡象嗎？毛澤東的估計顯然過於嚴重了。從1937—1941年，延安的文藝界人士想黨之所想，急黨之所急，自覺服從中共的政治需要，積極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延安文藝界以街頭詩，活報劇，木刻版畫，大標語，大合唱等文藝形式和小說、劇本的創作，熱情歌頌抗戰和八路軍、新四軍，抒發對延安和敵後根據地的熱愛，同時還根據中共的宣傳口徑，批評、抨擊國民黨。在黨組織的支持下，一些作家還將自己的作品投寄給在國統區創辦的左翼文藝刊物，中共在國統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也不時刊登延安作家的小說和詩作。在國統區刊物上發表的延安作家的作品，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嚮往中共和延安。

延安文藝界對毛澤東也顯示出充分的尊重。一度掛名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的毛澤東曾多次在魯藝發表演講，在和魯藝師生的接觸中；毛表現出虛懷若谷的姿態，贏得文藝界人士的普遍好感。1938年春，途經武漢轉赴江南新四軍的一位署名「大漠」的青年，特將他所記錄的毛澤東在魯藝的演講稿整理成《毛澤東論魯迅》，投寄給胡風主辦的《七月》，此文在武漢的發表使毛澤東在中共領袖的身分之外，還增添了「革命文學理論家」的色彩。[39]1939年底，毛澤東在和魯藝戲劇系主任張庚交談時提到延安文化活動不夠活躍，提議排演曹禺的《日出》以豐富延安的文化生活。[40]戲劇界人士聞風而動，經過二十多天的突擊，於1940年元旦正式公演了《日出》；不久又在胡喬木的「關懷下」排演了《雷雨》、《欽差大臣》等一批中外名劇，受到毛和延安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歡迎。[41]文藝界人士不曾想到，兩年後，毛澤東會改變態度，將遵照他個人指示開展的所有這一切指責為「脫離群眾」、「關門提高」、「頑強表現小資產階級情感」的行為。

儘管延安文藝界為宣傳中共政治路線竭盡了全力。但是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並不真正滿意。他敏銳地感到在文藝界存在着一股與正在形成的新權威相對立的離心傾向，而這種離心傾向，在毛那裡可以簡化為兩句話：文化人不聽話，不尊重領導。

如果說「不聽話、不尊重領導」是指文藝界人士在服務於黨的政治目標的前提下，仍然保留了某些個人獨立性和原有的審美習慣、語言特點和生活習性以及文藝家獨立不羈的個性風格，那差不多是事實：

在這一時期，文藝界人士雖然尊重毛澤東，但並沒有把毛澤東視為中共唯一領袖，尤其沒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藝問題、可以指導自己創作的理論大師。不少文藝家還未養成尊重黨在文藝方面領導人的習慣。一些來延安前就有較高成就的文藝家，「孤芳自賞」，獨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藝界領導同志」周揚放在眼中，經常對周揚的領導作風反唇相譏。

在來自全國不同地區的文藝界人士中，許多人還帶着原有的小圈子的色彩，在延安就有以周揚為首的「魯藝派」和以丁玲為首的「文抗派」兩個攤子。1939年，周揚擔任「魯藝」副院長，實際主持魯藝工作，在周揚的周圍逐漸聚合了何其芳、周立波、陳荒煤、沙可夫、沙汀、劉白羽、林默涵、賀敬之等。1939年5月，經張聞天同意，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文抗」）成立，主要成員有丁玲、蕭軍、舒群、艾青、白朗、羅烽等。兩個攤子互相排斥，勢如水火，經常在延安打筆墨官司。1941年6月17至19日，周揚在《解放日報》發表《文學與生活漫談》，他以領導者的口吻指責延安一些作家說：「他們寫不出東西卻把原因歸之為沒有肉吃」。8月1日，蕭軍、艾青、舒群、羅烽、白朗在爭取到毛澤東的同意後，在延安「文抗」機關刊物《文藝月報》著文（此文寄給《解放日報》，但被退回），指斥周揚既「有自己的小廚房可以經常吃到肉」，卻無端貶低其他人只知和首長鬧平等爭肉吃。蕭軍憤然寫道：「到延安來的都不是為了來吃肉，是為了來革命；正如周揚到延安來不僅僅是為了當院長（魯藝），吃小廚房和出門有馬騎……一樣」。[42]在這些紛爭的背後，實際上存在着兩種創作思想的分歧。周揚稱「魯藝派」主張「歌頌光明」，而「文抗派」主張「暴露黑暗」。[43]延安文藝界的這些紛爭似乎表明延安的文化人還生活在上海的亭子間裡，一句話，延安的文藝界仍然沿着過去的軌道運行，在逐漸形成的毛的「新秩序」下，文藝界自成天地，儼然是一個世外桃源。

其實，文藝界的「不聽話」並非有意與毛澤東的「新秩序」對抗，而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殘陽餘韻和正旭日東升的毛主義的不協調而迸發出的火花。

