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反冒進”狠整周恩來與老毛再次“凌駕”

在1958年９月20日到10月９日召開的擴大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乘“反右”全面“勝利”的“東風”，躊躇滿懷地大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公然否定了“八大”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這一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的正確論斷。從此，毛澤東把全黨、全國人民引入了災難性的歧途。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全會上，還對在1956年4月—6月政治局集體通過的“既反對右傾保守，又反對盲目冒進”這一完全正確的發展經濟的方針，第一次提出了蠻橫的指責。他把矛頭直指政治局內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主要領導成員，其中包括周恩來、陳雲、李富春等同志，特別是周恩來。

這是因為當時周恩來對毛的意見（指不切實際地盲目要求追加2０億預算）反應最強烈。事後周特地向毛當面作了解釋：

“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

可是，毛澤東對此，一直耿耿於懷，刻骨銘心，總想伺機報復以發泄他心頭之恨。當然，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當年4月—6月的一系列舉措，是對他“凌駕”寶座的嚴重挑釁。同年９月的“八大”的《決議》，已經標誌着毛澤東從寶座上被趕了下來。以“反右”作為突破口的目的，既已達到，毛澤東必須發揚當年“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氣勢”，在緊接着“反右”之後，必須狠整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這股勢力。

毛澤東老謀深算，懂得只要把周恩來打得以後再也不敢在他面前說一個“不”字，其他人也就不敢吭聲了。這就是為什麼單獨狠整周恩來除了發泄私憤以外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

也許有人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從毛澤東炮製的歷次大冤案看，他總是慣於打擊一大批，給扣上什麼“反革命集團”或“反黨集團”的大帽子；為什麼這次破例呢？這裡有比較複雜的因素：其一是：因為毛澤東這次主要解決如何重新登上“凌駕寶座”的問題，而且是在“八大”之後第一次在最高核心層解決這一難題，他不得不考慮打擊面不能太寬，否則於已不利，搞得不好，一旦他們聯合起來，自己有被趕下台的可能。其二是：周恩來的獨特的政治身份，是一個六億人口大國的總理。如果打成一個什麼“集團”，勢必把整個政府搞得癱瘓，後果不堪設想。這是因為當時還不像“文革”前夕那樣，“凌駕寶座”剛想爬上去，還沒有坐牢，大局一亂，就難以收拾。其三是：周恩來的獨特個性、氣質和特長、才幹，毛澤東對周恩來從延安整風以後的一貫態度是：既不信賴、又要利用（毛澤東如果沒有周恩來這樣一位極其得力的助手，中國的局面就不堪設想）。因此，毛對周的策略一直是：又打又拉、打打拉拉，達到服服貼貼為我所用的目的。（詳見本書第十章的專題分析）

鑑於第四章將有專門論述，這裡只作概括的說明，着重介紹毛澤東玩弄什麼樣的權術，來達到他再度坐定“凌駕寶座”這一目的。

首先，在“反右”達到高潮之時，作為“鋪墊”，確切說作為“樣板”，把幾位省部級的、20年代或30年代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以“莫須有”罪名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這些為黨的事業，當年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建國後又付出了全部精力與心血的老一輩革命家，最後竟落得這樣悲慘的下場。這些冤案與十年後的“文革”相比，雖然是小巫見大巫；但是，在建國初期還是十分觸目驚心，令人膽顫、不寒而慄的。

毛澤東這一“絕招”，說白了，是為了“殺雞給猴看”。凡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的老一輩革命家原來都是第二把手，他們在日常工作中跟第一把手有分歧意見或矛盾，這本來是十分正常的，完全可以通過正常的途徑加以解決。可是毛澤東出於政治需要：不惜借反右之機，犧牲幾個高級領導幹部，以此作為“樣板”：第一把手代表“黨”，誰反對第一把手就是“反黨”，就是“右派”。這就意味着毛澤東向全體政治局成員發出警告：今後誰再敢對我毛澤東說一個“不”字，誰就是這個下場。事實上，在狠整周恩來過程中，毛澤東就說周恩來“離右派只有50米”。本來真理在周恩來一邊，但在毛澤東重登“凌駕寶座”之後，一切都是顛倒的。沒有什麼道理可講，“權”決定一切！

