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45年3月20日左右，我收到了一封电报，命令我转勤到步兵学校教导队。这个命令的发出日期是1945年3月11日前后，所以看来电报在路上花了不少的时间才到达我的手中。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在这样一场谁也不知道何时能结束，而且从战略上看完全没有胜利可能性的战争里，我一边与部下朝夕相处，生死与共，一边却在考虑着不知我们之中的什么人、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战死。转勤回到国内，在那时根本是想也不敢想的事。

　　但因此把同甘共苦的同僚和部下留在生死难料的中国战场，我自己孤身一人回到国内，内心深处不能不多少有一些感到不安和愧疚。所以，我告诉周围的人们，到步兵学校去只是暂时的工作，恐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可能转勤到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小岛上当守备队去了。实际上，给我的命令是让我担任为准备本土决战而新设立的机动师团(又叫本土决战师团)的大队长，为此首先要到步兵学校教导队去接受短期的大队长教育，所以要先到步兵学校报到。这一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另外，命令上虽然说让我去位于日本千叶县的步兵学校报到，但是怎样才能从中国江西省的西南一隅出发回到国内去呢？这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至今为止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一直利用的兵站线是衡阳--长沙--汉口这一条路线，已经因为我们第二十七师团转而隶属于驻扎在广东省的南中国方面军第二十三军而不能继续使用了。因此，我考虑姑且先到广东去，接下来再怎么个走法，就走一步，看一步吧。所幸的是，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将要经过南雄、韶关到惠州，所以我决定跟现在为止一直同呼吸、共命运的第三中队一起行军，直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再跟他们分手。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理由，就是跟自从驻扎华北以来一直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下士官和士兵们告别并不是一件愉快轻松的事。

　　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下达命令，第三中队的中队长一职，由原来担任中队副的吉次中尉继任。其实，当时联队长小野大佐已经离任，后任的联队长森田庄作中佐还没有到任，所以上述任命很可能是担任联队副官的津金大尉的处置和裁定。基于第三中队同僚们的好意，让已经不再是中队长的我跟担当勤务的值日兵们一起行军，所以我得以跟近年来一直在我身边担当勤务的秋元上等兵一起走，直到广东。

　　第二十七师团把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留在赣县担任守备，师团的主力于1945年3月13日出发向广东进军。第二十七师团本部经过大庾后，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也于1945年3月19日从新城出发，跟在师团本部的后面南下广东省的惠州。我们第一大队在送走了师团所有的部队之后，作为第二十七师团的后卫部队于1945年3月20日从大庾出发南下。当天，我们越过了作为江西省与广东省的分水岭和交界处的梅岭，到达了广东省最北端的南雄县。这里因为有美国空军的飞机场而遭受到日军第四十师团的攻击和占领，但城区街道没有被很严重地破坏，看上去还比较繁荣。

　　这一次行军因为是师团本部和山炮队等特种部队走在前面，所以前进速度缓慢，是一次很悠闲轻松的行军。而我自己，因为不再担负作为中队长的责任，所以可以满不在乎、漫不经心地走路。但各种各样的思绪却不停地在脑海里起伏盘旋，可以说是满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在行军。我回想起了迄今为止的各种辛苦劳顿，遗憾、后悔和惋惜一个接一个地在大脑里浮现出来。也许正是因为没有什么工作和职责的行军，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吧。

　　 1945年3月25日，我们第一大队到达了距离韶关还有一天路程的村庄——周田墟。在这里进行了整整三天的休息，新任联队长森田庄作中佐也在这里到联队就任。我礼节性地拜访了森田联队长，但森田联队长只是态度冷淡、说话生硬地接待了我，也许是因为我即将离开队伍，对他没有什么用处了的原因吧。

　　第二十七师团南下后，仅在赣县留下了担任守备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中国军队了解到日军守备力量薄弱空虚，为了夺回失地，对守备赣县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发动了极其猛烈的攻击。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陷入艰苦战斗之中，向师团紧急求援。第二十七师团于是命令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急速返回，长驱直入，北上赣县，救援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接受命令后，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立即带领第一、第二两个大队掉过头来，沿着这几天走过的道路，向着赣县方向急如星火般地赶回去了。

　　因为我们第一大队走的是回头路，所以我自然就不能再继续跟着大队一起行军了。幸运的是第二十七师团的卫生队要继续向韶关方向前进，我正好可以跟着卫生队继续南下。由于在湖南省的时候，我们第三中队曾经几次护卫过师团卫生队，所以卫生队的上上下下我都很熟悉。我跟在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队列的后尾行军，于1945年3月31日到达了韶关。从这里再往前走，就只剩下我跟秋元的两人之旅了，我必须自己筹划如何妥当地继续我的行程。

