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近來贛西南黨內呈現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領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沖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改造”。

同年10月2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這次會議通過的決議強調：“改造全部黨的組織，重新建立，不使一個富農反革命分子（AB團）留在黨內團內……嚴厲地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春秋中文社區http://bbs.cqzg.cn
在這種氣氛下，江西蘇區實行了“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紅軍宣傳大綱語
），到處都在大抓特抓AB團。

到1930年底，富田事變發生之前，僅紅一方面軍中便已經清查出了4,400多名AB
團分子，占軍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後即被處決。怎麼會有那麼多“AB團分子”呢？一句話，“苦打成招”。請看1930年9月24日的贛西南特委《緊急通告》是如何布置的：

“AB團非常陰險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供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不斷的嚴刑審問，找出線索，跟蹤追問，主要的是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當時蘇區肅反時常用的刑法有吊打、烙刑、灌辣椒水、壓槓子、坐老虎凳等等。眾多的AB團分子，就是這麼一供十、十供百“查”出來的。

六. 富田事變

1930年12月，原江西紅軍獨立第2、4團和東固根據地的創建人李文林被定為AB團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當時李文林擔任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因此，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任命李韶九為特派員，帶領一連人到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委和當地的紅20軍進行肅反。李韶九當時的職務，是紅一方面軍秘書長和肅反委員會主任。接着，總前委又派古柏前往協助李韶九。此二人大興冤獄，在江西省行委和紅20軍中“清查”出了許多“AB團分子”，並處決了幾十個“AB團總團長”。

紅20軍147團政委劉敵和李韶九是同鄉，也被懷疑是AB團。但是，李韶九看在同
鄉的面子上，事先向劉敵通了個口信，讓他自己坦白，“免受皮肉之苦”。但是，劉敵並沒有坦白，也沒有坐以待斃，而是回到部隊，集合了一個營，進行了動員，把李韶九指為反革命。李韶九當時在紅20軍中已經激起了眾怒，幹部、戰士們一聽說他是反革命，都義憤填膺，於是跟着劉敵包圍了軍部，扣留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當成AB團分子關押的紅20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謝漢昌在獲救後隨即帶領紅20軍攻下富田鎮，占領省蘇維埃政府，釋放了被關押的一百多人，其中包括江西省行委負責人段良弼和省委秘書李白芳。李韶九也被活捉，古柏和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則趁夜色跑掉了。被捉住的，還有中央委員易爾士，後來，這成了紅20軍的主要罪狀之一。

隨後，紅20軍又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正是因為這句口號，事變的參與者們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仍不得翻身。

這就是富田事變。

七. 事變之後的紅20軍

富田事變發生之後，當時任紅12軍軍長的陳毅奉總前委指示，帶領一個連的人前往紅20軍駐地，兵不血刃，說服紅20軍釋放了被他們扣押的人，包括李韶九。此後，陳毅獲任命為贛西南特委書記。

此時，紅20軍領導人們又做了一件事，成為其主要罪狀之一。毛澤東一手發動了清查AB團運動，是大肆屠殺紅軍將士和江西地方幹部的主使者，自然為紅20軍上下所痛恨。但是，紅20軍無時不想重新歸隊，其最終目標，只不過是讓朱、彭、黃取毛澤東而代之。而紅20軍領導人為此想到的一個辦法，是離間毛澤東與朱、彭、黃的關係。

於是，紅20軍領導人以毛澤東的口氣寫了一封信，詭稱是在富田事變中繳獲的，派人送與彭德懷和朱德。信中說：“古柏同志：……僅限三日內將贛西及省行委任務完成，於拷問段、李、王等中堅幹部時，須特別勒令招出朱、黃、滕（代遠）、彭系紅軍AB團主犯，並已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拼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劃，……”

彭德懷和朱德在分別收到紅20軍的信後，都沒有相信。彭德懷親筆寫了擁護毛澤東的信，派人交與毛，並起草了一個“擁護毛澤東、擁護總前委領導”的宣言。之後，彭德懷和滕代遠親自到總前委請毛澤東到紅三軍團講了話。朱德、黃公略在收到偽造的信後，又約集彭德懷，三人聯名發表了《為富田事變宣言》，表示擁護毛澤東和總前委。

