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千古絕唱《蝶戀花》

（一）

對毛澤東的一曲《蝶戀花》，半個世紀間，我都認為是“千古絕唱”。記得1957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時，報紙並沒有作特殊的處理，而是放在第八版副刊的一角，連字體也沒放大一點，占着一小塊地方。說明那時個人崇拜的民族狂熱還沒有形成……
雖然如此，我和同學們——當時在人民大學新聞系，立即引起高度重視。從這幾句詞得到鼓舞，大家非常興奮。認為這是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範之作，很難找到如此反映了高潔人格和高尚情操的作品。它的美感給人以強烈的感染。
很快，一些作曲家譜寫了曲子，瞿希賢的最流行，評彈的音樂語言更豐富，長期流行，受到人們的喜愛。這更使《蝶戀花》不脛而走。
20年前，聽到“流言蜚語”，有黨史研究者，說什麼毛澤東在井岡山宣布和賀子珍結婚時，楊開慧還在苦難中，已經被捕還沒犧牲呢！這叫人將信將疑。有“淚飛頓作傾盆雨”，當不致如此吧！
對這樣的“流言”，一般人只願信其無，不願信其有，這是可以理解的。雖然毛已過世，但幽靈仍在，餘悸猶存。千百年間，臣服於君權、神權腳下的中國人民，“唯上”是所謂“思想定勢”，對這樣的事，起碼是不去管它。
我依然如故，對《蝶戀花》情有獨鍾。一年春節前夕，數友相聚，大家自娛自樂。我唱了一曲《蝶戀花》。不料，數日之後，一些同志告知，聽到我在廣播裡的歌聲。原來是一位廣播電台的同志，錄了音，拿去播出了。我自己也沒聽到，不知唱成什麼樣子。
我從未去了解“驕楊”其人，無暇關心她的命運。偶然在影視中看到她，說她是一位英雄，這是當然；說她是一位堅貞不屈的戰士，這是當然——她為革命事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時間長了，有的史冊中涉及她的身影，當然是注意一下，積以時日，形成一個概念，“流言”還是有根有據的。特別是張戎女士和喬·哈利戴（ Jon Ha l l i day ）辛苦12年探訪所有“知情人”，查閱許多國家的檔案，條分縷析，語言平實，把事情說得清清楚楚了。
奈何，歷史問題總要展現出它真的面目。

（二）

歷史的紗幕漸漸揭開，這使我們看到具體的情況。
楊開慧生在長沙城外一個村子裡，時在1901年。父親楊昌濟，留學日本、英國、德國，一去十年。母親把她養大。父親回國後，1918年在北大任教。毛澤東是通過他的介紹到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那兒當助理管理員的。他一時暫住楊家的門房中。昌濟先生非常賞識毛，曾跟章士釗說，他可以成大事。楊開慧美麗、賢淑，落落大方。1920年，愛上了毛。她曾這樣寫着：“……自從我了解了他的真意，從此我有一個新意識，我覺得我除了為母親而生，就是為他而生。如果一天他死去了，我一定跟着他去死！”
當時的新青年，反封建，甚至反對舊的結婚禮儀。以自發同居為時尚。1920年，開慧開始和毛公開同居結婚了。開慧不是舊式婦女，她有雄糾糾的文章，說：“男人是一個人，女人也是一個人。我們不能容許別人把我當作附屬品看。”她是一個女權主義者。
婚後不久，發現毛和女友陶斯詠(楊開慧的表妹)一同外出旅遊，儼如夫妻。開慧不快。寫道：“忽然一顆炸彈跌在我的頭上……”毛作了解釋，她原諒了他。後來，又有發現，文雅而有教養的開慧，甚至動手打了自己的表妹……
1921年,毛去上海參加共產黨的“一大”。會後，他領到50大洋的回家川資。這時，毛去與遷居南京的陶重敘舊情。陶1931年病逝。
後來，毛和開慧仍住長沙家中。不久他投入武裝鬥爭的烈火，到了井岡山。那裡殺人是很隨意的。毛一次殺四個人，為了權力之爭。不是一般的處決，而是集中軍民都到場，以形成威懾的氛圍。毛澤覃曾追求賀子珍，對她說了“我有嫂子呀!”但毛澤東還是不久當眾宣布：“我和賀子珍結婚了。”時在1928年初，毛離開楊開慧和孩子還不到4個月。
從毛離開楊開慧，三年中，她的意外感受，引起情感的波瀾和思想的變化。她寫了八篇文章，用蠟紙包妥，藏在老屋裡。到1982年、繼而在1990年先後被發現。文章反映了複雜的心情。有被遺棄的痛苦；有對他不顧孩子的怨恨，也有懷念之情，愛的寬容……總之，楊開慧沉浸在毛走後的日子裡，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斷續寫着，句子不連貫，有些是悲痛欲絕的哀號——
“幾天睡不着覺，
無論如何……我簡直要瘋了。
孩子也跟着難過，母親也跟着難過，
他丟棄了我，以前的事，一幕幕地在腦中翻騰。
他很幸運，得到我的愛……
我真要哭了，
我真愛他呀，天哪……
可憐的孩子又把我拖住……”
值得注意的是她作為共產黨員拋棄了“主義”，丟了信念，變了。她寫道：
“那時候，我是同情畜牲類。
現在我的傾向，又介入了一個新時期。也許有一天要叫着，我從前的觀念是錯了！
唉！殺，殺，殺，耳邊只聽到這聲音，人為什麼這樣獰惡，為什麼這樣殘忍！為什麼啊！
我要一個信仰，來一個信仰吧！
我想在學問裡頭，得到滋潤物，把我已枯的生命，灌溉活將起來，我或有一個新的發現。”
她還是作為毛的妻子，被反動派捉去殺害了。她死的很慘……
新中國成立後，有當年行刑人的口供，具體說明了當時的情況——冬天，寒風凜冽，她沒穿外套，兩個行刑人員，又把她的長旗袍剝了下來，算作他們額外的收入，外衣袋裡一個手絹包着兩塊一角錢。年僅29歲的開慧，被綁着押過長街。路上，一個軍官命令給她叫了一輛人力車，士兵在兩邊小跑，刑場在城門外，四下是一片荒墳。行刑人開槍之後，把她的鞋脫下，扔得遠遠的，怕死者的魂魄追他們索命。行刑人回去吃午飯，飯後，聽說開慧沒被打死，他們中的七八人又回去補槍。看她臉朝上躺着，手指深深戳進了凍硬的土地。
這正如魏明倫先生所說：“不是‘我失驕楊’，而是‘驕楊失我’。”

