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三國演義》對曹操和諸葛亮分別作了褒貶分明的醜化和美化，但從他們本人留下的詩文當中，後人還是可以看出彼此之間在氣質和秉賦上的真實面目。畢竟文如其人，詩也如其人。 www.

從諸葛亮的兩份出師表上，人們讀出來的並不是一個神機妙算的領袖人物，而是一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儒相。尤其是“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之類的言辭，全然一個儒家教義薰陶而成的賢臣形象。假如是面對一個李世民般的帝王，諸葛亮如此上奏，會讓人覺得溫柔敦厚，謙恭有加；可是，一想到事實上他如此誠惶誠恐地俯伏朝拜的不過是一個扶不起的小毛孩子劉阿斗，尊敬其為人為臣之餘，難免令人莞爾。被《三國演義》所神化了的諸葛孔明，在為相治國上的成就是可信的，但在軍事上的超人智慧卻是演義小說的加油添醋。且不說別的，僅以他六出祁山無所建樹、最後死於征途為例，就足見他出師的失當和在軍事天份上的欠缺。至於其政治眼光和歷史視野，也並非如同演義所杜撰的“隆中對策”那麼神奇，不過是“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見《後出師表》) 言詞之間，無奈極了。更有意思的是講到其敵手曹操，他毫不諱言地承認：“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仿怫孫、吳”。這種贊語後來在《三國演義》裡是被作者用來形容他諸葛亮的，而諸葛亮本人卻在其《出師表》裡老老實實地承認，真正用兵如神的乃是曹操。由此可見，假如諸葛亮當年不是被劉備請出隆中，而是被曹操收到帳下，那麼後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故事就有了典型的歷史先例。 www.

被演義一再奸雄化了的曹操，在歷史上其實是一個十分罕見的領袖人物。且不說其雄才大略和政治業績，僅是讀其詩歌，就可以看出一種領袖群倫的心胸和視野。曹操在詩歌里所體現的氣派和風度，是以後的李白、乃至再後來的毛澤東都難以企及的。無論是“步出夏門行”組詩里對生命對宇宙的感悟，還是“駕六龍，乘風而行。行四海，路下之八邦”那樣在想象世界裡的遨遊，或是“度關山”、“薤露行”、“蒿里行”一類詩歌里的悲涼感懷，其意境之深遠，其視野之開闊，鮮有比肩者。尤其是在那兩首著名的“短歌行”里，其“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氣度，領袖風範，赫然在目。人說曹操的詩歌頗具古風，更確切地說，其實是極其富有生命的底氣和文化的元氣。中國詩歌里最具這種底氣和元氣的當然首推《詩經》，而曹操的詩歌尤其是其四言詩，恰好在意境和風格上最為接近《詩經》。曹詩高遠的氣度，連毛澤東都不無傾倒，感嘆道，“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其實魏武豈止揮鞭？且不說曹操後來的經世大業，僅以他年輕時幾次三番要為漢末黨錮領袖陳蕃李膺們翻案一事上，就足以使後來的毛澤東相形見拙。一個是要為被枉殺的士林精英翻案昭雪，一個是效法秦始皇“焚書坑儒”，把千百萬知識分子打入地獄。當然，不管怎麼說，毛澤東對曹操不說自許、至少也是心儀的。要不然，見風使舵的郭沫若就不會寫那篇不倫不類的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了。順便說一句，郭沫若何曾真正懂得曹操，不過拍馬溜須而已。 www.