紅20軍領袖們的這個失敗的離間計，也是他們至今不得翻案的理由之一。黃克誠在八十年代寫的《自述》中，雖然對清查AB團和富田事變的處理痛心疾首，但也認為謝漢昌等偽造這封信是件“非常壞的事”。

在此之後，謝漢昌、劉敵和李白芳等人為避免與其他紅軍部隊自相殘殺，率部渡
過贛江，到了永陽一帶。紅20軍此時雖然脫離了總前委的領導，但沒有一人投敵，而是開闢了新的根據地，打土豪、分田地、發動群眾，並積極準備攻打白軍占領下的吉安。

八. 對富田事變的兩種態度

富田事變後，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的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
導人稱為AB團，說：“AB團取消派為什麼要擁護朱彭黃，他們的陰謀是拉朱彭黃，打倒毛澤東，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個，然後再打倒一個……蔣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澤東，AB團取消派就在革命陣線內喊打倒毛澤東，這是如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啊！”

據黃克誠回憶，毛澤東還親自撰寫了一篇六言體的《討逆檄文》，其中說：“段謝劉李諸逆，叛變始於富田，趕走曾山主席，拘留中央委員，反對工農紅軍，反對分地分田，……”。據肖克的回憶，其中還有這麼兩句：“AB取消兩派，烏龜王八相連”。
但是，這時已經是1931年初，根據中共中央六屆三中全會關於把中央局設在農村地區的決定，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黨內地位在毛澤東之上（中央局正式書記是周恩來，但他當時在上海，不能到任）。

項英一上任，正趕上蘇區到處在抓AB團，富田事變已經發生。項英立刻感到清查AB團運動過火了，不相信紅軍和共產黨中會有這麼多的AB團。因此，他對清查AB團的運動採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項英並對富田事變進行了調查，聽取了兩方面的意見，隨即在中央局做出決定，發表通告稱：“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富田事變是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項英又通知紅20軍領導人停止黨內攻擊，併到黃陂參加中央局的會議。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人奉命到了黃陂，並在中央局會議上做了自我檢討。紅20軍也在原被趕走的政委曾炳春的勸說下回到了贛江以東。

項英在中央局會議之後對紅20軍領袖們的檢討感到滿意，隨即派被毛澤東列為“段謝劉李諸逆”之首的段良弼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富田事變的情況。這一安排也反映了項英對紅20軍的同情。

九. 悲慘的結局

這時，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已經開過。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權，開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書記項英也在打擊之列。因此，在富田事變問題上，王明站在了毛澤東一邊。中共中央於1931年2月23日向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黨部發出了《關於肅清蘇區內反革命派與富田事變的通知》，內稱：

“不幸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於敵人加緊向我們進攻而紅軍與群眾正與敵人艱苦做戰的當兒，無論如何，總是便利於敵人而削弱我們自己的，無論如何，總是給AB團活動的機會而渙散我們自己……現在中央所得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材料還不能算為齊備，尤其是沒有得到總前委的正式報告，因此，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並委託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儘管這一通知還沒有給富田事變最後定性，但其傾向性已經很明顯了。

中共中央在收到了以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的報告後，又於3月28日就富田事變做出決議，其中將富田事變定性，稱其為“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敵人以及它的鬥爭機關AB團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

決議又稱：“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這種堅決與革命敵人鬥爭的路線在任何時候都應執行。” 中共中央在上述通告中提到的派往蘇區的代表團，由任弼時、王稼祥和顧作霖組成，黨史上稱為“三人團”，由任弼時任團長。

作為欽差大臣的三人團於4月到達江西後，參加了當時正在舉行的中央局擴大會議。任弼時等人在會議上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包括其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並在毛澤東和項英的爭執中明確表示了對毛澤東的支持，批評了項英。此次中央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決議稱：

“蘇區中央局是在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線，當然是對立三路線的調和路線……再中央局關於富田事變的解決，也是錯誤。”

