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雲和月(正面抗戰那些事)（十八）

關河五十州

　　3月1日凌晨。
　　我們知道，此時此刻，日艦已在七丫口停泊，而善通寺師團正準備發起致命一擊。
　　幾里之遙的寶山同樣面臨着生死考驗。
　　觀察哨報告，江中日艦突然由5艘增至15艘，小火輪和民船也分別增加至10餘艘和百餘艘。
　　王屏南聞報，急忙親自率隊趕到江堤。
　　中午。
　　瀏河和廟行已經打成了一鍋粥，而日艦這時也開始分兵。其中，開往吳淞口6艘，瀏河2艘，停在對面的還有7艘。
　　7艘日艦的艦首都對準寶山，同時排成一字長蛇陣，將炮口對準了陣地前沿。小火輪和民船開始向岸邊駛來。
　　仰視天空，黑壓壓的日機蜂擁而至。
　　已經別無選擇，這是要大打了。
　　對於市民義勇軍來說，這才是真正的考驗，最終極的考驗。
　　王屏南把兩個殺手鐧都搬了出來，地雷機關派3個人拉着，手雷都握在手裡，隨時準備向登陸日軍扔過去。
　　下午四點。
　　幾乎在同一時間內，日艦炮擊，日機轟炸，小火輪上的日軍開始用機槍向岸上掃射。
　　這是電影院大片才有的效果。
　　市民義勇軍藏身掩體，一彈未發。他們在等待日軍進入有效射程。
　　這是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才能具有的整體素質。
　　打！
　　排槍齊發，日軍猝不及防，紛紛落水。
　 　義勇軍扛槍的這幫兄弟充分證明他們能成為拿槍的幸運兒是有道理的，尤其是中間一個叫李楷的，這哥們簡直是《我的兄弟叫順溜》中“順溜”的現實版本，一個 人用三支步槍，旁邊兩個人侍候，專管給他餵子彈。他別的人還不打，專給開小火輪的司機“開小灶”，一槍一個，絕不缺斤少兩。
　　這下好，日本人連換司機都來不及了。
　　江灘登陸戰持續了一個多小時，10餘艘日軍小火輪玩了命似地往岸上沖，可死了一把司機和“乘客”後，就是沖不上來，沒奈何只好掉轉頭退了回去。
　　日軍從寶山登陸的企圖失敗了，失敗在了一支業餘隊手上。
　　如果不是市民義勇軍在寶山擊退日軍，吳淞必將陷入腹背受敵，翁照垣旅最終就再也不可能撤出來了。
　　3月1日夜，翁照垣接到了撤退命令。
　　他立即向市民義勇軍下達撤退指令。
　　但收到指令後沒人肯撤。
　　大家的精神頭足着呢，打退十幾艘日軍小火輪，自己只有幾個人受了點輕傷。每個人都覺得打仗並不像原先想像的那麼可怕。
　　甚至還有幾個人責怪那個神槍手“順溜”，說這兄弟也真是的，怎麼打得日軍不敢上岸了，應該讓他們登陸後再打嘛，那樣咱們還可以多繳些槍支彈藥。現在你看，咱們打死那麼多鬼子，卻都掉水裡去了。連個像樣的戰利品都沒撈到。
　　不僅不想撤，還盼着日軍再來第二次進攻哩。
　　王屏南身為大隊長，也勸不住眾人，只得再打電話請示，要求說明撤退的原因。
　　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斬釘截鐵的一句話：不要多問，趕緊走！（“快走為要”）。
　　軍令如山。王屏南只得率隊放棄寶山，戀戀不捨地撤往指定的嘉定鎮後方。
　　半夜經過羅店時，他們才知道全軍總退卻的消息，如果不退，勢必和寶山城一道陷敵重圍。
　　3月2日拂曉，市民義勇軍到達嘉定，暫時跳出了日軍的包圍圈。
　　此時，吳淞的翁照垣旅自己卻還沒有撤出，成為最後一個陷於敵包圍之中的部隊。
　　而且看樣子，翁照垣還不想撤了，準備來個焦土抗戰，全旅依託吳淞要塞，打到光，打到死。
　　（247）

　　大家都以為翁猛人打紅了眼，或者是逞一時匹夫之勇。
　　但其實翁照垣自有其難言之苦衷。
　　開始，他不可能跟着市民義勇軍一起撤，因為如果那樣的話，很可能日軍從吳淞一登陸，跟着屁股就攆過來，結果是已經撤的人也撤不了了。
　　吳淞的堅守是一個標誌。只要這裡沒有陷落，日軍就不可能從東面橫掃過來。
　　這麼一猶豫，時機就錯過了。等到想撤的時候，發現往嘉定去的必經之路——無論是羅店還是楊行，都已被日軍占領，而這兩個地方的日軍僅數量就要大大超出己方部隊。
　　要撤，就必須經過以上防線。一旦被日軍發現，雙方勢必纏鬥在一起，而以翁照垣旅現在的狀態和實力，孤軍作戰，無異於飛蛾撲火。
　　所以翁照垣一度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西撤是條死路，還不如繼續死守要塞，就算大家抱團犧牲，也比撤退時被日軍圍而殲之強。
　　見中國軍隊已經大部西撤，不陪他玩了，白川又氣又急。他立即下令，要求善通寺師團和金澤師團拿出全部精神頭來窮追猛打，務必圍殲19路軍和第5軍，以便在國聯大會召開前把生米做成熟飯。
　　3月2日這一天，日軍沒怎麼打仗，重點干的活就是趕路，把中國軍隊撤退後留下的陣地控制住。
　　至黃昏，善通寺師團在通過瀏河鎮後，隨即向嘉定進發，而金澤師團也已趕到了真如、南翔一線。
　　白川擺出的，是一副不殲滅中國軍隊誓不罷休的架勢。
　　顯然，西撤也並未完全脫離險境，他們隨時有被日軍繼續圍攻的危險。
　　這時候有一個日本人坐不住了——
　　駐華公使重光葵。
　　這位兄弟大學一畢業吃的就是外交飯，數十年如一日地在外交戰線上工作，對這個行當可謂了解甚深。
　　他知道，國聯大會一開，日本就是想打也不打不了了，不如趁現在中國軍隊撤退，來個見好就收，這樣還能讓日本在國際上落個“仁義”的好名聲。
　　其實日本國內也早已力不從心了。
　　雖說中國軍隊已退至第二防線，但其主力尚在，後援部隊也正陸漸趕來。接下來的仗也不知要打多久，時間短了還好說，如果被拖在這裡，日本國內的人力和物力都難以支撐。
　　繼續增派部隊吧，日軍能派出來的援兵實際已達極限。因為當時日本總共才只有17個常備陸軍師團，5個已調去東北和朝鮮，上海來了3個半（半個是指久留米混成旅團），國內剩下另一半得用於看家，從兵力上已經相當捉襟見肘了。
　　還有，繼續打仗就得繼續往外掏銀子。在上海打了一個多月，錢花去不少，再想往外掏，口袋裡就羞澀了。
　　那位說了，沒錢可以借嘛。
　　問誰借？日本在國際上的名聲此時已臭翻了天（看看國聯的情況就知道了），想借都沒人肯借給它。
　　按照犬養內閣的估計，日本能拿出來的軍費連三個月都維持不了了。
　　誰又能保證戰爭在三個月內一定能結束？
　　知犬老之心者，重光葵是也。
　　可是眼見3月4日的最後期限越來越近，老白川卻仍然是一副張牙舞爪的腔調，一點要收手的意思都沒有。
　　這可怎麼辦？
　　（248）