比較了曹操和諸葛亮，為什麼是毛澤東而不是周恩來成為帝王般的領袖人物，就可大致瞭然。周恩來並不是不想做領袖，事實上他也當過領袖。當他帶着共產國際首腦季米特洛夫的親筆介紹信回國之後，馬上平步青雲，年紀輕輕的便當上了黃埔軍校的教導主任。在蔣介石的清黨分共之後，周恩來更是一躍而成為當年中共最為核心的領袖人物。但他與諸葛亮一樣，有相國之才而無領袖之能。與諸葛亮六出祁山的敗績相仿，周恩來在上海和南昌先後二度指揮城市暴動，屢戰屢敗。然而，與諸葛亮被劉備的託孤一舉弄得不得不為劉家天下鞠躬盡瘁有所不同的是，周恩來最後意識到了，他骨子裡並不是叱咤風雲最後一統天下的那種人物，從而在遵義會議上心甘情願地讓賢，開始了他長達幾十年的向毛澤東俯首稱臣的政治生涯。可以說，周恩來的稱臣，對於毛澤東的逐步“稱王”、“稱帝”乃是關鍵性的歷史轉折。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當時的周恩來，在黨內軍內握有過半實力，他的轉向對於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乃是至關重要的。 www.

文化心理上的這種下意識現象，通常經由許多表面的細節仿佛十分偶然地形成。人們盡可以對周毛之間的最高權力轉讓作出各種各樣的解釋，比如當時周恩來為情勢所迫，或者那是毛澤東在私下裡做了許多小動作的結果。就好比人們解釋當年希特勒上台時，也可以找出許多偶然的歷史細節，證明希特勒的成功不過是僥倖罷了，而不是德國民眾在集體無意識層面上的選擇所致。當然，更乾脆更簡單的做法是將歷史現象歸結為命運。誰也無法否認命運，一如誰也無法說清楚命運究竟是怎麼回事。事實上，就好比一個人的性格與其命運有着對稱性，一個民族的歷史命運通常與該民族的集體無意識相關。或者說，從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上，可以找出其歷史命運的種種跡象。 www.

也許周恩來當時的讓位確實有着種種具體的原因，也許他當時確實沒有十分清晰地意識到毛澤東和他之間的那種君臣定位；但從他後來與毛澤東幾十年的相處來看，那種君臣定位不是越來越模糊，而是越來越清晰。假如周恩來稍微有點馬克思主義精神的話，比如馬克思在《論普魯士書報檢令》中有關精神自由論述中的那種自由意識，他是絕對不會接受甚至忍受他和毛澤東之間的這種定位的。周恩來之所以心甘情願地接受和忍受了那樣的定位，在其潛意識裡，只有一個解釋，乃是其內心深處的集體無意識起了作用。這不僅是解讀毛澤東和周恩來關係的秘密所在，也是解讀整個中國共產黨和相應的這段中國歷史的關鍵所在。 www.

所謂的馬列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只是一件令人也令他們自己眼花繚亂的意識形態外衣。在其集體無意識里，真正左右毛澤東、左右周恩來、乃至左右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恰好就是他們在意識層面上反對和批判的傳統文化和因襲心理。意識和無意識的關係，就好比島嶼和大海的關係；在島嶼上建立起來的意識形態再強大，也敵不過集體無意識的汪洋大海。在中國共產黨的集體無意識里，馬克思的學說跟洪秀全當年的拜上帝教其實並沒有多大的異同，都不過是用來打江山的一種符號性的說法罷了。即便是搶銀行，也得有個說法，更何況奪江山？而毛澤東的最大成功，就是在於他用現代白話漢語將馬列主義學說神不知鬼不覺地轉換成了一套現代“三國”話語和現代“水滸”話語。毛澤東用他的這套話語先征服了他的中國共產黨，然後率領着他的黨征服了被《三國演義》和《水滸傳》薰陶得渾渾噩噩的中國民眾。這個民眾的愚昧在於，明明是被人強姦了，竟然反過來說是人家救了她。其實毛澤東救的不是中國老百姓，而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點上，中共的所有領袖們，尤其是周恩來那樣的核心人物，全都心知肚明。否則周恩來怎麼可能對毛澤東如同諸葛亮對劉阿斗那樣的忠誠不膩呢？假如《三國演義》能夠按照《出師表》來如實地塑造諸葛亮的話，那麼周恩來可能是與諸葛亮最為相像的歷史人物。按照儒教三綱五常的倫理標準，臣子必須對主君盡忠，不管主君是如同劉阿斗那樣的混賬孩子，還是像毛澤東那樣的亂世梟雄。只是比之於諸葛亮式的愚忠，周恩來的忠誠倒是忠得明明白白：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中國共產黨。 www.

