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評: 道德和法制的歷史階段性
談這個話題，當然是靠船下篙，從“實例”出發為宜。 從毛澤東的稿費談起
最近，一些報刊上不斷談到毛澤東的稿費問題。祖丁遠先生的文章，幾處刊登。接着邵燕祥同志又據以發表議論。這些文章進而收入《2005中國雜文選》（鄢烈山選編，花城出版社出版）中。
這件事是中國社會中的“特例”，本是豐澤園（中南海毛澤東的故居）的宮廷秘聞。在毛澤東去世30年後的今天，能夠公開，能夠解密，能夠見諸報端議論，無疑是社會大有了進步。
為了用事實講話，這兒對稿費問題的實際情況，只有抄錄一些材料。
“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直機關工委就《毛澤東選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稿費是否要納稅的問題，向國務院請示，這方面的內情才露端倪。”
“截至2001年5月底，毛澤東的稿費已達一億三千一百二十一萬（人民幣），至今又已六年過去，當又增加不少。”
“1967年12月，‘文革’初期，毛澤東曾自己查問過稿費情況。當時是五百七十多萬。他曾在‘五百’兩字上畫了圈。批曰：繳黨費。結果沒有執行。”
“稿費主要來自‘文革’期間，因為那時他的書印得多，十億人口，差不多人人一套《毛澤東選集》。”我在農村8年，見當時不識字的農民，都把上邊發的“寶書”供在“寶像”前。
“1959年4月至1961年10月。他先後提取二十二萬給黨外知名人士，其中給章士釗十萬，說是‘還舊情’。”
“1966年初提取十萬，給程思遠。”
“1965年至1976年2月，先後九次提出三十八萬元和兩萬美金給江青。”江青住釣魚臺。因為長期分居，韶山滴水洞別墅所以只好蓋同樣的兩套。
“從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澤東先後五次提取十五萬給張玉鳳。還送給護士吳某二萬五千元。曾先後給汪東興四萬元，其中一萬五是給汪東興家屬修房子用的。”
“中央曾有意見：毛澤東著作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的稿費不是留給家屬的。江青先後五次聲稱她有權繼承毛澤東的遺產，要求提取五千萬給兩個女兒和家屬。要求遭到拒絕。李納、李敏申請過，中辦先後給他們兩人兩百萬購房和留作家用。”
“毛澤東著作中，有些文章並不是毛寫的，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胡喬木生前多次說是他的作品。田家英等起草的也不少。稿酬不應全是毛澤東的。”
“關於毛澤東的稿費，過去是鮮為人知的絕密材料。據汪東興說，毛澤東的稿酬是多少，以什麼名義存放？當年只有周恩來、汪東興、張玉鳳三人知道。”
“關於是否要納稅的問題，國務院對請示的答覆是三點批示：一、作特殊處理，以不納稅為準；二、作為黨的資產；三、如毛澤東的親屬要領取，原則上按照以前的政策辦理。”（以上材料摘自《雜文月刊》2005年2月號祖丁遠先生的文章，他是據《黨史文苑》和《黨史博採》披露的材料。他關心此事，近日來信稱：2005年夏，李納、李敏又從毛澤東稿酬中領取2000萬元人民幣，每人1000萬元。）
丁遠先生，主要指出兩點：一是“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張春橋向毛澤東請示後決定，“取消稿酬制度，一律不發稿費”了。二是國務院指示，對毛澤東的稿費收入特許不納稅。認為這兩點都是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他對稿費今天應如何使用提出了意見。
邵燕祥同志認為當時破例給一人巨額稿酬，性質屬非法收入。他提出了“應作為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中，不幸遭迫害致死未獲賠償者的撫恤金，以解決對所謂‘走資派’平反進行了經濟補償，而對其他冤假錯案平反沒有補償的‘雙重標準’問題”。宋慶齡曾要發動國際援助來解決這個問題，受阻不果。邵燕祥的文章，發表在《社會觀察》2005年的第5期，《西湖月刊》2005年第10期。 道德評說的認識價值