該決議把富田事變稱為“反革命暴動”，並強調，“加緊肅反工作，以求徹底消滅一切反革命派別”。

會後，經任弼時等報請，中共中央撤消了項英中央局代書記的職務，由毛澤東接任。中共中央把富田事變當做反革命事件處理的精神傳達到了每個蘇區，終於促成了各蘇區的肅反擴大化。

毛澤東有了任弼時等人帶來的尚方寶劍，重掌了中央蘇區的大權。接着，他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整個紅一方面軍中的清查AB團運動也出現了新的高潮。

李韶九在毛澤東的授意下，以加倍的瘋狂在贛西南地區進行清洗和屠殺，對紅20
軍將士進行報復。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人以AB團分子的罪名被捕，並被處決。
沒有參加富田事變的紅20軍前軍長劉鐵超、政委曾炳春、後任軍長肖大鵬也被處決。

紅20軍被全體繳械，副排級以上幹部全部被捕，絕大多數被處決，許多戰士也未能倖免。紅20軍被解散，虎口餘生的戰士被編入了紅7軍。在整個贛西南地區，人人自危，不少縣的地方幹部大部分遭到殺害，甚至連普通農民也在整肅之列。和此時的規模相比，1930年的清查AB團運動已經相形見絀了。

到了1932年，江西蘇區肅反擴大化的倒行逆施引起天怒人怨，李韶九終於成了替罪羊，受到了撤職和留黨查看半年的處分。

十. 後記

如本文開始時所述，毛澤東一手發動大規模的清查AB團運動，以酷刑逼供的手段羅織罪名，濫殺無辜，終於引起了富田事變。事變之後，他在王明的支持下，對黨內、軍內的異己分子進行了更大規模的屠殺。然而，中國國內以往都把清查AB團的錯誤全部算在王明頭上，甚至算在項英頭上。

但是，江西蘇區清查AB團的運動是在1930年5月開始，王明則是在1931年1月的中
共六屆四中全會後才掌握實權，項英也是在1931年1月到達江西的（那個時候，從上海進入蘇區往往要花一、兩個月的時間），所以，這筆賬無論如何算不到他們頭上。況且，項英一直反對毛澤東在清查AB團中的過火行為。

中國當代人物出版社出版的《陳毅傳》紅皮精裝，用雪白的高級凸版紙印刷，一看就是有來頭的書。該書在述及清查AB團運動和富田事變的處理過程時，隻字不提毛澤東，而是順帶說了一句，“當時，項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時至九十年代，還用這種春秋筆法委過他人，替毛澤東開脫，使人不禁對下面提到的該書關於陳毅的描述產生懷疑。

陳毅在富田事變發生後營救出了李韶九等人，之後又擔任贛西南特委書記。《陳毅傳》中說，陳毅在後來抵制了李韶九等人對紅20軍和贛西南地方幹部的清算，營救了一些被打成AB團的人，以致李韶九想把他也打成AB團總團長。據該書的描寫，陳毅聽到李韶九的威脅後說，“我手下的這幾條槍也不是吃素的”。但是，較老版本的陳毅傳記中都把此時的陳毅說成是毛澤東路線的堅決捍衛者。在李德寫的回憶錄中，也有陳毅在清查AB團的運動中“變成了一個屠夫”之說。對於《陳毅傳》中關於陳毅行為的描寫，京人還沒有見到過有力的旁證。

黃克誠在當時擔任紅5軍政治部主任，他在其《自述》中對清查AB團運動和富田事變的結局表示了痛心，並對他自己在清查AB團運動中的作用感到五內俱焚。黃克誠在《自述》中談到這段歷史時說，“如果細算歷史舊賬，僅此一筆，黃克誠項上的這一顆人頭就是不足以抵償的”。黃克誠當時錯殺了多少人，我們不得而知，大概不比十大元帥、十大將中的其他一些人更多，但憑這一句話，足以使人對其胸襟肅然起敬。紅20軍的指戰員們在富田事變後，無一人反水，繼續開展土地革命，對他們所扣留的人，包括李韶九在內，無一人加害。但是，他們在最後卻遭到了滅頂之
災。當他們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標、木棒處決的時候（為了節省子彈，這是紅軍中通行的行刑辦法），他們心裡想的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