　　跟軍人打了這麼多年交道，重光葵對這些人的脾性非常了解和熟悉。你要是用政府命令來壓他，不僅不會聽命於你，還會像個驕傲的公雞一樣，昂着個雞冠頭，撅起屁股，理也不理你，而且以此為榮。
　　不能來硬的，得來軟的。不能走直線，只能走曲線。
　　他先找參加過停戰談判的第3艦隊司令官野村商量。令他意外的是，都不用他再講什麼大道理，後者馬上表示十二分的理解和支持。
　　重光葵心裡這個感動。要說高素質，還得看人家海軍。要是陸軍也這樣，我們搞外交的就可以省好多力了。
　　他真算是找對人了。
　　因為自從善通寺師團在七丫口登陸，中國軍隊撤退至第二道防線後，海軍就需要點眼藥水了——沒辦法，紅眼病上來了，擋都擋不住。
　　自己辛辛苦苦開的局，沒想到讓陸軍後來居上立了功，這真是沒一點天理啊。
　　現在大使先生說應該讓陸軍罷手，我們也是這樣想的，並且願意舉雙手雙腳贊成。
　　得到野村的支持，重光葵興沖沖地跑回駐華公使館，趕寫了一份宣布停戰的聲明書。
　　3月3日凌晨，各國通訊社都收到了這份聲明。
　　搶先發完聲明，重光葵鼓足勇氣，準備去做白川的工作。
　　他知道在一個人正打得順手的時候，這種思想工作不是好做的。
　　必須找一個有面子的強人來給自己壯膽。
　　他找的是首相特使松岡洋右。
　　論官職，松岡洋右當時只是一個參議院議員。但論強硬，在國內那是數一數二的，活脫脫就是一個“鬥士”形象。
　　其實這位松岡小時候還是蠻可憐的，他的早年經歷完全可以被拍成一部苦情勵志片。
　　松岡11歲時，家裡便破產了。兩年後，父親把他交給做船長的弟弟，希望這個弟弟能給兒子找一條出路。
　　船長叔叔把他帶到了美國。來到這個傳說中的西方花花世界後，叔叔給小松岡找的“出路”，就是把他一個人扔在美國街頭，讓這個未成年孩子自己去想辦法。然後，他竟然就丟下小松岡，拍拍屁股走路了。
　　估計這個沒心肝的叔叔本身就是個不成材的東西，原本想趁此機會，客串一回人販子，把松岡騙到美國給賣了，混點小錢花花，卻沒曾想有價無市，“鬼畜”不收，一氣之下便把松岡給扔了。
　　可憐啊，才13歲，小學還沒畢業呢，就這麼被拋棄在異國它鄉。一時間，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也是松岡命不該絕，就在走投無路之際，有一家好心腸的美國人看到了這個孤苦伶仃的小孩子，就把他收養下來。
　　從此以後，一個農夫和蛇的故事便開始了。
　　正是這個松岡，在日後得勢後，一掃外務省中的親美英派，促成了德意日三國同盟，並主張對美國“絕不示弱”。
　　也許剛去美國的那段日子實在不堪回首，導致他對美國沒什麼好印象。
　　真奇了怪了，有怨申怨，有恩報恩。你不去恨那個不是人的叔叔，去怪山姆大叔幹什麼呢。不管怎樣，人家是救了你的，又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學，大恩人啊。
　　因為經歷特殊，這松岡做人做事都有那麼一股子“你不惹我，我也要想辦法整死你”的狠勁。
　　（249）

　　早在日俄戰爭期間，他就利用擔任駐上海領事館助理的機會，弄到了俄國艦隊將從金蘭灣北上的情報，從而為日本海軍取得大海戰勝利立下了大功一件。
　　一個小小的領事助理，能夠起這麼大的作用，不由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松岡自此就引起了日本朝野矚目。
　　以後，這廝還做過關東都督府（關東軍的前身）外事科長、“滿鐵”副總裁、政友會議員，所到之處，都無一例外要擺出肌肉男的造型，很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重光葵拉松岡出來的用意很明顯。因為松岡這時候也是贊同在國聯大會召開前，讓自己政府找台階下的。
　　松岡贊同停戰談判，除了有國聯因素、犬養關照（首相特使嘛，派他到上海就是為此而來）外，還與他的“滿洲情結”有很大關係。
　　別忘了，松岡可是在“滿鐵”混過好多年的，那對滿洲可是大大的有“感情”。
　　他像當時的很多日本要人一樣，認為日本最應該吞併的是東北，擔心如果日本在淞滬戰場上陷得太深，會影響到“滿蒙大計”。
　　看到連松岡這樣的“超級激進男”都主張及時收手，白川不得不冷靜下來。
　　這次談話足足進行了4個小時。白川終於接受了重光葵關於向全軍發出停戰令的建議。
　　下午1點，他在停戰令上簽字。
　　一個小時後，停戰令正式發布：“本司令官（白川）決定，只要中國軍隊不採取敵對行動，我軍將暫時原地不動，停止戰鬥。”
　　但在白川心中，仍然對全殲中國軍隊存有很大希翼，並且信心十足。
　　只要占領一個地方。
　　葛隆鎮。
　　停戰令是簽署了，但軍隊早上就派出去了，所謂覆水難收是也。你們就瞧好吧。
　　白川暗自得意。
　　說真的，這老小子確實是有兩下子的。
　　初到上海，他看中了一個七丫口，結果差點使中國軍隊陷入被包圍殲滅的命運。
　　僅僅2天后，他伸手指向了地圖上的另一個地方。
　　同樣是命門所在。
　　葛隆鎮位於嘉定以西，黃渡以北，滬寧鐵路以東。一旦占領這裡，第5軍和19路軍的歸路就等於被切斷了，後果不堪設想。
　　白川：我用不着再在嘉定和黃渡跟你們一點點磨。我相信，只要斷了你們的後路，那個崩潰的人必然就是你們。
　　欲保葛隆，必守婁塘，後者是前者的屏障。
　　婁塘鎮距瀏河僅僅15里路。
　　3月3日凌晨1點，日軍善通寺師團前鋒千餘人部隊率先朝此襲來，並與在此駐守的孫元良旅第517團的三個前哨連交上了火。
　　“一二八”淞滬會戰的最後一次惡戰開始了。
　　（250）

　　實際上，張治中事前並沒有料到白川會到這裡來斷他的後路，他把重點仍然放在嘉定城的攻守上面，所以部隊實際上是倉促應戰。這使局面一度非常被動。
　　517團的那三個前哨連一共也就幾百人，擔負的警戒線卻有三千米寬，也就是說防範的面實在太大。
　　2小時過後，三個連便只剩下了兩個連，而且被衝上來的日軍團團圍困住了。
　　就這樣，後面的日軍仍然如同潮湧一般，不斷朝婁塘殺來。
　　早上8點，善通寺師團已在婁塘附近集結了4千主力，頻頻向517團主陣地發起全線攻擊。
　　當時危險到什麼程度，就差一步，日本兵就可以端着剌刀衝進位於婁塘的517團團部裡面去了。
　　幸虧該團的一個連（第1營第3連）挺身而出，拼死力戰，才把日軍暫時擊退。
　　10點，旅長孫元良親自來到團部，一面加強指揮，一面向第5軍軍長張治中緊急報告敵情。
　　張治中知道婁塘情況危急，必須迅速派援。
　　此時與婁塘靠得最近的是嘉定，在這裡固守的是俞濟時師主力。
　　派俞濟時師北援？
　　日軍早已兵臨嘉定城下，這樣一來，也許正投其所好。可能不僅解不了婁塘之困，還會因嘉定之敵長驅直入，使局面變得更糟。
　　俞濟時能守住那裡，不讓日軍過來，就算對得起大家了。
　　想來想去，又想到了那個救命稻草——88師獨立旅（稅警總團）莫雄團。
　　自從倒霉的王賡被解除職務後，莫雄就代替了他的位置。這一路過來，稅警總隊一直為主力撤退打掩護，功勞着實不小。現在莫雄團就駐在蓬朗鎮，位於葛隆和婁塘的側後，讓他們從背後增援，是個再好不過的主意。
　　張治中的思路立刻清晰起來。他發出命令，位於嘉定的俞濟時師策應右翼，先期奉命從瀏河撤至太倉的宋希濂旅掩護左翼，居中的莫雄團則火速增援，以這樣一個品字陣型，確保即使在最緊急的情況下，日軍也無漏洞可鑽。
　　真是不能再出一點差錯了。
　　可是莫雄團也不是翼生雙翅，他們跑過來是要時間的，而在他們沒來之前，孫元良必須靠自己頂住。
　　這時候的517團早就沒有一個整團了。
　　隨着時間的推移，4千日軍已經增加了一倍，達到了8千。
　　更糟糕的是，婁塘守軍不僅人少，彈藥也快沒了。
　　這種情況下，鐵打的人也沒法再堅持。
　　午後，婁塘一線陣地被先後突破，517團只剩下半個團不到。
　　時間是下午3點。
　　在葛隆鎮進行指揮的孫元良已知退無可退。
　　（251）

