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從自己的理解，評價了毛澤東的兩大歷史功績，文革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是從個人的經歷和中共的歷史來觀察的。要看清當前中國的狀況，我們得拉遠點鏡頭。跳出此山中，才能看清廬山真面目。讓我們從整個中國的歷史演變，主要是近代中國和西方文明的衝撞中，看看近代中國的困境。

有人說“歷史是一個小姑娘，被人任意打扮”，也有人說歷史是一條被冰凍的河流，要靠我們的鋤頭斧子去挖掘其中冰藏的寶貝。人的獨特性之一就是人有歷史，有一代代人去記述自己或者先輩的故事，也要一代代人閱讀思考重新解釋過去的故事。因此，也有人說，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沒有任何人不是用他有色的眼睛來看待歷史，這個有色眼鏡就是他的價值體系，也就是他的善惡標準。如果我們承認自己的有限，承認自己不是全知的，就不能不承認自己的眼光是有偏見的，自己的見解可能是錯誤的。

嚴謹的人會努力地把自己的觀點統一在一個和諧自洽的思想體系中，而淺薄缺知的卻常常自信十足地堅持自己的狹窄。智慧如蘇格拉底還說“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很無知”，何況我們？但我還是要斗膽，努力用我目前的眼光去一窺中國近代歷史的秘密，希望可以提供一種不同的思路，拋磚引玉吧。

秦始皇一統中國之後，分封諸侯的分權體制就漸漸讓位於郡縣體制的中央集權。這是一個新的時代，後面的歷朝歷代都在分封和集權之間掙扎，一個王朝建立之初，需要封王立候犒賞三軍，然後就是消藩八王之亂之類和杯酒釋兵權。我朝也是如此，建國之初，十大元帥十大大將很是榮耀，然後就是消藩，嘿嘿。架空了朱德，逼死了彭德懷和林彪，整死了賀龍，折磨死了陳毅。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可真應驗了聖經傳道書所言“日光之下沒有新鮮事”，從這一點看，毛澤東建立的我朝是新中國嗎？

五十年一小亂，兩三百年一大亂，這就是古代中國的宿命。沒有外力的作用，中國這個處於孤島中的文明，就在這樣的一個死循環中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天下大亂，十室九空，然後休養生息，人口眾多，再系統崩潰天下大亂。八十年代初，金觀濤先生管這個現象為中國歷史的大一統超穩定結構。陷在周期性政權更迭死循環的中國文明，自宋代達到高峰後，就一直在走下坡，分別兩次亡國於蒙和滿。當然，我們很心安理得，不認為這有什麼了不起，因為中國的文化根本沒有動搖。科舉還是共同的個人成功標準，官本位皇權專制政體毫不動搖，就是換個主子而已。

鴉片戰爭一聲炮響，拉開了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衝突的序幕。四千英國士兵把數十萬的清兵打得滿地找牙，天朝被迫簽訂“南京條約”。中國人漸漸發現，日子“再也不能這樣過，再也不能這樣活”，這就是“千年未遇之危局”。中國文化再也無法像同化少數民族那樣，把西洋野蠻人同化成中國文明的一部分了。

東西方文明的相撞是一個很好的樣本，讓我們一窺歷史的軌跡。起初，中國有學識的官員認為中國的戰敗是因為敵人“船堅炮利”，因此有了洋務運動，開始了中國的管辦或者官民合辦的軍工企業。農業文明的中國終於不得不開始了艱難的工業化。那個時代，沒有幾個人知道西方的情況，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還沉睡在科舉的美夢中。三十幾歲的慈禧掌握政權後，大力支持洋務派的自強運動，鎮壓了席捲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造就了同治中興。對於一個生活在宮廷中的年輕女人來講，這不能不稱為一個偉業。然而，光是科學技術層面的器物改革，無法讓一個老舊的中國煥發活力。

甲午海戰的失敗讓一部分中國人，認識到中國的要自強不僅僅需要科學技術，還需要政治體制改革。1898年激進卻十分粗糙的戊戌變法失敗了，但沒有過幾年，幾乎所有的人都認識到中國的出路在於學習日本，要君主立憲。1905年慈禧廢除科舉制，鼓勵新學，派出大臣考察西方各國的政體，準備君主立憲。但是，滿漢官員之間的不信任，讓清政府改革的步伐跟不上地方大員和體制外知識分子的緊迫要求。清政府最終葬送在自己建立起來的現代化新軍手中，袁世凱利用革命黨和自己手中的軍隊逼迫清廷遜位，竊取了政權。

中國文明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不能不在很多方面調整回應。在經濟層面上，首先建立了國有工業基礎，然後向私有經濟體制過渡；在政治上，開始從皇權專制到君主立憲；在對外關繫上，開始了建立大使館；在教育上，開始興起新式學堂，大力引進科學技術；在軍事上，建立北洋水師和新軍這樣的現代化歷程。許多擁毛的人說，毛時代成就多麼大，擁有多少中國第一次，其實慈禧統治下清政府更是創造了多少中國的第一次，第一條鐵路，第一個造船廠，第一個電報系統，第一個股份制企業（股票交易）等等，太多了。清朝還有第一次實現了君主立憲，雖然被認為是虛假的。