「紅色的三十年代」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由對西方制度的懷疑、動搖而產生的幻滅感和深刻的精神危機，促使西方一部分知識分子將人類的前途寄託於斯大林進行的蘇聯共產主義試驗上，因此，從三十年代初至1939年蘇聯參與瓜分波蘭前，許多著名的知識分子紛紛向左轉，而在向左轉的知識分子中，情感豐富，且對政治和社會生活變化最具敏感性的文學家又占有最大的比重。

和歐美作家從三十年代初才逐漸左傾有所不同的是，中國作家的向左轉則早在二十年代後期就開始了。由於中國知識分子生存的環境比西方作家更加惡劣，左翼作家普遍將文學作為參與社會改造的特殊工具，賦予文學以巨大的社會批判的功用。作為中國險惡的政治和社會生態環境的產物，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左翼文學，一方面繼承了五四新文學關照社會現實和直面人生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吸取了俄羅斯文學深厚的人道主義的精神，表現出強烈的社會批判性和激進化傾向。

中國左翼文學的另一特點是，左翼作家很少像他們的歐美同行那樣以獨立的個人形式向社會陳述自己的理念，而是結成比較緊密的集團，以集團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文學和政治主張。受逐漸斯大林化的蘇聯共產黨文藝政策和領導方式的影響，中共在1928年後將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組織以上海為中心的「普羅文學」運動上，並在1930年2月領導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文藝的集團化固然可以形成風潮，在吸引追隨者方面發揮特殊作用，但也易於引發文藝家之間的糾紛和衝突。儘管瞿秋白、魯迅、胡風、馮雪峰、周揚等以「左聯」為依託。集合了大批的知識青年，使左翼文學的隊伍越益壯大，但中國文藝界從此也就埋下了長期紛爭的種子。

三十年代初、中期，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加劇了國內局勢的動盪，加之俄式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廣泛傳播，中國左翼文學得到蓬勃的發展，蔣光赤、柔石、葉紫、蕭軍、蕭紅等一批作家迅速崛起，在他們作品中所表現出的強烈的社會關懷，引起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下層知識分子的普遍共鳴。貧窮至極的生活和對國民黨統治下社會現實的不滿，將一批批青年吸引到左翼文學的行列中，促使他們走上用文學反抗社會的道路。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北平等大都市中，創作具有社會批判內容的詩歌、小說、劇本成為知識青年和大中學生顯示「革命精神」和自我價值的一種時尚。三兩個朋友，湊一、兩百元錢就可以自費創辦一份文學刊物，如果再將幾篇作品結集印成小冊子，一個作家或詩人也就誕生了。儘管國民黨當局也曾頒布「圖書審查條例」，但是國民黨圖書審查的重點對象只是魯迅、胡風、茅盾、丁玲等少數著名作家，對活動在上海租界內和大中城市的一般作者，「圖書審查條例」形同空文，幾乎不產生作用。正是由於這些原因，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家多如過江之鯽，文學青年則更是不可計數。當然，作品有高下之分野，作家也有影響大小之區分。如果某一作品被魯迅、巴金等主辦的刊物選用，再經胡風、周揚等革命文藝理論家為之點評，那麼，該作者從此就名聲大震，頓時從一般文學家中脫穎而出，成為有影響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有此殊榮的作家畢竟不多，多數人儘管已出版了數本創作集和譯著，但知名度並不高，除了作家周圍的朋友圈子，一般讀者是很少與聞的。

對於所有這些已出名或尚不出名的左翼文藝家，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現實是令人窒息和不堪忍受的，與此相映照的則是蘇聯小說中展現的和在自己頭腦中存在的莫斯科的「光明天地」。正是左翼文學強烈的批判意識和對新社會的渴望，最終將大批左翼文藝家吸引至中國的莫斯科——延安。

對於理想主義和烏托邦新村生活，赴延安的左翼文藝家並不陌生，除了早在書本上與之神交外，部分左翼作家在三十年代還親身體驗過。以作家碧野為例，出身貧窮而酷愛文學的碧野在三十年代初身無分文隻身來到文化古都北平，就曾與十一個境況相近的青年組成了一個共產主義新村寄住在潮州會館。這些青年或寫詩作文，或在北京大學旁聽和去圖書館看書，過着極為貧困，但卻是「有衣同穿，有飯同吃」的生活。在他們的腦海里，延安正是這樣一個和他們心目中景仰的、「克里姆林宮塔尖上的紅星光芒」照耀下的蘇聯完全相似的理想國，在那塊土地上，充滿着社會正義的原則，人們個性自由，到處都可以「自由呼吸」。[44]所以不少左翼文藝家「到延安一進邊區，就匍匐在地上親吻土地」。[45]詩人柯仲平更直接將延安比作但丁《神曲》中的天堂。[46]