　　說起這個孫元良，還不得不提一個人：秦漢。
　　沒錯，就是那個台灣的大明星。秦漢是他的藝名，原名叫孫祥鍾，他老爸就是孫元良。秦帥哥演了一 輩子瓊瑤劇，給人印象老是那個纏綿悱惻、優柔多情的小生，與老爸金戈鐵馬的硬漢形象相去甚遠。不過我看過他在一部叫《汪洋中的一條船》的電影中的造型，里 面他演一個身殘志堅的殘疾人，面部表情很是剛毅執着，頗見祖輩之風采。
　　老實說，這片子我沒看過，我看到的是劇照，不過這張照片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或許還跟片名有些關係：“汪洋中的一條船”。閉目想想，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境呢，周圍驚濤駭浪，船隻隨時有被傾覆和吞噬的危險，船上的人拄着拐杖，頑強地支撐着，駕馭小船一直向前。
　　只有狂風暴雨中倔犟的海燕能與之相提並論。
　　現在，孫元良就處於這片汪洋之中。
　　生死關頭，他提筆給張治中寫了封短信。信的內容很簡單，一共三點：
　　第一點，517團已經被圍住了，現在連團長都找不到（“團長失蹤”）；
　　第二點，我現在就在葛隆鎮，估計這個地方很快也守不住了，不過我不會逃，萬一失陷，這裡將是我的葬身之地（“職擬在葛隆鎮殉職”）；
　　第三點，葛隆鎮失守，你那裡也就危險了，快走（“請軍長遷移”）！
　　這既是戰況報告，也是一封遺書，可以想見當時情形已到何種境地。
　　第5軍指揮部就在葛隆鎮背後的錢門塘，葛隆鎮丟了，錢門塘當然也不能倖免。不過張治中在收到報告後並沒有跑，而是趕緊給自己的黃埔學生打氣，告訴他，只要再堅持一下下，援兵很快就會趕到。同時要求517團務必堅持到日落之前方可向葛隆鎮方向撤退。
　　接到張教育長的電話，他的學生孫元良只有苦笑。
　　“一下下”是多少，誰也不知道，聽上去無非是一句安慰之辭罷了。再說517團還能堅持到日落之前嗎？
　　我現在可是連他們的團長都聯繫不到了。
　　也罷，看來這裡真的要成為我的殉職之所了。孫元良拿起槍，準備去做最後的抵抗。
　　但這回張治中確實沒忽悠他。
　　下午4點，獨立旅莫雄團終於趕到葛隆。這支精兵一到，葛隆鎮守軍頓時群情振奮，陣線得到了鞏固。
　　然而危情並未完全解除。
　　孫元良認為失蹤的那個團長沒有失蹤，此時正在婁塘陷入苦戰。
　　517團團長張世希（黃埔1期）一直在戰場上，只是他也同樣聯繫不到孫元良。他此時能做的就是拼着命堅守殘餘的陣地。
　　很快他發現陣地再也守不住了，因為日軍已突破了左翼，即將環繞包圍過來。
　　這是最後的時刻。
　　魚死網破，只此一遭。
　　（252）

　　我相信，這就是張世希和他的將士們當時的真實想法：衝出去或許還有活路，沖不出去就只能等死。
　　於是這些人忽然像瘋了一樣地從陣地上跳了起來，向日軍直撲過去。
　　顯然，日軍根本沒料到中國守軍有此一招。
　　眼看着已經氣息奄奄，忽然間猛如惡虎，思維反應再敏捷，一下子也轉變不過來。
　　奇蹟就這樣發生了。
　　張世希他們不僅衝出了重圍，而且使日軍相信，中國軍隊的大批援軍已經上來了，加上天色將黑，善通寺師團擔心遭到伏擊，終於選擇了後撤。
　　由於婁塘之戰的浴血堅持，第5軍和19路軍得以化險為夷，將主力轉移至常熟、太倉、崑山一帶重新布防。
　　可以說，517團是以一團之犧牲，換來了全軍之安危。
　　在他們的玩命衝鋒中，有的人跌倒後就永遠沒能再爬起來。
　　第1營營長朱耀章（黃埔第5期）是其中職位最高的一位，身中七彈，當場殉職。
　　難能可貴的是這位朱兄還是個詩人，仗打得這麼激烈，也沒忘記忙中偷閒，作上兩首詩詞。在他的遺作中，就有“男兒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等句，更有“寧碎頭顱，還我河山”之淋漓慷慨。
　　寧碎頭顱，還我河山，壯哉。
　　其志可稱壯烈，其魄可謂奪人！
　　3月3日，另一支部隊也衝出牢籠。這就是一直苦守吳淞的翁照垣旅。
　　再不撤不行了，因為此時從羅店到大場已盡陷敵手，硬撐下去，真的只能全軍覆滅了。
　　當時一般人都認為是上海民眾代表的力勸，才使翁照垣改變主意，決定西撤的。但實際上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
　　在日軍已占領西撤之路的情況下，固守吳淞是死，西撤也未必就是一條活路。作為一名有相當作戰經驗的戰將，以前不撤併非頭腦發熱（別忘了他對市民義勇軍下令“快走為要”時的急切和清醒），而現在決定西撤也肯定不是只聽取了對軍事不甚了了的群眾的一面之辭。
　　事實上，他的旅參謀長就此曾做過一番分析。
　　這位參謀長指出了西撤成功的可能性：
　　西路雖被敵大股部隊占領，但這是進攻部隊，他們來的時間短，工事據點不可能很堅固。如果我們能在這個時候集中全力，出其不意地殺過去，衝出去的可能性很大。
　　——萬一失敗，甚至全體犧牲，也可以多找些墊背的，總比守在家裡被炮彈炸死強。
　　我相信，後一句話更讓翁照垣動心。
　　他決定冒險西撤。
　　撤退之前，他用望遠鏡向楊行至廟行方向了望，看到那裡到處都飄揚着日軍的膏藥旗，顯然敵方規模人數遠超己方。
　　此一去，必作有去無回、有敵無我之決心矣。
　　（253）

　　3月2日晚，翁照垣用電話下達命令，定於晚上12點分左右兩個縱隊全體撤退。
　　但是由於部隊分散，直到3月3日凌晨，兩縱隊才集結完畢。
　　2點，行動開始。
　　左縱隊走廟行、太滬公路，右縱隊走楊行、劉行。
　　翁照垣隨右縱隊從楊行走，一路上，他命令部隊全副戒備，隨時準備在被日軍發現後與之廝殺。這時，他忽然聽到西北方向傳來激烈的槍炮聲，據此判斷，可能是已退至嘉定的第5軍主動向瀏河日軍發動了夜襲。
　　千載難逢的良機，快跑！
　　右縱隊加速通過楊行，一路上都未遇到敵軍阻攔。
　　隨後，左縱隊也報告：廟行及以北地區都未發現敵蹤。
　　3個小時的強行軍，楊行已在身後，廟行轉眼也被拋在後面。
　　此時，瀏河方向的槍炮聲更加激烈。聽上去，不打個你死我活，雙方誰都不肯罷休。
　　凌晨5點。
　　右縱隊通過劉行，沒有看到日軍。
　　左縱隊通過太滬公路，也沒有看到日軍。
　　這真是一個神奇的夜晚，本來以為西行之路將是一條血戰之路，沒有想到一個鬼子也沒碰見，只需埋着頭趕路就行了。
　　3月3日5時55分，翁照垣旅到達嘉定。一問，昨晚並無部隊出城夜襲。
　　翁照垣心裡升起了一個巨大的問號，是誰，究竟是誰，建此奇功，挽救了一旅兄弟的性命？
　　答案很快就揭曉了。因為一個步兵排的姍姍來遲。
　　這個排本來是留下來擔任警戒任務的，因此撤的稍微晚了一些。等到他們撤的時候，因為着急着趕路，又與大部隊不在一起，結果走岔道了。
　　在日軍堆里迷路可不是什麼好事，何況一個排才多少人。你就算好了，在寶山幫着市民義勇軍守堤的那是半個排，18個人，打滿了算，一個排也就36個，給日本兵填牙縫都嫌不夠。
　　老天保佑，走了3、4個小時後，總算看到前面有燈光了。大家喜出望外，認為一定是趕上大部隊了。湊近了才發現竟然是鬼子在做飯呢。
　　大概是真走急，犯迷糊了，也不想想，這是要在人堆里搞穿插，大部隊再牛氣沖天，敢在這裡亮燈嗎，莫不是怕自己的目標不夠明顯，死的還不夠快？
　　雙方都嚇了一大跳。日軍沒想到自己吃個飯也吃不安生，支那軍會趁這機會來搗亂，趕緊放下碗筷，操起槍來進行射擊。
　　這下子，迷路的這個排好象是走夜路踩了一堆屎，沒法脫身了。
　　好在排長很機靈，臨危不亂，命令全排散開，利用地形進行還擊。
　　聽到這邊打了起來，周圍的日軍也激動起來，只是天黑摸不清狀況，也不知道對手有多少，只能閉着眼睛朝此射擊。
　　中國排打了一會，發現味道不對：他們不打的時候，相反的兩個方向還在打，而且越打越起勁。
　　既然如此，我們就不要掃人家的興了，正好走人。
　　中國排走了，可是他們不知道今天真是摸到老虎窩裡來了。因為他們瞎摸亂撞的地方，正是瀏河的一個日軍指揮部！
　　（254）

