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從嚴辦院辦出了麻煩

    1950年下半年，劉伯承得知中央要辦一所教育、訓練中高級幹部的陸軍大學時，立即提筆給中央寫了一封信。他懇切地寫道:“要建設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最難的是幹部的培養。而培養幹部最難的又是高級幹部的培養。我願意辭去在西南擔任的一切行政長官的職務，去辦一所軍事學校。戰爭已經結束了，我年齡這麼大了，還是讓我去辦學校吧！”

    黨中央很快批准了劉伯承的請求。

    劉伯承考慮到將來要開設空軍系、海軍系，建議將原先準備命名的“陸軍大學”，更名為“軍事學院”。南京軍事學院籌辦以後，劉伯承任院長兼政委。學院建在原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和國防部舊址上。

    劉伯承對學員要求很嚴。剛入校時，學員坐的是皮沙發凳子。他看到後說:“當學生的，就是要坐硬凳子，屁股那麼嬌貴呀？”他還引用“慈不掌兵”的古語來說明這個道理。於是大家都換成了硬凳子。外出作業時，學員都提着馬扎，背着圖囊。小孩子們看見了都很吃驚，說:“哎呀，老伯伯怎麼還背着書包上學呀？”他本人也以花甲高齡，堅持保持着模範軍人的儀表、姿態。到院部大操場會操要走很遠的路，劉伯承每操必到。晚上他親自檢查內務。因為右眼失明，左眼視力也很微弱，他總是把腰彎得很低，查看被子是否疊得整齊。如果不夠整潔，他會立即批評:“你們住的這個屋像個亂雞窩，農民習氣，農民習氣！”

    1955年，印尼總統蘇加諾訪問南京，參觀南京軍事學院。由於剛授銜，學院決定校級以上軍官，身着新發的禮服，佩戴勳章夾道熱烈歡迎。不巧，天下大雨。有人建議將歡迎儀式改到禮堂內進行。劉伯承說，事關國威軍威，哪能隨心所欲，堅持按原計劃辦。他自己身着元帥禮服，不打雨傘，冒雨迎接蘇加諾。陪同蘇加諾總統來院的陳毅元帥見狀也不要雨傘。兩位元帥英姿煥發，冒雨歡迎外賓，令蘇加諾一行深受感動，給許多人留下了劉伯承嚴格治軍的深刻印象。連一個舊國民黨留用教員都說:“我進過國民黨的黃埔軍校和陸軍大學，國民黨訓練也講究嚴格，但比起你們共產黨來，差得遠了！”

    20世紀50年代初，“學習蘇聯老大哥”的口號在軍隊裡叫得很響。雖然中國軍隊打的仗不比蘇軍少，經驗也不比蘇軍差，但當時的中國軍隊還來不及總結整理自己的經驗，軍事學院也只能先利用蘇軍的現成教材。劉伯承明確提出: “我們學習外國經驗的時候，必須反對教條主義的學習方法，學以致用是我們的原則。”

    對於蘇軍教材，一般來說，都是採取先拿過來，然後在應用中逐步消化的辦法，因而在教學中出現了比如想定作業不符實際，而照搬教材中的理論原則和戰術數據；在作業方法上過多地要求數據計算，戰鬥文書冗長等諸多毛病。

    在南京軍事學院，學員反映比較強烈、意見比較集中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六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吃不消；一個是“三堂會審”的考試制度，大考小考沒完沒了:每門課學完要考，學期考、學年考、畢業考。考的時候學員“如臨大敵”，考官有主考，還有陪考、監考，就像是“三堂會審”。畢業考實際上是“國家考試”，由朱德為主席，劉伯承、甘泗淇等為副主席組成的國家考試委員會，和軍委各部負責同志任主考官，對畢業學員進行考核驗收。考場更是威嚴。一進考試樓大門，從門廳、樓梯到考試大廳里都鋪着大紅地毯，長長的台桌後面坐着主考官、陪考官和監考的劉伯承的蘇聯顧問等10多人。考生人人着裝整齊，考題是抽籤，有的很難。所以考試的時候，發生過有的人因為太緊張，一下子答不出來，血壓升高當場暈倒的事。