對毛澤東同志的稿費問題，可以進行道德評說嗎？可能認為“沒有意思”。可能認為“不應如此”！也可能有人認為是“大逆不道”！說明政治文化的差異和社會轉折時期觀念的多元化，也折射出了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性。
“不發稿費”是當年最高當局決定的政策，又有革命理論的闡述作為根據。張春橋有論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大作，毛澤東審定發布全國學習。“農民種田為革命”，“工人做工為革命”，知識分子不應拿稿酬，何況當時對“腦力勞動”不認為是勞動。體力勞動是改造知識分子的手段。
全國只對毛澤東一個人發稿酬，這是他個人的問題嗎？恐怕不是。是媚上不便不發。發到五百多萬時，毛澤東才覺得不大好，說繳黨費吧，但沒有人敢執行。也可能覺得他不是“拒收在先”。果然不執行也就算了。從這稿費問題難免叫人看到毛、周、汪的政治關係，毛和江青、張玉鳳之間的關係的異同。
按理，只給毛澤東個人發稿酬，別人都沒有，他何以面對國人？這是以常人的角度進行分析。錯了，錯了。毛澤東不是常人。而是已被神化的偉大領袖，已稱之為“大救星”，甚至稱“萬歲”的。何況是高度保密的隱私，不存在面對世人的問題。至於說到“慎獨”，這要求怕是太高了。
不同的社會階段，有不同的道德規範。在領導人身上體現出的道德現象，組織認可，社會承認，即居於社會的主流地位，是社會本質屬性的反映。封建社會培養塑造的“等級觀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入民族的血液中。
認為“把稿費只發一個人，並無不可”。證明當時的道德底線！“幾十年間，毛澤東居於君和師的地位”（馮友蘭《中國近代哲學史》中語）。所謂‘君和師’是封建社會國人頂禮膜拜的‘天地君親師’中的‘君和師’。毛澤東並不諱言。郭沫若有《十批判書》中對暴君秦始皇有微詞。毛說：“《十批》不是好文章。”郭立即作自我批評。毛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既如此，抓住一樁稿費小事作評說，是否已屬多餘？假如一位史學家，以當代的婚姻道德標準，評論過去的“君王”的婚事，不是可笑的嗎？
問題在於我們標榜什麼。我們標榜馬克思主義，提倡“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還致力於“社會主義”。以此對照“言”“行”，天壤有別，這就是問題了。倫理學家說這是“道德虛無主義”！散文家、雜文家會說：“我已無話可說。”而林彪先生是早有話等在那裡。他的“小節無害”論，人說是針對彭老總的天真、耿直的。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社會非常特殊的時期。稿費問題雖小，是對歷史階段性—個典型性的註腳。對我們了解那個時代，具有“認識論”的價值，特別事涉對全國知識分子腦力勞動的否定。我們現在已經把“保護知識產權”作為國策。所以這個怪異的小事，並不小，還是值得注意和反思的原則問題和歷史現象。 法治水平的歷史見證
“文革”中，罷黜百家，獨尊毛著，且只給一個人發稿酬，這樣的事，在一個民主、法制的國家會發生嗎？在—個社會主義國家應該發生嗎？在人民的“共和國”中應該發生嗎？當然是不應該發生的。是不是有哪個資本主義國家發生過這樣的事？有此可能嗎？
毛澤東坦然，他說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幾十年前，我請教一位老師：“和尚打傘”和“無法無天”有什麼關係？答覆是：“和尚剃了頭，沒有發了。‘發’與‘法’諧音，打傘是上邊遮住天了。”這說明毛澤東的豪氣、虎氣。並不是沒有“法”。一是仍舊“刑不上大夫”居於法之上；二是還有封建性的法，即《公安六條》。其第一條即是“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誰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沒有保障人民權益的意思。沒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意思，這也是那一個社會發展特殊階段的一個見證。
“文革”發動於40年前，結束於30年前，重提陳年往事，還有什麼意思嗎？
需知產生“文革”的土壤並沒有清理，而“文革”的流毒仍在。對之沒有科學的歷史觀，是談不到科學的發展觀的。