　　本來是往嘉定去的，沒想到繞一大彎，跑瀏河來了。
　　瀏河指揮部的日軍指揮官一聽支那部隊來襲擊了，馬上跳了起來。
　　根據情報，嘉定守軍並未出動，所以這位指揮官判斷，極可能是吳淞的翁照垣旅發動的襲擊（這個判斷基本正確）。
　　終於挺不住要出來了吧。想來襲擊我，哼哼，我還想殲滅你呢。
　　聽外面動靜，來襲的人馬着實不少——當然不會少，指揮部遭襲可不是什麼小事，周圍能來幫忙的誰敢不來。
　　日軍指揮官當即下令，調集廟行、楊行和劉行一帶的日軍，到瀏河對“支那大部隊”進行包圍。
　　翁照垣在西撤途中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對日軍發動夜襲的會只有一個排，而且還是自己的隊伍。
　　天亮了，“越戰越勇”的日軍傻了眼，原來打來打去，都是自家兄弟在湊熱鬧，而此時，中國排早就到了嘉定。
　　這天上午，日軍總算占領了已經空無一人的吳淞要塞。
　　此前，翁照垣旅已在這裡堅守了將近一個月，是中國軍隊最後一個撤出第一道防線的部隊。
　　將軍奮身起南紀，志挽日月回山邱
　　——常燕生《翁將軍歌》
　　翁照垣因滬淞一戰成名，其在民間的聲望甚至超過了19路軍的老法師陳銘樞。
　　得到報告，白川那個意欲全殲中國軍隊的美夢算是徹底擱淺了。
　 　停戰令簽署後，日軍雖仍有小規模進攻，但大仗基本上已沒有了。第14師團（宇都宮師團）雖然於3月6日後陸續在吳淞登陸，但3天后，上官雲相也率47師 主力到達常熟（歸屬19路軍指揮）。這兩支部隊都沒輪得上打，任務就是在前面看看門，放放哨，替換原先的人馬到後面去休整。
　　3月4日這一天終於來了（日內瓦時間是3日3日）。
　　國聯特別大會如期召開，專門討論中日衝突問題。
　　中國代表顏惠慶首先做陳述發言。
　　他主要講兩點：“九一八”以來，論事實，日本把東北能搶去的都搶去了；論法理，日本把國際盟約中能踐踏的都踐踏了。
　　隨後要求國聯大會，“動員所有道德力量”來制止日本的瘋狂舉動，當然包括這次上海事件。
　　日本方面，作為首席代表的佐藤沒有露面，不知道是不是上次被顏惠慶罵慘了，連腦袋也不敢伸出來了。
　　代替他的是日本副代表松平。
　　這傢伙採用的是避實就虛的策略。
　　松平（內心獨白）：感謝重光葵，感謝松岡，感謝白川，沒你們又發聲明，又簽停戰令的，現在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既然日軍已在上海宣布停戰，他就先把這個拿出來表白。先扯一通“完全自衛論”，然後表示只要大家把事情商量好，日軍即可撤兵。
　　至於東北問題，那就乾脆拋開了。
　　松平：咱們今天不是說上海嗎，滿洲在這裡就不要多講了，以免沖淡主題。反正國聯理事會派遣的調查團也已經出發，以後聽聽他們怎麼說就知道了。
　 　這次會議正如日本外務省事前所料，除了日本自己，沒幾個是幫着他們的。當天發言的17個國家的首席代表都是向着中國說話，尤其是瑞士、捷克等中小國家， 它們在歐洲逍遙慣了，最恨日本這樣的“無賴國家”跑出來惹事生非，所以那話說得就非常不客氣，什麼“不宣而戰”，“赤裸裸的侵略行為”，聽在松平耳朵里， 那是相當的剌耳。
　　要不是在國際場合，得注重禮儀，松平大概就得氣得拍桌子了：“你們是不是罵人都不帶髒字的？有你們這麼損人的嗎？敢情我們的停戰聲明和停戰令都白髮了，沒人領這個情？”
　　其實，松平君，你就消消氣吧。發個停戰令又有什麼了不起，你們會發，我們也會。
　　3月6日，為回應國聯大會呼籲，19路軍以總指揮蔣光鼐的名義，也發了停戰通電，表示你不打我，我就不打你，但如果你們違背國聯決議，又要動武，那我們也不會客氣。
　　（255）

　　5天后，即3月11日，國聯大會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
　　從這個決議草案的內容上來看，是極不利於日本的。
　　鑑於中日兩國都已發布了停戰令，這個事情也就暫且不提了。不過它還是正告中日兩國（其實就是對日本說的），“任何一方用武力壓迫解決中日爭端，就是違背（國際）盟約”，也就是說你們不准再打了，誰打誰沒理。
　　同時草案做出了一個新的決定，那就是選舉“19國委員會”（中日兩國都被自動排除）。
　　圍繞這個決議草案，大家投票。
　　松平本想大喊：我不同意，我堅決不同意，這個決議不就擺明是要想整我們日本人嗎？
　　你不同意頂個球用啊。你又沒投票權，一邊呆着去。
　　當然中國也同樣沒投票權。可是顏惠慶有沒有都很高興，因為他早就知道大會的風向會往哪邊轉了。
　　表決結果：與會的42國代表一致通過。
　　松平頓時像泄了氣的皮球一樣癱倒在座席之上。完了。
　　根據決議，“19國委員會”實際上就是一個討論上海停戰及日本撤軍問題的常務工作機構。
　　憑顏惠慶的人緣，讓他們幫着中國說話，沒有問題。
　　當然具體到細節，還得由中日雙方具體來談，也就相當於國聯定了一個基調或原則，下面就由你們自己來討價還價。
　　毫無疑問，這個大原則至少是有利於中國的。
　　3月14日，中日進行首次非正式談判。
　　日本方面的代表是駐華公使重光葵，中國方面是外交部政務次長郭泰祺。
　　中國當時留學有一個趨向，那就是學軍事的一般到日本，學政治搞外交的一般到美國，即所謂“政治學西洋，軍事學東洋”。郭泰祺和王正廷、施肇基他們一樣，都是美國海龜，正宗的賓西法尼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成績相當不錯。
　 　實際上，他也是當年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但是去晚了，沒能像顧維鈞和王正廷那樣成為正式代表。不過俗話說得好，去得早不如去得巧，顧王二位再能講善 辨，那次和會中國至少在表面上也失敗了，倒是後來代表團拒絕簽字，反而為中國人爭了臉面。這些拒絕簽字的人裡面，郭泰祺榜上有名。
　　要論政治和外交才能，郭泰祺還是夠格的。但此人有一個毛病，那就是不注意小節，在私生活和個人廉潔方面都有些問題，這也成了他後來馬失前蹄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次他和重光葵會面，並沒有談出什麼結果來。
　　重光葵強調，要停戰談判，你們得首先取締抵制日貨及排日活動，這樣我們以後才能談其它的。
　　後面跟着的要求還有一大堆，像開設上海自由港、擴充租界這些都說出來了。
　　郭泰祺撇了撇嘴：你們有沒有誠意？這些東西跟停戰搭什麼界。
　　雙方不歡而散。
　　這一天，還有一個特殊的團隊到了上海。
　　（256）