    劉伯承很重視這些情況，專門到戰役系黨支部聽取意見。他邊聽邊記，回來後與其他領導商量後，做了一些改進。例如，在上午四小時課後加一餐點心，解決“吃不消”的問題。以後又把“六小時一貫制”的課業制度改為八小時學習制，在考試方法上，進一步增加了考查學員理論聯繫實際能力的內容。還對教材內容、講授方法也進行了改革，受到學員們的普遍歡迎。

    1956年，由於在長期革命戰爭中身體受到嚴重摧殘，加之6年來創辦軍事學院的日夜操勞，64歲的劉伯承越發感到精力難支，腦子、眼睛都出現病症。於是，他向中央軍委請假治療，並建議由學院的副院長陳伯鈞代理院長，副政委鍾期光代理政委。

    1956年11月6日，劉伯承赴上海就醫。

    兩封來信引起彭德懷的重視

    南京軍事學院一開始設了4個系，其中戰役系招收的52名學員都是軍以上幹部（1955年授銜時，學員劉震、李天佑、楊得志、陳錫聯、韓先楚等5人被授予上將軍銜，張震、秦基偉、廖漢生、溫玉成、李作鵬等22人被授予中將軍銜，其餘人都被授予少將軍銜），多數參加過國內戰爭和朝鮮戰爭，具有實戰經驗。他們之中有些人在學習過戰役法之後，認為蘇軍經驗有些是先進的，有些雖然先進但對我軍並不適用，還有些其本身就是不先進的，因此必須批判地學習。同時，迫切要求學院做出改革措施。1956年8月25日，一位戰役系的學員寫信給彭德懷，提出“幾年以前，我們在‘把蘇聯的一切先進經驗都學到手’的口號下，從教材、教法和許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盤學蘇聯，這是完全對的。但是我們感覺在向蘇聯學習中也產生了教條主義傾向。這主要表現在:教材方面，教學方法方面，對待我們的經驗的態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建議:“基於以上看法，學院提出的‘反對經驗主義，防止教條主義’的這一帶方針性的口號，似應請領導上加以考慮。”彭德懷對這封信沒有作任何批示，但引起他開始對南京軍事學院一些問題的重視。

    同年11月30日，彭德懷又看到一封信，是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學習蘇軍經驗問題的。信是直接寫給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的，經過中央辦公廳轉給了彭德懷。寫信的人是軍事學院的戰史系教授會主任，曾任軍委訓練總監部軍事科學和條令部處長的蔡鐵根。

    信的開頭寫道:“鄧小平同志:我是最近離開軍委訓練總監部的，我在那裡曾經工作了4年多。在我離開之前，深深感到北京存在着嚴重的軍事思想上的混亂，急需提請中央和軍委領導上的注意。為此，我寫了《關於向蘇軍學習的問題》，請您看看，並把它轉給中央負責同志和軍委負責首長。”由於作者直接把問題反映給中共中央，彭德懷自然不能不給予特別的重視。

    彭德懷看過這封信，立即批示:“蔡鐵根同志給鄧小平同志的信，應發給軍委主席、委員及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各部首長、國防部各副部長閱。”看來，他已感到，學習蘇軍經驗這個問題，到了迫切需要解決的時候了。

    與此同時，主管全軍院校工作的副總參謀長張宗遜，率領一個工作組到了南京，在軍事學院和總高級步兵學校舉行一系列座談會，寫出一份調查報告。在報告中肯定了幾年來院校學習蘇軍經驗的成績，同時指出學習中的片面性，把許多不適用於中國軍隊的東西也學來了。彭德懷看過這份調查，感到南京軍事學院的問題，很有必要親自前去了解，以便着手解決。