其次，毛澤東採取了“乘熱打鐵、一氣呵成”的策略。他把社會上的反對“右派分子”的鬥爭，與黨的最高層內狠批周恩來，結合在一起。這是毛澤東的絕招！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周恩來惟一的出路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作極其痛苦的、違心的檢討（詳見第四章）。面對“離右派只有50米”這一悶棍，周恩來除了檢討之外，還能說什麼呢？用“文革”中的一個常用語：“右派”這頂帽子就在你周恩來手裡，就看你的態度。在這種背景下，其他政治局成員對周恩來處境，雖然內心同情，但誰也不敢吭聲！

毛澤東的這一手，委實是十分陰險、狠毒。這是又一個“絕招”。

其三，毛澤東所採取的又一個策略就是“逐步加溫、不斷升級”。1957年９月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不點名地狠批了1956年4月—6月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正確的經濟發展方針，硬說當年“反冒進”犯了政治性錯誤。緊接着，同年11月在蘇聯莫斯科參加社會主義國家會議期間，打電話重提要批判“反冒進”的錯誤。毛澤東回國後於同年12月下旬和1958年1月初在杭州先後召開的兩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大發脾氣，再一次還是不點名地狠批了周恩來的“反冒進”錯誤。（據《周恩來傳》的《從八屆三中全會到八大二次會議》，下同）毛澤東後來說：“杭州會議，我在那裡放火，我是放恩來的火，……就在杭州，實在憋不住了。”儘管如此，“杭州會議並沒有取得令毛澤東滿意的結果”（史料來源同前）。

為什麼在開了會、“大發脾氣”、“放了火”之後，毛澤東還不滿意呢？這是因為毛澤東並沒有達到他的目的。他是一定要把周恩來整得趴在地上，只許周恩來今後唯唯諾諾、唯命是從，不許再說一個“不”字。

因此，在1月上旬剛開完第二次杭州會議後，1月中旬就馬不停蹄地召開了南寧會議。接着2月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3月成都會議，4月武漢會議，直到5月5日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在四個月時間內，連續開了四次高層會議和一次全黨代表大會。為了迫使周恩來一而再地檢討，毛澤東從南寧會議開始，就親自出面指名批判周恩來，採取他慣用的手法，以“莫須有”罪名、大打出手。“奇文共釋義”，下面就來看看毛澤東的“高見”（這對後人大有啟迪意義，可以大開眼界，讓他們見識所謂“偉大領袖”，從政治品質高度來看，怎麼會是“這麼一個人？”。讓這樣的人當“最高領導人”，我中華民族不遭大災難才怪呢！）

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他還說“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五十米。”毛澤東唯恐與會者不知道他批評誰，也唯恐周恩來像杭州會議那樣不吭聲。他故意當眾對周恩來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這樣一來，一層薄紙捅破了。就這樣，“會議從一開始空氣就非常緊張了”，“周恩來和到會的副總理們‘坐臥不安’。……幾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總理那裡討論到夜裡二、三點，商議怎麼檢討等等。那時，會議的形勢很緊張。”（見《周恩來傳》，下同）周恩來在經歷兩次杭州會議後，對毛澤東的批評已有思想準備，“但沒有想到把問題提得這麼嚴重”。迫於壓力，周恩來不得不按照毛澤東的思路，作了痛苦的、違心的檢討。在會議結束前毛澤東又說“‘反冒進’反掉了三個東西，把一些同志拋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從“只剩50米”，上升到“相近的地位”，這意味着“右派分子”這頂帽子已經高懸在周恩來們的頭上。可是，它從另一側面暴露了毛澤東為了坐穩“凌駕”寶座，不惜置周恩來於死地的歹毒之心。這一最能反映毛澤東政治品德方面的最醜惡東西，在“文革”中作了最充分的“表演”。