從1937年到1939年，投奔延安的文化人，除了個別名氣較大由延安指名調入的人之外，絕大多數為一般的左翼青年知識分子，只有少數人讀過大學。這些名氣不大的作家和藝術家，甫抵延安一身輕鬆，又是「自由呼吸」，又是「自由歌唱」，而中共為了發展實力，對來延安的文化人一度也做到「禮賢下士」，毛澤東更是真真假假，對延安文藝界取得的成績滿口稱讚，甚至還和一些文藝家交上了「朋友」，於是文藝家們陶醉了。

這是一批「單純到透明」的青年人，儘管延安缺吃少穿，物質生活極為艱苦，但是他們毫無怨言，只把延安視為中國的莫斯科。現在他們又傳唱着這樣一首蘇聯歌曲：

人們驕傲地稱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稱都光榮。

有這稱呼各處都是家庭，

無非（分）人種黑白棕黃紅。[47]

然而，毛澤東與延安文藝家的「蜜月」僅維持了兩年。隨着毛的政治地位日趨加強，和延安等級差序制度的逐漸形成，以毛澤東和紅軍老幹部為一方，與以赴延安左翼文藝家為另一方的矛盾就逐漸公開化了。

逐漸地，延安的文藝家對一些老幹部和老紅軍的思維習慣和生活方式看不順眼了，許多青年文藝家竟發現原先心目中的英雄既無文化，更不懂馬列主義理論，個別人開口「媽個×」，閉口「媽個×」，但卻會擺「首長」的架勢。於是他們開始拿起筆，批評起延安生活的陰暗面。

毛澤東和紅軍老幹部對文藝家的不滿則主要集中在文藝家的「無組織、無紀律」和個性的狂放不羈方面。1940年，丁玲在延安「文抗」主辦的文學刊物《穀雨》上發表批評延安官僚主義的著名小說〈在醫院中〉，毛澤東沒有說什麼，但已對丁玲嚴加注意。1942年2月17日毛澤東、王稼祥等參觀華君武等主辦的《諷刺畫展》，毛雖對畫展有所稱讚，但在約華君武談話時，卻要求華君武在漫畫創作上「要注意片面性」。毛並舉華君武一幅發表在《解放日報》上談植樹的漫畫，說「不要籠統說延河旁所有植的樹都枯死了，應當說是那一段地點的樹，植得不好」。[48]

如果說毛澤東對延安文化人的不滿更多的集中在政治方面，那麼一些老幹部的不滿則來自於對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懷疑和歧視。許多紅軍老幹部從未進過城市，更長期生活在疑懼知識分子的環境中，[49]抗戰之初，一經接觸滿口新名詞、思想和生活習慣與己迥異的知識分子，雖覺新鮮，但為時不久，隔閡即生，生怕這些見過大世面的城市人瞧不起自己。於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類的念頭再度復活，重又退回到原先懷疑、恐懼知識分子的蝸牛殼。

作為志在奪取天下的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自然有別於某些目光短淺的軍中老幹部（需要指出的是多數軍中高級將領，如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聶榮臻、羅榮桓、葉劍英、陳毅、徐向前、關向應等都十分重視、尊重知識分子，工人出身的關向應因嗜讀魯迅作品，有「小魯迅」之稱。對知識分子抱有偏狹態度的只是個別高級將領和軍中中下級幹部）。毛一方面需要文藝家，另一方面又恐駕馭不住文藝家，因而一段時間內，毛的態度搖擺不定，既投之以餌，間或鼓勵撫慰一番；又從內心深處鄙視舞文弄墨、吹拉彈唱的文藝家；更厭惡於彼等目空一切、抗上犯下之狂態，故時不時對文藝家旁敲側擊一下。只是這群文藝家舊習難改，依然故我，因而毛在1942年後對文藝家越發討厭。據師哲回憶，一次他在陪毛澤東從楊家嶺出來在延河灘散步時，正巧碰上一位作家，只見他手執拐杖不停飛舞，見到毛澤東打了個招呼，仍繼續擺動手中的拐杖，遇到馱鹽的毛驢隊，仍然如是。毛澤東極為氣憤，向師哲道，「這是流氓行徑，目中無人。……只是因為他認識幾個方塊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裡，坐在人民的頭上顯威風……目空一切，擺臭架子」！[50]當年在延安文藝界人士中有用拐杖習慣的只有蕭軍、塞克等數人，他們又何嘗能想到，被自己稱為「知己」的毛澤東，對自己的冒失和莽撞會如此憤怒，竟然在師哲面前將其罵作「流氓」！