　　這就是國聯派出的李頓調查團。
　　調查團的效率實在不是很高。人家那裡打得昏天黑地，連錦州都被占了，他們還在那裡磨磨噌噌地做準備工作。這麼一準備，就準備了兩個月。等到要出發，“一二八”會戰又打起來了，本來說好直接去東北的，只好臨時改為到上海繞一圈。
　　植田在江灣騎虎難下的時候，李頓調查團出發了。
　　到上海之前，他們還有一個地方得繞，那就是日本。
　　他們坐的是海船，沒法快，所以這一走就走了一個星期。
　　一周后，調查團抵達日本橫濱港。
　　到達日本的第二天，中國就接連發生了兩件大事。在南方，善通寺師團主力在白川的指揮下，從七丫口登陸，準備給中國軍隊以致命一擊，而在北方，關東軍的頭頭腦腦們正在張羅他們的“喜事”，那就是成立偽滿洲國（偽滿）。
　　淞滬作戰，至少關東軍的目的是達到了，那就是轉移了熱點。大家都在上海這邊着急上火，誰也沒注意到日本人還會在東北搞出新花樣來。
　　“馬玉山路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始作俑者板垣該笑了。在攪局方面，他的才能可並不比土肥原差多少。
　　關東軍建滿洲國的日程安排得比較緊張，原因就跟白川害怕3月4日國聯要開大會是一樣的。
　　李頓調查團要來，你必須在這之前把一切都擺平了。否則，日軍在滿洲存在的合理性就得打NN個問號了。
　　可是張羅個國家不比娶新娘子輕鬆（哪怕是傀儡國家），那幾天，把個實際操辦者板垣忙得沒了人形。
　　身為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也很着急，幾乎天天跑去看，問板垣事情進展得到底怎麼樣了。
　　板垣氣哼哼地來了一句：沒進展！
　　本庄繁愣住了。這說的是什麼話，調查團眼看就要來了，戲還打不打算演了？
　　再一深究，原來根子出在溥儀身上，這兄弟不配合。
　　真應了那句老話：皇帝不急太監急。
　　溥儀自有他的委屈。
　　當初土肥原忽悠他到東北，就是奔着重建帝國這一“偉大夢想”而來的。誰知道來了以後才弄清楚，人家準備搞的是共和國，不是帝國，給他的稱號也不是皇帝，而是所謂“執政”。
　　這跟土肥原的承諾可有天壤之別。如果是這樣，當初幹嘛費盡心力跑到這裡來，在天津呆着當個寓公不好嗎？
　　得知“皇帝”只弄到了一個“執政”，下面一幫遺老遺少就吵開了。有的人更是怪話連篇：我說的吧，信誰也不能信日本人，咱們上當了！
　　溥儀窩了一肚子無名之火，可是又找不到土肥原（早躲到哈爾濱去了），就對着板垣發起了飆。
　　板垣君，不用擔心，這事包在領導身上。
　　本庄繁不由分說，拉着板垣便去找溥儀。
　　溥儀還在那裡橫着呢。
　　（257）

　　本庄繁開門見山地告訴他：“建帝國是辦不到的，這個夢你就趁早別再做了。”
　　又點撥他一句：雖然皇帝做不成，但“執政”也不錯，那也是一國之元首。
　　溥儀沒嘗到過這幫惡人的厲害，還以為是在紫禁城那會呢。因此對本庄繁的話，一句也沒能聽得進去。
　　對這個小皇帝的天真和固執，板垣算是早就領教過了，但當着本領導（本庄繁）和眾人的面，又不得不強壓火氣，找話敷衍他：“總統，皇帝，執政，其實都一樣，有什麼區別呢。”
　　怎麼沒區別，你蒙三歲小孩的吧。
　　溥儀一甩手：“我是來當皇帝的，不給皇帝做是不是？行，那我還回天津去。”
　　每當我從史料上讀到這一段，都覺得忍俊不禁，那腔調，跟《武林外傳》裡那個動不動就拿“回揚州”來嚇唬人的“扈十娘”（拿手曲目是“郎君啊，你是不是餓得慌呀”）真是十分神似。
　　見溥儀表現如此強硬，本庄繁也像客店裡的那幫人一樣擔起了心。
　　雖然是尊泥塑佛，重塑一個倒也不容易，而且調查團馬上就要到了，重起爐灶的話時間上來不及。
　　為了哄住溥儀，情急之下，本庄繁脫口而出：“這不是國聯調查團要來嗎？咱們先把國家建起來，應付他們一下，至於帝號，以後還可以慢慢再商量。”
　　這其實是給溥儀台階下的。
　　可溥儀正在興頭上，沒發現氣氛有什麼異樣，仍然一個勁地嚷嚷着要做“宣統皇帝”，堅決不做“民國臣子”，哪怕是“執政”。
　　反正說一千道一萬，就是不賣這二位的帳。
　　這下子，本庄繁和板垣可都失去了耐心。
　　什麼人啊？爺還不伺候了。看清楚，這裡是我們的地盤，還擺你以前皇帝的臭架子，真是給臉不要臉。
　　“你不干，我們自己干，照樣可以搞一個共和國出來！”
　　拋下這句硬邦邦的話，兩人便氣鼓鼓地甩手而去。
　　這一走，溥儀和他的遺老遺少們才發現大事不好。
　　耍酷過頭，把日本人給得罪了。
　　大家一合計，本庄繁和板垣說的一點沒錯。這世道，別的沒有，要說漢奸，那是一抓一大把。你溥儀不干，自有人干。
　　再說都這步田地了，真能怎麼樣，再回天津？！開玩笑的吧。
　　不需要關東軍再做什麼思想工作，他們自己就變乖了。
　　服軟吧，不服不行。
　　溥儀趕緊派了人去給本庄繁當面道歉。
　　本庄繁：想通了？
　　想通了。
　　那就趕緊建國吧。要不真來不及了。昨天李頓他們已經到橫濱了。
　　偽滿洲國就這樣急急匆匆地宣布成立了。此時，建國典禮都還沒搞呢，溥儀也未正式就職。
　　其實就是做給國聯看的，重要的是先把廟立起來，至於裡面的和尚，只能以後再慢慢安排了。
　　李頓調查團一到日本，首相犬養、外相芳澤馬上圍了上來，一見面就是90度大鞠躬，然後是吁寒問暖，大獻殷勤，不知道怎麼待這批西方上帝才算恭敬。
　　可是實質性的談話卻讓他們大失所望。
　　（258）