彭德懷的講話留下歷史遺憾

    1957年2月21日，彭德懷寫信給毛澤東，專門報告他準備同副總參謀長陳賡、總政治部主任譚政等10餘人，到南京軍區檢查國防工事和勘察地形，另外了解一下學院工作、軍事訓練、軍內關係、軍民關係等。毛澤東於25日批覆“同意”並附註:“請注意軍中思想動態，政治教育情況。”

    彭德懷一行於27日到達南京，住西康路33號。第二天即開始了解軍事學院的教學情況。他和陳賡、譚政一起，上午聽取高級速成系和戰役系部分學員的匯報，下午聽取學院政治部兩個領導幹部的匯報。3月1日，同學院訓練部門和其他機關幹部交談，聽取他們對教學中一些問題的看法。每日聽完匯報，在吃飯時間和晚上，彭德懷、陳賡、譚政3人交換意見。3月2日聽取學院領導幹部集體匯報，劉伯承院長由於在上海休養，沒有參加。彭德懷在聽取匯報後，談了自己對學院教學工作的意見。這次講話，便是後來引起很大爭論的那篇《在聽取軍事學院匯報中的談話》。

    彭德懷回到北京，對這篇講話記錄加以斟酌修改，於4月24日送給毛澤東，並附信說:“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軍事學院的情況，同他們的教職學員分別座談了3天，感到該院在教學工作中教條主義傾向相當嚴重。因為這個學院是訓練我軍高級幹部的學校，對於全軍的學校和部隊影響很大，所以我特別向該院黨委講了一次話，着重提出該院應當展開反教條主義的工作。”毛澤東在25日批覆:“退彭。此件已閱，同意。”

    彭德懷還把這篇講話稿送給了鄧小平，鄧閱後轉送周恩來。後來對這篇講話，彭德懷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績的”改為“成績是顯著的”) ，作為《視察南京軍區工作向黨中央和軍委的匯報》中的一個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軍委。

    在這篇講話的前一部分，他肯定了學院的成績，並詳細列舉了學院的各種成果。接着，他具體指出學院教學工作中的缺點，說:“根據匯報的情況來看，在學院教學中，不是有教條主義的問題，而是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實際情況不相適應。”“當然就軍事學院的歷史和客觀情況來看，就現在的事實來看，產生了現在這種相當嚴重的教條主義現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責任歸咎於哪一個人。要論責任，我也是有責任的。”

    這篇講話在分析產生錯誤的主客觀原因時說:“在軍事學院產生這些缺點，是有客觀原因的。在學院開辦的最初幾年，沒有適合我軍情況的現成教材，因此許多教材不得不請蘇聯專家替我們編寫；學院人力不足，忙於應付施教，不能兼顧研究我軍自己的經驗；我軍的各種條令遲至今日沒有編寫出來，使教學無所依據。這都是可以理解的，從學院方面來說，在成立了6年多之後，對於結合我國我軍的實際情況進行教學，仍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特別是經過1956年9月全院學過5個整風文件，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就使黨委領導在教學工作上落後於客觀實際了。”

    這篇講話，對軍事學院建院以來取得成績與存在缺點的評價，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在批評學院缺點時，武斷地說“教學工作中教條主義相當嚴重”。

    這篇講話，打亂了軍事學院正常教學秩序。院黨委和各部、系都不得不成立中心組，全體學員停課一周，學習貫徹報告精神，大張旗鼓地開展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同時，這也為1958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發動全軍範圍的反教條主義運動定下了基調，作了理論上、思想上的準備。

    劉伯承採取了積極、慎重的態度。他雖因腦部舊傷復發一直在上海治療，但仍指示在校主持工作的陳伯鈞、鍾期光召開院黨委擴大會議，學習貫徹講話精神，並做出了《關於深入開展反教條主義的決定》。這個決定，明確提出“學院成立以來的工作成績是基本的、主要的”，認為缺點和錯誤的性質是“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對於彭德懷的講話關於教學工作中教條主義相當嚴重的批評，委婉地陳述了自己的看法。