更為嚴重的是，毛澤東對延安文藝界人士的反感又和對張聞天的不滿摻和在一起，使毛和延安文化人的矛盾更趨複雜化。

張聞天是繼瞿秋白之後中共黨內對文藝問題有專門研究的極少數高級領導人。張聞天青年時代曾直接從事過文學創作，他具有比其他中共領袖豐富得多的文學素養和較高的藝術鑑賞力。抗戰以來，張聞天作為中共文宣方面最高負責人，多次代表中共中央就文藝問題發表意見，但是張聞天在有關文藝的幾個重要問題上的觀點和毛澤東的看法並不一致。

關於新文化的性質問題。張聞天在1940年1月5日至7日作的《抗戰以來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又稱《文化政策》）的報告較毛澤東提前四天，對新文化的性質作了具體闡釋。張聞天認為所謂新文化，它應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51]在這裡，張聞天將「民主的」單獨列出，表明他對新文化民主特性的重視。然而毛澤東在也年1月9日作的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文化》（以後改名為《新民主主義論》）的報告卻對此問題語焉不清。毛澤東指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也是民主的」——毛澤東將「大眾的」等同於「民主的」，是疏忽抑或是別具用心，人們不得而知。但顯而易見，「大眾的」決不能取代「民主的」，因為「大眾的」既有專制愚昧的內容，也可有民主科學的內容，毛以「大眾的」代替「民主的」，實際上是模糊了新文化民主的性質。

關於「大眾化」、「中國化」的問題。張聞天早在1937年11月就初步接觸到這個問題。1940年1月，張聞天針對延安文藝界已出現的孤立強調通俗化的傾向，明確指出「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張聞天強調，「無論如何，現代文藝的各種形式比較中國舊文藝的形式是進步的」。[52]張聞天的上述言論是對在毛澤東鼓勵下正在興起的復歸舊傳統傾向的一次回擊。

關於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問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毛澤東扣之以「對知識分子採取宗派主義極左態度」的張聞天等人，在對待文化人的工作方式、個性特點、生活習慣等方面都表現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其態度遠較毛澤東溫和。張聞天在1940年10月10日代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起草的《關於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指示》中，要求「糾正黨內一部分同志輕視、厭惡、猜疑文化人的落後心理」。他指出：「愛好寫作，要求寫作，是文化人的特點」，「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對文化人的最大鼓勵，是他們的作品的發表」，因此，「應該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質上保障文化人寫作的必要條件」，「應該在實際上保證他們寫作的充分自由」。張聞天進而提出，為了「保證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與寫作時間」，「（文化）團體內容不必要很嚴格的組織生活與很多的會議」。至於對作家的批評，「應採取嚴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寬大的立場，力戒以政治口號與偏狹的公式去非難作者，尤其不應出以譏笑怒罵的態度」。 [53]張聞天的上述較為開明的意見，源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他的影響，以及三十年代初在上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時的經驗。相比較於毛澤東，張聞天更熟悉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發展的歷史。儘管張聞天不能徹底擺脫中共黨內長期存在的反智主義傳統的影響，但是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上，張聞天以及博古等人卻比毛澤東多了一分寬容，而少了許多農民式的狹隘。[54]1943年，正是由於張聞天和博古的保護，才使1941年11月投奔延安的五四時期的著名詩人高長虹免遭中央社會部的逮捕。[55]而張聞天在有關黨的文藝政策及對知識分子政策方面的所有意見，在整風運動期間，都被毛澤東斥之為「自由主義」而遭到嚴厲的指責。[56]

如果說1941年前，毛澤東因忙於應付內外形勢和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尚無暇顧及文藝問題，對張聞天的一些與己不同的看法還能容忍的話，那麼到了1942年當毛已騰出手時，他就再也不能允許張聞天就文藝問題說三道四了。

於是，王實味事件的爆發，就成了毛澤東整肅延安文藝界的最佳突破口，毛澤東決心利用這一「反面典型」，擴大戰線，一併收拾延安所有的文化人，以求一勞永逸地解決文化界的所有問題，最終確立自己作為文藝界大法師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五  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毛澤東「黨文化」觀的形成

 

在中共黨內，毛澤東是得到全黨公認的首屈一指的學問大家。毛具有黨內無人企及的極其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他不僅極其熟悉並愛好唐詩宋詞、《昭明文選》、紅樓、水滸、三國、野史稗記一類古典文學，同時也嗜讀魯迅雜文，然而毛對魯迅之外的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卻很少涉獵，一是興趣不大，二是長年深居軍中無機會閱讀。毛對外國文學作品就知之更少。

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有兩個來源，一是他的助手為他準備的列寧、斯大林有關文藝問題的部分論述，第二是他在周揚、胡喬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領導上海左翼文藝活動的背景資料基礎上所作的總結。