　　李頓這些人明顯對突然冒出來的什麼滿洲國不感冒。
　　日本人討了個沒趣。
　　3月14日，李頓調查組來到上海。
　　中日在當天的非正式談判上沒有取得一致，倒是有機會對着李頓他們嘮了半天嗑，也無非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說來說去，都繞不開一個主題，那就是東北。
　　可不，這個調查團當初就是為此而成立的。
　　儘快北上吧。聽說那個什麼滿洲國連建國典禮都辦了，末代皇帝做了“執政”。再不去，還不知道那裡要搞出什麼匪夷所思的事情來。
　　調查團走後，中日雙方在上海繼續進行談判。
　　一直到3月24日，總算，非正式變成了正式。
　　雙方終於可以正兒八經地談了，這一談就談成了一個馬拉松。
　　其實這時候已經沒有多少很實質的東西可以爭了，國聯又不准雙方再動手，而從兩邊的情況來看，中國軍隊沒全垮，日本軍隊也沒全贏，割地賠款這些更無從談起。
　　那爭什麼？
　　面子。
　　雙方代表天天在談判桌前把眼睛瞪得跟個烏眼雞一樣，圍繞着對自己有利、不利的各個細節，唇槍舌劍，互不相讓，簡直就像是在打第二場淞滬戰役。
　　外交談判這東西，你沒點好體力，還真應付不過來。
　　爭到後面，所有問題都差不多達成了妥協，只剩下了一個最關鍵的：日本什麼時候從上海撤兵。
　　這位說了，日本是不是想賴在上海，不想撤兵？
　　否。
　　日本其實是想撤兵的，而且心情還急切得很。
　　這麼多人馬呆在上海灘，又不是不要花錢，那軍費就跟流水一樣的在消耗。以往跟中國人打仗，雖然打得辛苦，但最後都可以讓中國人買單，這一次卻有些例外，怎麼也看不出中國政府有掏錢彌補它“損失”的跡象。
　　多住一天，就得多花一天的錢，全是自己腰包里的！
　　更何況，開戰以來，英美等國的態度，也很清楚地向日本表明，上海這塊地方不是東北，不是可以任由你胡搞的。
　　這種情況下，如果還存有從這裡撿點什麼金元寶帶回去的心，那就真是發痴了。
　　可為什麼他們還不馬上滾蛋？
　　主要還是面子問題。
　　重光葵說，我們日軍可以撤，但不能限期。
　　郭泰祺不幹了。
　　不限期？那跟不撤有什麼區別。
　　居中調停的英國人也覺得日本人有些無厘頭。他提了一個折中的方案，要日軍6個月內完成撤兵。
　　當時重光葵裝模作樣地說，政府給他的指示裡面從來沒有明確撤軍時限，所以也談不上什麼6個月。
　　其實內心早已同意了，可表面上還得擺副臭臉出來。
　　英國人倒也聰明，就說那你回去請示一下上面再說吧。
　　兩天后，重光葵答覆：經請示，政府“勉強”同意了這個折中方案。
　　英國人又轉回頭徵詢郭泰祺的意見。
　　郭泰祺不答應。
　　6個月太長了。
　　當然，重光葵也知道這個時間定的有些長，起價嘛，都是開的很高的。
　　他認為郭泰祺可能會要求去掉一個零頭。
　　郭泰祺說：只爭朝夕，我們認為3個月比較合適。
　　這種對半砍價（時間去了一半）的做法，把重光葵一下子氣炸了。
　　太過分了你，既然這樣，那就別談了。
　　（259）

　　日軍耍賴皮不想走，中國政府就把情況報告給了國聯，讓國聯來壓日本人，而在國聯拿出相應辦法之前，上海停戰會議只能暫停。
　　 不開會了，剩下這麼多時間幹什麼呢。
　　一般人想到的都是在上海灘這個大城市逛逛街，買點吃的喝的什麼。白川到底是名將，與眾不同，他想到的是給天皇過生日（即天皇誕辰紀念日“天長節”）。
　　你別說，老傢伙老歸老，拍起領導馬屁來跟年輕人比也不遑多讓。
　　慶生的地點，選在了虹口公園（今魯迅公園）。為了保證安全，規定華人不准入內，只有日本人和朝鮮人可以進出。
　　算起來，這朝鮮已經被日本吞併二十多年了，雖然反抗從未中斷，但在外面給人看，一定得比一家人還更像一家人。
　　場面那是相當隆重。白川、植田、野村、重光葵、村井（就是開頭提四項要求的那個駐滬總領事），還包括一位河端貞次（時任日本上海居留民會會長），這幾位在上海灘舉足輕重的日本要人都悉數到場。
　　雖然是六巨頭，但當天最耀眼的還數白川。
　　這老小子忙前忙後，又是閱兵，又是做主持人，出盡了風頭。
　　活動分兩部分。上午搞完閱兵典禮，中午起就開慶祝會。
　　中國的地界，老天也不向着他們日本人，不一會就下起了小雨，而且越下越大，一點也沒有要停的意思，活生生就要把日本天皇的生日給攪羅。
　　這真是夠煞風景的。不過觀眾們很快被感動了。
　　被主席台上的六巨頭。
　　這幾個哥們不允許別人給他們打傘，一個個腰杆挺得筆直，一副砍頭只當風吹帽的樣子。按照慶祝會的程序，他們站起身，垂手肅立，大聲唱起了日本國歌《君之代》：“吾皇盛世兮，千秋萬代；砂礫成岩兮，遍生青苔；長治久安兮，國富民泰。”
　　這是一首文言歌，兄弟我找到了一首今譯，現摘錄如下：
　　我皇統治傳千代，一直傳到八千代，傳到細石變岩石，傳到岩石長青苔（當然了，長了青苔後還是要繼續傳下去的）。
　　也不知道是誰寫的，沒聽過唱，就歌詞而言，怎麼看怎麼像一首打油詩，跟那個“雞叫一聲撅一撅”的前三句水平也差不太多。
　　台上唱，台下當然得和。一時間軍民聯歡，其樂融融。
　　台下有個日本僑民聽得激動，從肩上取下一隻水壺就扔上了台。
　　如果是在唱堂會，這種舉動很好理解，也十分平常。別說扔一水壺，扔戒指、扔支票的都有。這叫捧場。
　　可這裡不是堂會，再說與唱國歌的莊重嚴肅氣氛（特指日本人，我要唱這個肯定從頭笑到尾）也不相符。
　　有些古怪。
　　還是日本警衛反應快，失聲叫了起來——炸彈？！
　　猜對了。順便祝賀你一下，都學會搶答了。
　　沒錯，這就是傳說中的炸彈，水壺形狀的炸彈。
　　（260）

　　此前，誰也沒有注意到投彈者。因為他跟台下任何一個日本人沒有什麼兩樣：西裝革履，背個“水壺”，拿個“飯盒”，在台下一動不動看着，樣子要多乖有多乖。
　　他當然不是什麼日本僑民。他是朝鮮人，名叫尹奉吉，為朝鮮流亡政府下屬組織“太洛太”（相當於我們中國的武工隊）骨幹成員。
　　那個“水壺”和“飯盒”都是他隨身攜帶的相同形狀的炸彈。
　　在此之前，尹奉吉已經多次混在人群中，對現場情況進行了偵察，並通過目測和步量的方法，選定了投彈的最佳地點。另外，他還在日本書店買到了白川的畫像，在心裡記住了這個人的相貌。因為他的重點剌殺對象就是白川。
　　事實上，尹奉吉是相當有耐性的。
　　早上8點，他就夾在日僑中間混進了公園。那時慶典還沒開始，沒有誰看出他和其他人相比有什麼異樣。
　　9點，閱兵式，白川對軍隊進行檢閱。他還離着檢閱台很遠。
　　10時30分，慶祝會。六巨頭輪流在台上演講，尹奉吉索性像沒事人一樣在園內四處轉悠。
　　11點，他一邊轉一邊擠，看似漫不經心，最後擠到了離檢閱台左角處僅10米的地方。
　　就是這裡了。
　　現在，他點燃了一支香煙，等待那個最佳的時機。
　　11時40分，下雨，不光是六巨頭，下面受閱的1萬多名日軍官兵和數千日僑都在做秀耍酷，冒着雨大唱國歌，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緊盯着檢閱台上的兩面巨幅日本國旗。
　　就在這一瞬間，尹奉吉扔掉煙頭，圖窮匕現。
　　平日潛藏，處尋常巷陌而不露蹤跡；臨陣不慌，雖泰山崩於前而不動聲色；突然一擊，必致敵人以死命而不罷休。
　　殺手，真正的殺手。
　　我說過，朝鮮人搞剌殺，那是有天賦的。
　　難道他們是兩千年前跑去朝鮮半島的荊軻後裔？
　　炸彈扔到眼前的時候，六巨頭還在那裡比誰腰板挺得更直，比誰更能淋雨呢。哪裡能料到唱唱國歌卻唱來了一場飛來橫禍。
　　大家聚精會神做事的時候，千萬不能開這種玩笑，來不及反應啊。
　　“轟”的一聲巨響。六個人一個也沒跑掉，
　　當然了，根據各人貢獻不同，待遇還是有所區別的。
　　其中，白川最慘，據說身上一共取出了200多塊彈片，這麼多鐵東東估計撐也能把一個人給撐死，當然得完蛋。中國有家報紙在報道時用了這樣一個標題，倒是蠻對仗的：乘軍艦而來，躺棺材而去。當然話中有話，但都是事實，日本人也找不出什麼藉口來發飈。
　　因為是給自己過生日才喪命的，裕仁很過意不去，下旨追封他為男爵，還做了一首打油詩以示哀悼，其中有“留取長相憶”云云。
　　白川“長相憶”了，其他人也沒好到哪裡去。野村成了獨眼龍。植田和重光葵都各自斷了一條腿，成了瘸子（兩人合在一起倒還是兩條腿）。河端當晚死在醫院裡。村井是唯一的幸運兒，大概站的位置較偏，只受了點傷，沒缺胳膊斷腿，還算是一個完整人。
　　由於六巨頭只是站成一排，而且中間估計還會隔開一點距離，這炸彈的能量可想而知。
　　兩個月前“抗戰鬍子”胡厥文想做的事，朝鮮人尹奉吉一傢伙都幫他搞定了。畢竟，幹這個人家更專業。
　　（261）