    在當時反對教條主義已經形成氣候，軍事學院承受着首當其衝的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劉伯承和黨委一班人，只能用這種曲折婉轉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原則。

    5月16日，彭德懷主持第109次軍委會議，討論總高級步校黨委進一步反對教條主義的決定時說，中國軍事的教條主義是有歷史根源的，從袁世凱建立新軍以來，中國的軍事學就開始衰退了。袁的新軍是抄襲日本的東西，北伐時代是抄襲蘇聯的東西，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後，他又去抄襲德、意、日、美、英的東西。中國的紅軍建立後，舊軍隊的制度和習氣被農民游擊隊打得粉碎，逐漸創建了人民軍隊自己的一套。可是有人對這一套缺乏信心，有自卑感，認為自己的東西土裡土氣，不叫科學。當然對蘇聯的東西，我們還是要學，但是不要忘了自己的好東西。

    彭德懷的話是發自內心，也是有所指。

葉劍英逆風中盛讚劉伯承

1957年，戰役系學員畢業後，軍事學院開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央軍委任命劉伯承為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然而，劉伯承的健康狀況使他實在難以擔任此職。他於8月6日寫信給毛澤東和彭德懷，呈請免任高等軍事學院的領導職務。

劉伯承的這個請求，後經中央軍委批准。

9月13日，軍事學院召開大會，歡送劉伯承離任，歡迎新任院長廖漢生到職。

這一年，劉伯承病痛與憂慮交加。在醫院的病房裡，他對自己的身體狀況作了這樣的描述:“感覺殘老身體就像一部長久用損的汽車，小修未好又經幾年過分使用之後，遂成一部難好易翻的破車……左腦後部與兩太陽穴處常作脹痛，眼複流淚水至頭部昏眩。”“反教條主義”運動更像一塊壓在他心頭上的大石塊，使他日益擔心剛剛走上軌道的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被迫中止。

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全軍的“反教條主義”運動逐步升級。在這場運動中，除了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遭到批判，主持訓總工作的葉劍英也沒能倖免。葉劍英一直是主張既要批評和糾正教條主義式的態度和方法，也要反對經驗主義的態度和方法。

1958年4月8日，葉劍英來到南京軍事學院，在全院教職學員幹部大會上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對軍事學院工作中的成績作了充分肯定，反對給軍事學院戴教條主義的帽子，並勇於承擔責任。他說:“有人說學院是教條主義的頭頭，但應該說，全軍包括院校和部隊都有教條主義的成份，當然不必安上一個教條主義的帽子。過去軍事訓練中出現教條主義傾向，主要責任在領導。訓總首先應作自我批評，不要把責任推到底下，因為我們照搬、照翻、照印、照發，毫無疑問你們底下只好照辦，我們四照，你們只一照。”

葉劍英在這次講話中，懷着崇高的敬意，談到老戰友劉伯承，對這位受到不公正批判的軍事理論家作了高度讚揚，給以深切的慰藉:“我們的劉伯承同志經歷了40多年戰場生活、軍隊生活，精通俄文，戰鬥經驗豐富。像他這樣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紅、很專，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傷，為革命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寶貝，應該很好地維護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負責國家大事。”葉劍英這番話，在當時軍隊“反教條主義”空氣濃厚的情況下是很難得的，表現了他敢于堅持真理的態度和對老戰友的真摯情感。在場的2000多名教職員聽到他的發言無不為之感動，報以熱烈的掌聲。

葉劍英從南京返回北京不久，即出席中央軍委於5月27日至7月22日召開的擴大會議。


林彪忽然活躍起來

召開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是同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決定的。毛澤東在推動開展全國經濟建設“大躍進”的同時，想也促一促軍隊的工作，使之與全國的形勢相適應。因此，確定軍委擴大會議的重點議題是檢查軍委和各總部對工作的領導。當時毛澤東對軍隊工作的一般看法是:全國解放後，在經濟工作和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