“文革”那荒唐的年月之後，黨終於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和個人只能在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處理案件應“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但做到並不容易。因為“文革”時代的衣缽——那些政治理念、政治體制，對有些人是大有益的。始於秦始皇而流傳至今的政治框架，從上到下，“封官，建制、牧民”的運作方法，是歷史發展的瓶頸。改革阻力很大。但歷史總是要向前發展的。
思想產生苦難，苦難產生思想。趙紫陽畢竟是當過總書記，1996年10月，他談到：
“我現在認為，長期政治上集權，經濟上放開，不行。現在社會上很多問題，歸根到底就在這裡……解決這些問題，原來的辦法不靈了。不研究新的辦法，只好用老辦法。整風，整黨、教育、培訓（丁註：還有‘保先’，因為人的思想是‘社會存在’決定的），所以沒有用，解決不了問題。現在問題是另外的原因。”他說得明白，不能經濟上搞市場經濟，政治上搞“計劃經濟的那一套”。他說：“我們現在搞的是資本主義。但是，資本主義有兩種，一種是反封建基礎上形成的政治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一種是在集權體制控制下的市場經濟。我們現在搞的是後者……”他尖銳地指出：“要解決現在的問題，怎麼辦呢？這是很大的課題，要允許討論，閉着眼睛不看現實，只搞思想淨化運動是不靈的。有人說現在的辦法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我看連標也治不了。怎麼走，要允許討論，不能還搞輿論一律”。（引自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關鍵還是陳獨秀在“五四”時代即提出來的“科學與民主”之路。這位共產黨的締造者，也肯定資本主義是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人際關係的道德規範是“平等”，是相互尊重。這有“天賦人權”的理論基礎，有“在神的面前，都是兄弟”的教義的支持。實際又是市場經濟活動公平買賣實踐的要求。充分發育的市場經濟，貨暢其流。這是對封建性等級關係和專制主義的徹底否定。再談毛澤東的稿費，當時，他的書，是公家印、公家發、公家給他的稿費，是壟斷性的、封建性的運作。如果是公平買賣的書市，大家平等，不可能出現“毛澤東稿費現象”這樣空前絕後的事情。 以史為鑑的現實意義
反思毛澤東現象，不是要對他老人家個人說長道短，而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現實生活中的許多問題，都是因為那個時代政治理念和政治體制還在起着作用造成的。民主和法治不夠，必然產生腐敗現象，因為沒有有力的監督，因為人民沒有知情權、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力，這就時有重大決策的失誤，如毀林造田，破壞生態環境，如教育產業化，破壞民族的素質，分配上兩極分化，形成不安定的因素等，是改革造成的嗎？不是。恰是政治改革滯後形成的。
反對政治改革的朋友，反對西化。其實馬克思主義就是西方來的，當年蔣介石他們就說“馬克思主義不適用於今日之中國”。一些利用權力率先富起來的人，把子女送到西方去，把錢儲存到西方去，在西方建立豪宅和莊園。這樣更怕國人學習西方的先進的政治文化，危及自己的利益。這仍然是前一時期“言行相悖”政治品格的繼承。最怕別人談“分權”以建立監督機制。這種心態，是合乎生活邏輯的。
我國駐英大使柯華，在那兒長期觀察調研。撰文說：“資本主義國家法制觀念較強。不能簡單的說民主是騙人的。在西方沒有政黨間的鬥爭，就沒有民主。英國所有公務員，包括撒切爾首相，都要接受監督。”具體監督到他的丈夫是否使用了首相官邸的信箋。“英王室的公主，因沒有在指定地點停車，毫無例外地受到罰款，並在報上披露。這種監督機制，保障了民主權利，限制了貪污等醜惡現象的滋生。民主不但不妨礙統治的穩定，反面有表現社會公正的作用。這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毛澤東時代那20多年，我國社會處在怎樣的階段呢？從道德和法制水平，不知史學家會研究出怎樣的結論來。
(未完待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