毛澤東在文藝方面的主要顧問是周揚和胡喬木這兩個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馮雪峰。和張聞天、博古、楊尚昆等人完全不同，毛在1937年以前與上海左翼文藝界幾乎毫無聯繫。1933年底，與魯迅關係密切、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的馮雪峰從上海到達江西瑞金，毛澤東曾約見馮雪峰，兩人進行過一番有關魯迅的著名談話。[57]但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正是毛澤東在政治上最為失意的時候，毛除了向馮雪峰打聽魯迅的情況，對上海左翼作家的活動並無很大興趣。毛與擔任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副校長的馮雪峰也很少接觸，更談不上彼此間已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係。在這個時期，中共文藝工作的元老、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教育部長的瞿秋白雖和毛澤東偶有接觸，但彼此都是被冷落的人物，心境不佳，加之雙方性格並不投合，因而也無雅興討論文藝問題。遵義會議後，面對繁重的軍務與急劇變化的形勢，毛澤東更是無暇顧及文藝問題。

長徵結束後，毛澤東、張聞天等決定啟用馮雪峰，讓其秘密赴滬執行一項特殊任務，此時中共生存乃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文藝工作一時還排不上主要議事日程。1936年4月上旬，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指派馮雪峰攜電台和活動經費秘密返回上海，臨行前，周恩來、張聞天向馮雪峰交待的任務是，在上海建立電台，與沈鈞儒等上海救國會領袖取得聯繫，重新恢復中共在上海的組織和情報系統。「附帶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動。 [58]1936年一月25日，馮雪峰抵滬，遵照張聞天的吩咐，第二天即移居魯迅家中。出於特殊的謹慎，馮雪峰返滬後，沒有立即與以周揚、胡喬木為首的中共文委系統取得聯繫（馮雪峰相信陝北有關中共在滬地下組織已全部被國民黨破壞的說法），4月27日馮雪峰與魯迅、胡風商議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隨即以魯迅為一方，和以周揚為另一方的「兩個口號」的論爭正式爆發。

馮雪峰乃是一文化人。他雖銜重大使命來滬，但是馮的興趣仍在他過去領導過的左翼文化方面。在他於1936年12月領導、組織了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後，馮雪峰就將有關中共組織與情報工作交由潘漢年等承擔，他自己則將主要精力集中於文化界。1937年1月馮雪峰返陝北向毛澤東等匯報後又折回上海，遵延安命將中共上海臨時委員會全盤工作向劉曉作了移交。至此，馮雪峰的「中央代表」的身分即告結束。然而由於馮雪峰曾疏遠周揚而與魯迅、胡風關係密切。已觸犯了周揚等人，激起了周揚等的極度不滿，周揚等產生了被拋棄、冷落的深深不平感，並拒絕與馮雪峰見面。[59]

七七事變爆發後，周揚、艾思奇、何干之、王學文被指名調往延安，不久周揚被任命為邊區教育廳長，旋又被任命為魯迅藝術文學院副院長，實際主持魯藝的工作（魯藝院長為吳玉章，但他並不到院主事），這樣就和毛澤東建立起工作上的聯繫。恰在這時，馮雪峰因與中共駐南京代表團負責人博古發生嚴重爭執，一氣之下，竟向潘漢年請長假，於1937年12月返回家鄉浙江義烏，脫離中共組織關係長達兩年之久，至1939年下半年才由中共中央東南局恢復了組織關係。馮雪峰此舉帶來嚴重後果，毛澤東從此埋下了對其反感、厭惡的種子，而周揚則在延安與毛的關係日益接近，周揚的才幹逐漸引起毛的注意。

周揚原名周起應，最早是以俄蘇文學翻譯家於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嶄露頭角的。自1933年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人瞿秋白、馮雪峰相繼進入江西中央根據地後，周揚就成了左聯和中共文委的領導人。1935年2月，周揚躲過了國民黨對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毀滅性大逮捕，與夏衍、胡喬木等組織了中共臨時文委，團結了一百餘名文化界的中共黨員。但此時周揚領導的中共臨時文委實際上已和長征中的中共中央毫無組織聯繫。在「左聯」前期，周揚曾譯過幾本介紹蘇聯文學、音樂的讀物，編譯了《高爾基創作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和周立波合譯過一本介紹蘇聯大學生生活的長篇小說，但基本上沒有自已創作的文學作品問世，因而曾被魯迅諷刺為「空頭文學家」。但是，周揚卻因政治傾向的因素和對俄蘇文學的愛好，對俄國十九世紀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學理論，以及蘇聯共產黨文藝政策及日共文藝理論十分熟悉。1937年周揚在上海生活書店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譯著《安娜·卡列尼娜》，加上他曾撰寫過一些介紹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的文章，因此當周揚赴延安時，除了翻譯家的頭銜外，他已獲有「文藝理論家」的聲譽。

周揚的「文藝理論家」的身分，在延安得到重視。在1937年後前往延安的文化人中間，儘管作家、詩人、藝術家比比皆是，但是「文藝理論家」卻寥如晨星，尤其周揚還有前中共上海臨時文委領導人的政治身分，所以周揚很快被委以重任。1937—1940年，周揚緊密配合毛澤東對文藝工作的有關指示，經常在《解放》周刊、《新中華報》發表闡釋文章。[60]由於周揚善於引述列寧、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言論為毛的論點作註腳，周揚逐漸贏得毛的信任，在1942年以前，就成了毛在文藝方面的首席代言人。