毛澤東確實挽救了中國共產黨。當然，要弄清楚毛澤東的挽救中國共產黨，先得弄清楚中國共產黨是怎麼會落入困境的。 www.

以馬列主義為教義的中國共產黨，其實並不脫胎於馬列主義，而是興起於“五四”新文化運動。馬克思的學說經由蘇聯的十月革命傳入中國，早已成了阿凡提那隻兔子的湯的湯。當列寧把馬克思主義變成列寧主義時，馬克思早年那種自由主義精神已經被列寧的政黨理論和專政理論完全揮發掉了。因此蘇聯人教給中國人的那個主義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不如說是列寧主義。而且，被蘇聯人最早教會搞列寧主義的中國人，還不是中國共產黨人，而是那個江湖幫會出身的造反者孫中山。孫中山對列寧主義的服膺，體現在他後來對三民主義作出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解釋里，也落實在他遵循蘇聯方式的一統天下的種種努力上，尤其是那場給中國帶來災難性歷史後果的北伐戰爭。按說，孫中山心目中的榜樣應該是洪秀全，只是由於使用拜上帝會那樣的法子太過時，不再具有任何號召力，他才到處求助，最後找到了蘇聯人的懷抱里，受到了列寧的熱烈稱讚。就其革命背後有無文化底氣而言，孫中山不要說無法與有文化頭腦的毛澤東相比，甚至連落弟秀才洪秀全都不如。孫中山從來沒有弄懂中國是怎麼回事，中國人是怎麼回事，中國文化是怎麼回事。毛澤東可以就一部《紅樓夢》說出他的一套想法，孫中山要是面對那部小說，可能唯有張口結舌。與毛澤東後來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相反，孫中山除了一心要圓他的大總統夢，其實也就是皇帝夢，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幹什麼。此公的革命邏輯是，有奶便是娘。當年為了讓日本人支持他而不支持袁世凱，他向日本人斷然許諾東三省。後來投靠了蘇聯人之後，孫中山全然唯蘇聯顧問是從，人家怎麼說，他就怎麼做。從建黨到建軍校，一切都照搬蘇聯的列寧主義模式。孫中山的國民黨和後來毛澤東的共產黨，說穿了乃是難兄難弟，在許多地方彼此彼此。但也正是這個原因，毛澤東稱孫中山為革命的先行者。換句話說，毛澤東稱讚孫中山在依靠蘇聯人打江山上，比他先走了一步。毛澤東的共產黨與陳獨秀時代的共產黨只是表面上有承繼性，實質上卻相去不止以道里計
中國共產黨在起步的時候，在以陳獨秀為領袖的時候，不僅不是後來毛澤東的共產黨，而且跟孫中山那種江湖幫會式的革命黨也並非同類。陳獨秀的共產黨乃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結果。與來自廣東鄉村和海外唐人街的孫中山毫無文化底蘊不同，以《新青年》為陣地以北大為背景的陳獨秀，乃是整個新文化運動的靈魂人物。陳獨秀締造的早期中國共產黨，脫胎於一場劃時代的文化啟蒙運動。這是中國共產黨既不同於孫氏國民黨、又不同於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的最大特點。這與共產主義的教義並沒有多大關係，而是中國文化歷史自身發展的一個邏輯結果。正因如此，信奉共產主義學說的陳獨秀，並不全然認同蘇聯人的種種主張，尤其不認同列寧主義的革命方式。因為在陳獨秀背後站立着的歷史身影既不是馬克思也不是列寧更不是斯大林，而是從漢末黨錮到明末東林黨人再到戊戍變法諸君再到清末明初的革命志士最後到包括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精英。不管陳獨秀在倡言白話文時如何激進如何偏激，但他對於草莽氣十足的暴力革命，卻始終持有保留態度。陳獨秀是個既獨立不羈但內心深處又只認書生文化傳統而不喜流氓文化的中國知識分子。這樣的知識分子激進起來頗有當年陳蕃李膺式的大刀闊斧，但溫和起來卻在骨子裡依然還是個中國式的紳士，很容易認同伯恩斯坦那樣的理論主張，傾向於把共產黨建設成為一個議會黨，以合法的議會方式，而不是以暴力革命方式，作為黨的宗旨。 www.