即將當選為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參加成都會議回到北京後，聽說在1958年3月10日至5月的訓練總監部四級幹部會議上，對怎樣認識和反對教條主義有爭論。他含沙射影地說:“有人一提起學習就想到外國，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只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觀點，”“不要一說到外國的東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國的東西看作是‘土包子’”，“我們的經驗很豐富，不能把黃金當作黃土甩掉了”。他還聳人聽聞地說:“有的單位不把毛澤東軍事著作作為軍事基本教材，只作為參考材料，是不對的。有的單位連參考也沒有列上，就更不應該。”林彪以隱喻的口氣說這番話，是不點名地攻擊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攻擊主持這兩個單位工作的領導人劉伯承和葉劍英。

軍委擴大會從5 月22 日開始，開了約兩個星期，“反教條主義”就成了會議的主題。林彪認定蕭克、李達等是“反對反教條主義”的，另外一方是“反教條主義”的，報告了毛澤東，並建議將軍委擴大會議的主題改為開展“反教條主義”鬥爭。毛澤東同意了林彪的建議，並在蓮花池會議上決定要劉伯承作檢討。

5月28日，彭德懷在軍委擴大會議第二次小型會議上發言說，對於軍隊中的教條主義是早有感覺的，但在1953年冬只提了反對形式主義，因為當時剛剛開始學，反對得不夠大膽；直到去年在南京軍事學院講話時才明確提出反對教條主義。過去提的不明顯，吃了虧。

5月30日，彭德懷在軍委擴大會議第三次小型會議上又說:蘇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以來，在軍隊建設上有不少違背列寧建設原則的地方。另外，蘇軍在內部關繫上，曾經有一個時期不正常，現在正在改進。蘇軍的一套組織制度和體制，大都是為着鞏固單一首長制。我們有些同志由於受舊軍隊影響較深，看不到蘇軍的這些問題，反而熱愛這一套。我們在學習上，搬錯了一些東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們之所以要嚴肅地批判教條主義，是為着把我軍的優良傳統牢固地傳下去；不然的話，當我軍這批老的骨乾死去以後，我軍就有可能像匈牙利軍隊那樣變質垮台的危險。

這種考慮，也是毛澤東同意在軍隊內開展“反教條主義”鬥爭的一個重要因素。

會議的主旋律“一是揭發，二是批判，三是檢討”。

在會議過程中，有人提出要劉伯承到會，聽取意見。繼任軍事學院院長廖漢生看到會議批判的氣氛越來越濃，調子越來越高，似乎“教條主義”就是劉伯承一個人搞起來的，似乎劉伯承在軍事學院不僅有錯誤，甚至是罪過，這樣緊張的氣氛對劉帥久病的身體很不利，就悄悄打電話給留在南京主持學院日常工作的張震副院長，向他通報了會議情況，表明他的意見:“請告訴劉帥不要來北京，他身體不好，可以請假，有話可由我們代為轉達。”

6月7日上午，鄧小平召集彭德懷、林彪、羅榮桓、葉劍英幾位元帥開會。彭德懷在會上說:“我們來開會，是為了要解決問題，改進工作，為此就要把矛盾徹底暴露出來，求得正確解決。講團結，只有把有礙團結的問題全部揭開了，展開批評，才能達到團結。批評的對象是軍委和下屬各部；因我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批評軍委，主要就應當是批評我。有人擔心大家批評軍委，批評我，是否會影響領導威信。我說，威信是建立在真理上的，不是建立在軍銜和勳章上面。我也不是老資格，既不是南昌起義的，也不是秋收暴動的，要查黨齡、軍齡，我都不如人家，我倒是在軍閥隊伍中幹過的，有什麼了不起呢？為什麼批評不得？老資格更應該受得起批評。”
這次講話，在“左”的影響下，開始把思想問題上綱為路線問題，從路線鬥爭高度批判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和軍閥主義。

    6月9日，黃克誠來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主席對會議的決心很大，開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並決定會議擴大範圍到師。