在周揚為確立自己在毛澤東那裡的地位而努力奮鬥時，周揚昔日的朋友胡喬木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35—1937年，胡喬木在滬活動期間，是躲在「左聯」和「左翼社聯」幕後活動的一個不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雖然胡喬木並沒有寫出有較大影響的作品，但他卻是1935年以後以周揚為首的中共上海臨時文委的主要成員，與周揚有着密切的關係。1936—1937年，胡喬木經歷了周揚與馮雪峰等的對立與衝突。是屬於周揚派的主要成員，但胡喬木在「兩個口號」論爭中較少出頭露面，因而沒有引起外界的注意。1937年7月，胡喬木雖較周揚早幾個月進入陝北，但長期被留置在安吳堡青訓班，和在延安正日漸走紅的周揚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但是到了1941年2月胡喬木調入毛澤東身邊做政治秘書，情況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胡喬木的地位迅速超過了周揚。由於胡喬木對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活動的歷史十分熟悉，他成了毛了解文藝問題的主要顧問之一（江青也起類似的作用），而胡對「左聯」內部矛盾等問題的看法，十分自然地對毛澤東產生了影響。

1939年胡喬木調回延安，胡喬木與周揚在延安又有了經常接觸的機會。此時胡喬木已較少以自己的名字公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周揚則在精心研究如何運用列寧、斯大林有關文藝問題的論述為毛澤東構築文藝理論。周揚集中精力翻譯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試圖從這位俄國革命文藝理論家那裡發掘出「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信條。然而周揚對毛作出的最大貢獻無疑是他精心編選的馬克思、列寧、斯大林、魯迅等論文藝的語錄。 [61]

周揚、胡喬木對毛澤東的另一個重大幫助則是向他介紹有關「兩個口號之爭」。對於「兩個口號」的爭論，早在1937年1月，馮雪峰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時，毛澤東就有所了解。1937年9月後，周揚、艾思奇、王學文等抵達延安後，毛澤東又從另一方（「國防文學派」）那裡，詳細了解了雙方的觀點及其有關背景。1938年5月，毛澤東還與「國防文學派」的重要人物徐懋庸作了詳細交談。從陳伯達處，毛更了解到既非周揚派，又非魯迅、馮雪峰派的第三種看法。在周揚與魯迅兩種對立的觀點間，儘管毛澤東較傾向於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而不大欣賞「國防文學」這個烙有王明印記的文學主張，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毛澤東畢竟不是文藝家，他根本無意拘泥於這種文人間的無謂的爭論，毛所關心的是「國防文學」的口號確實有助於實現文藝家的抗日統一戰線，而眼下幫助自己構築文藝體系的正是這幫「國防文學派」。現在，提出「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口號的魯迅已經作古，馮雪峰又目無組織私自離隊，胡風雖然在國統區十分活躍，然此人既非中共黨員，政治面目且十分可疑，毛澤東毫無必要為了已死的魯迅而拋棄周揚。於是毛澤東一錘定音：兩個口號無優劣之分，皆是革命口號，[62]毛澤東並在私下對周揚說，魯迅也有「黨八股」， [63]對周揚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對於魯迅，毛澤東所持的是政治功利主義的態度。從讀者的角度，毛固然驚嘆、欽佩魯迅對中國歷史、社會和中國國民性的深刻認識和尖銳的剖析，毛也激賞魯迅對三十年代左翼文藝家種種淺薄所作的無情的揭露和抨擊。但是，毛澤東在閱讀魯迅作品時更多的是站在中共領袖的角度，從這個角度出發，魯迅對於毛澤東有時就顯得並不可愛。魯迅蔑視一切權貴的個性和獨立不羈的精神雖然可以與毛的精神世界形成溝通，但毛決不認為，在延安也需發揚這種精神。至於魯迅倡導的抨擊時弊、揭露醜類的雜文形式，毛明確無誤地表示，在共產黨區域，它已基本失去作用。有鑑於魯迅對毛的價值及其局限性，毛迫切需要將魯迅和魯迅的遺產修改成適合於自己政治需要的樣式：一方面，毛要利用魯迅打擊左翼文化人的「虛狂」；另一方面又要創作出魯迅如何「服從共產黨領導」的故事，以防止文化人援引魯迅來反抗延安的新秩序。正是基於這樣的需要，毛澤東才看中了被魯迅鄙視但對自己言聽計從的周揚。與魯迅有隙、生恐有人援魯迅反對自己的周揚，對塑造毛氏版本的魯迅新形象最為積極，周揚又因在上海左翼文化界黨同伐異，樹敵甚多，只會在延安的新環境下更猛烈地打擊文藝界的「小資產階級的作風」。於是被毛慧眼看中的周揚就在胡喬木的暗助下，搖身一變，成為毛氏魯迅學最權威的解釋者和統領延安文藝界的「領導同志」。

