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工作中，劉少奇的方法是讓人費解的，他被羅例的罪名，從未有過詳細的說明，對他的平反，也是大唱頌歌中進行的，而且仿佛在那個“動亂”的年代，只要毛澤東“動動手指”就可以讓其獲罪，至於有沒有錯都不用考證，我個人覺得沒那麼簡單，所以整理以下幾項可以構成劉少奇罪名的資料：

有一個罪名是叛徒，材料是他在負責中共中央華北局工作時，上報張聞天說履行簡單手續，填個表，不見報，可令關在反省院的共產黨員釋放，張聞天當時是同意了的，因為據劉稱是不用見報等，就沒有上報給中央討論，這樣，這件事最終連毛澤東本人也不知道。我本人覺得，這樣的大事，應該交由中央討論，即便是毛澤東，也不宜一個人做出決定，最終，六十一個人全部登報聲明反貢（據有人說有人出賣了戰友），還有一部分人是拒登報聲明，後被轉移至其他監獄。這種報紙保留在檔案館，成為劉的罪證。另外還有他幫日本人的工廠解散工人糾察隊，讓工人恢復生產等事，還有劉幾次被捕又被釋放上，也被做了文章。

其他罪名可以放在一起說，可能有爭議：

劉的表現在這些事上的表現我是理解不了的，大躍進是個提法，具體做法還是要把工作做下去的，提法的由來：

八大二次會議以後的一天，毛澤東、周恩來在頤年堂接待羅馬尼亞客人。客人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從頤年堂出來，向菊香書屋走去，他們邊走邊聊。

周恩來：“主席，現在譚震林他們提出個大躍進的口號，我看這個提法很好。”

毛澤東：“噢，大——躍——進？”

周恩來：“是的。《人民日報》上都登了，南方有的省份都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毛澤東：“嗯，這個題目好，拿來給我看看。”

周恩來找來報紙給毛澤東看。

毛澤東認真地看了一遍，點點頭說：“這個提法很好。”隨即拿起筆在上面作了批語：“提法很好。”

周恩來回到住所，把這一情況告知了中宣部的陸定一、周揚。很快，大躍進這個口號便在全國喊響了。

見：http://hi.baidu.com/fengdanlubai/blog/item/c3119d02aeafec82d53f7c85.html

大躍進後在主流上卻無法按毛澤東的意志進行了，劉少奇親自到基層安排工作，對不把糧和家裡的桌椅上交歸公的行為，就打為“右傾”。“公社”是劉的發明，要求“一縣一公社”“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毛對此比較反感，但退居二線的毛，不便干涉具體的事務過多。毛只是說：貧窮的共產主義，還有什麼吸引力呢？。。。但劉在大躍進中安排的具體工作卻損害到一些稍富一點的農民的利益。三年災害過後，毛要求賠償這些人的損失，並說：“拿人家的東西要送回去，損壞的要賠”“是搶，是舊社會青幫的行為”。

大躍進後，劉很快提出“三自一包”，有人說劉是深刻反省了大躍進的錯誤才這樣做的，大家自然也可以這麼認為；用大躍進徹底否定社會主義，並給走資本主義找到出口，也能做為一種參考說法吧。後來在文革初，毛批評他“要麼太左，要麼太右”應該和此有關。

1964年10月，劉少奇批轉了《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首先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後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這樣才能把鬥爭提高一步。

這些文件發出不久，毛澤東約他到家裡談話，毫不客氣地說：“你這個人呀，右起來要投降，左起來又要打倒一切，不分好歹統統打倒，把農村形勢看得一團漆黑。不管是群眾還是當權派連鍋端，我看你是形‘左’而實右！”

“四清”運動中，毛澤東旨在中央內，領導層內找出走資派，清理走資派。不知道劉出於什麼動機，劉卻非要把矛頭對準廣大群眾，實行了毛澤東批評他的 “不管是群眾還是當權派連鍋端”的政策，在群眾中進行了批鬥，並在所有領導中第一個把他的妻子安排在這方面的工作中，劉妻後蹲點農村，鼓勵武鬥，推廣“桃園經驗”，第一次對所謂右派，進行了武鬥。造成冤假錯案。

文革開始後，劉少奇主張派工作組進駐大學，在此方面，其實大部分中央領導都同意，應該劉沒有什麼錯，但是在進駐學校後，受到一些學生的反對，反工作組的大字報也貼了出來，劉對採取了極端的做法，把反工作組的人稱為“右派”“黑幫”“反工作組就是反革命”，並對這些學生進行了反覆揪斗，在他蹲點的北大，有一女生在文革開始後不到一個月，就因反工作組批鬥自殺。對此，毛澤東非常生氣，稱劉是“秦始皇”是“鎮壓學生運動”“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才鎮壓學生運動”，並要求工作組撤出，並最終獲得常委的支持。其後，紅衛兵中又出現了劉的子女組織的全是高乾子女參加的“紅衛兵糾察隊”，毛知道這些情況後，表示公開支持一般學生組織的一些紅衛兵組織來對抗“紅衛兵糾察隊”和“聯動”這些組織。這些應該是導致毛對劉的成見加深的原因之一。

劉還有一個比較奇怪的行為，我至今不知道他這種做法的意義何在，難道真的是想把毛的地位降低？那就是在他權力越來越高時，劉少奇再版和修改了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引人注目地加了這麼一段話：

“在過去某一時期內，某些教條主義的代表人，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壞。這種人根本不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只是胡謅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術語，自以為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裝作馬克思、列寧的姿態在黨內出現，並且毫不知恥地要求我們的黨員像尊重馬克思、列寧那樣去尊重他，擁護他為‘領袖’，報答他以忠心和熱情。他也可以不待別人推舉，徑自封為‘領袖’，自己爬到負責的位置上，家長式地在黨內發號施令，企圖教訓我們黨，責罵黨內的一切，任意打擊、處罰和擺布我們的黨員。”

另外在一些細節上的事，可能也是毛劉矛盾加深的導火線：

1964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再次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劉少奇和鄧商量後，鄧對毛澤東說：“你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會議。”毛澤東說：“我身體還可以，應該參加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沒有安排毛澤東講話，使他大為不滿。

第二天，毛澤東老早就來到會場。等開會的人到齊後，拿出兩本書，拍着桌子說：“我帶來一本憲法，一本黨章。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有說話的權利。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有參加會議的權力。可是召開這樣一個重要的會議，有兩個人要剝奪我的權利。一個人不叫我開會，一個人不叫我講話，想幹什麼？想搞獨立王國嗎？這不是尊重不尊重我的問題，而是想步赫魯曉夫的後塵。我看有些人就是混進共產黨里的反動分子！我勸這些人要注意呢。”

毛澤東對資本主義復辟是相當警覺的，在這方面，其他領導人可能認為，新中國成立了，全國上下都一心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復辟”的危險。可毛澤東不這麼想，他覺得有些方向上的錯誤，極有可能導致黨內腐化，進而出現貧富分化等。毛澤東對張平化說：“....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麼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麼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麼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以上所述，可能是導致他被“陷害”的原因吧，這些看似是有力證據，我個人覺得並不致於構成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證據，但在那種內外環境下，懷疑和猜測不能不說是一種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