　　韶关是日军第二十三军的兵站基地，有兵站司令部。我向兵站询问有无从这里出发向广东方向去的车或船，他们告诉我，正好有一班从北江顺流而下往广东去的船。于是，我请求他们让我搭乘这班船。他们允许了，并告诉我说，因为白天有美国空军飞机的干扰，所以船只能在夜间航行，当天晚上这班船就要出发。

　　所谓兵站，就是从事对于作战部队进行军需品的供给和补充的各个单位的总称，平时经常使用兵站线、兵站地等称呼。所谓兵站地，就是在需要设置兵站的要地设立兵站司令部(有的时候叫兵站支部或兵站派出所)，对于过往的部队人马提供住宿、给养等各项服务。像我这样的旅行者，所到之处都需要得到兵站司令部的帮助。而补充兵以及追赶所属部队的官兵，都在兵站的管辖之下。

　　 1945年4月1日，我搭乘第二十三军本部直属的水上运输队的船只从韶关出发。北江是珠江的支流，是一条比我想象中要大的河流。在两岸什么景象也看不见的黑夜之中，航船轻快地划过江面前进，第二天早晨就到达了广东 [ 译者注：原文如此，似应为广州。 ] 的珠江码头。由于中国的华南地区的制空权也在美国空军控制之下，所以日军无法在白天利用河流进行运输通航，这也是确实的情况。这一天(1945年4月1日)，也是美国大军在冲绳岛登陆作战的日子，战争的情况对日本来说，是越来越绝望了。而我自己回到日本国内的旅行，恐怕也是多灾多难，前景难测吧。

　　 1945年4月2日的上午，到了广东 [ 译者注：原文如此，似应为广州。 ] ，我就前往位于码头附近的兵站司令部，请他们安排秋元的住宿和回归原建制部队的有关事宜。另外，我特意让偕行社为他安排今天晚上的住宿，并决定到军司令部去。在这里，我跟近年来多方照顾我的秋元告别。我再三叮嘱他，身体是最重要的，最后分手时说的话就是要他一定活着回到日本去。在那之后，秋元回到原来的部队，可惜在朝着长江方向的北上作战中踏中了地雷，因此失去了双脚，成为战场受伤者以后才得以回国。

　　跟秋元分别后，我直接来到了军司令部。我首先到参谋部报到，一个担当作战事务的少佐参谋非常耐心细致地向我询问了有关第二十七师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从战斗在第一线的中队长的立场出发，详细地就补给方面的问题阐述了前线作战部队的希望。在弹药中特别是掷弹筒所使用的榴弹，在装备中特别是军靴，希望能及时充足地供给。因为日军往往是一个行军接着一个行军，所以军靴的消耗损坏非常厉害，很多日军士兵都穿着从中国民众那里强行征来的中国式的布鞋。

　　我讲述了由于长时间的补给不足和征发物资的困难，导致广泛的营养失调，兵员非战斗损耗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生病而死亡的实际情况，使那个参谋感到非常吃惊。我想，现在第二十七师团已经隶属于第二十三军，军本部的参谋们应该可以直接下到基层部队视察，进一步直接把握部队的实际情况。

　　我刚从参谋部出来，突然遇见了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时的前辈森垣英夫少佐。森垣英夫少佐是陆军士官学校第50期学生，我是在他之后的第五任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的中队长。我作为少尉到第三中队赴任时，他是步兵炮中队的中队长。在河北省的河间县驻扎期间，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也曾给我多方的照顾。后来，森垣英夫少佐进入陆军大学，离开了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三年，我们这是相隔三年之后的会面。他是作为日军第五航空军的参谋驻扎在这里的。所以这完全是一次幸运的、意外的邂逅。他答应我，为了让我能顺利回国赴任，将给我提供飞机等方面的方便条件。

　　与森垣英夫少佐分手以后，我来到了第二十三军的经理部。因为我已经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父亲将从新喀尼亚群岛转任南中国方面军的经理部长，在参谋部的时候，我已经给父亲打过了电话。父亲当然是又惊讶又高兴。我到达南中国方面军经理部的时候，父亲早就等候在那里了。父亲见到我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瘦了”。回想两年前跟父亲在河北省沧县见面的时候，我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刚刚从医院出来，胖乎乎的。现在，经过了长达两年的连续行军和作战，早已经消瘦憔悴得不像样子了。

　　在方面军经理部长办公室，我跟父亲仅仅谈了一会儿话。父亲刚刚从湘桂作战前线的司令部回到方面军司令部，好像还没有从作战的兴奋和激动中清醒过来。可是，当我询问他对战争前景的看法时，他说：“已经是穷途末路，日薄西山了”，并且表示出战争还是尽快结束为好的意见。确实，自从昨天——1945年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登陆以后，日本在这一场战争中的前途就已经彻底地绝望了。