1942年春，毛澤東在胡喬木的協助下，分別召集了一批文藝界人士前來住處個別交談。在被毛召見的文藝家中，既有屬於周揚派的陳荒煤、何其芳、劉白羽；也有當時處於受壓制狀態的蕭軍、艾青等。經過一番「調查研究」，毛澤東認為將自己已成熟的文藝主張公之於眾的時刻到來了。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餘人參加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正式開始，毛澤東發表講話，5月23日，毛又在座談會上作總結性發言，是為有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此文幾經修改，發表於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報》，毛澤東的這篇報告，標誌着毛氏「黨文化」觀的正式形成。

毛氏「黨文化」觀直接師承斯大林，與具有極其強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藝術美學的日丹諾夫主義一脈相承，作為有中國特徵的「黨文化」觀，毛的文藝思想則較俄式的「黨文化」觀更加政治化，表現出更濃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黨文化」觀包含下列五個核心概念：

一、文藝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革命文藝的最高目標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利用文藝的各種形式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具體而言，中共領導的文藝的基本方向是「工農兵方向」，文藝家只能，也必須以此方向作為自己的創作原則和創作內容。「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的虛偽口號，革命的文藝家應心甘情願地做革命的「齒輪和螺絲釘」。

二、和工農兵相比，知識分子是最無知和最骯髒的，文藝家的主體意識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無稽之談，因此知識分子必須永遠接受「無產階級」的改造。

三、人道主義、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文藝觀的集中體現，革命文藝家必須與之堅決鬥爭和徹底決裂。絕不允許描寫工農兵在反抗、鬥爭之外的任何屬於非階級意識的表現。

四、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嚴禁暴露革命隊伍中的陰暗面。

五、反對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遺留下的文藝表現形式上的歐化傾向，文藝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並不僅僅是文藝表現的個別問題，而是屬於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重大問題。

上述五個方面的內容包括了從創作主體、文藝功能，到創作題材和創作形式等文藝學的所有領域，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黨文化體系。從表面上看，毛氏黨文化觀竭力強調文藝的社會和政治功用，與中國文學中的「文以載道」的傳統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文以載道」並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藝的審美功能，將文藝等同於試帖課和八股文。毛澤東在這裡將「文以載道」誇大到極端的地步，同時又吸取了明清顏習齋等鄙薄讀書人的反智思想，結合斯大林主義，最終建立起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藝路線。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藝思想的實質是將文藝視為圖解政治的宣傳工具，將文藝家看成是以贖罪之身（身為知識分子的「原罪」）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的「戰士」。

毛澤東極為看重文藝界對其《講話》的反應。延安文藝座談會一結束，周揚就立即擔負起宣傳、解釋毛澤東黨文藝觀的新使命，從此延安文藝界的氣氛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伴隨這種變化，以周揚為核心的中共文藝統制體系也迅速得到確立，周揚終於成了名副其實、手執響鞭的「奴隸總管」。

1942年後，中共對文藝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進一步嚴密化，延安及各根據地文藝刊物、文藝團體被完全置於各級黨委宣傳部門和由周揚領導的官辦文藝領導機構的領導之下，同人性質的文藝刊物已不復存在，所有的文藝家均被納入各類行政組織之內。在延安的文藝家只有蕭軍不堪被日漸官僚化的體制所束縛，於1943年12月自我放逐，前往延安縣川口區第六鄉的劉莊，與妻子兒女勞動墾荒，過着幾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年後蕭軍全家返回延安，仍舊被納入到行政組織之內。[64]

和蘇聯作家協會一樣，由周揚領導的魯藝和邊區文協承擔着許多與文藝無關的政治功能。延安魯藝在1942年後與康生領導的中央社會部和各單位的審幹肅反領導小組密切合作，在延安文藝界大挖「特務」，結果文藝家大多成為特務嫌疑和被「搶救」的對象。1943年延安幾乎全部的文藝界人士都被集中到中央黨校第三部，在那裡逐個接受嚴格的政治審查。

對於周揚來說，配合中央社會部在文藝界肅反固然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但是周揚要提高自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主要還取決於他能否組織創作出一批體現毛氏黨文化觀的文藝作品。於是周揚將少數作家暫時調出中央黨校第三部和魯藝，住進設於橋兒溝的「創作之家」，[65]希望他們能夠創造出體現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文藝作品。