陳獨秀的這種文化立場，與蘇聯顧問尤其共產國際的首腦們顯然是相當不協調的。蘇聯人需要的是像孫中山那樣沒有自己的文化立場、但有着切實的利益需求的江湖合作者，而不是像陳獨秀這類文化領袖出身的政治夥伴。換句話說，蘇聯人只要求中國共產黨跟着他們的指揮棒轉，並不需要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有自己的頭腦和自己的思想。但陳獨秀恰好是這麼一個有自己頭腦有自己思想的領袖人物，並且其思想與蘇共的列寧主義原則尤其是斯大林的專制人格又是那麼的不相容，因此，他被蘇聯人想方設法的排擠和清洗，乃是勢在必然。 www.

陳獨秀的出局，使中國共產黨完全被共產國際所控制。幾乎是共產國際叫做什麼，他們就乖乖地做什麼。比如叫他們搞城市暴動，哪怕條件不成熟，他們也得照辦。而這期間最忠實的執行者，就是周恩來。 www.

周恩來雖然從沒身居總書記的要職，但他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實際上的核心人物。中共的黨史編造者們把後來歷次的所謂路線錯誤紛紛歸咎於瞿秋白、李立三諸君，殊不知，其真正的執行者卻是周恩來。與陳獨秀相比，周恩來除了執行來自蘇聯來自共產國際的指令，沒有任何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主張。可以說，在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的領袖轉換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個沒有靈魂，沒有頭腦的政黨。無數的革命青年，為此拋頭顱灑熱血，說是死得其所，但也實在是死得太稀里糊塗了一些。這其中的辛酸，周恩來應該最為清楚。假如沒有後來的種種轉折，沒有後來毛澤東的入主，中國共產黨被蘇聯人和共產國際葬送掉，是完全可能的。蔣介石的屠殺非但沒有使中國共產黨削弱，反而使之獲得了道義上的優勢，使他們為之奮鬥的那個夢想經由血的祭奠而顯得更加真實，更加動人，更加有魅力。可是蘇聯人和共產國際出於自身利益需要的瞎指揮，卻把中國共產黨一步一步地送入了有類於當年太平天國造反領袖石達開那樣的絕境。 www.

一次次的失敗，無數同志的鮮血，使周恩來即便意識不到中國共產黨急需一個靈魂人物，也已經發現一味地跟着別人指揮棒瞎轉的危險性了。雖然毅然拋棄共產國際特使轉而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乃是幾位當時的中共核心人物在激烈的爭吵之後作出的決定，但周恩來的轉向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周恩來的最後投向毛澤東使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的歷史性轉折。撇開周恩來與毛澤東當年在所謂路線鬥爭中的恩恩怨怨，周恩來的倒向毛澤東，使中國共產黨也使後來的中國歷史行程，基本定局。當然，周恩來不會意識到，那時候的毛澤東早已不是當年向陳獨秀高喊“陳君萬歲”的熱血青年。也即是說，在毛澤東身後站着的歷史身影，已經不是歷代士林精英，而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而是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 www.

毋庸置疑，就個人的秉賦和才能而言，毛澤東的雄才大略在中國共產黨內是無出其右的。與許多中共的領袖、包括周恩來在內、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麼不同，毛澤東始終保持着一種宏觀視野，連同因此而來的戰略眼光。在那個中共最沒有頭腦的年代裡，恰好唯獨毛澤東的頭腦最為清楚。從他當時寫下的一系列文章中，人們不難發現他的這種過人之處。諸如“井岡山的鬥爭”、“中國紅色根據地之所以長期存在的原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人們盡可以挑剔說，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也並不是完全準確的，但重要的是，毛澤東對形勢從來沒有失去過自己的分析和判斷。這就好比一個優秀的棋手，不能保證其每一着都十全十美，但至少他從來不曾喪失過對全局的瞭然於胸。毛澤東的這種能力不啻在中共黨內無以倫比，更是為當年諸如孫中山之類的江湖革命家所無以望其項背的。遵義會議上，中共當時的諸巨頭們之所以推舉毛澤東，不說他們對毛澤東的這種能力達成共識，至少也因為這是有目共睹的。人們盡可以說，毛澤東的入主是權力鬥爭的結果，或者說是權力角力的平衡，甚至還可以說是毛澤東在核心人物當中的遊說使然，但在權力相逐背後，毛澤東的把握全局能力不可能不是舉足重輕的因素。 www.