　　那个时候，我就住宿在父亲的高级军官宿舍里，在那里等待有关飞机航班的安排和联络。我提前来到经理部长的军官宿舍，那是一所极为漂亮豪华的西洋式建筑，因为事先联络过了，所以身穿白色衣服的仆役出来迎接我，领着我参观了客厅、浴室和卧室，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那种富丽堂皇的房屋，让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由于那天是父子相会的特别的日子，所以父亲带我到外面的餐厅去吃晚饭。那是一家日本餐厅，服饰华丽、恭恭敬敬的女主人出来招待我们，我也是第一次品尝那样高级美味的大餐。晚上睡在床上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全身心的舒适和放松。第二天早晨的早餐是前面提起过的仆役为我准备的西洋式早点，有咖啡、鸡蛋和面包。这对我还是第一次的体验。让我深深感到经理部长那样的高级军官所过的奢华、讲究、铺张、浪费的生活。而那样豪华的西洋式建筑据说也是从中国民间接收征用的。

　　在父亲的军官宿舍住了几天之后，大约是1945年4月10日左右，第五航空军与我取得了联系，说是让我搭乘明天的飞机飞往南京。但因为是侦察机，所以只能携带最少量的行李。父亲本来想让我带走各种各样给家人的礼物，结果只能把我所有必须的日用品都放进父亲给我的一个手提旅行袋里，大部分的行李都无可奈何地留下了。

　　第二天早晨，南中国方面军司令部的军车把我送到飞机场去乘侦察机。坐飞机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飞机驾驶员对我说：“大尉先生，请您监视警戒后方哟。”虽说一半是开玩笑，一半是吓唬人，但也是因为美国空军掌握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乘坐日本的飞机在大白天飞行确实可能会有危险。

　　我们的飞机在低空飞行，一路平安地于中午时分到达了南京。对于我来说，飞机在飞行途中飞过了哪些地方，可是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乘坐的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后，我就直接去了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我一到参谋部报到，就有一个参谋对我说，要向我打听点儿事，说着拿起地图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原来他是要征询我的意见，如果要让第二十七师团从当时所在的广东省惠州向北开往长江沿岸，选择哪一条路线比较好？虽然我不知道眼前的这位参谋是兵站参谋，还是作战参谋，但我觉得，他们怎么尽是提一些毫无见识的问题。于是我当时就回答说，作为在第一线战斗的部队所希望的，就是绝对要选择至今为止日军还没有经过的路线。当然我的意思是，为了方便粮食的征用，无论如何要选择至今为止还没有被日军蹂躏过的地区和路线。

　　这就说明，司令部的参谋们完全不了解前方战场和部队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向因为转勤而回到司令部的中队长们详细询问前方的情况。他们应该经常到前线去，视察部队的实际情况，把握战场的实际态势。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开始以来一年多的作战和行军中，无论是方面军的参谋，还是军或师团的参谋，我们都一个人也没有见到过。不过，我也不知道自己提出的意见是不是被参谋们所接受。反正，第二十七师团从广东的惠州转身北上，从赣州到吉安、南昌，一边作战，一边前进，正在向九江进发的时候，日本战败投降了。

　　 1945年4月11日，我乘汽车从南京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住在偕行社，等待合适的飞机航班。偕行社的招待员对我说：“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飞机出航，所以千万不要住到外面去哟。”这一下就把我像钉子一样地钉在那里。上海市内物价之高令人咋舌，储备券已经贬值到买卖时需要称分量的地步。这就充分说明，中国人已经坚信，日本的失败投降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

　　在这一段时间，冲绳岛上仍然继续着激烈的战斗。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都出动了大量的神风特攻飞机，据日本的新闻报道说神风特攻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因此，美军对于日本飞机的警戒当然也就更为严密。我确信，从上海经过冲绳附近飞往福冈，可以说是相当危险的。非武装而且飞行速度慢的运输机，到底什么时候能起飞呢？没有指望的日子就这样消磨在偕行社了。

　　有一天早晨，也就是1945年4月19日，我还在昏睡之中，忽然听到有人对我说：“大尉，有飞机出航了。”在我耳边响起了招待员的大嗓门儿。我马上赶到飞机场，只见一架日航飞机停在跑道那里，我急急忙忙地上了飞机，机舱里大约五十个座位都已经坐得满满的了。

　　飞机为了避免被雷达发现，贴着海平面超低空飞行。我一面想，要是被美国空军发现了就糟了，一面默默祈祷愿我们平安无事。可以说是奇迹吧，我们乘坐的飞机一路平安地结束了航程，中午时分在福冈的板付机场安全着陆。已经是相隔四年了，没想到我又踏上了日本的国土。我心里充满了对不起留在中国战场的朋友们的内疚与安全回国的喜悦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百感交集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