被周揚挑選，獲准進入「創作之家」這個「世外桃源」的作家大致分四類：

最有希望和最有可能在近期內創作出符合毛澤東黨文化觀的作品，思想較為「純正」的作家，如周而復、楊朔；

思想雖未完全改造好，但具有特殊才能，可能創作出為黨急需的文藝作品的非黨文藝家，如塞克夫婦、艾青夫婦；

少數資歷較深，一時無法安置的重要作家，如從蘇聯返回延安的蕭三；

個別來自國統區且較具影響力，有可能返回重慶的非黨作家，如高長虹。

住進「創作之家」的大多數作家，除了高長虹一人外，[66]都對能在急風暴雨的審幹搶救高潮中被保護，心存感激，他們中的一些人果然不負周揚的厚望，創作出最早一批體現毛氏黨文化觀的文藝作品，使周揚在毛澤東面前掙足了臉面，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後，毛澤東、胡喬木還加強了對周恩來領導下的重慶左翼文化界的干預。自抗戰爆發以來，周恩來在武漢、重慶團結了大批文藝界人士，在這些人中既有原屬周揚系統的夏衍、田漢，又有與魯迅關係密切的胡風，還有中立作家老舍、巴金等。對於老舍等非中共作家，周恩來十分尊重，即便對於思想一貫左傾的胡風，周恩來一般也不干預他的創作活動，相反，在胡風創辦刊物遭遇困難時，還曾給予經濟上的資助。 [67]重慶《新華日報》的副刊上，不時刊載胡風和與胡風關係密切的文藝家有關文藝理論的文章，這一切在1942年之前均未受到延安的非議。

但是到了1943年，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毛澤東、胡喬木在已完全掌握了延安的文宣機構後，將手掌伸向了周恩來領導的《新華日報》。延安對《新華日報》和重慶幾家有中共背景的刊物上發表的喬冠華、舒蕪等幾篇烙有胡風「主觀戰鬥精神」的文章十分不滿，指責《新華日報》「發表了許多自作聰明錯誤百出的東西，如XX論民族形式，XXX論生命力，XXX論深刻等」。[68]顯然，在毛澤東、胡喬木的眼中，《新華日報》等以工作環境特殊為藉口，提倡感性生活，強調作家的主體意識，實際上是在宣傳與毛氏「黨文化」觀完全對立的「資產階級」文藝主張。

為了徹底糾正《新華日報》的自由主義傾向，1944—1945年，毛澤東、胡喬木特派幾位已經「改造好」了的周揚手下的重要幹部林默涵、何其芳、劉白羽、周而復、袁水拍等從延安前往重慶，宣傳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重慶的左翼文化界人士進行知識分子必須加強思想改造的現身說法式的訓導。然而對於何其芳等人的訓導，除了郭沫若等極少數人之外，重慶大多數左翼文藝家都以沉默相對，只有胡風一人公開表示了少許的疑問和保留，而馮雪峰則十分不以為然。[69]然而胡風、馮雪峰並不知道，延安方面早已在密切注意着他們對毛氏黨文化觀的任何反應，為他們以及其他國統區的作家，建立了一本「功過簿」，以待日後進行總清算。[70]

如果說，在重慶和大後方的左翼作家，在1942年後為自己所受到的毛氏「黨文化」的壓力而感到困惑，那麼他們所承受的壓力也就是這麼一些，他們畢竟還未失去創作上的自由，而在延安的文藝家則面臨着迫在眉睫的選擇：或者走王實味自我毀滅的道路，或者走何其芳拋棄舊我、追求「新生」的自新之道。延安的文藝家在經歷了最初的震撼後，紛紛開始「脫胎換骨」。丁玲也許是延安文藝家中最早「脫出」的一個。在1942年4月初毛澤東親自主持的關於王實味、丁玲問題的高幹學習會議後，丁玲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丁玲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開的王實味思想批判座談會上，一方面斥罵王實味「卑劣、小氣、反覆無常、複雜而陰暗」，號召「反對一切對王實味還可能有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人道主義，失去原則的，抽象的，自以為是的『正義感』」；另一方面，又自惱自責，稱自己的〈三八節有感〉。「是篇壞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讀者「讀文件去吧」。[71]為了擺脫與王實味的牽連，丁玲在1942年10月19日延安紀念魯迅的大會上，還極不禮貌地對待在王實味問題上仗義直言的蕭軍，聲稱中共的朋友遍天下，丟掉蕭軍，不過是九牛一毛。[72]其實在丁玲「布爾什維克的戰鬥性」的背後掩藏青很深的痛苦，幾十年後，她自稱〈三八節有感〉使她「受幾十年的苦楚」，給她帶來一生的災難，因而不敢隨意為文，生恐「又自找麻煩，遺禍後代」！[73]但是在1942年丁玲卻心甘情願地接受胡喬木、周揚的指導，按照他們解釋的毛澤東的「黨文化」觀，創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符合黨的路線的作品。[74]於是丁玲暫時成了一名「毛澤東的文藝戰士」，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嘗料到，十多年後她又跌入幾乎和王實味一樣悲慘的深淵。所不同的是，這一次丁玲沒被處死，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爆發後又被關押進秦城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