（三）

看來，毛對楊開慧還是有感情的。因而有《蝶戀花——答李淑一》一首。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詞曰：
“我失驕楊，君失柳（柳為李淑一的丈夫、革命烈士柳直洵同志）。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毛亡故於1976年9月，未及看到開慧留下的文字，否則他將作何感想呢？
他離家多年，未曾有一信回家。這是開慧最有意見的。因為井岡山一帶，和長沙近在咫尺。多年間，反動派並沒有動這個弱女子。有史料稱：“守長沙的國民黨長官是堅決反共的何鍵。他沒有騷擾開慧，因為開慧沒有進行任何共產黨活動，甚至彭德懷一打長沙，差點打死何鍵，何也沒在開慧身上泄憤。但毛澤東又來二打長沙，何極為惱怒。在1930年10月24日逮捕了開慧和長子岸英。那天正好是岸英八歲生日。何鍵給開慧留了一條生路，只要和毛斷絕關係。但開慧選擇了死亡，以此表示堅貞不屈。傳統道德要求，可殺不可辱。這樣她告別了人世，當然也告別了丈夫和孩子。後岸英被放了出來。
兩次攻打長沙，毛完全應該事先採取行動援救開慧。他疏忽了，不知為什麼，這是不可原諒的。該不是因為有了賀子珍吧！
毛澤東，你欠楊開慧的債呀！你寫《蝶戀花》，祝願她升天，到天上能受到吳剛、嫦娥的歡迎，嫦娥淚流如雨了。這是不是也反映了你真的感情呢？

（四）

我國傳統文化有“正、誠、修、齊、治、平”之說，即“正心”、“誠意”，而後“修身”、“齊家”，而後才能“治國”、“平天下”。認為這是一個政治家成長發展的應有過程。否則，家之不齊，何能治國？即不講家庭倫理道德，怎麼會有良好的政治品格呢？
一個人心不正，意不誠，這對家庭、對國家會做出什麼事呢？
毛去世30年之後，國人漸漸多了一些知情權，了解了一些往事。
毛早年對自己的道德觀有率真的表達。終其一生，是否一以貫之。起碼至“文革”說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並在行動上也是如此。
他寫道：“道德之價值，必以他人之利益為行為之動機，吾不以為然。”“世界固然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又說：“吾人唯有對於自己的義務，無對於他人之義務也。”這使人想到曹孟德的名言：“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不過這是《三國演義》中文學形象的語言。在生活中是真的嗎﹖毛甚至說，身後名，“非我之喜悅，以其屬之後來，非吾躬與之現實也。”他認為只有自己享受到才是有意義的。同一旨趣，所言甚多。不一一列舉了。（均見張戎等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當我們真正把毛澤東從神壇上請下來，接觸生活中真的歷史情況後，難免叫人憬然有所悟，當然，也不妨存疑，再作思考。認識是一個過程，有時是痛苦的過程。
試想，如果毛以一曲《蝶戀花》對楊表示了真誠的懺悔之意，應不會再使賀子珍這位一同經歷艱苦長征的戰友和伴侶，漫長歲月的“有家無歸”。江青在延安登上舞台，黨有“約法三章”。他和在蘇聯治病的賀子珍離婚了嗎？說明對黨造成的被動。“文革”又縱容江青登上政治舞台，由此對國家危害的嚴重，史所罕見。她最後又被趕去釣魚臺，多年分居。他的生活由張玉鳳料理。“文革”後，我們把“文革”的罪責，全部推給“四人幫”。江青終於在法庭上發出憤怒的吼聲：“我不過是毛澤東的一條狗！”
千百年間，早已習慣臣服於君權腳下的中國人，潛意識中對大人物，認為家庭倫理不過是些小事情，林彪就有“小節無害論”的媚上之詞。大人物的私德，對我們黨，對我們國家，果真是小事嗎？
在中國（或在中國共產黨內），何時可以有“獨立監察官”，可以審查第一把手，如同對克林頓那樣，出了問題， 能加以阻止，叫他低頭認罪，及時悔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