　　英雄剌客尹奉吉當場被捕，後來被押往日本國內處決。殉難的地方，就是植田第9師團的老家——金澤。
　　在一些書中，我們可能經常會看到這樣的句式：某事件“沉重地打擊了一個某某的囂張氣焰”，“向全世界宣告了另一個某某是不可侮的”。
　　虹口公園事件當然也可以這樣套用，但我以為，無論是從軍事還是政治角度，都不宜對此類事件評價過高。
　　剌殺和暗殺，作為弱者對強者做出的一種英勇的反擊手段，固然值得讚賞和敬佩，但它一般很難影響到原來的強弱對比，甚至往往還會起反作用。這是我的一個基本觀點。
　　歷史上有荊軻剌秦，但即使當時荊軻真的冒險成功，把秦王給殺了，燕國就真能逃脫覆滅的命運？
　　我看未必。
　　孫文當年帶頭鬧革命，起初也愛搞暗殺，汪精衛就是其中比較積極的一個（只是技術不夠好，被抓住了），但最後對清政府真正起到顛覆作用的，還是武昌首義。
　　甚至可以聯繫到現在的伊拉克、阿富汗，你搞肉彈那一套，除了無辜老百姓受連累，真正的英美大兵又被你干滅了幾個？
　　我看到有些文章上說，虹口公園事件長了我方志氣，滅了敵人威風，震懾了日本，使其不得不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來（大意如此）。
　　長我方志氣，這是肯定的。滅敵人威風，那也是有的。但要說是因為這個事件，日本人才降尊紆貴，跟我們重啟談判，個人覺得這個結論有點大了。
　　亡命之徒們（那些瘋狂的日本軍人）如果這麼容易就被“震懾”住，那就不叫亡命之徒了。他們最愛幹的事就是無事生非。現在你有事了，他當然更瘋狂，更亡命。
　　虹口公園事件的發生，實際上是在敏感時間發生的一個玩火舉動。我們看着爽，但其實真的很危險。
　　因為時間不對。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2月29日，那就好極了。其間正是兩軍交鋒之際，所謂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主將殞命，必然會使日軍軍心大亂，同時，所謂的七丫口登陸可能也就實現不了了。
　　然而這是在停戰期間，雙方已經在談撤兵的事了。這個節骨眼上發生這種事，對日本軍隊中那些唯恐天下不亂的好戰分子來說，簡直可以說是求之不得。所以當時就有人稱這是第二個薩拉熱窩事件。在日本國內和上海，已經有些人在蠢蠢欲動，想找中國人的麻煩，並藉此引發更大爭端。
　　實際上，從後來披露的事實來看，也的確有國人在幕後參與策劃，甚至19路軍的主要將領和有“中國暗殺大王”之稱的王亞樵（又一位猛人）都在裡面。據說是他們聯合上海的朝鮮流亡政府安排了這次剌殺行動（中方出經費，朝鮮出人）。
　　（262）

　　這裡有必要交代一下中朝之間的關係。中國民間抵制日貨起於“濟南慘案”，但大規模行動則是從萬寶山事件朝鮮屠殺華僑開始的。當年南京政府曾派人化裝成日本學生到平壤進行調查，看到滿街都堆放着華僑的商品，連車都開不了，其狀甚慘。
　　萬寶山事件從本質上說是日本發動的一次有計劃的挑唆，但事實上並不成功，因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快中朝民間就達成共識，把仇恨矛頭對準了共同的敵人，所以朝鮮流亡政府明里暗裡一直得到中國方面的保護和支持。
　　在虹口公園謀剌案中，由於剌客尹奉吉堅不吐實（這一點朝鮮人一向很為硬氣），負責剌殺行動的朝鮮領導人也在事後成功逃脫，導致日本人手裡並不掌握中國參與其中的真憑實據。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日本正好碰到了一件讓他們更頭大的事。
　　那就是雖然在東北搞了一個偽滿洲國出來，但外面有李頓調查團找麻煩，裡面有東北義勇軍一波一波地翻江倒海，關東軍的日子那是相當難過，急需上海這邊調兵過去支援。
　　也就是說，至少政客們（包括那個以強硬出名的松岡洋右）已經都清楚，日本在上海再也玩不起了。
　 　犬養首相年紀一把大，所幸腦子還不算太糊塗，知道事情鬧大了對自己沒好處，因此認為不能聽那些狂熱分子瞎嚷嚷。他的女婿、外相芳澤跟他意見一致。這位兄 弟雖然能力不咋的，卻也正因為不是強人，所以不太敢惹事。他按照老丈人的吩咐，給重光葵發指令，要求後者其它的先不要管，想辦法儘快結束上海停戰談判要 緊。
　　在識大體、顧大局這方面，日本政客的表現要比軍人強多了。斷了一條腿的重光葵就很有覺悟，知道與“滿洲的前途問題”相比，“上海事件”的確不能再拖下去了，需要“適可而止”，否則，“勢將為國家前途招致不可挽回的災難”。
　　真正對上海停戰談判起到推動作用的，實際上還是國聯。具體一點，就是“19國委員會”。
　 　有顏惠慶在國聯周旋，“19國委員會”當然是有意無意幫着中國人說話的。他們針對上海時局，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這個方案雖然也沒有明確日軍完成撤退的 時限，但規定這個時限可由上海停戰共同委員會決定，“如遇一方要求時，有權宣布日軍合理完成撤退之時機”，而委員會在做決定時，可以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 則進行。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這個方案其實是很有些門道在裡面的。
　　上海停戰共同委員會是由中日和英美法意等國共同組成的。所謂“少數服從多數”，就是說只要大多數國家都同意了，日本就算不同意也沒用。
　　“如遇一方要求”，沒說是哪一方，中國可以，日本也可以。最重要的是“有權”和“合理”那兩個詞。中國要求3個月撤軍，委員會說合理就合理。日本要求6個月撤軍，委員會說不合理就不合理。
　　也就是說，日軍撤兵期限的決定權，其實在第三國手上。
　　中國外交部看到這個草案後，馬上就同意了。
　　日本人也不是傻子，他們也看出了其中的玄妙。外相芳澤專門給國聯發了個電，聲明堅決反對這個決議草案。
　　（263）