毛澤東的成功當然還在於他的話語能力(參見拙著《論毛澤東現象》第六章)。毛澤東的白話文章，就連白話文的創始人胡適讀了都佩服不已，認定白話文寫作，數毛澤東首屈一指。假如毛澤東僅僅具有宏觀把握的能力而沒有生動形象的話語表達，本事再大，也難以被人所認識，被黨內群雄所接受。但他的文章寫得實在太生動太形象了，真正可謂為中國民眾喜聞樂見；而且那種強詞奪理的本事和功夫，也是令人嘆為觀止。其文章所言，即便不是真理，也很有真理的氣勢，很有真理的那種煞有介事模樣。江湖幫會出身的孫中山，從來不敢公開承認自己的草莽背景，更不敢把江湖原則寫成冠冕堂皇的文章。但毛澤東卻毫不諱言地公開聲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幫會原則經由毛澤東一說，變成了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樣的人物不做首領，誰做首領？ www.

然而，毛澤東的這種宏觀能力和話語能力，還不是毛澤東走上歷史舞台的最為根本的深層原因，而只是其表層的政治文化原因。毛澤東的崛起，更為重要的人文原因在於命運意義上的、經由精英人物的選擇、從而在整個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上所獲得的一致認同。由於歷史的表層結構總是將其深層原因掩埋得嚴嚴實實，從而使人們總是把目光停留在種種偶然性上，忽視了國民文化心理下意識的歷史認同。就像當年希特勒的上台，人們喜歡從那個著名的啤酒館事件，或者興登堡從中起的作用等等上尋找原因，而忽略了在其登台時的那個火炬遊行背後的民族文化心理。如果說政治文化原因是意識層面上的歷史選擇，那麼文化心理原因則是其民族集體無意識層面上的歷史效應。像希特勒、毛澤東這樣的對歷史文化在空間和時間上都有着一定的覆蓋效應的歷史人物，其出現不管具有多少偶然性，背後總也有其所屬的民族在集體無意識上的不知不覺的認同悄悄地起了作用的。假如希特勒形象與德國神話《尼伯龍根指環》中的英雄人物齊格飛(尤其是經過瓦格納的歌劇塑造之後)之間沒有一種吻合性，不管他具有多少煽動力，也不會被德國人奉若神明(請參見拙作《二十世紀西方文化風景》第八章)。同樣道理，毛澤東的走上神壇，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包括中共大小領袖們在內的內心認同。這種認同與其說是理性的選擇，不如說更是下意識的頂禮膜拜。就像當年中共建黨時黨內一致推舉象徵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為總書記一樣，後來在遵義會議上的中共領袖們，都不知不覺地把希望寄托在了毛澤東身上。在早先的中共一大會議上，不管毛澤東如何能說會道，人們也不會把希望的目光投到他身上；但在遵義會議期間，他們卻除了選擇毛澤東，絕對不可能再把陳獨秀那樣的書生找來做領袖。當初推舉陳獨秀，是因為大家一致認為，他們需要一個文化領袖。而此刻選擇毛澤東，乃是他們下意識里強烈地意識到，只有毛澤東才能擔當中國共產黨這個業已落草為寇的“井岡山黨”的山大王。此時此刻，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化舞台，經由從北京大學的《新青年》搬到黃埔軍校、再從黃埔軍校擴展到農村裡的農民運動和城市裡的工人罷工、最後經由一場場的暴動，已經在崇山峻岭里找到了歸宿，落草為生。與此相應，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也從漢末黨錮的陳蕃李膺或者明末的東林黨人，戊戍變法的七君子，清末民初的徐錫麟、秋瑾，甚至從毛澤東早年傾心的曾國藩之輩，變成了陳勝吳廣式的草莽，以及這類草莽一旦成事馬上就翻臉演變成帝王的朱元璋、洪秀全。很難說這究竟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悲劇，還是其必然的邏輯結果，但歷史，確實這麼發生，這麼被譜寫了。 www.