    6月20日，開全體大會，會議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 人，還有列席的438人，會場移到中南海懷仁堂。會議前期軍事學院已經來了20個人，現在第二批又來了31人，包括部分教授會主任和學員代表，總數達到50多人。就連因病休養的劉伯承也被中央派專人到南京，請他到會。

    6月21日，毛澤東向軍委擴大會議的全體與會者講話。他說:“我多年來沒有管軍事。不管軍事，四年於斯矣。朝鮮戰爭以後，一切推給彭德懷同志。你們批評得對，你們越批評我就越為舒服。你們凡是批評彭德懷同志的，也就是批評我。你們看對不對？我是這樣看。要說是軍事完全搞壞了，那也不是，也沒有一個同志說完全搞壞的，而是同志們大多數都說的八年來基本上搞得好，也有缺點、錯誤。擔責任的是彭德懷同志，但不能完全怪他一個人，還應該要怪我。講責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懷，第三恐怕是黃老，因為他是秘書長，還有各總部。”毛澤東接着詳細講了我軍在歷史上和當前存在的教條主義問題。

    6月23日，毛澤東召集軍委擴大會議主席團成員和各組組長座談會。毛澤東在會上說，學習蘇聯的方針是堅定不移的，因為他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學，現在學，將來也還要學，但一定要有選擇地學，堅決反對教條主義。並明確提出“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而後，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發表講話，他說:“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爭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不知道軍事學院、訓總到底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馬克思、列寧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講話的末尾，他還對劉伯承的功過作了不適當的評論， “伯承身上的舊軍閥習氣就完全沒有了嗎？當着他的面我也要說，我看還是有的。他一到蘇區，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塊兒，軍事上完全是本本主義、教條主義那一套。抗戰時期，好一點。解放戰爭初期，特別是進了大別山，也不行。辦了軍事學院，好為人師，搞起了老本行——教條主義，莫誤人子弟喲。”

    彭德懷順着毛澤東的話題，板着面孔說道:“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了南京，連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轎子的。不要忘了，紅軍時期，教條主義可是逼死過革命同志的！”

    彭德懷所言是有所指的。長征途中，紅一、四方面軍會合於草地後，紅四方面軍主動將一些軍、師幹部送到劉伯承任總教官的紅軍學校受訓，時任紅四方面軍30軍軍長的余天雲也在其中。余聰敏倔強，指揮打仗果敢決斷，20歲便當了軍長，深得張國燾的器重。但由於文化修養淺薄，閱歷有限，加之性情剛烈，慣於爭強好勝，對於全新的軍事知識接受不了，倘若謙虛好學也就沒事，偏在戰術問題上與班級教官爭吵，一直爭執到劉伯承那兒，不但口出狂言加以謾罵，還公然拔槍相脅。基於余天雲嚴重違紀，學校將他關了短期禁閉。不料余天雲思想上想不開，認為自己這個紅四方面軍最年輕最有前途的軍長折了面子，羞憤難當，竟在一次行軍時跳崖自殺。對於余天雲的死，連張國燾也認為余心地如此脆弱，心理素質如此差勁，這種輕率舉動是不可遷怪別人的，也就沒有為難劉伯承。

    相隔了20多年之後，彭德懷重提舊事，毛澤東附和道:“教條主義真是害死人喲。”

    毛澤東指出:“劉伯承同志的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是方向問題。”同時他也肯定:“伯承同志有令人佩服的一面——認真。”並說:“伯承同志的檢討發言不要寫了，也不要出席會議。決議不要寫任何人。”

    毛澤東講話後，會議又升溫了，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批判教條主義、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宗派活動等。大會先後點了蕭克、李達、陳伯鈞、宋時輪、粟裕等上將、大將的名，兩位元帥葉劍英和劉伯承也未能倖免。

    這天晚上，抱病來京參加會議的劉伯承在病床前召見了楊得志、陳錫聯和廖漢生。他非常坦誠地提出因病不能天天到會場上去，要他們3人幫助他了解會議情況，分析問題，提出意見，以便作好檢討發言。望着老院長誠摯的神態，聽着他沉重的話語，在場的3人也都心情沉重。