由於很多因素主要是各種利益衝突和滿漢矛盾，中國自強的現代化過程不容易，最後導致了軍閥混戰局面，讓現代化歷程受阻。經過八年浴血奮戰，中國人民終於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人民渴望能夠建設一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但好事多磨，中國人的苦難還沒有完。

 毛澤東為代表的舊勢力逆轉了中國改革開放融入現代文明的歷程，他重新鎖國，趕走了外國企業，把私營經濟重新收為國有，打擊民主自由思想，讓奴性文化又一次抬頭。同時，外國文學和學術著作停止出版，許多著作被銷毀。甚至，毛切斷了和蘇聯的關係。只有阿爾巴尼亞朝鮮這樣幾個毫無文化建樹的國家的電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放映着。人民的思想又一次被愚化了，中國的大門又一次關閉了，重新成為一個信息孤島。

1980年的中國基本回到了1900年的中國，中國人對於西方文明又一次陌生了，大多數中國民眾都以為自己生活在最偉大的國家，要支援亞非拉國家，過上我們一樣的幸福生活。因此，當國門再次打開時，中國人又一次睜眼看世界，發現自己是多麼寒酸和愚昧。

整個八十年代，西方的思潮一波又一波地席捲校園，不管什麼專業的大學生，都如饑似渴地閱讀薩特、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作品，仿佛要重新認識世界。現在的大學生想象不到那時人們的激情，女排獲得世界冠軍，北大學子喊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這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要把毛澤東時代耽誤的時間奪回來，大家都在如饑似渴地讀書，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做出自己的貢獻。

當我們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否定毛澤東的時候，很多80後或者90後的年輕人覺得我們不愛國。其實， 我們否定毛澤東，就是為了中國不要 “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毛澤東代表的勢力和思潮有很深的中國傳統根源，與中國數千年的皇權思想有關。袁世凱、張勳要復辟帝制，孫中山蔣介石都或多或少地有帝王傾向，而毛澤東更是一個沒有稱帝的帝王。鄧小平也是一樣有帝王思想，不然，他不會說，毛是第一代領導核心，他是第二代。現在，改革開放的中國不過又一次地洋務運動。下一個歷史大循環是不是又要開始了？現在的中國是不是有點像清末和民國時期？

毛澤東實現了隱性帝制，這比傳統的顯性帝制更糟，因為他更沒有安全感。日本明治維新可以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天皇具有絕對的權威，天皇不需要操心別人會取而代之。因此，他可以比較公正地處理大的方針，放心地任用有才能的人，而不需要整天防着大臣。一旦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有偏差或者有激烈的分歧，天皇並不用下台，只需撤換主要內閣成員，這樣國家是比較穩定的。（記得蘆笛有一帖“含淚懇請胡溫走出恐懼”，好像就是這個意思，嘿嘿。）

中國近代遭遇了西方文明的強有力的衝擊，首先在器物層面認識到自己的不足，開始洋務運動，然後在政治方面遇到專制體制的阻礙，力圖君主立憲和走向共和，但至今沒有成功，但這條路又是不能不走的。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的皇權奴性思想還占據着大多數中國人的頭腦，毛澤東代表的中共革命是王朝的復辟，而鄧小平面對文革帶來的災難，不能不開始了新一輪的洋務運動。

否定毛，就是要否定隱藏的帝王將相思想，這種思想流淌在每個中國文化浸染的人心中。每個擁護毛澤東的人，都是這種歷史意識的俘虜。不破除這種帝王意識（也是奴才意識），洋務運動就無法過渡到民主憲政，一個民主、尊重個人自由、有創造力的中國就沒法誕生。擁毛派的重新出現，是否預示着中國的新一輪災難又要來臨？

總結：

                    秦始皇開創了一個新的政治局面，從分封諸侯變成了中央集權。數千年來，由於沒有更高層次的外來文明的影響（參見拙作“中國是一個島國”，11月2009年），中國的歷史就是在這樣的體制中打轉。

                    現代中國面對西方文明的壓力，必須從中央集權體制過渡到民主分權現代政治，否則高效的市場經濟建立不起來，只會產生低效的官商勾結經濟制度。在這個掙扎過程中，幾代中國人付出了極大的災難性的痛苦代價。從1840年以來，中國人試驗了很多思想和主義，但傳統的皇權專制總是假借貌似新的思潮，改頭換面地出現，老酒總是裝在新瓶中。集權政治像幽靈一樣，死纏着中國人的心靈，嚴重阻礙着中國邁向政治文明。

                    毛澤東不是順應歷史潮流的偉人，相反，他是中央集權體制的復辟者。他的成功是中國文化的頑強抵抗外來文化的產物。雖然他的政治政策和著作都消失的很快，但重新出現毛澤東式的人物不是沒有可能，因為中國人目前仍然有很強的皇權傾向，奴性意識。巨大的危機就在中國的前面，洋務式的改革開放，似乎已經要走到盡頭，但新的理性、崇尚民主憲政的群體還太弱小。改革造成了新的危機局面，而如何開闢民主自由的道路是中國躲不過去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