歷史的秘密，說穿了就這麼簡單。由於大家一直說着現代白話文的馬列主義，誰也沒有意識到這一個歷史選擇背後的文化心理因素，誰也沒有意識到，毛澤東與其說是馬克思的信徒，不如說是秦始皇加朱元璋、或者《三國演義》加《水滸傳》的現代漢語版。但在下意識里，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尤其是一些草莽氣十足的紅軍將領，更是把這樣的選擇看作是天經地義。說到底，中共黨內尤其是紅軍將領當中，有幾個人認真讀過馬克思的著作？有誰在內心深處真把馬克思的學說當回事？就像當年跟着洪秀全起義的太平天國將士，沒有人深究過天父天國是怎麼回事。從井岡山走向延安的中共及其紅軍，根本沒有功夫細想毛澤東跟馬克思之間的關係。要緊的是，毛澤東說的話，通俗明了，生動形象，沒人聽不懂。相比之下，馬克思說的剩餘價值之類，跟穿着草鞋在戰火中出生入死的弟兄們，距離實在是太遠太遠了。即便是當年的工人運動領袖們，跑到礦上去啟蒙或者說煽動造反，也得從“工人”的漢字結構上着手。說什麼“工人”兩字加起來，就變成了一個“天”字云云。那些工運領袖再笨也不會笨到去跟工人們講說馬克思的《資本論》。 www.

這似乎是一場悲劇，但其實又是一場喜劇，骨子裡還是一場鬧劇。從“五四”白話文運動中習得話語方式的毛澤東，最後征服他的同志們時，已經悄悄地把白話文變成了毛澤東式的帝王話語。這種帝王話語以行雲流水、詭異多變的現代白話漢語，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不動聲色地作了《水滸傳》那樣的翻譯。諸如打家劫舍，叫做“打土豪、分田地”；打到京城去奪了皇帝老兒的鳥位，叫做“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如此等等。當然，反過來說，由此也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局限，僅僅在民眾並且主要是在知識分子的意識層面上作了一次啟蒙，並沒有深入到整個民眾的集體無意識里。相比於《三國演義》、《水滸傳》那類小說對於中國民眾的影響，“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整個中國民眾的文化心理上只是劃了一道淺淺的印痕；饒是如此，其科學民主的宗旨，後來還被毛澤東不動聲色地堂而皇之地偷換成了所謂的“反帝反封建”，聽上去好像是外來的所謂帝國主義而不是蘇聯的列寧主義或者斯大林主義者們阻礙了中國的進步，好像是遙遠的古代君王而不是當時做着形形色色的現代皇帝夢的革命領袖們在搶奪江山。 www.

行文至此，人們可以明白，為什麼是毛澤東而不是周恩來成了帝王般的領袖，因為毛澤東來自整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雖然是其創傷而不是其始源)，而周恩來由於在文化視野上的短淺和話語能力上的貧乏，最後只能扮演類似於諸葛亮在劉阿斗面前扮演過的臣子角色。儒雅的周恩來比起天馬行空的毛澤東，顯得很沒有文化。這與其說是周恩來不懂文化，不如說周恩來沒能像毛澤東那樣深諳“五四”白話文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文化要義。於是，那個“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落實到周恩來身上，便成了像諸葛亮那樣躬身退居於臣子的地位。而從來不以孔子儒教為然的毛澤東，堂而皇之地挾《水滸傳》之風，懷《三國演義》之技，以一手詭譎多變、翻雲覆雨的白話文，奪得了馬列主義的話語權力，從而成功地填補了在“孔家店”被打倒之後的中國文化歷史的空白。他那幾句興頭上的狂詩，“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並非空話，也不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