    林彪從會議一開始就煽風點火、含沙射影、暗箭傷人，起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

    劉伯承抱病做檢討令人垂淚

    軍委擴大會議開始後，在外地治病療養的劉伯承，接軍委指示，到北京出席會議。在赴京的頭一天，他思緒翻滾，一夜沒有成眠，左眼球紅紅的。

    在火車上，又呈失眠狀態，左眼球更紅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壓高達73度，不得不住進北京醫院，一面治療，一面準備檢查材料。

  對劉伯承是否要在會上作檢查的問題，毛澤東曾關照說:“讓劉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來參加會議作檢討，表示個態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說:“劉伯承同志工作積極認真，對組織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歲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緊張。”

    豪爽、耿直的陳毅，看到劉伯承這個樣子，心裡更是難受。他趕到北京醫院，對劉伯承說:“你寫啥子檢討嘛！要寫，我替你寫，寫一百個字就行了。”

    但是，在當時那種政治氣氛之下，劉伯承不能不出席，並在會上作檢討。

    7月10日，中南海懷仁堂座無虛席，1000多雙眼睛凝神注視着主席台上的動靜。當執行主席宣布大會開始時，鴉雀無聲的會場上，籠罩着一種極其嚴肅而又令人壓抑的濃重氣氛。由人攙扶着，邁着蹣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劉伯承，剛剛出現在主席台角的時候，全場立即掌聲大作，延續了大約半分鐘才逐漸停息下來。許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眼窩裡貯滿了淚水。這掌聲，這淚水，飽含着熱烈的歡迎和由衷的愛戴，也伴合着會心的諒解和深情的嘆惜。

    年近古稀而又殘病交加的劉伯承被扶到講台前，宣讀自己的檢討。他表示擁護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感謝同志們的批評。嚴於律己、嚴於責己是劉伯承幾十年來的一貫作風。這次，在“左”的思潮統治一切，上面點名批評，下面有人非議的情況下，自然更免不了對自己過分苛責，說了一些過頭的、違心的自我批評的話，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實事求是同樣是劉伯承幾十年來的一貫作風。他在發言的前半部分，仍然客觀地說明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全面總結了軍事學院的工作。

    接着，主管全軍訓練工作的葉劍英也作了檢討發言。

    7月19日，鄧小平在大會上講話，特意講了要公道地對待劉帥。他說: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重他的，我們是老搭檔了，你說他犯了錯誤，我心裡那麼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伯承同志這幾年工作不是都做得不好，也不是過去不好。不能說他多年來做的不是好事。如果這樣說，不公道。

    四年後彭德懷意識到錯批劉伯承

    軍委擴大會議後期，“溫度”越來越高，過火的批評鬥爭越來越凶。訓練總監部被說成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軍事學院被說成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

    “反教條主義”以後，代理院長陳伯鈞被調離軍事學院，降任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並且繼續挨不完的批判，作不完的檢討，身心受到嚴重打擊，影響了他軍事教育才能的充分發揮。隨後鍾期光也被免去軍事學院政治委員職務，休息治病。不久，他前往蘇聯治療，回國後葉劍英把他要到北京，擔任軍事科學院副政治委員，也是降了級。全軍許多主管院校教育和訓練工作的領導幹部，被打成“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批鬥，有的甚至被誣為“反黨宗派集團”而開除黨籍，清除出軍隊，或遣送邊疆勞動改造，致使一些好同志後來含冤死去。不少院校教授會、教研室領導幹部和多年從事軍事教育卓有成就的老教員，也被當作“傳播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媒介”批判後而被調離院校，改行或轉業處理。使我軍在建國後剛剛起步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遭受重大挫折。這種挫折在隨即當上國防部長的林彪當權之後，更是惡性發展，在“突出政治”的衝擊和“文革”浩劫的掃蕩下，多數院校被砍，軍事訓練名存實亡，我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基本停頓，造成了無法估量和不可挽回的損失。