　　眼見日本不上套，英國人又跑來協調。
　　英國人雖然不讀《論語》，中庸的思想倒是被他們吃透了。這回他們又提出了一個折中辦法。
　　你不是對決議草案有意見嗎，那我給你拿掉一條，修改一條。
　　拿掉的這條是“少數服從多數”。修改的是日本撤軍期限，明確為在“最短期內行之”，也就是雖然不規定你什麼時候走，但越快越好。
　　這就算是給日本人留了面子。
　　中國同意了，日本也同意了。成交。
　　於是，折中案被上報19國委員會，後者以此為基礎，擬定了上海停戰和撤軍的決議草案。
　　4月30日，國聯大會對19國委員會提出的草案進行表決。除日本棄權外，其他各國都投了贊成票。
　　國聯大會不是理事會，沒有什麼要全體通過的規矩。棄權的就等於沒來，因此結果是一致通過。
　　這就是國聯“四月決議”。
　　5月5日，雙方代表正式在《淞滬停戰協定》上正式簽字。至此，上海戰事和相關談判全部結束。
　　我發現，在很多歷史著作中（甚至包括一些比較權威客觀的論著），一個是“一二八”淞滬會戰本身，一個是談判結果，其評價竟然常常是冰火兩重天。
　　前者主要是褒。最權威的應該算是國學泰斗章太炎的評價。他說，從清代光緒皇帝開始，我們國家在戰場上與日本一共遭遇過三次，即中日甲午戰爭、“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會戰，只有這一次取得過大勝（“自清光緒以來，與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章太炎的話應該是比較客觀的。這個人說話很直，當年他與孫文曾經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但也曾毫不避諱地當面對這位戰友提出批評。
　　章老還有一段很精僻的話：
　　“余聞馮玉祥所部、長技與十九路軍多相似，使其應敵，亦足以制勝。惜乎以內爭散亡矣。統軍者慎之哉!”
　　這個大家應該能看懂。他認為以國內地方部隊的實力來看，可與19路軍相提並論的，只有一個西北軍。“所部”相似，是指二者均為地方軍。“長技”是指兩軍具有相同的一些優勢。
　　當時的西方人在這次戰爭中第一次發現中國人也這麼能打仗，並概括參戰中國士兵有三個特點，即鐵足、夜眼、神仙腹。
　　鐵足，就是腳板子硬，所謂行軍不怕遠征難，日軍用汽車、輪船裝了跑，他們就靠兩條腿，累得七葷八素，倒在陣地工事上照樣瞄準射擊。夜眼，就是會走夜路，長於且敢於夜戰。神仙腹，不是說他們有彌勒佛的大肚子，而是說他們不吃飯也能打仗。
　　其實這後兩樣都是讓鬼子給逼的。白天有日機和大炮轟炸，打起來也不痛快，那就不如晚上幹仗了，畢竟只要顧地面這一頭。同樣道理，前線官兵只能吃兩餐，即拂曉前日軍的飛機大炮開工前吃一頓，然後就得等天黑，這些孫子收工後才能再補吃一頓。
　　這些特點，強悍的西北軍也曾一一具備。
　　可惜後者在內戰（中原大戰）中就打沒了。真是可惜。當然了，章老在這裡點名的（馮）、不點名的（蔣閻汪等諸位）都批評了。
　　（264）

　　總之，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對這場仗一般都持肯定態度，認為打得好，打得爽，打出了中國人的精氣神。我看到最多的，無非就是有的說19路軍功勞最大，有的說第5軍打得也不錯，還有的說義勇軍甚至後方群眾和學生更沒閒着。
　　這個我認為問題不大，都是中國人嘛。打仗的時候不分彼此，軍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何須分得那麼清楚。
　　讓人看不太懂的是後者，也就是對談判結果的評價。
　　不少書上都是再熟悉不過的四個字：喪權辱國。
　　我以為，這四個字不能到處濫用。
　　中日甲午戰爭，那是喪權辱國，又割地又賠款，除了丟臉還是丟臉，除了吃虧還是吃虧。
　　“九一八”事變，那也是喪權辱國，一槍未放，一彈未發，就把東北大好河山丟給了日本人。
　　“一二八”會戰呢，我們該用能用的資源幾乎都用了，該上能上的人也幾乎都上了，跟日本人打得死去活來，弄到最後還是落得一個喪權辱國，那我們當初還瞎起個什麼勁？這麼多愛國將士豈不是都白白流血犧牲了？
　　打仗畢竟不是在玩電子遊戲，是為了達到雙方的政治目的。這是被稱為西方兵聖的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反覆闡述的一個觀點。同樣，什麼樣的戰爭結果也直接決定着談判桌上的得失進退。
　 　章太炎所說的“大捷”其實主要還是指的局部“大捷”，比如第一次廟行大戰，可以稱得上是大捷。然而作戰就和下圍棋一樣，不到最後一刻，就不能說誰贏誰 輸，只有笑到最後的才是好漢。就全局而言，我們很難說取得了根本意義上的“大捷”，不僅如此，在日軍七丫口登陸後，中方一度還表現得相當被動，無論是第5 軍還是19路軍，都有些力不從心了。
　　歸根結底，中日雙方在戰力和裝備上並不在一個檔次。
　　開戰之初，有人在南京親眼看到部隊調赴前線作戰（可能是指19路軍毛維壽師），天正好下着雨，許多士兵連一件起碼的雨披都沒有，就那麼渾身淋得濕漉漉地往前跑。在他們身上，除了步槍，就是偶爾能見到的一兩挺機關槍，其它一無長物。觀者不禁“淚為之下”。
　　即使是第5軍，雖說是德械師，號稱中國軍隊中裝備最好的部隊，其實也沒有像日軍那樣的飛機大炮坦克撐腰（炮有幾門，但不多），更遑論其它。因此，一直以來，我們的戰士其實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抵擋敵人如雨的炮彈和肆虐的坦克！
　　加上由於各種原因，雙方的援軍，一個上得快，一個上得慢（很早就接到動員令的蔣鼎文師和胡宗南師趕到上海時，戰事已經結束），如果繼續打下去，勝利的天平究竟會朝向哪一方，還真的很難說。
　　說到這裡，你可能會強調，不是說日軍只能支撐三個月的軍費了嗎，我們的軍隊也不止那一點點，再跟它耗下去，日本國家小，耗不過我們。
　　關於這一點，請大家記住了，日本小歸小，但非常經耗能熬，也就是說這個國家在某些方面跟我們一樣，有很強的忍耐力，而且這種忍耐力還不是一般的強。
　　（265）

　　對日本人相當了解和熟悉的小泉八雲就認為，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忍耐、最經濟、最簡單的民族之一。即使是在外人看來難以忍受的生活環境和條件下，他們仍然能夠繼續生存下去。
　 　後來抗戰全面爆發後，有人說了一句在我看來很有些道理的話。他說中日兩國都弄錯了。日本認為它三個月就能把中國給滅了，結果三年也沒實現這個夢想，而中 國戰前的估計也錯了，中國人認為，日本那麼小的國家，又沒有什麼資源，滅不了中國的話，它馬上自己就受不了，肯定得發生內亂，結果抗戰打了八年，日本島內 外的軍民雖然過得苦不堪言，卻沒發生什麼大的內亂，還很團結，直到天皇發布詔書，才不情不願地宣布投降。
　　就“一二八”淞滬會戰最後雙方的戰線來看，中國軍隊已經退到了常熟崑山一線，而日軍基本控制了上海及其西北郊，從力量對比上，無論是武器裝備還是部隊人數，中方早就沒有了任何優勢。別說反攻後再把失地奪回來，能堅守住現有防線就算不錯了。
　　評價談判成果，我們得從這個實際出發。
　　讓我們再看一下《淞滬停戰協定》的內容。
　　一般人批評的所謂“喪權辱國”，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駐兵問題，二是主權損害問題。
　 　在駐兵上，確實規定中國軍隊不能進入城區（“留駐其現在地位”），但城區內仍有中國軍警可以控制。實際上，至7月17日日軍全部撤出上海後，所有其退出 地區已完全由上海市公安局行使警察權。崑山常熟一線離上海並不遠，如有緊急情況，所駐部隊絕對來得及在第一時間內趕赴上海。
　　有人認為，《淞滬停戰協定》讓日本駐軍更方便了。這一點本人有些不敢苟同。
　　協定上面說的是，“日本軍隊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之越界築路（地帶）”。事實是至5月底，除海軍陸戰隊和憲兵外，其餘日軍已全部撤離了上海，也即恢復到了“一二八”會戰前的狀態。
　　至於日軍還可以在租界以外的地方駐紮，主要是這一段文字：“若幹部隊，可暫時駐紮於上述區域（指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築路地帶）之毗連地方”。
　　關於這個，我有三點看法。
　　第一， 上面說的是“暫時”。
　　第二， 實質上日軍後來都撤走了。
　　第三， 日軍這樣的機動化速度，想來上海馬上就能來，他們其實也不願意天天窩在那裡，還要不斷開銷軍費。
　　最後一個，主權損害問題。我看到一本專著（憑心而論，這本專著在同類著作當中還算是比較嚴肅客觀的）上把共同委員會都拿出來說事了。
　　因為這個委員會，有“監視”《淞滬停戰協定》的“履行”，以及“查明”中日軍隊駐紮情形的權力，作者就說這是侵犯了中國的主權。
　　我有些無語。你要硬這麼說，不是抬槓嗎，那現在聯合國部隊還進非洲國家監督雙方停戰呢。你要把事情辦完辦好，總得找個第三方的公證人吧。要不然，你讓日本人來“監視”或者“查明”？
　　（266）