2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傳達南寧會議精神，繼續批判“反冒進”問題。毛澤東說“搞得不好，我們黨會分裂，一分為二。”面對這一情景，政治局成員一個個被嚇得啞口無言，還能說什麼呢？

為了鞏固反“反冒進”成果，毛澤東提出再到成都開一個會。3月９日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又提出“反冒進”問題，他說：“建設社會主義有兩種方法的比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採取哪一種？我看應採取‘冒進’，很多問題都可以這樣提。”這裡毛澤東又把“反冒進”問題，提到“理論”的高度。一個根本不顧經濟發展規律的人，居然把自己打扮成“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按照毛澤東的邏輯：搞“冒進”就是搞馬克思主義。用這種荒唐的理論來指導經濟建設，委實令人啼笑皆非！同年下半年毛澤東親自發動、掀起的一場席捲全國的“大躍進”運動（應改稱“大冒進”、“瞎折騰”運動，才名實相符），結果給我國人民帶來了什麼？一場經濟大破壞、大倒退，還活活餓死了四千萬人。後來的實踐證明：毛澤東的這一“理論”，跟“無產階段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一樣，統統是徹頭徹尾反馬克思主義的！而且是反人性的！

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又是不得不再作忍痛的、違心的檢討。但是，“還沒有使毛澤東感到滿意”。他陰陽怪氣、冷嘲熱諷地說什麼：“……，南寧會議我們都聽過了，北京也聽過了。”一個是內心受盡煎熬，一個春風得意、不屑一顧之態。這一作風品德上的強烈反差，讓所有正直的、有良知的人們看了，會對毛澤東作出怎樣評價呢？是一代“偉人”？不像。倒有點像曹操那樣的“一代奸雄”。毛澤東在處世哲學上奉行的正是曹操的處世哲學：“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由此看來，毛澤東在治黨、治國的策略上，是博採秦始皇的權術與曹操的處世哲學。從一定意義上講，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論斷：毛澤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毛澤東語），再加曹操。確切說就是“秦始皇加曹操”。從建國後的毛澤東的政治實踐看，毛澤東跟馬克思主義一點兒也不沾邊。

周恩來深知只要毛澤東不認可，他是過不了“關”的。據《周恩來傳》記載：

“周恩來從南寧會議以來一直處於痛苦的思想鬥爭中，他需要有一個安靜的環境，坐下來認真地總結一下……。如果錯了，究竟錯在哪裡；認真思考一下南寧會議以來毛澤東一次又一次的批評。……一位當年周恩來身邊的同志回憶說‘那是周總理最痛苦的一段時間。’”……據周恩來的秘書范若愚回憶：在周審閱我整理後的記錄稿時，“他看到‘我和毛主席風雨同舟、朝夕與共’這句話時，就嚴厲地批評了我。……他還說‘你對黨史知識知道太少。’周恩來同志講這些話時幾乎流出了眼淚。……我發現周恩來同志在起草這份發言稿的十多天內，兩鬢的白髮又增添了。”

周恩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作了最後一次檢討，總算得到毛澤東的寬容。這是因為毛澤東讓“周恩來趴下”、“伏首稱臣”這一目的已經達到了。

從此，毛澤東再次坐穩了“凌駕”寶座！

對毛澤東來說，八大二次會議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意義，那就是從組織上以合法的形式，達到了全面、徹底推翻“八大”的《決議》（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分析及黨的中心任務以及關於反對個人崇拜，這兩個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的《決議）的目的。而代之以毛澤東的完全反馬克思主義原理的、逆歷史潮流而大動的所謂“理論”——“階級鬥爭”論和“個人崇拜”論。從此以後，我中華民族和我中國人民一步一步陷入災難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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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本章是綜述毛澤東是怎樣兩次登上“凌駕”寶座，又是通過運用哪些手段達到這一目的？作為本書基礎的第一章，就是要回答這個問題。以後各章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逐一展開來論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