    對這場運動的發動與總結，軍委常務副主席、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責任是顯而易見的。彭德懷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與軍事家。他後來遭受的極不公正的待遇成為千古奇冤。他的整個一生是光輝而悲壯的。但在“反對教條主義”問題上，是令人遺憾的。本來，劉伯承對彭德懷非常尊敬。他給軍委和毛澤東的定期綜合報告，每次都要寫明“請彭副主席轉交”，從不越權辦事。但彭德懷1957 年春去軍事學院檢查工作並結論為“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既不符合事實，又是背着劉伯承的一次嚴重政治打擊，成為這場運動的直接理論根據之一。如此重大問題，事先事後均未與劉伯承通氣，急速報告毛澤東，不料又被林彪等人所利用，參與發動了“反對教條主義”的政治運動，開展了全軍性的“兩條建軍路線”的鬥爭，迫使重病在身的劉伯承進京檢討。這些做法顯然是不妥的。

    1958年“反教條主義”的總結髮言是彭德懷宣讀的。他的這篇發言迎合當時“左”的思潮，把一些不贊成或抵制“批判地學習”蘇軍經驗的思想，誇大為教條主義、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並進行了嚴厲批判。他當時不僅沒有感到錯誤，而且認為講的比較“有力量”。可是過了4年之後，1962年他被“罷官”在吳家花園給毛澤東寫那封長信（被稱為《八萬言書》）的時候，他開始認識到這篇發言和對劉伯承、蕭克等人的批判是錯了，是“言過其實”的，會後對蕭克和訓總一批幹部的組織處理，“並非出於我的本意”。為此，他曾經囑託他的侄兒彭起超，在有機會時一定要代他向蕭克道歉。

    軍委擴大會議結束之後，劉伯承回到南京。

    1959年1月19日，劉伯承攜眷從南京移居北京。離開南京的那一天，軍事學院的許多領導幹部到江邊為老院長送行，並要送過江去，一直送到浦口火車站。

    劉伯承執意不肯，他搶先上了船，向送行的人揮手告別。

    渡船徐徐向對岸駛去了，而停留在東岸的人們久久不肯離去。他們遠遠地望着渡船，望着站立在渡船上的老院長的身影，默默無語。漸漸地，漸漸地，渡船看不見了，老院長的身影看不見了。

    這時，軍事學院新任院長廖漢生，慨然說出了這樣一句話:“這個老首長，沒有少受罪！”

    為當年蒙冤戴上“教條主義”帽子的同志摘帽，也經歷了比較複雜的過程。1980年初秋的一天，新上任的總長楊得志、副總長楊勇、張震來到鄧小平的家，就總參的工作向鄧小平匯報，並專門詢問了“反教條主義”問題，請示如何處理這件事。因為當年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正是擔任總書記的鄧小平，他們都有些為難。鄧小平聽後當即說:“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他坦然地回憶說:“當年我是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辭，但是在反教條主義過程中，我保護了劉帥。我曾對毛主席說，你不是說二野能打仗嗎？沒有司令員，哪有我這個政治委員，打仗主要靠司令員。” 鄧小平的這番話，在廬山會議之後的一次會議上也講過。當林彪在會上說二野打仗主要靠鄧時，鄧小平說，不對，我只是個政治委員，沒有劉、哪有鄧？他們聽了鄧小平的話，如釋重負，深為鄧小平對待歷史問題實事求是的態度與胸襟所折服。為在反教條主義風波中受到錯誤對待的將帥恢復名譽，終於排上了中央軍委的議事日程。

    1986 年10 月7日，劉伯承久病辭世。鄧小平至為悲痛，於10月21日寫下了《悼伯承》一文。他在文中再次談到了“反教條主義”問題:“1958年批判他搞教條主義，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說，伯承是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奠基人之一。他在這方面的重大貢獻，永遠值得我們珍視。”

    10 月16日，在劉伯承追悼會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代表黨中央對反教條主義作了徹底否定，明確指出:“1958年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歷史終於做出了公正的評價。（尹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